前面章节中所描述的那些重大变化显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要想对它们做出精简的解释实属不可能。然而，在大约同一时期内众多工业化国家的各种不同社会指标一齐发生变动的事实，多少为我们指示出一种在更加普遍的层面进行解释的路径，从而把繁难的分析任务简化。如果同样的现象在一大批国家里发生，我们就可以把仅仅适宜于某一国家的解释剔除在外。
接下来，我将介绍社会理论家提供的有关大断裂不同方面的可能原因的解释，它们已经成为被多数人接受的意见。我首先介绍意图同时能解释大断裂所有方面的宏大阐释，然后转向针对大断裂某一具体方面问题的那些解析。这些解释，我有的赞成，有的则视之为谬论或不完备之论。
美国例外论
首先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是否发生了大断裂。许多欧洲人倾向认为社会秩序的崩坏只是发生于美国的独特现象，大多数困扰美国的严重的社会症候都没有降临在他们的社会中。正如第二章中举出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美国总是拥有明显更高的离婚率和犯罪率，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及其他社会病，同时又在经济增长、创新、科技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方面胜出一筹。 [1] 美国例外论在暴力犯罪率问题上最为明显，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谋杀、绑架和严重人身伤害案发生率最高的国家。谋杀率比欧洲许多国家以及日本高出一个量级，纽约市一个城市发生的谋杀案曾一度比英国或日本全国还多。 [2]
如果大断裂只发生于美国，我们也许会被引向一种解释，即这种情况源于美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以及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或里根主义大行其道。像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和西蒙·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这些评论家业已就美国文化的特别之处做出详尽的分析，诸如反国家主义、憎恶权威、对经济流动性的热盼等，这些特点都特别容易导致家庭破裂、犯罪和社会失范。 [3] 美国的少数族群（比其他发达国家人数比例要大）也造成上述方面指标的恶化。例如，美国非拉美裔白人的非婚生育率，就处于欧洲国家未婚生育率高低排名的中游水平。
不管对美国例外论所做的跨文化解释多么成理，它们仍无法解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众多发达国家中都出现的离婚、未婚生育、犯罪和不信任的比率同时上升的现象。
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的家庭破裂和犯罪的统计指标其增长率超过美国（尽管它们的起步水平较低）。 [4] 这反过来说明，引起变化的不仅仅是美国独有的因素，而是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所共同面对的那些因素。
除此之外，考虑到一系列更广泛的指标，美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众不同。我们已经了解到，多数北欧国家非婚生育率高于美国，其他英语国家如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非婚生育率也不逊于美国。犯罪率的情况也是如此。犯罪学家詹姆斯·林奇（James Lynch）指出，在严重财产犯罪方面，1988年和1992年，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的破门盗窃率高出40%，加拿大高出12%，英格兰和威尔士则高出30%。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财产犯罪率在降低，而同一时期该指标高于美国的欧洲国家数量却在增多。人们的一般印象中，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最严苛，这种看法也不对：美国人均坐监率高的同时，其暴力犯罪数量也最多。美国对于某一罪行给予监禁惩处的可能和对杀人犯判处的刑期并不是特别高，有时实际上还比较低。美国有着欧洲所没有的庞大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是一个汇聚了长期居于贫苦的社会阶层，与劳动阶层（working class）不同的是，它代表着暴力犯罪、吸毒、失业、教育不良以及家庭破裂。社会底层在许多欧洲城市不是出现在城市中心而是在郊区地带，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集中的地区。不过，欧洲的贫困往往比美国的贫困要更具规律性，性质上属于结构性贫困而非文化性贫困。 [5]
一般原因
概括而言，至少有四种观点被提出来用以解释为什么与大断裂有关的那些现象会发生：一是它们源于不断增长的贫困和/或收入不平等，二是相反的原因，即不断增长的财富，三是视之为现代福利国家的结果，四是将它们归因于一场更广泛的文化转变，包括宗教衰落和个人主义的自我满足超越社团义务等。
在我看来，上述所有观点在解释为何社会规范从1965年起发生如此迅猛转变时均有缺陷。这些变化的确根源于价值观，因此也就深植于第一章中所说的文化方面更为广泛的转变之中。不过这依然存有疑问，即为何文化价值观在那个时候发生转变，而不是在之前或之后的一代。发生在两性和家庭规范领域里的转变，我想可以用两个因素来解释。一是在工业时代的经济向信息时代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性质发生的重大转变，二是一项个别的技术创新——避孕药。这些具体的原因将在随后的两章中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