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水而不挥手
新兴市场国家，原本连常规的医疗需求都无法满足，此时面对疫情，更是捉襟见肘。新兴市场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但医疗支出仅占GDP的5%~6%，不及发达经济体14%的一半。按人均计算，新兴市场的医疗支出约为富裕国家的5%。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人口密度较高，贫民窟和非正式居住区域尤甚，因此很难控制病毒的传播。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较差。很多人之前就罹患各种疾病，包括空气质量差而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以及肺结核、艾滋病等等。改善卫生、加强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和限制行动等预防措施，对这些地区的人们是行不通的。在印度，莫迪总理下令居家隔离，鼓励勤洗手，但大量印度人连基本住房都不具备，更无法获得清洁的自来水。
新兴国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口，面临感染和死亡的风险。当年的西班牙流感，就曾夺去5%~6%印度人的生命。
经济影响非常显著。在许多国家，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很大，其中包括小微企业和各类小贩。在疫情封控的情况下，非正规经济无法运转，许多穷人的生计和收入都受到了极大打击。随着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出口需求大幅下降。旅游业顷刻崩溃。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和金属）价格下跌，交易量下降，收入减少。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依赖于海外务工人员对国内的汇款。这类现金流每年约5 000亿美元，超过了面向新兴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援助的总和。汇款对国际收支的增长、储蓄和融资作出了重大贡献。菲律宾每年收到外汇340亿美元，将该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从占GDP的10%减少到1.5%左右。疫情期间，这类汇款随着富裕国家纷纷封控而大幅缩水。而富裕国家的外国劳工从事的工作，都是受疫情严重影响的部门，如酒店业，家政服务业和建筑行业等。
债务进一步加剧了压力。在过去的十年里，30个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官方债务增长到70万亿美元以上，增幅达到168%。收入下降、利息成本上升和资本外逃，使得这些国家的借款很难偿还，难以进行再融资，仅2020年3月，就有近1000亿美元的外国资本撤出。由于很大一部分债务是以外币计价的，新兴市场货币的贬值就令问题进一步加剧。
***
增长放缓、国际收支失衡、资本流入不足，限制了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方式和对经济的支撑手段。由于这些地方缺乏必要的财政和社会基础设施，因此很难向有困难的人们提供援助。在秘鲁，政府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给每个家庭发放380索尔（108美元）的补助。
卫生和经济的关注点，只能停留在国家层面，但疫情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反过来也波及了发达经济体。除非所有国家在控制病毒方面统一取得一致进展，否则就不能重新开放边界，恢复旅行自由。贸易、旅行和旅游业将受到极大打击。
自2008年以来，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成长的贡献为60%~70%。疫情危机将截断供应链，尤其是基本食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发达经济体制成品的出口市场也会萎缩。富裕国家作为新兴市场的主要债权人，由于借款人违约或债务重组等原因，投资者也面临着收入和资本损失的风险。
最棘手的问题是，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来自这些国家的非法移民、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
破窗之举
各国政府和央行跌跌撞撞地应对着这场危机。他们安于现状，仅仅采取了自己熟悉的刺激方案和宽松货币政策。
应对疫情的医疗服务，范围得到了扩大。对失业人员也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与福利。政府向低收入家庭空投现金，还用代为支付薪酬的方式来扶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确保员工能继续就业。慷慨的贷款和政府担保，旨在确保各类企业不会倒闭。政府通过立法来推迟税收、租金、抵押贷款和债务支付，避免人们被驱逐或遭遇破产。甚至还放松了对破产企业交易行为的禁令，而新规定很快就有了“诚实的白痴豁免令”这个雅号。
中央银行降低了利率，开辟了现成的资金渠道。央行还大举购买证券。量化宽松计划的范围，从政府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进一步扩大到了公司债，甚至包括那些由低质量、非投资级发行人发行的公司债。为了缓解美元短缺，美联储还向其他央行提供美元。
截至2020年6月底，各国政府已承诺提供超过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24%）的财政和货币支持，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抗疫计划的规模空前庞大，一般都能占到本国GDP的10%~30%。仅美国的一揽子计划，就高达9.5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44%。欧洲和日本各拨出约30%的GDP用于疫情援助。发展中国家只能提供较低水平的援助。总体而言，按占GDP的百分比计算，疫情行动的规模是2008年危机后政府援助规模的6倍多。
控制新冠疫情需要减缓传播速度。同样，政策制定者也想要阻止疫情引发的金融恶性循环。员工收入支持计划，租金和抵押贷款延期行动，都是为了给老百姓提供资金上的帮助。由于封控措施降低了人们的消费需求，政府便从补贴、租金和支付的角度下手，为企业贷款提供支持。央行支撑了房价和投资力度。在金融市场失灵之际，央行为交易提供了便利。央行向银行提供资金，放宽了不良资产的资本和会计规则。
2020年3月底，全球有一半人口处于居家令的管制状态。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干预措施能否遏制疫情，防止金融危机。提供工作岗位可不像印钱那么简单。
***
没有哪两场危机是相同的。每次遇到危机，人们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解决方案本身存在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改变。
疫情之下，政府机构和银行在匆忙之中提出了诸多援助措施，而执行过程也是步履维艰。提交申请的合格标准和细节参数总是需要不断澄清。意想不到的后果比比皆是。许多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团体和企业不符合援助条件，而许多根本不需要援助的团体和企业却拿到了大笔资助。在美国，政府为了刺激消费，毫无原则地向已去世的人空投14亿美元。网站崩溃。呼叫中心忙不过来。延误和积压问题越来越严重，援助进展缓慢。获得援助资格所需的证明文件，手续非常烦琐。对许多人来说，申请援助现在成了需要终日奔波的全职工作。
援助措施的有效性尚不确定。一次性的直接补贴和失业救济金，相对于持续的生活费用而言，只能救一时之急，很快就会花光。
危机之中，我们又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偏见。面对社会福利的扩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影响，保守派表示担忧。美国打着“第一女儿”人设的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效仿法国最后一位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那句著名的“让他们吃奶油蛋卷”（let them eat brioche），告诫全国3 000万失业者，让他们找点新事情做。总统的女儿曾公开炫耀自己的财富、特权、遗产和未经人民选举而轻松获得的影响力，她和丈夫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是唐纳德·特朗普最亲密的顾问。
在谈到福利机构排长队的问题时，一位澳大利亚部长对脱口秀主持人说，眼前的一幕令人心碎，因为社会中的“好人”陷入困境，而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这句话的引申含义非常清楚，那就是之前拿到援助的人，根本不配得到援助。对于家境还不错的人来说，危机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
***
由于2/3的援助属于优惠贷款，目前还不清楚增加贷款这种手段，怎么能帮助到已经负债累累的企业和个人。就算有优惠贷款，也依然需要颁布延期支付租金和抵押贷款的新规。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措施只是将不可避免的结局向后推迟。发放贷款的银行也在担心，如果没有执行定义模糊的标准，就会产生不良贷款，如果没有按照规定来使用资金，那么预付款就不会得到免除。
暂停租金交付和贷款偿还的做法，让人想起2008-2009年美国抵押贷款修订计划。这套计划旨在帮助数百万人免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命运。计划以失败告终，整个计划始终伴随着无法解决的混乱局面和松散的规则。
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浪费的重叠和冗余。如果收入补贴和失业救济够用的话，为什么还需要对企业单独提供支持？如果已经配备针对雇员和企业的援助，还有额外的贷款和政府贷款担保，那么为什么还要暂停租金和债务的收取？推迟还款给银行带来了问题，而银行又需要额外的支持才能维持运转。如果有普遍通用的商业基金和贷款支持计划，为什么还要为个别行业提供单独的一揽子计划？对小企业提供的福利，怎么能发给对冲基金？政策制定过程充满了混乱和恐慌。
疫情封城，对供需双方同时造成了冲击。企业面临收入下降和营运资金短缺的问题。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可能并非正确的对策。即使有了刺激政策，也不能保证这些措施能创造出需求。之前政府向家庭撒钱，都被人们拿来储蓄或用于偿还债务。这一回，只要封城令还在，这笔钱就无法正常消费出去。
更大的问题在于，全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2008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过去十年的种种行动，一步步削弱了当局在危机面前的应对能力。
税收的损失、卫生支出的增加、经济援助的成本，令政府的债台越筑越高。借款的增加，抵消掉了降息的努力。这就给货币带来了压力，使得资本输入国难以吸引外部投资者，在低利率或负利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通过债务货币化来进行的替代融资，也有导致货币贬值的风险。
目前尚不清楚，在收入不断下降、债务负担过重的情况下，继续降低已经处于低位的利率，究竟是能抵消掉经济活动的下滑，还是能支撑资产价格。更加大手笔的量化宽松，可能不一定有效果，因为这种手段已经用到了极限。
在遏制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政府承担了巨额债务。考虑到公共财政状况，如果封城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政府，尤其是负债累累的政府，不太可能继续维持目前的援助水平。
为了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造成的影响，各国政府都在向国库和央行求助。人们开玩笑说，如果外星人入侵，那么政策制定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降息。没有哪位政策制定者或政治家会承认，低息贷款根本无法拯救正在衰退的经济。再刷多少层新漆也救不了一幢破房子。
***
这次的援助行动与2008年非常不同。当年的支持措施因偏袒银行和企业而饱受诟病，而这次的援助针对的是普通老百姓。让人没想到的是，过去的错误又再次上演。人们担心，就像上次一样，大企业能挺过危机，重整旗鼓，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却会从此走上下坡路。
大公司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和援助。在美国，针对大企业的拨款超过5 000亿美元，而且美联储可以对这笔款项进行杠杆化，向企业提供10倍于此的贷款。援助需要的附加条件少得可怜。这笔钱只能用作国内业务，不允许用作股息和股票回购。对高管薪酬的限制要求，在2019年水平的基础之上做出了一点点让步，当年的高管薪酬已经接近甚至位于历史高点。现在还不清楚，美联储的援助款项是否有上述条件要求。
银行原本可以从某些援助项目中赚取数十亿美元的费用和利息。如果以2008年为前车之鉴，那么银行不太可能按要求提供债务减免并扩大贷款规模。相关的监管十分薄弱。公司受益人只需出示遵守条件的诚信证明。在美国，财政部长为了保护联邦政府，可以免除任何他认为有必要免除的要求。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政治圈层有人脉的内部人士，都能从政府援助中占尽便宜。致力于小政府、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反对福利的智库和基金会，同样借机大捞特捞。
兰德研究所认为，接受政府资金并不是违反诚信。它给出的理由是，由于政府下令强制封城，因此政府对这些问题负有重大责任。兰德研究所在一篇名为《拿或不拿》（To Take Or Not To Take ）的文章中表示，会接受救济资金，将其视作对政府造成的损失的一部分补偿。接受救济是责任，因为让支持资本主义人士靠边站，将资金留给那些对此漠不关心或怀有敌意的人，是不公平的。
***
欧洲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非常严重，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援助方案的谈判，引发了似曾相识的紧张局势。实力较弱、负债较多的国家，仍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中挣扎，现在更需要紧急资金用于公共卫生和经济扶持。
欧洲央行加大了购买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的力度，采取行动支持脆弱的银行业。IMF总裁拉加德表示，缩小欧元区不同国家之间借贷成本的差异，并非央行的职责。这一言论引发了争议。
欧盟最终宣布组建7 500亿欧元的基金，用于成员国的援助工作。这一决定遭到了以荷兰为首的节俭国家的反对。这些国家坚持认为，大部分资金应该以贷款的形式发放，而不是直接捐赠，而且任何援助都必须有条件才行。以意大利为首的实力较弱的国家，一直哀怨地感叹，成员国缺乏团结，欧盟支持力度欠缺。这些国家对任何附加条件都不接受。提案本身也含糊不清。人们连对如何筹集到这笔资金都心存疑问。
似曾相识的分裂又再次出现。实力较弱的国家想要重启欧洲债券，现在冠上了“新冠债券”的别称，将由所有成员国联合支持。实力较强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实际上将为欧盟借款提供担保，并为实力较弱的成员国提供更廉价的融资渠道。这种债务共担的想法，被当机立断地拒绝了。受政治分歧的折磨，困在统一的贸易集团和政治实体之间无法自拔，典型的欧洲“空心汉堡”应运而生。
雪上加霜的是，德国宪法法院对欧洲央行购买政府和公司债券的计划提出了质疑。在回应由德国经济学家和法学教授牵头的约1 750名投诉人的请愿书时，该法院命令德国政府和议会确保欧洲央行对其大量购买的政府债务进行“比例评估”，以确保经济和财政政策效果不会超过其政策目标。该法院威胁称，如不能在3个月内完成，便将出手阻止新的债券购买计划。
德国政府、央行和欧洲央行向所有人保证，可以证明购买行动的合理性和按比例进行。但是，不能排除未来不满的德国人对此发起挑战。
***
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抗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的绝望尝试，对激励机制产生了扭曲作用。央行购买公司债券和垃圾债券，构成了道德风险。那些为获得高额回报而购买了高风险证券的投资者，正在接受救助。央行购买公司债券的行为，帮助了私募基金，而这些基金经理和背后的老板根本不会受到任何薪酬限制。由于能源企业是垃圾债券的最大发行者之一，此次债券收购为陷入困境的能源企业提供了高达440亿美元的后门援助。
除了利用政治权力确保金融生存之外，能源生产商还利用此次危机撤销了安全和环境法规，包括某些减排法规在内。与此同时，能源和石化行业的污染，加剧了新冠肺炎感染的影响。对于受感染的人来说，长期接触损害肺部的有毒化学物质，会增加他们感染病毒后出现肺部问题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