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门人还是啦啦队
制度失灵，无异于给支离破碎的政治进程火上浇油。
在发达国家，这样的现实情况给说客和强大的势力联盟敞开了大门，任由他们来决定政府政策和立法草案。这样的做法，只会对某些选区有利，而将巨额费用留给其他地方的老百姓来承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团体不断进行权力累积，最终给整个系统造成压力，直至瘫痪。这就是“恶人政治”，由国家中最不合适、最不称职的恶人组成的政府。
这类腐败早就是老生常谈了。那些手握权钱之人，经常利用贿赂、回扣和其他腐败行为来为自己谋求利益。腐败日益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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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的“制衡”，如今已黯然离场。
司法部门也曾试图制止政府的过分行为。但是，在政府任命的事实面前，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尤其是在美国。判决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法官个人的意识形态倾向。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司法部日益陷入政治化的泥潭，检察官因对总统的盟友或利益相关方展开了几项调查而被解职。其中许多案件涉及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这里以起诉知名白领罪犯、大型美国金融机构和国际腐败案而闻名。美国在哪里带头，其他国家就在哪里紧随其后。
高昂的法律诉讼费用，意味着普通诉讼当事人很难真正行使他们的权利或挑战裁决结果。政府和大企业使用拖延战术，令诉诸法律的成本高到只有那些手握最佳资源和万贯家财的人才能承担得起。他们要求出具大笔款项作为法律费用的担保，利用这样的方式来阻止诉讼当事人采取进一步行动。
很多人也认为警察和执法人员怀有偏见。1929年股市崩盘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被判有罪并入狱。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危机中，包括高级银行家在内的一千多人遭到起诉。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世界通信（WorldCom）、安然（Enron）、奎斯特通信（Qwest）和泰科（Tyco）等公司的高管都先后进了班房。而2008年之后，除了冰岛这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基本没有哪位银行家或企业高管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这是赤裸裸的精英渎职行为：选择性的赦免，为达目的而毫无原则地掩盖事实真相。普通老百姓除了对缺乏问责制感到不满之外，束手无策。
2020年5月，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事件，被视频活生生地记录下来，在美国引发了强烈甚至暴力的抗议活动。这场骚乱，可能是自民权时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暴露了人们对少数族裔根深蒂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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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尤其是调查记者，历史上曾一度扮演过事实真相揭露者的角色。现在，他们主要提供娱乐信息。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曾说过的一样，除了真正值得了解的东西之外，公众对一切事物都怀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记者们现在都在争相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
新闻界的没落，根本原因在于整个行业的钱袋子扁了。以前，新闻业依托以纸质文本和广告收入为基础的商业模式，而如今，这种盈利模式被数字化竞争对手削弱了。主流新闻媒体的广告商被在线渠道抢走了，因为在线渠道能更好地定位潜在客户。自由新闻和自媒体的泛滥，也对传统媒体构成了打击。削减成本，就意味着偷工减料。
剩下的高质量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而对报道进行简化。实话实说的风格，让位给了耸人听闻的言论和专栏作家的观点文章，这些专栏作家总是声称自己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发表意见比报道事实的成本更低，而且还能吸引到那些针对更具体的受众进行广告定制的广告商。记者终日混迹于政商两界，因为担心失去收入，想要牢牢抓住接近决策者的特权，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不加批判地去大力传播官方观点。反刍式的新闻稿和给自己行方便的采访，成了当下的常态。聋人记录了哑巴的讲话，哑巴传达了盲人目击者的描述。
这一空白，被专注于聚合信息而非原创报道的社交媒体所填补。他们的重点在于那些有可能成为热门、形成病毒式传播的话题，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广告收入。因此，他们不关心信息的准确性或事实真相。合法化的谎言，也就是H.G.威尔斯（H.G.Wells）所谓的广告，现在正在为缺乏真相的新闻提供资金支持。
在监管极其有限的环境下，社交媒体有一套自创的现实。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指出了社交媒体想象出来的现实与生活中真实发生的现实之间的区别。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经非常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每天早上都有全球新闻播报送到人们身边，但人们仍然对有价值的新闻一无所知。现在，他的困惑早已解开。原来，社交网站上的新闻比正规媒体报道的要多得多。
互联网的承诺，是以天真为基础的乌托邦式思想。其中充斥着许多彼此矛盾的论点。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部落中将自己与世隔绝，除了自己的观点之外，其他一律谢绝。虚假信息在互联网中伪装成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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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和批判性思维，是与权力形成对抗的重要壁垒，但如今，两者的实力却日渐衰竭。这种现象反映出了职业的变迁。人文学科，终日都在用深奥难懂的语言展开永无休止的辩论。这些争论难以解读，令人望而却步。过度的经验主义，与其说是阐明，不如说是混淆。
大学研究经费的实际价值不断下降，令改革迫在眉睫。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如今越来越依赖企业投资和赞助。这就令天平不可避免地朝向应用研究的一侧倾斜，而非基础的、纯理论的研究工作，而这类基础理论研究才是创新背后真正的源动力。研究课题纷纷转向了可能获得资助的更安全的提案，而不是确定性不强，但可能获得重大理论突破的领域。关键的基础知识无人问津，取而代之的是可以迅速实现商业化的点子。学术成就也被纳入私人财富创造和消费主义的道路上。
专家需要在媒体上建立起公众形象，才能确保有人掏钱赞助研究经费。许多大学现在都有成熟发达的公关部门，专注于为学者争取媒体报道，将他们置于各种辩论的中心位置。研究人员接受了文盲名人的文化氛围，随意发表观点空洞的文章和讲话。深思熟虑的复杂批判性思维，被机械性的八股文和套话所取代。
还有反智主义。社交媒体令每个人都成了各个领域的专家。社交媒体传播着有害甚至致命的观点，比如以信仰为基础但缺乏科学证据支持的反疫苗运动。在脱欧辩论中，脱欧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否认了脱欧对经济会造成影响的担忧，他说，“我们国家的人们已经受够了专家。”
就连信仰也陷入怀疑的情绪之中。关于堕胎、避孕、LGBTQI（性少数群体）权利、同性婚姻、女性神职、对现代社会的适应等老生常谈的争论，依然喋喋不休地进行着。许多教会都遭到指控，比如性侵未成年人，比如试图掩盖犯罪行为等。这幅场景令人似曾相识。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在11世纪时就写道：“教会陷入了道德沦丧的境地……主教辖区遭人买卖……腐败的教皇遭到鄙视……”时光转回当下，许多教会利用现代手法，通过银行家将他们的资产转移到潜在索赔人根本无法触及的地方。
2020年疫情将表明，我们的社会系统是脆弱而无效的；发达经济体这套失败的政治制度，已无力解决眼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紧急情况。
极致破坏者
截至2020年11月，新冠肺炎报告的病例累计超过6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40万。实际上，由该病毒引起的感染和死亡人数要比报告人数多得多。在大多数国家，基本上没有迹象表明疫情正在好转或得到控制。
疫情的发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之前也有其他类型的冠状病毒暴发的案例，如SARS（非典）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H5N1禽流感、埃博拉、猪瘟和寨卡病毒。公共卫生专家曾多次发出警告，提示疫情发生的可能性。在2015年的TED演讲中，比尔·盖茨就公开主张要加强流行病防范。2019年10月，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进行了一场高级别疫情演习。
正如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周期早已尽在掌控一样，科学家也认为医学的进步已经消除了疫情发生的可能性。1948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满怀信心地预言，所有传染病都将被人类消灭。1969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威廉·H·斯图尔特（William H.Stewart）告诉国会，是时候“结束对传染病的研究”，“宣布在与瘟疫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了。发达社会里，小儿麻痹症、伤寒、霍乱和麻疹被成功消灭，由此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心。即使在2003年SARS暴发之后，各国政府也没有在研发冠状病毒疫苗上进行投资，不愿认真对待这种迫在眉睫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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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是一种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的病原体，虽然通常情况下并不严重，但却会毫无征兆地夺人性命。患者报告的症状，从轻微（咳嗽和呼吸短促）到重症（肺炎甚至死亡）不等。大约20%的感染者没有任何症状，但却存在无症状传播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即使感染者没有出现症状，也可能传播新冠病毒。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这种病毒的临床特征非常复杂险恶。与类似的呼吸道病原体不同，新冠病毒还会威胁到除肺以外的其他器官，造成心脏、肝脏、肾脏和大脑功能受损。在某些情况下，新冠病毒会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血栓或缺氧。就算感染患者康复，也会有人存在持续的长期症状，称为新冠后遗症（long COVID）。
新冠病毒传染性极强。诸如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毒等感染，前提是长期暴露在或长时间接触到感染者的血液或体液。这就意味着，此类病毒对旅行者、没有照顾过感染者、没有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过的普通公众构成的风险很小。相比之下，新冠病毒的传播，主要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在两米以内的距离进行的接触。传播主要是通过接触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产生的飞沫。一开始，研究人员避重就轻，淡化了新冠病毒出现空气传播的风险，而到了2020年7月，科学家们没有办法排除这种可能性，还找到了呼出的气溶胶传播感染的证据。其他可能的传播方式，还有接触受病毒感染的表面或物体。病毒在人体外存活的时间尚不清楚。病例的感染，可能是在几小时之前有过接触，也可能是在数天前有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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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肆虐程度，取决于病毒的繁殖率，也就是可能被一位病毒携带者感染的新病例数。如果繁殖率（R）较高，就会造成持续不断的疾病传播。一开始，人们估计新冠病毒的R值在2 ~ 2.5之间。第二个因素是代际间隔，即疾病的繁殖速度。假设繁殖率为2.3，代际间隔为7天，那么该病毒将在一周内感染约30万人。如果代际间隔为6天，则病例数会上升至150万例。第一批一百万名新冠病毒感染者患病，用了3个月的时间，而第二批一百万名感染者患病，只用了8天时间。
很快，老百姓人人都成了R值专家，坊间充斥着关于R值究竟为几的大讨论。正如传染病专家所警告的那样，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方法过于简化，而且只是疾病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而已。疾病传播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新的感染趋势、感染的地理扩散、死亡率、住院人数、当前感染和已经感染过该病毒的人口总数，以及一人传染一大批的超级传播者所造成的影响等等。R值是个平均值，掩盖了非常显著的地方差异。虽然如此，但R值依然成了政策关注的中心焦点。当时的口号就是“让R低于1”。
新冠病毒感染者之中，老年人和罹患免疫系统缺陷或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病的患者，死亡率较高。卫生工作者和护理人员也属于高危人群。虽然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死亡率普遍在0.5%~1.0%。这样的水平，大约是季节性流感死亡率的5到10倍（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低于0.1%）。SARS和MERS等其他冠状病毒的死亡率分别为10%左右和30%以上。埃博拉病毒的死亡率在40%。
死亡率只能在事后确定，方法是从死者中随机抽取大量样本进行病原体检测。这种计算方法容易出现两个错误；分子（死亡人数）受到不确定死亡原因的影响，分母（受感染人数）受到确定感染方法的准确性的影响。
新冠患者中，很大一部分人需要住院治疗，其中还有一些患者需要重症监护，包括插管支持。重症监护期一般长达20天。如果没有护理到位，感染可能会趋于严重，甚至致命。为了对新冠形成更好的理解，我们还是要拿其他疾病来做比较。流感每年导致约50万人死亡，其中2/3的人年龄在65岁或65岁以上。死于疟疾的人数也差不多在这个水平，疟疾患者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印度。
问题是，关于新冠，研究人员几乎没拿到什么确凿的事实证据，都是根据已知的类似病毒和不断深入的研究推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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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传播，控制起来十分困难。通常情况下，病毒感染的治疗方法，除了缓解症状之外，很少有直接针对病毒的疗法。主要的防御体系，还是要依靠人体自身的免疫机制。作为一种新型病毒，人们对这种疾病完全没有免疫力。在疫苗研发出来，人群完成接种之前，预防疾病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感染。
公共卫生思路将两种策略结合为一体。第一种策略是达尔文主义，允许感染自行传播，在人群中建立起免疫力。这是群体免疫的思路，当人群中相当高比例的个体（通常约为60%）对该疾病具有免疫力时，这种传染病在人群中的传播速度就会逐渐减缓。
第二种策略叫作“压平曲线”，也就是采取措施来延缓感染的发生或降低感染率。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需要逐步加强控制，避免人们接触到病毒，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实施不同程度的隔离措施，禁止人们四处走动和旅行。最严格的管控，就是颁布居家隔离令，关闭国内和国际的进出港。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预测，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将分别有220万人和50万人死亡。预测显示，新冠患者对医院和重症监护病房的需求，超出了最大承受力，由此进一步加剧了死亡人数的上升。这项研究结论对公共政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于繁殖率、代际间隔、疾病进展和控制传播措施有效性等相关假设，上述模型对其中的微小变化非常敏感。对以往流行病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有了更明确的证据之后，也很难准确地评估某项策略的有效性。有意思的是，帝国理工学院的模型早前得出的结论是，仅需简单的预防措施，比如洗手，就足够了。
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来压平曲线。其中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当局拒绝承认卫生系统的先天不足。
虽然疫情的出现，对当局的能力构成严峻考验，但卫生系统的财政紧缩、私有化和拙劣政策的结合，还是在疫情面前打得人措手不及。许多国家，重症监护床位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少。在美国，按人口比例计算，重症床位的数量在过去几十年的过程中减少了一半。虽然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因处理危机的果敢手段而受到民众的赞扬，但在他的领导下，此前也大幅缩减了病床数量，关闭了医院，农村地区尤甚。此时采取的策略，就相当于承认，各国没有资源和架构来实施其他措施，无法对很大一部分人口进行快速检测，无法对已查明的病例进行隔离，无法对接触者进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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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平曲线这一策略，本身也有缺陷。目前还不清楚在压平曲线的策略指导下，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是否会减少。目前也不清楚，将老人和体弱者保护起来的替代方案，能否发挥作用。由于病床、医生和设备（如检测材料、个人防护装备、呼吸机和药品）的短缺，对稀缺资源实施配给制的目的，也值得质疑。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纽约医院的场景表明，卫生系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目前很难确定，曲线是否正在变平。对感染率和死亡率等进展情况的衡量数据是不准确的。例如，新病例的数量，高度依赖于检测水平和进行检测的地点。死亡率的下降，很可能是因为最脆弱的一批人已经感染致死。
上述措施不允许在人群中自然形成免疫力。一切都以疫苗的研发和供应为前提。关于疫苗，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是12~18个月，比历史上开发疫苗所需的4~5年时间要短得多。
而且，没人能保证会找到一种有效的疫苗。从来没有过针对感冒的疫苗。流感疫苗在预防和减轻症状方面的效果为60%~70%。
研发成功之后，疫苗的批量生产工作，也将对物流和后勤形成极大的挑战。疫苗接种计划，需要时间、金钱和技术资源的支持。某些群体对疫苗接种表示强烈反对，若想要覆盖全部人口，难度极大。
因为感染而产生的免疫力，或注射疫苗而形成的获得性免疫力，其持久性也不确定。英国早期的一项研究表明，新冠康复者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失去对该病毒的免疫力。这种病毒可以年复一年地反复感染同一个人，就像普通感冒或流感一样。如果免疫力的保护是短期的，那么就需要定期接种疫苗，就像接种流感病毒一样。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假设是，存在一个或几个密切相关的新冠病毒毒株。而如果病毒发生变异，那么研制出成功的疫苗，难度就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