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衰退到大停滞
如果说气候问题、资源安全和军事冲突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遥远和抽象的，那么经济问题则是直接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
在2008-2009年全球经济急剧下跌，即大衰退之后，大多数国家走上了经济复苏之路。以实际GDP或人均经济产出增长衡量，复苏过程是缓慢、不平衡、乏力，且断断续续的。危机前地位较强、有能力让本币贬值的国家，受到的影响较小。而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却遭受了几乎达到1/5的长期经济产出损失。
在经济学中，滞后性是指当最初的事件发生的原因被消除后，仍然存在的影响。就像心脏病患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肺功能一样，危机也会对经济造成长期或永久的损害。人们至今依然没有完全搞明白大规模冲击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据估计，金融危机造成的最高产出损失可能接近8%，而在十年时间内，产出损失会长期持续保持在7%的水平。
滞后性的核心是财富的流失。全球金融危机中，各个国家的损失非常巨大，仅美国就失去了约10万亿美元的财富，主要原因是房产和投资的价值下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股价和房价再次上涨，又令财富失而复得，当然，前提是你没有在最艰难的时刻被迫出售所持资产。对于不那么富有的人来说，危机造成的损失往往是无法挽回的。
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债务。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家庭债务大幅累积。由此可以看出，人们的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普通家庭只能通过增加债务的方式来维持理想的生活水平。房价的急剧下跌和经济的大幅衰退，迫使消费者在内外交困中继续还债。过度负债的企业也遭遇了同样的窘境。
将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就减少了支出和投资。房地产业的反弹水平，远低于之前经济衰退的复苏力度，主要原因在于此次危机所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以及信贷的收紧。危机过去十年后，美国和一些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国家，仍有数百万房主的抵押贷款额度超过了房产价值。
政府通过巨额预算赤字来支撑经济活动，这就导致政府债务大幅增加。赤字还反映了为救助银行而付出的巨大成本，以及经济活动减少所导致的税收收入下降。额外的政府支出，根本不足以抵消私营部门的疲弱之势。
在欧洲，一些国家考虑不周全，实施了紧缩计划，进一步加剧了衰退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大衰退的后遗症，是英国2016年决定退出欧盟的因素之一。企业投资不足，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水平较低，都阻碍了经济增长。
危机对劳动力市场会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表面上，大多数受影响国家的就业都有所恢复，但实际失业率可能远高于官方估计。失业率的衡量越来越没有意义。如果你每周工作一小时或在eBay上卖小饰品，你就算是有工作。
在统计数据里面，并没有包括数百万已经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这些人根本不具备找到工作的现实条件。长期失业者由于工作技能跟不上时代发展，再次被聘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
未充分就业，指的是那些想要在工作中投入更多时间的人，或者那些想要找到全职工作的兼职人员。这部分人的比例依然居高不下。许多人很难找到和大衰退前一样薪水丰厚的工作。大部分新工作都是临时的、低薪的，而且没有假期、病假等福利，在一些国家，甚至连医保都没有。据估计，危机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总体损失，平摊到每个美国人身上，高达7万美元。
对于那些有工作的人来说，工资增长和工作保障都低得可怜。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削弱工会的覆盖范围和权力，将工资谈判下放到企业或个人层面，再加上全球竞争，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拥有特殊技能的人，才能免受现实情况的负面影响。就业上的损失普遍存在，但少数族裔和移民受到的打击最大。
人口结构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因素之一。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加剧的生育率降低，造成了劳动力规模的缩减。发达经济体净移民率的下降（走进本国的移民减去迁往他国的移民），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危机导致严重产出和就业损失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往往会强化当下的趋势。这就进一步减缓了经济增长，因为收入较低的人才会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滞后性也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之中。危机改变了人们对消费和储蓄的态度。大萧条之后，人们变得更加节俭、更加谨慎，总是担心未来发生新的不测，会威胁到自身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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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去全球化，也影响到了经济复苏。
从传统上来看，创新通过提高生产力，创造新行业，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这些新出现的行业可以增加大量的高薪工作岗位。而如今流行的新技术，只是对现有概念的微调，而不是全新的理念，这对经济的影响是与传统创新完全不同的。
这个时代的核心，是互联网将大量的个人通信设备联结为一个整体，如计算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这种通信媒介，是由电报、电话、收音机、留声机、电影、电视、图书馆和印刷术演变而来的。互联网不过是将数字邮局、购物中心、图书馆、报摊、音像店、书店、赌场和游戏厅放在了一起。虽然效率更高，但并没有提高那么多。如今，全球十大最有价值的公司中，有七家是“平台”企业。他们创建电子市场，允许人们进行商品买卖，或提供留言板进行信息共享。他们成功的核心，是数字社区的创建。每一次点击、每一次购买以及与他人的每一次互动，都可以被存储下来，供人研究。由此产生的信息，可以用来精准地指向消费者，向他们推送各种需要或不需要的东西。购买数据的人，都是那些想要去影响你行为方式的人。
这些平台，包括Facebook、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Apple、优步、Airbnb等，都是在从现有企业手中夺取市场份额。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为股东创造了巨额利润，但并没有真正为经济增长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本质上就是想让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工作都实现自动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化和电脑化的工作，可能会减少多达47%的美国就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少数掌握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熟练工人的回报，将继续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包括工资、福利和其他报酬。同时，这一趋势也会导致位于收入分配曲线中、底部的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其中某些受到打击的工人可能会找到新的适应方式，但大量的人注定失业，或只能屈尊到低收入岗位。
虽然这一进程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已经对许多职业造成了打击，对工作本质和就业水平形成了影响。由于全球经济对消费非常依赖，失业和收入的减少，无疑会拖累经济活动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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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催化剂。2008年之后，国际贸易水平急剧下降。目前来看，虽然有所恢复，但已失去势头，并日益面临着复杂的威胁。
2019年，美国贸易额增长了约1%，是自2012年美国发动贸易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背弃了在世界贸易组织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制。一开始，他对中国强加关税，随后就对包括所谓盟友在内的大量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美国抛弃了公认的条约，要么就是打算在符合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的条件下对现有条约进行重新谈判。这一转变背后，隐藏着几个深层次的担忧：美国的贸易逆差、知识产权盗窃，以及特朗普需要兑现竞选时做出的提振美国制造业的承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通过制裁手段将美元武器化。在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是储备货币和跨境贸易的主要支付媒介。虽然美国仅占世界经济产出的20%左右，但超过一半的全球外汇储备和国际贸易是以美元计价的。
特朗普政府利用标题描述性极强的立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与敌国贸易法》《爱国者法》《建立红线威胁法》《保卫美国安全免受克里姆林宫侵略法》等，对国际经济活动施加前所未有的控制。制裁的目标，瞄准个人、实体、组织、政权或整个国家。二级限制是指限制外国公司、金融机构和个人与受制裁实体做生意。任何通过美国银行或美国支付系统进行的美元支付，都为美国起诉罪犯或对其拥有的美国资产采取行动提供了绝佳的把柄。这就让美国能把大手伸向境外，去控制那些与被制裁方进行贸易或为其提供融资的非美国人。仅仅是对这些人进行起诉的威胁，就可能破坏掉金融、贸易和外汇市场的稳定，极大地扰乱非美国人的活动。
贸易是互惠互利的。过去20年里，在贸易的助力下，中国成长为新兴市场的关键推动力，经济规模从原先占美国的1/10增长到如今占美国的2/3。中国被列入黑名单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依赖美国设计的芯片，而发达经济体则受益于华为提供的更廉价、最前沿的5G技术。全球3/4的智能手机，都是在新兴市场生产并出口到全球的。它们使用的是谷歌的安卓移动操作系统。
贸易限制对所有参与者造成了伤害。特朗普声称，中国正在支付关税，数十亿美元正在流入美国国库。而事实上，真正背负成本的，还是美国消费者自己。美国的贸易限制，既伤害了发展中国家，也伤害了发达国家。
在一个需求有限的世界里，无论领导人是谁，意识形态如何，各国政府都面临着日益强烈的反全球化趋势。民族主义议程和向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的转变，将持续存在下去。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恢复当年的强劲增长势头，可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空想。
气候变化、资源稀缺以及安全问题，都影响着经济增长。2019年，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超过400亿美元。2019年至少15起造成10亿美元以上损失的事件，背后的主导因素就是气候。而其中一半以上的事件，每起造成的损失都超过了100亿美元。这些经济损失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以保费增加的形式，转嫁给了普通老百姓。
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以及饥饿人口的援助成本，也影响了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安全和防务成本，加剧了公共财政问题，导致债台高筑、税收上涨、政府服务流失。
在大衰退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了大停滞。
S.H.T.F.（出大事了！）
有关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的经济统计数据，对老百姓而言毫无意义。人们关注的是能不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能不能领到支付生活必需品的工资，能不能买得起房，养得起娃，退得起休。经济不景气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低收入群体，会遭遇“悲催生活综合征”。因为缺乏充分的教育和培训，这些人被迫从事低工资、没保障、没前途的工作。许多人年纪太大，病得太重，又缺乏经验，或者因为要照料一家老小而无法外出工作。他们只能靠那一点点社会福利赖以为生。低收入导致饮食不良、住宿条件差，获得医保的机会很小。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被困在贫穷的恶性循环中，勉强度日。
有些国家，整片整片的地区都笼罩着阴郁的氛围。在一篇获得2018年奥威尔奖的文章中，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莎拉·奥康纳（Sarah O’connor）描绘了黑潭市那种狄更斯式的惨淡状况。她发现，健康的、有技能的人们，纷纷选择离开这座城镇，留下来的，都是没有技能的、失业的和身体不好的人。在看似繁荣的国家，总有一些被社会抛弃的人集中在这样的海滨小镇。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遗弃：有人能拯救被经济遗忘的小城吗？》
人们的精神疾病或身体健康问题，与经济和情感问题密不可分，而社工对这类问题根本无从下手。预期寿命和社会福利都在下降。社交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对遥不可及的梦幻生活方式进行轰炸式传播，许多人在现实的打击下，只能转而求助于酒精、抗抑郁药和阿片类药物来应对前景惨淡的人生。在经济或情感的双重压力下，许多人诉诸暴力，有人甚至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绝望之死”。
萎缩的中产阶级，面临着另外一类的压力。他们努力维持着自己那脆弱的尊严，而就连这点可怜的尊严，也随时可能会因失业、健康或家庭问题而被打击到尘埃里。中产阶级中的很多人都无异于负债的奴隶，教育成本、住房成本和预期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成本不断节节攀升。在人前，中产阶级面相和蔼，充满自信，而独自一人时，他们却在咽下焦虑和自负的苦果。
新兴市场的人们，也面临类似的处境。政府表面上都在自圆其说，将贫困标准定为每天收入低于1.9美元，按这个标准宣布贫困人口正在逐步减少。但实际情况与这些说法并不相符，许多人终日为生计而奔波，生活在赤贫的边缘。中低收入国家的中产阶级，每天收入为3~11美元，中高收入国家的中产阶级收入是中低收入国家的3倍。在发达经济体中，很少有人能真正享受到所谓的标准政府服务和福利安全网。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
新兴市场的发展前景早已黯然失色。2019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降至3.7%，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济活动受到发达国家出口需求停滞的影响。许多国家因为成本逐渐上升而丧失了竞争力，而原本位于中国、越南、柬埔寨、缅甸、海地等国的产业，也相继转移到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地方。诸多国家因为在劳动技能和基础设施上存在短板，而限制了自身的增长潜力。大宗商品出口商受到价格波动的极大影响，尤其是石油价格。地方腐败和体制上的弱点仍然存在。
新兴国家也越来越依赖于债务。这是发达国家2008年危机后实施的金融政策的副产品。追逐更高回报的大量流动性涌入新兴市场。由于新兴市场借款的很大一部分是外币，通常是美元，因此较高的美元利率和强势美元也增加了债务国的财政压力。
贸易冲突伤害到了新兴国家。2020年，仅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就导致全球GDP水平下降0.8%。这种现象极大地影响了新兴国家的发展道路。历史上，低收入国家专注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如纺织业和制造业等。如今，疲弱的需求和贸易争端限制了这个方向的发展，阻碍了这些产业的增长。而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则要面对技术转让方面的限制，这极大地阻碍了其经济增长的力度。
与此同时，自动化大潮削弱了低技能、廉价劳动力和离岸外包的优势。发达经济体鼓励企业回归本国市场。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制造”战略的失败，就反映出了这种转变。印度未能实现每月创造100万个新工作岗位的目标，无法充分吸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印度铁路在空缺90 000个职位的情况下，收到了2 300万份申请。合格的申请人，不乏拥有高等学位的高才生，而他们奋力争夺的也只是卑微的文书职位。缓慢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危险的反馈循环。对经济状况的普遍不满，是骚乱的完美滋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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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价格上涨和几乎免费的资金助力下，有钱人和超级富豪更是赚得盆满钵满。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记录，2019年全球财富总额增至360.6万亿美元。每位成年人的财富为70 850美元，但有一半人的净资产低于1万美元。最富有的10%拥有全球82%的财富，最富有的1%拥有45%的财富。
从公开市场转移开来，又给了富人财富累积的全新机会。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私募方式筹集资金，包括股权和债务。这就实现了灵活性。私募的方式，避免了上市所需的、旨在保护投资者的烦冗披露要求，也避免了对其内部运作，尤其是关键员工薪酬的过度审查。家族理财室、富有的个人，以及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基金，享有获得这些专属私人机会的特殊途径。
在这些私人交易中，早期投资者能在将投资价值转售给寻求进入金融圈的新投资者之前，通过对投资进行估值而获利。确定价格的流程非常主观，缺乏透明度和一致性，采用的也是外人看不透的操作模式：利用关联方之间的秘密交易。从WeWork和Uber的股票发行中就能看出来，私下交易中确定的估值与最终的公开交易价格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差异。
现在，公开市场的设计只是为了让早期投资者将其持有的股票出售给更广泛的投资者群体，从而锁定收益。有钱人总能找到赚钱的方法。据说，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曾声称，他有一些谁也不知道的赚钱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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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存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交叉点——为世界末日做准备。这两类人都对如今的大势所趋感到心灰意冷。
一些社会经济情况较差的人，早早地为SHTF做好了准备。SHTF直译过来，就是大便撞上了高速旋转的风扇，实际指的是毁灭性的天灾人祸。他们终日忧心忡忡，担心政府干预他们的生活，担心精英手握大权，担心技术失控。这就是“末日预备队”的世界，这是一档真人秀节目，主角是一群留着大胡子、自给自足的美国人，他们都培养了靠天吃饭、靠双手过活的技能。节目的重点，是脱离电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现在可以用上，等到文明结束之时也可以用上。同时存在一个庞大的支持行业，为人们提供相关末日用品和装备，以及自卫、枪支和农业方面的培训课程。这些生存主义者渴望一段怀旧的田园式过往，正在为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路》中描述的世界做好准备。
富人最害怕的，莫过于金融崩盘和社会动荡。由于担心纸币贬值，他们不断购买实物资产——农场、房地产、水电等基础设施，以及黄金和收藏品。一些人冒险进入比特币等加密货币领域，但其实就连他们自己也对加密货币知之甚少。
加密货币使用的是区块链，这是一种加密技术，可用于安全地存储数据。信息保存在开放的、分布式的网络中，交易或变更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同意。在传统情况下，资产所有权的记录，如房产和资产变更登记，通常是政府认可的实体机构。而区块链则将这种权力分配给网络中的所有参与者。每个人都必须认可你对金钱或财产的所有权，认可这些转让。政府或央行的制裁，在这个世界中是行不通的。
一开始，比特币为暗网上的匿名非法交易提供了便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经济前景的质疑不断深化，于是比特币作为一种对冲工具，吸引了人们更广泛的兴趣。其理由很简单，因为比特币存在于传统金融体系之外，而传统金融体系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还有一些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通常是火人节的常客，会去寻找安全的避难所，来防止未来的崩溃。新西兰成为世界末日后最受欢迎的避难所。新西兰是发达国家，人口比纽约市还少，在能源、水和食物方面基本自给自足。政府精明地明码标价，只要掏几百万美元，就能买到这个国家的公民权。
对每个人来说，经济前景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