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未来的第一条路与技术并不相关，而仅仅是人类不断增加的关于基因学和人类行为的知识积累。许多现在从“人类基因组工程”得到的收获来自对基因组的了解——对基因运行规律的把握——而不是潜在的基因工程。比如，基因组学使针对个别患者量身定药成为可能，大大减少不必要的副作用；它也会让植物育种专家在开发新物种时拥有更为精确的信息。 [2]
然而，将基因与人类行为相连接的尝试远远早于“人类基因组工程”，也早已导致了非常激烈的政治讨论。
至少倒推到古希腊时期，人类就开始辩论“人类行为是出于先天本性还是后天养成”，二者孰轻孰重。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自然科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倾向于强调文化对人类行为的驱动，而忽视自然本性的一面。不过，现在钟摆已经摆到另一边了，许多人会觉得向相反方向摆得太过了，近年来人们倾向于支持基因决定论了。 [3] 这个对科学展望的转变已经体现在大众传媒的方方面面：一切都是“基因影响”的，从智商到肥胖，甚至是人的攻击性。
关于人类行为是遗传还是文化起主导作用的论辩，从一开始就富有高度的政治意味，保守派倾向于支持先天本性解释，左派则强调后天栽培的作用。二十世纪前期，遗传学的观点被各色种族分子和偏见人士滥用，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种族、文化或社会就是劣等的。希特勒不过是这种基因决定论思维的最著名的右翼分子罢了。1924年美国更严格的《移民法案》通过前，许多移民的反对者，比如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在他1921年出版的著作《伟大民族的延续》（The Passing of Great Race ） [4] 中说道，从北欧到南欧的移民主体的转换，意味着美国种族成分的退化。 [5]
对遗传论的质疑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有关基因学讨论的背景。进步派学者着力于回击自然本性论的观点。这不仅是因为人群之间的自然差别暗含着社会等级，也因为对人类自然特征（即便是人所共有的）的强调，限制了人类的可塑性，也禁锢了人类的希望和梦想。这其中，女性主义者最为坚决地反对男女差异是基因决定而非社会建构的任何主张。 [6]
极端社会建构论与极端遗传论两种观点的共同困境是，在当下可以获得的实证依据下它们都站不住脚。在动员民众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美国军队开始大范围地对新兵员进行智力测试，世界上第一次有了不同种族和族群的认知能力的数据。 [7] 这些数据被反对移民者获得，并用来作为犹太人和黑人是所有人种中智商最低下者的证据。在早期反对“科学种族主义”的一些重大例子中，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他构思缜密的研究中发现，移民孩子的头部大小和智商与在美国长大的本土孩子相当。其他人也证明，士兵的智力测试深含文化偏见（因为测试中要求孩子辨认网球场，而大多数移民者的孩子见都没见过）。
另一方面，所有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长都有经验，孩子个体间的差异无法简单地由抚养和成长的环境来解释。直到现在，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人类行为的自然或文化源泉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过行为遗传学，一条是跨文化人类学。未来也许可以更为精确地通过分子和神经的渠道去辨知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行为遗传学主要是基于同卵双胞胎的研究——理想状态下，双胞胎被分别抚养长大（这里主要是指单卵双生子，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受精卵）。众所周知，同卵双胞胎拥有相同的基因型——也就是相同的DNA——我们假设同卵双胞胎后来在行为上表现的差异刚好反映了成长环境的不同，从而否定遗传的作用。通过对比双胞胎的行为——比如，在不同年龄段进行智力测试或者观察犯罪记录、职业记录——这有可能得出统计学者所谓的方差值，用以衡量基因所导致的结果。剩下的自然是由于环境的影响。行为遗传学也研究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非亲生兄弟姐妹的例子（比如收养的孩子）。如果共有的家庭环境和培养方式在塑造孩子的行为方面，真如反自然论者所强调的那样强大，那么这样一些非亲生的兄弟姐妹应该表现出比随意抽取的不相关的孩子有更高的行为相似性。比较这两组相关性，我们就可以获知共有环境的影响。
遗传基因学的结论总是令人震惊，尽管由不同的父母在不同的环境和（或）社会经济背景下抚养长大，双胞胎的行为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关性。当然，这个方法也不是无可挑剔，主要的一个缺陷在于如何定义不同的环境。在许多案例中，双胞胎尽管被分开抚养，却多数时候被暴露在类似的环境之下，这就使得无法区分自然或人为的影响。比如，行为遗传学者可能忽略了母体的子宫这一“共有的环境”，它在基因型（genotype）成长为表现型（phenotype）乃至个体的人的过程中影响巨大。当然，同卵双胞胎必然在同一个子宫中长大，但假设相同的胎儿成长在不同的子宫中，情况也许会完全不同，比如假设这个母亲营养不良、酗酒或者吸毒。
第二种也许没有那么精确地发现人类行为根源的方法，是对一个特定的特征或活动进行跨文化的研究。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对各式社会人类行为的人种志记录，它们包括现存的人类社会，也包括透过历史或考古得知的人类社会。这是动物行为学的典型研究方法，对动物行为做比较研究。
这一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很难发现存在于人类思维和行动中的普世模式。人类在行为上比动物具有多得多的差异性，因为人类在更大程度上是文化的产物，通过法律、习俗、传统和其他出自社会建构而非自然本性的影响来学习行为。 [8] 博厄斯之后的文化人类学者更乐意于强调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二十世纪许多经典的人类学著作，比如，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Age of Somoa ），都表明许多西方熟悉的文化行为，如因爱生恨或青少年性行为的规矩在非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 [9] 这一传统在美国许许多多大学的“文化研究”系中延续了下来，它们多强调人类行为中偏离、越轨或其他反常的模式。
然而，还是有一些文化的普世性：尽管一些特别的亲属关系模式，比如中国的五代同堂或美国的小家庭并不普遍，但是一夫一妻制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典型行为，黑猩猩就不如此。人类语言的内容是多变并且由文化塑造的，但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最先发现，所有语言基于其上的语法的“深层结构”却并非如此。许多为用来反对存在认知的普世模式而进行的异质或反常行为研究，比如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研究，是有缺陷的。印第安的霍皮人（Hopi）曾经被认为没有时间观念，但事实上他们有；只是研究他们的人类学家没有发现而已。 [10] 色彩曾被认为富含社会建构的意味，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蓝色”或“红色”事实上不过是一段连续的光谱中的点而已。然而并非如此。有一项人类学研究要求来自完全异质文化的参与者摆放颜色板中他们社会常常使用的颜色，实验结果却超越了文化界限，所有参与者都使用了相同的第一主用和第二主用颜色。这恰恰表明，在颜色的认知上，有一些基于人类生物学的共倾性，即使我们不能破译是什么特别的基因或神经结构导致了它。
行为遗传学和跨文化人类学从宏观行为的层面推知了基于相似性的人类本性。行为遗传学研究基因相同的人类并试图发现环境导致的差异，跨文化人类学却从异质文化的人类研究开始，想要发现基因导致的共同性。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满意地说服批评者，因为两者都基于统计上的推论，都存在较大的误差度，也并不能表明或描述基因和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
但这一切都即将改变。生物学已经能从理论上提供信息支撑基因和行为之间的分子通路。基因控制表达，也就是，开启或关闭其他基因，它们包含着控制人体化学反应的蛋白质的密码，也是人体细胞的基石。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基因影响只限于相对简单的单个基因的功能失调，比如亨廷顿氏舞蹈症（Huntington’s Chorea）、泰-萨克斯病（Tay-Sachs Disease）或囊胞性纤维症（Cystic Fibrosis），它们都归咎于一个等位基因（它是DNA的一个部分，因人而异）。更高层次的行为，比如智力或者进攻性，可能有更为复杂的基因根源，是多个基因相互作用或者在不同环境下的产物。现在看起来，我们必然将知道更多的基因因果链，即使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白人类行为模式的形成过程。
举一个例子，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生物学家钱卓（Joe Tsien）将一个与超常记忆相关的基因注入老鼠体内。大脑细胞的一个组成部分——NDMA接收器曾被长期猜想与记忆力相关，反过来它是NR1 、NR2 A和NR2 B一系列基因的产物。通过一个所谓的淘汰实验，在培育的一只缺乏NR1 基因的老鼠身上，钱卓确认该基因确实与记忆力相关。在第二个实验中，他对另一只老鼠添加了一个NR2 B基因，结果发现它让老鼠产生了超级记忆。 [11]
钱卓并没有发现主导智力的基因；他甚至也没有发现主导记忆的基因，因为记忆是由许多不同基因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智力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特质，它可能是大脑中一整套认知功能影响下的一系列能力组合，而记忆只是其中一种能力。但现在，一个难题似乎已经来了，相信越来越多的难题会纷至沓来。很显然，要在人类身上进行淘汰性的基因实验还不太可能，但是考虑到人类与动物的基因类型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做出比现在更可行的更为大胆的基因因果预测。
首先，研究等位基因的分布差异，并将它们与人类群体差异相关联起来，是有可能的。比如，我们知道，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血型分布；大约40%的欧洲人是O型血，美洲土著几乎都是O型血。 [12] 与镰状细胞贫血症相关的等位基因在非裔美国人身上比美国白人身上更普遍。人口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扎（Luigi Luca Cavalli-Sforza），根据线粒体DNA（DNA包含在线粒体中，位于细胞核外，遗传自母体）的分布，描绘出了早期人类由非洲逐步走向全球的历史猜想。 [13] 他现在走得更远，将人口与语言的发展相联系，在缺乏早期书写文本的情况下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早期语言演化的历史。
这些科学知识，尽管还没有发展出匹配的技术去使用它，却有很重要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三种有基因根基的高级行为——智力、犯罪和性欲——中可见一斑，将来还会有更多。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