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父母希望带给孩子的性格特质可能与更为微妙的个性因素相关，这样做的好处不如外貌或智商那般明晰。父母一代可能正处在一时兴起、文化偏见或简单的政治正确的摇摆中：上一代人可能钟情于骨瘦如柴的女孩、性格温柔的男孩，甚至是红色毛发的孩子——这些偏爱很容易就不再是下一代的心头之好。也许有人会辩解，父母有权代孩子做出这样的误判，并且这些误判一直存在，如使用错误的方法教育下一代，或给孩子灌输古怪的价值观念。但以某种特定方式培育长大的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基因改写更像是在孩子身上打上了文身的烙印，她以后都不能移去此烙印，并且只能将它延续到，不止是她的后代，而是其后所有的后裔。 [18]
第3章我们曾经提及，现在我们已经在使用精神治疗药物使孩子中性化，又如给忧郁女孩服用百忧解，给多动男孩服用利他林。也许由于任何不确定的原因，下一代人可能更偏好于极端富有男子气概的男人或极度具有女性气质的女子。如果不喜欢展现在后代身上的特质，你完全可以停止使用药物。而基因工程后果是，把这一代的社会偏好栽入到下一代身上。
什么符合孩子最好的利益？父母在此问题上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断，因为他们通常依据自己的议程来征询并倚赖科学家与医生的建议。出于单纯野心希望掌控人类本性，或在纯粹意识形态假定的基础上设定人类可以成为的样子，这种冲动实在太司空见惯了。
记者约翰·科拉品托（John Colapinto）在他的书《回归自然》（As Nature Made Him ）中描绘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大卫·赖默尔承受了双重的不幸，在一次糟糕的事故中他的阴茎不幸被烧灼，其后他又处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常著名的性别专家约翰·莫尼的监管之下。约翰·莫尼处在“自然—人工谁更重要”争论的另一极端，他坚持认为，终其一生职业所得，所谓的性别认同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出生之后所建构的。大卫·赖默尔为莫尼提供了一个证实他的理论的机会。大卫是单卵双胞胎的其中一个，因而可以与他基因同样的双胞胎兄弟进行比较。在那次烧灼事故后，莫尼对这大卫进行了阉割，并将他作为一个女孩来抚养，取名布伦达。
布伦达的生活就是一个私人地狱，因为她自己知道，不像她父母和莫尼所说，她其实是一个男孩，并非女孩。一开始的时候，她坚持站着小便而不愿坐下。后来：
加入了女童子军，布伦达的生活简直糟透了。“我仍然记得编雏菊花环和女孩方式的思考。如果那是女童子军当中最让人兴奋的事情，我还是忘掉它吧。”大卫这样回忆道，“我不断在想我的哥哥在幼童军所做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圣诞节和生日时，布伦达会收到娃娃作为礼物，但她拒绝玩这些娃娃。“你能和娃娃玩什么？”今天的大卫反问道，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沮丧。“看着娃娃？给她穿衣服？然后脱下衣服？给她梳头发？这太无趣了！如果有一台小车，你可以驾驶着去一个地方，非常有成就感，我需要汽车。” [19]
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性别认同的努力带来如此严重的情感折磨，以至布伦达一到青春期后，就与莫尼解除监管关系，并且通过阴茎再造手术完成了性别的转换；据说现在的大卫·赖默尔已经结婚，并且生活得很快乐。
目前，对于性别的差异已经能够有很好的理解，它从出生前就开始了，当人类男性的脑部（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在子宫里浸泡在睾丸素中，会经历一个“男性化”的过程。然而，这个故事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尽管将近十五年，莫尼在他的学术论文中断定他已经成功将布伦达的性别认同转换成了女孩，但事实却正好相反。莫尼因为他的研究而声誉广播。他的欺骗性研究成果得到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著作《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 ）的呼应，受到《时代》杂志的关注，获得《纽约时报》的致意，并被编纂进无数的教科书中，其中一本教科书这样引用道，它证明“孩子可以被轻易地培养成为相反的性别”，并且到底天生的性别差异在人类中是否存在“是尚不明确，并且可以通过文化习得进行掌控的”。 [20]
大卫·赖默尔的例子可以作为未来如何使用生物技术的有益提醒。大卫的父母是出于爱而做此选择，他们对儿子被灼伤的遭遇感到绝望，因而同意进行这个“令人恐惧”的治疗，随后很多年他们都深感自责。约翰·莫尼却受科研虚荣心、学术野心、创造一个意识形态指向的欲望等一系列原因的驱使，令他忽视相反的证据，并且完全与他的病人的个人利益相背而行。
文化的规范也可能使得父母做出损害孩子利益的选择。有个例子我们先前略有提及，在亚洲，人们用声波图来判断后代的性别并选择是否流产。在许多亚洲国家的文化中，生儿子意味着在社会声誉和养老上的明显优势。但这明显对那些未出生就夭折的女婴是一种伤害。失衡的性别比例同样使男性作为一个整体难于找到匹配的伴侣，并且减低了他们在婚姻市场与女性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如果未好好教养的男性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危险的暴力和恐怖行为，那么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都会因此遭殃。
如果从生殖技术再谈到生物医药的其他方面，我们会发现个人理性选择可能导致其他类型的负外部性。其中一类与老龄化及未来的寿命延长前景相关。当人面临选择死去还是通过医疗干预延长寿命时，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即便因为接受治疗，他们的生命乐趣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减损。假使大多数人做出将寿命延长10年的决定，这样做的代价，我们假设是30%的身体功能的消退，由此一来，整个社会需要为延长寿命的决定买单。事实上，这样的情境已经在有些国家发生，如日本、意大利、德国，它们有迅速老龄化的人口。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更为令人绝望的场景，依附性人口比例如此之大，导致整个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准实质性地下降。
第4章中关于生命延长的讨论显示这些负外部性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计算。老人不愿退位会阻挡更年轻一代人在以年龄定性的等级结构中向上移动。当任何人都想做出尽可能推迟死亡的决定时，人类作为整体也许并不会感受到生活在中位年龄是80或90岁的社会的乐趣，那时性交和生育成为一小撮少数群体从事的活动，或者，自然的出生、成长、成熟及死亡的循环被阻断。在极端的境况中，死亡的无限延后将会使社会对出生人数进行严格控制。照料老人已经开始取代抚养婴儿，成为今天活着的人们最主要职责。将来可能更感受到桎梏，因为有两代、三代甚至很多代祖先依赖于他们的照料。
另一类重要的负外部性，与人类许多富于竞争性、零和特质的活动和性格气质息息相关。高于平均身高的人群在性别吸引力、社会地位、竞技性活动机会等诸如此类事情上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可能是相对的：如果父母都寻求使孩子足够高到打NBA，它可能会产生“军备竞赛”，那些参与竞赛的人也失去了净优势。
在诸如智力这样的个别特征上这类负外部性可能更为显著，增强智力被认为是将来基因改进的最显著目标。在生殖与智商高度相关的情形下，一个拥有较高平均智商的社会可能更为富有。但是很多父母追求的智商增进，在许多方面将会被证明是虚幻的，因为更高智商的优势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21] 比如，人们想生养智商更高的孩子，因此他们能够挤进哈佛，但能够取得哈佛录取资格的竞争是零和的：这意味着如果我的孩子通过基因治疗的方式更加聪明，并且入读哈佛，那么他/她就可能取代了你的小孩。我做出决定要一个人工婴儿，会让你承担后果（或者说，你的小孩承担后果），但整体说来，谁更富有这并不清楚。这种类似的基因“军备竞赛”会对下面一类人产生特定的负担，这些人，由于宗教或其他原因，不愿对孩子进行基因改造；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做，对他们而言想要坚持放弃的决定就会愈加艰难，因为担心会阻挡孩子的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