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
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逐渐完成了向所谓“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或“后工业时代”的转变。 [2]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将这一转变称为“第三次浪潮”，以此作为继人类历史上从猎狩文明向农耕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发展浪潮。 [3]
这一转变由许多彼此关联的部分组成。经济方面，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财富的来源。信息社会中典型的工人不是工作于炼钢厂或汽车生产厂，而是就职于银行、软件公司、餐饮业、大学或社会服务机构。不管通过人还是越来越自动化的机器，都能体现出信息情报（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的作用无处不在，脑力劳动即将取代体力劳动。廉价的信息技术使信息能轻易跨越国界，从而带来生产的全球化，而通过电视、广播、传真和电子邮件快速传播的信息也同时侵蚀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疆域。
围绕信息建立起来的社会可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平等，这是生活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人们最为珍视的两样东西。选择的自由如今大大增加了，你可以自由选择观看某个有线电视频道、去某一家平价购物店或者同互联网上遇见的某些人交朋友。存在于政治机构或公司企业中的各种等级制，都遭受压力并走向崩溃。庞大而僵化的等级制力图通过规章制度及其约束力来实现对其体系内的全盘控制，而向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转型，通过向人们开放信息的获取而赋予他们权力，削弱了等级制的统治。就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这样等级森严的老牌公司，要让位于更小规模、更扁平化和内部更容易机会均沾的竞争对手；苏联和东德无力管控该国人民所拥有的知识而最终导致政权倒坍也是同样道理。
所有用文字或言谈探讨信息社会转变的人无不对此大加颂扬。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的评论家，诸如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阿尔·戈尔（Al Gore）、托夫勒夫妇（Alvin and Heidi Toffler）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认为信息社会的种种变化会对经济繁荣、自由民主乃至社会整体带来益处。信息社会的许多好处确实显而易见，但是不是它的全部后果都是积极的呢？
人们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创立视作信息时代的开端，但工业时代的渐行渐远却始自美国传统工业区的去工业化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似的制造业转型，这一过程持续了超过一代人之久。这一时期，大约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到20世纪90年代初，也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社会状况严重恶化的时期。犯罪率上升、社会不稳定加剧，使得最富有国家的城市中心地带变得几乎不宜人居。亲属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两百多年来一直在衰落，并且在20世纪后半叶愈演愈甚。多数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生育率下降，甚至到了如果没有持续的移民进入，人口将出现倒增长的地步；结婚生育的比率减少；离婚率（家庭破裂）飙升；三分之一的美国新生儿为非婚生产，在北欧，这一比例超过半数。最后，对组织机构的信任程度四十年来一直在深度下滑。20世纪50年代末，多数美国和欧洲民众对政府和同胞表示信任，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少数人还怀此信任。人们彼此间的相互往来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人们的交往变少了，但相互的联系变得不那么持久和紧密，交往人群的规模也变小了。
这些显著的变化在许多相似的国家出现，并且大致发生于同一个历史时期。这些变化造成了原本在20世纪中期盛行的工业时代社会价值的大断裂，也是本书第一部分要致力的主题。社会统计指标如此快速而集中的变动很不寻常；即便不知事出何因，但有理由猜测这些变化是相关的。虽然像威廉·班奈特（William J. Bennett）这样的保守主义者 [4] 常常因为喋喋不休地讨论道德滑坡而饱受批评，但他们大抵无错：社会秩序崩塌，不是出于怀旧病、记性差或被以往时期的伪善蒙蔽。道德滑坡是可以通过犯罪率、非婚生育数量、教育产出和受教育机会减少的程度、信任缺失状况等类似统计结果来测量的。
西方社会中社会黏合度的降低和使民众团结在一起的普遍价值的衰落，这些负面的社会发展趋势，仅仅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从工业时代转向信息时代时才发生的偶然现象吗？本书的假设是，二者其实存在紧密的联系，一个更加复杂、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除了带给我们各种福利外，随之而来的也自然有社会和道德生活的坏事物。时代转型和社会趋势的变化二者之间存在技术、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工作性质的变化逐渐使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从而使得千百万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并颠覆了人们对家庭基础的传统观念。避孕药和延长寿命一类的医药技术革新削弱了繁育后代和组成家庭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原本盛行于市场和实验室中、刺激创新和发展的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溢流到社会规范（social norms） [5] 的领域，侵害了各种权威，削弱了将家庭、邻里和国家团结起来的凝聚力。当然，整个情况要远比这复杂，每个国家的情形也各不一样。不过总体而言，技术变化带来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市场中的“创造性破坏”，也同样造成社会关系领域相似的分裂。不如此反而是咄咄怪事。
不过事情也有光明的一面：社会秩序一旦紊乱，就会倾向于重新塑造。有许多如今正在形成的迹象说明了这一点。如此的期待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人类本质上 是社会性生物，其最根本的内驱力和本能会令他们塑造道德律令从而使他们以群体形式（community）团结起来。并且，他们本质上也是理性的，其理性本质使得他们能自发地创造彼此合作的方式。宗教在这一过程中常常发挥作用，但它并不像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而许多左翼分子所认同的强大且宽泛的政府也并非必要条件。人类的自然状态并非霍布斯想象的那种“人人相互为敌” [6] 的战争状态，而是由众多道德律令的存在而秩序化的公民社会。并且，这些看法已得到近来涌现自生命科学的众多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撑，例如神经心理学、行为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和人类行为学，以及运用生物学方法展开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关于秩序如何产生，不再认为是政治或宗教方面的等级体系权威自上而下的授受，而认作是在分散的个体基础上实行自组织的结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认知成果之一。本书第二部分跳出大断裂引发的当下的社会问题而提出更多一般性的问题，首要的便是社会秩序从哪里来，以及它在变动的环境中如何演进。
社会秩序源自某个中央集权的、理性的官僚等级体系是工业时代的代表性观念之一。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通过观察19世纪的工业社会指出，理性化的官僚制实为现代生活的精髓所在。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信息社会中，政府和公司企业都不会完全依靠正规的、官僚化的规则来组织受辖或受雇的人们。相反，它们会将权力分散和下放，依靠名义上归附于其下的人们自我进行组织。这种自组织的先决条件就是将行为的规则和规范内化，这也说明21世纪的世界将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非正式规范（informal norms）。因此，向信息社会的转变纵然破坏了（既有的）社会规范，但一个现代的、高度科技化的社会不可能离开社会规范而运行，它会受到大量的激励来塑造（新的）社会规范。
本书第三部分从历史和发展两方面考察了此种秩序的来源。一些保守主义者长期以来坚持认为，社会道德秩序已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衰败过程。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启蒙运动及其用理性取代传统和宗教的主张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来源，伯克的当代后继者延续其说，认为世俗的人文主义是今天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保守主义者对于过去几十年中道德行为在某些重要方面存在堕落这一点上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他们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秩序不仅是在退步，从长远看也是在进步。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两个国家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前后这段时期内的确出现过十分明显的道德严重衰败问题。所有大城市犯罪率上升，家庭破裂和非婚生育比率提高，人们彼此孤立，酒类饮品销量增加（美国尤甚，1830年的人均消费量是今天美国人的三倍）。不过从20世纪中期至该世纪末，每十年间的上述社会指标随时间推移逐步呈现好转：犯罪率降低，大量家庭组建起来，醉汉纷纷戒酒，新兴的志愿组织纷纷涌现，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社区归属感。
有相似的迹象表明，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大断裂正开始回潮。美国等国家的犯罪曾一度猖獗，而今则大幅减少。离婚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下降，同时有新的迹象表明，非婚生育率（至少在美国）即使没有回落，也与过去持平。对主要公共机构的信任度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有所提高，公民社会出现繁荣景象。此外，大量感性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传统社会规范在回归，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不再受欢迎。当然，还远没有到断言这些问题已经过去的时候。不过，同样错误的是认定我们无力对信息时代的技术、经济状况作出社会性方面的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