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有许多种途径，它包括行业或科学共同体尽量减少政府监控的自我管制，也包括法定机构的正式管制。正式管制，或多或少有点侵入性：在某个极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会形成亲密的关系，这会招致被行业“俘获”的罪名；两者也许会形成完全相反的关系，管理机构对目标行业施加详尽的（以及不需要的）规则，使其常常遭到起诉。许多这类管制的变体都被应用在了生物技术领域。
以基因工程作为案例。DNA重组技术将不同的基因拼接在一起（通常将一个物种拼接到另一物种），它的潜在发展，带来了一个早期且极端的科学共同体自我监管的例子。1970年，美国纽约冷泉港实验室的研究员珍妮特·默茨（JanetMertz）想要从猴子病毒中提取基因融入一种常见的细菌——大肠杆菌中，以此更好地了解它们的运作功能。这让默茨的导师保罗·伯格（Paul Berg）与罗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ck）就这场实验的安全陷入了一场争论。波拉克担心它们会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危险的微生物诞生。 [1]
最终结果是，于1975年召开阿西洛玛会议，地点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丛林镇，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齐聚一堂，为基因重组领域正在萌发的类似实验设定限制措施。 [2] 这一类型的研究将自动地被设定限制，直到能更好地鉴别它的风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设立了DNA重组技术建议委员会。1976年，国立卫生研究院为它所资助的研究出版指南，除了别的外，特别要求实验室限制基因重组技术微生物的物理存在，并严禁将其暴露于环境中。
担心基因重组技术会产生未曾发现的新的超级病菌，事实却是，几乎所有新的微生物都没有它们自然诞生的亲属那么强健。基于进一步的研究，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放松其对实验室培育新微生物及将其暴露于环境中的限制，这一允许因而催生了当前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出现。1983年，国立卫生研究院第一次允许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实地试验，这种生物名叫防霜递减菌株，用来限制霜冻对西红柿及马铃薯等作物的影响。从一开始，基因工程就备受争议；防霜递减菌株实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因为它受到起诉，国立卫生研究院被控告没有遵守环境保护署的决定及其公众须知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