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经济学
面对看似棘手的问题，如今占据上风的，是承诺简单、无成本解决方案的各种骗术，范围涉及经济、技术和社会各个方面。
政策制定者们赞同喜剧演员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的观点：如果愚蠢让你陷入这片泥潭，那么愚蠢也肯定能让你摆脱困境。他们押注于大规模的政府支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无限量的资金以及大把撒钱。政府领导认为，这些做法能恢复经济增长，形成通胀，以这样的方式相对轻松地降低高债务水平，而高债务水平是上次危机的主要诱发因素。
2008年之后，债务水平不降反升，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低利率和充裕流动性的鼓励。全球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250%左右上升到了2019年的325%。自1999年以来，债务水平增加了两倍。各种形式的借贷都增加了，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在内。大衰退之后，由于救助行动耗费了大量资金，公共债务急剧增长。
由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非常缓慢，此时减少债务的方案选择十分有限。借款人可以将收入用于偿还债务。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过去十年所承担的债务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用于实际生产。因为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所以家庭只能通过借贷来为消费进行融资。公司通过借贷，来进行股票回购和收购活动。政府借贷，是为了给经常性支出提供资金，而不是为基础设施建设或战略投资提供资金。此时，急剧的去杠杆化，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令还款难度更大。缩减公共债务，要求政府提高税收、削减开支，这也会抑制经济活动。
除此之外，降低债务水平的唯一途径，就是破产、注销或使用负利率来降低债务的面值。在所有情况下，投资者、银行和储户都会失去储蓄和收入。金融机构和养老基金可能会破产。由家庭税收和个人缴纳作为来源而支付的退休收入和公共服务，将无法实现。反过来，还会减少消费、投资和信贷审批。从所需注销的规模来看，由此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可能相当庞大。
***
如今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经济问题，还为未来的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低利率和大量流动现金，令各种资产价格水涨船高，泡沫丰富，股票价格（尤其是美国的股票）以及全球房地产价格都在大幅上涨。
投资策略也变得非常离奇。投资者购买股票，眼里只有收益和股息，现在根本无视价格下跌的风险。与此同时，他们还购买无息或负息债券，期望从更低的利率中获得资本收益。
在金融顾问的建议下，再加上急功近利地赚取销售佣金的银行，投资者不明不白地承担了越来越大的风险。他们放弃了安全投资，转而购买企业债、高收益债和新兴市场债券，发放高风险贷款来支持私人股本交易。在2008年危机中出现问题的证券化和债务抵押债券（CDO），如今换了个新的标签重现江湖。甚至次级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也名正言顺地恢复了体面。
投资者购买了期限越来越长的固定利率债券，包括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国有石油公司Petrobras发行的百年债券。投资者甚至还不惜承担飓风、地震和疫情风险，去购买巨灾债券，如果特定的自然灾害发生，那么这些债券的利息或本金就会遭到损失。甚至还有一份说明书含糊其词地指出，此次债券发行“对还款具有不可忽视的风险”。
懒惰的投资者，不知道该买哪只股票，于是纷纷涌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交易所交易基金以某个指数为基础，实际上是对一篮子股票的风险敞口。这类基金收费很低，有的还不收费。他们承诺投资者随时可以取出钱来。谁也不能保证在紧张的情况下，这种取钱机制是不是能奏效。很多基金都选择当下流行的股票和债券指数，令投资者被迫将资金送往这类产品。
投资者试图利用央行干预带来的人为稳定，在资产价格波动中寻求保险策略。他们通过基金进行量化投资，使用的策略包括智能贝塔、因子投资、风险平价、波动控制等。这些基金极易受高波动性时期的影响。
许多策略都是动量驱动和趋势跟随，价格上涨时买进，下跌时卖出。这就进一步加大了价格压力，尤其是在市场波动性较大的时候。
大多数策略都假设证券可以轻易实现交易。而问题在于，自动交易主导了交易活动，约占总交易活动的80%。自动交易使用的算法，是根据过去的数据进行校准的，根据近期人为原因形成的良性市场状况而放了很大的权重。在压力大的时候，算法交易员会停止交易，进一步放大冲击。这些永远自认为最聪明的一群人，似乎没有意识到，没有哪种投资产品会比其基础资产的流动性更强，而这些资产经常在市场错位时停止交易。
许多投资者和基金都通过借钱来提高回报。这些杠杆投资者如果遭遇重大回调，无论价格前景如何，都只能被迫出售流动资产，才能追加保证金或赎回筹集资金。没有人知道这些投资在动荡、下跌和缺乏流动性的市场中将如何表现。2018年初，波动市场中相对小规模的混乱局面，迅速蔓延到其他资产，导致全球损失约5万亿美元，让人们从中看清了真实存在的风险。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29年大崩盘》中，讲到了“侵占资产收益”（bezzle）的概念。这是一种盗窃行为，只不过在犯罪和被发现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窃贼在此期间占得收益，而没有意识到损失的主人，依然会认为自己很富有。这类新投资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很高的当期回报，但这并不能弥补很久以后才会出现的真正风险。投资者因为担心购买力贬值，纷纷投资于各种不同类型的bezzle产品。
阿根廷的世纪债券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阿根廷这个拉丁美洲国家自从1816年独立以来，至少9次拖欠债务，最近一次是在2001年。2017年6月，阿根廷有了惊人壮举，以7.9%的利率发行100年到期的债券，筹资27.5亿美元。狂热的投资者无视其中的风险和不堪的历史，满心只想着高回报，超额认购了好几倍。
到2019年，因为阿根廷又再次陷入之前的债务问题，这些债券已经贬值了一半。到2020年年中，另一场经济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结合，再次将该国推向违约。这个国家将在数年内无法支付其借款的任何利息或本金。该债券现在的交易价格，只是发行价格的20%~30%，投资者的资本损失超过70%。
赔钱的方式五花八门。价格上涨期间，你可能因为选择按兵不动而蒙受损失。当市场反转，价格下跌时，你可能因为在反弹时无脑买进而蒙受损失。无论如何，投资者都面临风险。
***
各国央行（至少有美国）开始后知后觉地想要将利率正常化，来遏制过度行为。从2015年底开始，美联储将其目标利率从0~0.25%提高到2.5%，每次增加0.25个百分点，并开始关闭资金龙头。这一举措经过了谨慎的调整，来避免灾难性的“缩减恐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在2013年尝试过同样的做法，结果十分不堪。没想到，这一次又走上了伯南克的老路。
2018年12月，一系列金融因素，包括股市下跌、借贷成本上升、波动性增加，以及经济活动（主要在欧洲和中国）明显减弱，迫使股市回落。各国央行共同注入多达5 000亿美元的流动性，以稳定经济状况。美联储暂停了加息，并考虑停止其资产负债表缩减计划。其他央行也采取了类似行动，随着市场从2018年12月的无脑抛售转向2019年1月的无脑买入，泡沫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常有人引用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说法，即央行只应在金融危机时期作为救命稻草，充当最后贷款人。现在，央行行长是第一贷款人，一旦出现一点点问题迹象，他们就会立即介入。于是，央行行长们陷入了困境：无法使政策正常化，必须保持低利率和充足的流动性，才能避免破坏脆弱的资产市场的稳定，打破低增长和反通胀的状况。这就是无限量化宽松。正如现在流行的说法，央行发起了唯一的一场比赛。而事实上，这场比赛早就输了。
***
对实体经济而言，这种趋势意味着今后大家都会朝日本化的方向发展，面临着以经济增长乏力、通胀乏力甚至通缩为特征的长期停滞；意味着经济体系只有始终依靠低利率，以及政府和央行定期注资才能维持生存；意味着各国央行会购买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股票，才能防止价格下跌。
日本在迷失中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几十年，搭进去几代人的命运。在日本，没落的经济大环境创造了一种奇怪的“低欲望社会”文化——男人独自生活，很少外出，对结婚或找女朋友没有兴趣，和其他人毫无牵连地独立存在。
对金融市场而言，这种现象意味着价值概念失去了意义。虚幻的纸面财富价格上涨，与央行的行动密切相关。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经济增长放缓和实体经济表现不佳，就能引发人们对央行增加货币、降低利率和政府支出的预期。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金融市场对最轻微的一点点干预暗示，都会本能地垂涎三尺。
政策制定者想要营造一种控制感，坚称在重振增长和通胀方面还有更多措施可用。他们听起来就像巨蟒剧团的黑骑士，没有四肢，受了致命伤，威胁要把血撒在获胜的对手身上。事实是，政府和央行的武器早就所剩无几了。他们可能早已失去了恢复经济健康的任何一点点机会了。
伯南克的继任者耶伦认为，央行行长们做得非常好。确实，在这些央行行长们的带领下，确保了经济停滞，制造出了资产价格泡沫，放任了债务的大规模累积，欺压了储户，拯救了濒临破产的银行和低效企业，巩固了不平等。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维塔斯·瓦西里奥斯卡斯（Vitas Vasiliauskas）认为，央行行长们是“魔法师”。一位商界人士一语道破真相：“（央行）就像木头上的一只蚂蚁。这只蚂蚁有一个方向盘，自认为可以驾驶着木头沿河顺流而下。其实，只是木头碰巧带着这只蚂蚁顺流而下而已。”
技术乐观主义
手拿锤子的人，看啥都像钉子。同样，技术人员觉得每件事都有技术解决方案。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是一位白俄罗斯知识分子，他的研究主题是技术对政治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他有一本著作，题目颇为讽刺，名为《若想拯救一切，请你点击这里》。
技术的不自量力，是建立在FAANGs的财务成功和达到天文数字的股市估值之上的。“FAANGs”是美国五大科技公司的英文缩写，这些公司分别为Facebook、Amazon、Apple、Netflix（奈飞）和Google（现在被称为Alphabet）。技术专家们赚得巨额财富，依然不满足，对一切都有自己的见解，还想要掌控世界。美国记者诺姆·科恩（Noam Cohen）称这些人为“万事通”。
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一次调查之旅中发现，美国两极分化严重、极为不平等，正遭受阿片类药物危机。随后，在一封写给女儿的公开信中，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阐述了他们的世界观。技术进步和互联互通将解决一切问题。接入互联网，将促进教育、健康、金融服务和就业，即使你生活在一个经济状况不佳的地方也能受益于此。技术将开发人类潜力，倡导人人平等。就这么简单！
许多技术专家利用他们手中的财富来推动保守自由主义议程。他们提议建立漂浮在海上的社区，不受民族和国家的控制。他们不愿缴纳正常的税收，希望从垄断利润中拿出慈善捐款来资助政府。他们想要组建一个由技术官僚管理的可选择加入的社会。
这不是C.P.斯诺在1959年的演讲《两种文化》中指出的教育背景不同或科学与人文文化不同的问题。加尔布雷斯的看法是，手里攥着大把金钱，就会凭空产生自己极富智慧的幻觉，但也只是幻觉而已。
***
苹果公司至少制造了一些实在东西出来，但除了苹果之外，其他几家“FAANGs”公司，其实都不是真正意义的科技公司。亚马逊确实卖东西，但正在转变成为一家为第三方提供服务的虚拟交易平台。Facebook和谷歌不过是广告平台而已。他们提取用户信息和数据线索，将这些打包卖给广告商，以便他们能向潜在客户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是美国的一位作家兼学者，将这种商业模式称为“监控资本主义”。在这些平台上，人类体验不过是被记录下来的原始数据，随后还会被分析并转换为具体的行为信息，用来预测人们的商业决策和更加广泛的选择偏好。
技术专家们想要的是这样的世界：设备都要连接到互联网，通过云端来调节每一次人际互动和商业沟通。而吸引人们参与进来的诱饵，就是那些免费的、让人欲罢不能的服务。每个人都对数字时代的公理视而不见：如果某项服务是免费的，那么你本人就是产品。这些服务提供商经常在没有得到用户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对用户的行为进行电子监控，甚至以令人震惊的细节对用户的身体情况进行监控。这些公司通过培养用户的无知来掩盖他们真实的目的。而控制设备和访问入口的人，则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所有人，一切事，都是他们手中的人质。
由于这类服务刚刚出现时间不长，所以这些公司都处在监管不善的状态之中。比如说，谷歌想要将每一本出版过的图书都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储存起来，无视知识产权的存在。谷歌还拍摄地球上的每条街道、每幢房子，而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Facebook的Beacon对用户活动进行报告，并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发布到其他人的新闻推送中。即使在用户明确拒绝的情况下，这些公司也会利用秘密技术对数据进行提取和推断。技术人员的工作原则是，不会事先征求同意，宁愿事后及时道歉。
这些业务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反竞争的。权力集中在互联网封建王朝之中，由少数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主导。这是由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和先发优势所推动的，是通过诉讼、收购竞争对手和无情地限制竞争来实现的。
近年来，仅谷歌一家就向欧盟支付了82亿欧元（合93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
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告平台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工具。在英国脱欧公投和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中就可以发现，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就是向目标人群传递意识形态和政治信息的能力。影响者不一定是本国政治家。俄罗斯就利用社交媒体这条途径试图影响美国政治格局。在赤裸裸的证据面前，人们忧心忡忡却无能为力。如今，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和政治宣传造成了知识的不对称，干扰了自由民主社会的正常运作。
随着互联网的阴暗面越来越明显，政府开始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保护消费者和隐私。2019年，Facebook因侵犯消费者隐私权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50亿美元，并要求公司进行改变，采取新的隐私和安全措施。不出所料，这一行业果然开始大力抵制政府监管，声称自身业务太过复杂，只能实现自我监管。隐私规则、信息共享以及内容控制的限制，对这一行业的结构和盈利能力构成了严重威胁。
虽然科技巨头们不停歌颂让世界更美好的远大抱负，但他们越来越像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信托公司。该公司控制了美国几乎全部的石油生产、加工、营销和运输。技术专家满眼都是未来，对历史毫无概念。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正是政府监管最终促成了标准石油信托公司的解体。
***
真正的科学家，拥护的是技术解决主义，他们热衷于解决当下的困难，尤其是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其中有一个关键要求，就是这个解决方案不应要求人类行为和目前所依据的前提假设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同时，这个解决方案如果放到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也不会让人觉得格格不入。
太阳辐射管理可以通过对太阳光进行偏转，来限制气温的上升幅度。偏转的手段，包括向大气中注入粒子，在太空中悬挂巨大的镜子，或采用更温和的手段，将暴露在外的物体表面涂成白色等方式。这项技术尚未经过证实，而是基于不同于现实应用的理想场景所提出来的。无论如何，太阳辐射管理只能暂时性地掩盖全球变暖的真相。同时，还有可能会干扰天气系统，改变季风等全球水文循环。这种方法无法阻止、扭转或解决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海洋酸化问题。
碳捕捉技术曾经非常流行。通过生物工程或封存技术，将二氧化碳吸收起来，以固体形式储存在地下。这项技术所要求的产业规模，比目前国际石油工业的规模还要大。而且目前这项技术还不成熟，至少在规模上还不成熟。就算能达到一定规模，这项技术从经济角度来看也没有吸引力，除非能将这些封存的碳派上用场，比如用于维持油田和天然气田生产中的储层压力，或者将固体碳用作建筑材料。
***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虽然不断扩大的规模和不断进步的技术将成本越拉越低，但依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缺陷。间歇性、储能、偏僻的地理位置和较低的能量和功率密度等问题，都是需要人们去攻克的重要挑战。
能源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EROEI”，即能源投资的能源回报，也就是该项技术发出的可用能量（有效能）与用于获得该资源所投入能量的比率。当“EROEI”小于或等于1时，这种技术就是净能阱，而非能量源。
我们人类最重要燃料的“EROEI”正在下降，因为廉价且容易提取的能源正在枯竭。和传统化石燃料相比，绝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的“EROEI”都要低很多。从太阳能或风能中产生相当于一桶石油的能量，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我们将所需的能量投入全部考虑在内，包括制造环节、发电环节和输送环节，那么可再生能源的减排潜力会比我们预想的潜力低很多。
可再生能源还会带来人们意想不到的新问题。风力发电的涡轮机叶片，其核心结构需要用到质地又强又轻的巴尔杉。这种木材以能制造模型飞机、乒乓球拍和冲浪板而闻名。不断增长的风力发电机需求，造成了巴尔杉供应短缺，于是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便开垦出更多的土地来建设新的种植园。除此之外，风力涡轮机的叶片，是为了承受飓风强度而建造的，非常不容易被压碎、回收或再利用。在美国和欧洲，每年大约有12 000个风力机叶片被淘汰，通常只能运往垃圾填埋场。随着风电装机数量的增加，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会日益提高。
电池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储存而言至关重要。电池也是电动汽车的核心。但可惜的是，电池的效率很低。汽油每千克的焦耳能量是目前最优秀电池的6倍。这就限制了电网规模的储能和电动汽车的行驶范围。电池的成本也很高。电池的制造，会用上锂、钴和稀土。因为电池产业对锂的需求，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珍稀而脆弱的生态系统正在遭到破坏。对钴和稀土的需求，正在推动许多国家开展高风险采矿活动，也在为残酷的战争提供资金。
科学探索背后有一股力量，拒绝减少能源消耗。现代能源密集型生活方式，对许多人而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驾驶汽油、柴油或电动汽车，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全球蔓延。空调的舒适凉爽是必不可少的。新型数字经济，包括比特币挖矿在内，都在消耗着越来越多的电力。全球能源需求正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约50%，以亚洲的增幅为首。没有人去质疑这些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而是将关注点放在寻找新能源或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上。
真正的能源议题，要求我们找到可用的能源类型，计算出其可持续性，然后根据这些限制因素来塑造出能源需求。而限制需求，就要求人们做出牺牲。可惜，个人主义至上、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社会，认为牺牲是无法忍受的。
***
对技术发明所引发的后果（包括副作用）进行完整的生命周期分析，这样的事几乎没人来做。内燃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化石燃料的投资者和早期开拓者，根本从来没想过二氧化碳排放会造成什么影响，而是全身心地关注这项技术的革命性优势。
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事件，说明一时之错会带来灾难性和长期的副作用。很多时候，技术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本身。
技术和科学的傲慢，早就是老生常谈了。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技术人士和科学家存在一种基本需求，要尽可能不去面对进步固有的局限性和做出调整所需投入的成本，而如果没有这种信念，那么所有这些认识和成本就注定无法避免。这样的状态，越来越像饥寒交迫之人产生的对丰盛宴会的幻觉。
2020年，我们亲眼见证了在新冠病毒的威胁面前，政府所采取的卫生应对措施，充其量只是中世纪措施的翻版。由此也凸显了现代技术的局限性。社会和国家采取的隔离措施，最开始是由意大利城邦在14世纪设计出来的。如今，依然是抗击病毒的第一道防线。
“隔离”这个词源自意大利语，指的是威尼斯要求船只在进入港口之前需要等待40天的时间。豪华游轮载着被感染的乘客在海上漂流，无异于过去的死亡之船。如今的人们，依然谨遵南丁格尔“保持健康勤洗手”的教诲。
由于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存在缺陷，有关部门只得派人去挨家挨户收集信息，利用纸笔记录下个人去到各个公共场所的细节，用这样的方法对感染过程进行追踪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