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与舞蹈
各国政府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迫采取一种走走停停的策略，叫作“锤子与舞蹈”。当病例减少时，就会放松管制，如果病例增加，又会重新实施严格管制。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卫生系统的规模需要不断扩大才能满足需求，并制定出更有效的检测和接触者追踪方案。
这项政策忽视了其他领域的相关利益。过去，拦路强盗问你“要钱还是要命”。而新冠疫情面前，你同样面临着“要钱还是要命”的抉择，也可能最后两者皆空。
世界各国政府都实施了各种封锁措施。在发达国家，这些措施帮助减少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减轻了卫生资源的压力。而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美和南亚，在控制病毒方面取得的进展，更是参差不齐。
许多国家的政府急于重启经济，一看到疫情得到控制的迹象，便立刻放松管制，将流行病学家的建议抛在脑后。2020年9月，感染人数再次抬头，在美国和欧洲地区尤甚。此后不久，便出现了创纪录的新感染病例数，令医疗卫生设施再次不堪重负。此时的死亡率已经降至较低水平，由此反映出诊断的改善、治疗的进步以及受感染人群与最初时有所不同。虽然如此，但人们还是担心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会再次上演。当时，第二轮暴发的死亡人数是第一轮死亡人数的五倍。
感染人数激增的原因，可以归结为3C：封闭空间（closed spaces）、拥挤场所（crowded places）和密切接触（close contact）。旅行禁令的解除，会造成病毒传播。最初的疫情暴发阶段，欧洲的许多传播链都可以追溯到阿尔卑斯滑雪场。新出现的疫情可以追溯到欧洲大陆各地去到西班牙等地中海度假胜地的游客。
检测能力明显不足。检测结果的周转速度太慢，无法有效控制感染。医疗资源和用品仍然短缺。感染链追踪系统就算有效，也会很快被庞大的病例数所淹没。而且，溯源体系不适用于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对在跨境疫情传输前没有丝毫帮助。欧洲国家和美国各州之间缺乏统一的政策和协调，阻碍了控制疫情蔓延的能力。
随着感染水平上升，神情严肃的欧洲领导人又一次开始逐步加强疫情封控。美国的一些州重新开展限制行动。另一些州，选择了以经济和生计为重，将公共卫生问题的优先级放到了后面。面对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不顾后果地承受新一轮限制措施。
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几个亚洲国家成功控制住了感染人数。这取决于严格的疫情封控，全民普遍使用口罩，旅行禁令等。而且还要具备一种服从精神和优先考虑集体利益的文化，许多亚洲国家都拥有这样的特质。而有些国家根本接受不了必要的限制。在他们看来，个人权利和自由是至高无上的。
就算在某些地方能成功执行疫情封控措施，控制病毒不向外扩散的策略也不堪一击。感染热点和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出现。除非所有国家都能牢牢控制住这种疾病的蔓延，否则国家边界甚至州/省边界都必须持续处于关闭状态，因为一旦出现人员的自由流动，就有可能引发新的感染浪潮。
新冠肺炎疫情就像埋地雷一样，虽然没有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但却困住了大量资源。若想控制病毒，就要以剥夺人们的行动自由、牺牲社会的经济活动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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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并不完美。科学家也不是永远正确的。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医生给病人开止痛药的剂量越来越大，造成了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到2020年4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教授也坦诚地表示，美国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弗格森人称“封城教授”。他因个人私事被迫从英国政府紧急事件顾问团辞职后，也没有丝毫收敛。他的已婚情人违反疫情规定，到他家探望他。此事一出，在保持严格的社交距离方面，政府和科学权威的可信度遭到了沉重打击。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当全社会新冠免疫的比例大到一定程度，足以防止广泛的、持续的传播（最有可能通过疫苗来达到这一目标），疫情就会结束。这样，人们就能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而不必担心病毒感染以及由此导致的死亡或长期健康后果。在疫情结束之前，实现部分重新开放是有可能的。但需要对高危人群进行保护，配备快速准确的检测手段，以及严格的感染隔离和不断精进的治疗方法。
短期内，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打补丁式的重新开放：在国家层面放松一部分管制，但继续对特定活动进行限制，全面或部分关闭边境。如果出现新的疫情暴发和新的病毒变异，就立即重新实行严格的控制措施。在没有疫苗，不具备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抑制方法，病毒也不会自行消失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封城、解封、封城、再重复”的循环。
公共卫生危机和管制措施，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人们越来越急切地希望能恢复正常，重新开始正常生活。而疫情的肆虐，会导致人们的失望情绪越来越强烈。
极大的不确定性
2020年暴发的疫情危机，无论从类型还是从规模来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历过的所有危机无法相提并论的。近年来的一系列危机，除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外，主要都是金融危机。而这场疫情危机，综合了公共卫生、经济和金融各方面的因素，每一个因素的成本都十分高昂。
卫生成本，包括在卫生资源、治疗和疫苗研发接种项目上的直接支出。重症监护病房的费用约为每人每天5 000美元。假设ICU收入1 000名病人，平均治疗时间为20天，那么这一块的相关费用就是1亿美元。封城也形成了高昂的经济和金融成本。除此之外，还有支撑经济和社会度过危机及灾后复原的相关成本。
经济活动急剧放缓。全球贸易量暴跌32%，比2009年金融危机时骤降的12%还要严重得多。许多企业都面临着收入、收益和现金流的急剧下降。服务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旅行、旅游和任何涉及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活动，都受到行动限制和社交距离的影响。非必需品零售商、餐馆和娱乐场所要么关门大吉，要么被迫转向外卖或在线销售。
非必要的建设项目，受到疫情封控政策的不利影响，投资和资金链也断掉了。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较小，但汽车和航空航天等行业，受到了销量骤减的影响，也很难在疫情期间从其他国家的供应商那里获得关键的原材料。
一开始，食品零售商和生产商在疫情中是受益的，但随后，库存政策的规模逐渐放缓。随着时间的推移，食品供应链也受到工人患病、移民劳工短缺和交通限制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最终，各界资源纷纷转移用于抗击病毒，因收入下降而需求受限的现象，甚至会影响到一些原本很稳定的部门，如基本食物供应、公共事业、电信、在线媒体，甚至卫生部门。投资者认为，科技公司能够免受经济低迷的影响。他们并不理解，脸书和谷歌其实只是营销工具而已，它们的生存能力和增长潜力依赖于广告支出，而广告支出已经大幅下降。
商业萧条导致了失业率高企。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全球的工作时间将会大幅下降，相当于3亿多全职工作岗位就此消失，规模等同于劳动力总数的10%以上。在劳动力市场最脆弱的群体中，预计将有近16亿非正式工作人员受到严重影响。随着疫情在全球肆虐，截至2020年7月，失业总人数超过3000万。过去20年创造的就业机会，在疫情面前毁于一旦，其中一些岗位可能就此消失。
没人能真正说明白情况究竟有多糟糕，因为目前的数据收集工作，根本不足以应对停工、辞职、政府支持计划，以及大量人口因为知道找不到工作而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但情况的严重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远远超过了2008年危机之后的衰落局面。
家庭收入的减少，引发了致命的恶性循环。消费减少导致企业收入减少，迫使企业缩减规模，最终倒闭，造成更多的失业。全世界都是如此。
发达经济体的整体结构是围绕消费而展开的。消费通常占到整体经济活动的50%~70%，因此50%~100%的产出下降，就意味着20%~25%的整体经济萎缩。据估计，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每周达到0.50%~0.75%。整体破坏性，取决于这场破坏持续的时间长短。
我们从冷冰冰的数字中，感觉不到人类遭受的苦难。2020年6月，世界银行以每天收入5.5美元这条国际贫困线为标准，估计全球将有多达2.2亿人口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陷入贫困。大型慈善机构更加悲观，他们预计这个数字将达到4.2亿，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将陷入极度贫困。几十年的脱贫努力，如今前功尽弃。人们的收入出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大降幅。
全球的整套体系，建立在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以及城市与农村，乃至国家之间的联系之上。而如今，这套体系的前景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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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反应是可以预见到的。最初有一段平静时期。随着公共卫生措施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资产价格开始下跌。全球股票市场损失了约1/3的价值。债券市场面临着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政府债券提供的安全性、央行资产购买量增加、目标利率降低、流动性注入、债券发行增加以及通胀上升的可能性，等等。
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下跌。美元和黄金等传统的避险资产吸引了买家。借贷成本急剧上升。波动性高企。股价、利率、大宗商品和货币的每日起伏，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推动资产价格的反馈过程开始反向运转。物价因经济放缓而出现调整。因为利润过低，监管缺乏，我们能从物价中能看出企业收益下降、房地产租金收入减少、股息和回购减少的现实情况。
杠杆投资者，包括对冲基金、私人投资者和以资产为抵押进行贷款的创业者，纷纷面临追加保证金的要求。由于无法出售流动性差的投资，许多基金暂停了赎回。投资者获得现金的途径是有限的。有人想要对冲后续的下跌，这种行为增加了价值和流动性的压力，并将压力传递到各个资产类别和各个市场。随着每一次迭代，这个过程会进一步加速。投资收入下降，投资无法兑现，这些都减少了家庭现金来源，限制了支出。
银行最初受益于较高的交易收入，而企业也急于获得紧急融资。这只是暂时现象，因为随后就出现了波动性下降，市场活动放缓。随着危机的加剧，借款人，包括家庭、企业和投资者在内，一开始违反了贷款条件，后来只得违约或进入债务重组。被迫出售抵押品，令资产价格承受巨大压力。储蓄减少，也影响到了银行的存款量。
坏账的增加，降低了银行放贷的意愿。在有资金的地方，借款成本要比以前高得多。依赖信贷的实体经济和投资市场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资本重组，需要将银行发行的混合证券转换为股权，或减记纾困债券的资本价值，这些做法都会增加投资者的压力。
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模式似曾相识。这样的情节在2008年就曾经上演过。但此时的重播，也带来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桥段。
沦陷在石油中
过去10年里，在页岩油行业的增长带动下，美国迅速提高了自身的能源产量。2014年油价下跌后，页岩油气生产商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其复苏需要沙特—俄罗斯石油联盟保持稳定。自2016年以来，油价一直维持在页岩油行业得以生存的水平。
早在油价下跌之前，页岩油气行业就因自身存在的系统性缺陷而举步维艰。业内公司基本都无法实现盈利。这一行业烧掉的现金，比过去10年的收入还多出了2.5万亿美元。近年来，大型资源公司纷纷减记了对页岩油的投资。雪佛龙减记了110亿美元，这主要与阿巴拉契亚地区的页岩气田有关。
页岩油的商业模式，需要持续的现金注入，才能维持产出。页岩油行业是通过银行和公开市场来提供资金的，在油价高企时，银行和公开市场向小公司提供大量贷款，用来资助页岩气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由债务支撑的巨大的钱坑。主要受益者是通过融资赚取费用的银行家。
据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将导致石油需求下降30%。而供应增加，油价下跌，会造成巨大的财务损失。石油进口国可以从较低的油价中受益。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燃料成本上的节约不太可能转化为支出的提升。如果油价持续低迷，依赖石油出口收入的国家就会特别脆弱。如果油价保持在低位，投资降幅可能高达70%。而收益下降，会令石油公司被迫削减股东派息。
在美国，整体来看，汽油价格下跌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都会被页岩油行业受到的打击所抵消。页岩油行业只有在每桶达到100美元时才会盈利，在每桶50美元时可能盈亏相抵，在每桶25美元时则无力偿债。
保证石油价格往上走的套期一旦到期，页岩油气生产商就会很难弥补生产成本上的空缺。最先开始的就是减产和裁员。到2025年，整个行业必须偿还高达2 00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2020年欠下的400亿美元。生产商的信用评级纷纷降至高收益债级或垃圾债级，到期偿还时对现有债务进行再融资的能力令人生疑。到2020年7月，许多页岩油气公司已经申请破产保护。未来还可能有更多的页岩油气公司走上破产之路。
这些问题，影响到了整体经济严重依赖于页岩油气的地区。美国的能源独立和不断增长的能源出口格局，将会发生逆转。油价下跌也将损害沙特和俄罗斯的经济。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持续下去，生产商还不削减产量，就会出现全盘皆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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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威胁要对沙特和俄罗斯出口到北美的石油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生产商。白宫称，如果沙特不削减产量、推高油价，那么美国就有可能限制对沙特的武器销售。这背后的动机充满政治意味。油价下跌，破坏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能源独立和主导战略。美国页岩油气行业直接或间接地在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北达科他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科罗拉多州等重要的选举州雇用了600万名工人。
2020年4月初，OPEC和俄罗斯同意将石油日产量削减约1000万桶。有人建议，在美国和加拿大减少500万桶的石油日产量。二十国集团支持这一协议，而美国则表示，根据反垄断法，不能强制削减产量。此次减产规模低于此前公布的数字，而且无论如何，在因疫情导致的每日需求下降3000万桶的事实面前，这样的减产规模只是杯水车薪。人们对该协定的遵守情况和可持续性均表示怀疑。之后，油价非但没有上涨，反而进一步下跌。
2020年4月20日，美国原油期货价格首次变成负数。交易价格为-37.63美元，比前一个交易日的18.27美元下跌了300%。这一价格，反映出了创纪录的10亿桶库存、仓库设施的短缺以及减产的成本。生产商付钱给买家，让买家从他们手中拿走石油。价格随即在第二天恢复到正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油价升至每桶40美元左右，反映出需求企稳和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到了2020年7月，石油生产商开始考虑扭转减产局面，增加供应。
低油价加剧了疫情造成的经济和金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