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心中，关于2008年的记忆，已慢慢褪去。但正如威廉·福克纳所言：“过去永远不会消失，甚至永远不会过去。” [1] 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萧条，至今依然阴魂不散。
全世界依然深信不疑，认为经济活动水平注定增长，生活标准注定提升，信心满满地假定经济复苏是大势所趋。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当选之后不久，就向800多万粉丝发推特称：“好日子就要来了。”全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不停地歌颂着经济神话，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更容易被磅礴壮丽的谎言所迷惑，小打小闹反而容易被揭穿。 [2]
正如托马斯·霍布斯所言，贯穿人类历史，生命始终充斥着“孤独、贫困、肮脏、残忍、分离”。 [3] 工业革命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阶段，人类的生活水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而促成这段提升的各种因素的碰撞与巧合，很可能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异常现象。现在，几股不同的影响力汇聚在一起，对人类社会进一步的发展与提升构成了威胁。往后，发展的步伐很可能会停滞下来，甚至出现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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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向人们证实，永不停歇的增长和进步，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而已。危机暴露了过高的债务水平，由借贷驱动的消费，全球发展不平衡，过度金融化，资金不足的社会福利项目，以及不可持续的底层经济模式。金融危机的爆发时间点，正好赶上能源、食品和水资源的日益短缺，以及气候变化的日益突显。对廉价资源的过度使用，以及对环境破坏的错误定价，短期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如今依然存在。各国领导人害怕遭到选民的拒绝，不愿去挑战背景强大的说客集团，苟且偷安，见事就躲。他们没有发起变革，只是启用了曾经逆转过经济衰退的惯用策略。由政府债务或央行支持的公共支出刺激了需求。利率削减，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稳住了金融系统。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提高的通胀率可以将问题自行化解。
这是一场苦心经营的骗局，是凭空画出来的一张大饼，看似美好，实则极难实现。在发达经济体，房价和股市节节攀升，但增长、就业、收入和投资，依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虽然美国和英国比其他一些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要强一些，但经济增长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大趋势。欧洲始终在衰退的边缘疯狂试探。自从2008年以来，日本在六年间已经发生了四次衰退。新兴市场并没有如人们所愿，成为全球繁荣的发展引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速度，虽然从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已经很高了，但也是放缓到了之前的一半。巴西和俄罗斯要么快要进入衰退，要么已经衰退。中国发展速度的减慢，影响到了其他市场，因为全球供应链早已将各个国家连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皆损。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高需求，将资源价格抬高，由此保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但新兴市场如今的放缓，却削弱了这些依赖于大宗商品的经济体的发展速度。虽然各国政府和央行都在拿出史无前例的手段和力度来促进增长，但现状依然疲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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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债务的积累为基础来创造增长，难度很大。和人们普遍认为的情况不同，现在全世界并没有减少借贷规模，全球债务与GDP之比依然在增长，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国际货币与银行业研究中心于2014年召开会议，其中一份报告的标题为《去杠杆？哪有什么去杠杆？》。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的现有水平及预期水平，实在太高，无论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还是专注于勤俭节约，都很难应对。若想降低借贷水平，就需要将经济增长水平提高到难以置信的高度，大力削减政府开支，或者大幅增税，还要加上大批量的资产销售。
违约这条路，或是大批注销的债务重组这条路，特别是对于公共债务而言，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非常困难的。大幅减记将引发银行和养老基金的重大危机。储户由此所产生的损失，将导致经济活动的急剧收缩。各国政府需要向银行注入资金，才能维持住支付和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如今，无法收回的债务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通过更加大手笔的放贷、低利率和延长到期日以维持偿付能力的假象所掩盖。到2015年年中，希腊徘徊在违约的边缘，债台高筑、政策失败，很多棘手难题进一步突显出来。希腊的案例，是给其他国家的警示。
人口增长放缓、劳动力老龄化、创新力下降、生产力提高幅度缩水、全球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增长放缓、不平等加剧、信任崩溃，种种问题，都限制了增长。
存在低通胀或通缩的风险。金本位主义者对魏玛时代恶性通货膨胀的警告，后来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这些人认为，世界应该恢复到以贵金属作为货币支持的状态。一开始，作为通胀预期晴雨表的黄金价格出现上涨，原因是央行的大规模干预引发了人们对金价快速上涨的担忧。金价在2011年达到了每盎司1 800美元的峰值，随后下跌了大约30%，降至1 200美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货币贬值、竞争、工业产能过剩，以及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变化，正在全球范围内制造通缩压力。
低增长和低通胀通常不会成为问题，还能有助于解决其他紧迫问题，例如碳排放、食品和能源的供应等。但低增长、低通胀和高债务水平三者之间是不相容的。
地缘政治风险正在上升，甚至有可能打翻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2014年，记者罗杰·科恩（Roger Cohen）将目前的状态称为“大解体”（the great unraveling）。这一说法，指的是当下社会中，政治上越来越软弱无力、缺乏控制，越来越难以预测当前和未来危机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这种状态，让人不禁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巴兹尔·里德尔·哈特爵士（Sir Basil Liddell Hart）在20世纪20年代撰文称，过去的半个世纪为冲突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而几天之内的一系列错误和误解，就引爆了一场大规模战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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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可能性，并没有被人们纳入当下的思潮之中。政策制定者不断指责模型，批评数据，没有认识到“许多可以计算出来的东西其实并不作数，而许多你算不出来的东西才是举足轻重”。 [5] 增长停滞、通胀低迷、金融体系的持续疲弱，以及新兴市场不断加剧的压力，都未能阻止政策制定者坚持执行那些根本无法取得成功的政策，要么就是去实施全新的政策，而没人打算彻底来一场结构性改革。
2015年，各国相继将官方利率降至远低于零的水平。其实，负利率就是政策失败的鲜明标志。负利率是对储户和投资者的惩罚，而且基本不可能有效地促进增长和通胀。负利率对社会和经济而言，有害无益。
负利率制度鼓励人们将钱从银行取出，囤积现金，或购买黄金、房地产乃至收藏品等资产。储户可以写一张签发给存款人的担保支票或银行支票，然后保留支票，这样就能避免因为把钱放在银行而产生的费用。这些操作，减少了银行存款，令资金流变得不稳定，削弱了放贷能力。人们的行为也发生了改变，希望能尽快付款，并采取收款日期可延迟的形式来收取款项。人们纷纷逃离电子转账，以现金或支票取而代之，因为这种形式的收款可以往后拖延。这些操作和无奈之举，都对经济毫无助益。在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因为零利率政策和人们对银行的担忧，促生了家用保险箱这一产业，而为了保证现金的实体存储而诞生的保险箱，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增长行业之一。
央行行长们都知道，就算他们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手头的工具也不够用，要么就是早就用光了。现在央行行长的各种动作，无异于萨满跳舞求雨。日本20多年来一直在尝试类似的措施，也没能逆转经济停滞的事实。
当前的政策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降低利率的同时，也削弱了减少债务、实施改革的动机。而改革虽然在政治上举步维艰，但却势在必行。2014年，意大利政府提议用节省下来的100亿欧元利息成本来增加政府支出。
低利率会在金融资产和房地产领域产生泡沫。2014年和2015年两年，股市几乎每天都创下新高。债券收益率跌至17世纪荷兰郁金香泡沫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毫无盈利的新公司纷纷公开上市，规模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水平。用来购买股票的借款规模也达到了新高度。公司不断增加债务，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以创纪录的规模回购自己的股票。企业拿出天价进行并购，早已司空见惯。哪怕是信誉很差的借款人，都能以极低的利率获得贷款，而对贷款人的保护却微乎其微，整个局面就像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样。
一位市场观察人士开玩笑说，他唯一担心的，就是现在没什么可担心的事。将金融市场的表现与实体经济持续存在的顽疾联系在一起，自圆其说，需要拿出有悖常理的推理思路：“我已经悲观到乐观的状态……给自己提个醒：永远在数字为负（增长）时买股票、办贷款。” [6] 低利率、央行制造的流动性，再加上政府的支持，都创造出一幅稳定的表象。政策制定者的干预抑制了波动性，鼓励了杠杆累积、过度金融和冒险行为，为新的金融危机埋下了导火索。
伊莱克迪卡对冲基金创始人休·亨德利（Hugh Hendry）在2014年12月致投资者的信中，承认他别无选择，只能表现得好像他真正的信仰现在已无关紧要了。他用投资者的钱以水涨船高的价格购买高风险资产，很清楚这样的估值根本不可能得到支持，最终会以悲剧收场。他对人类和金融市场如此频繁、如此长时间地失去判断能力而感到惊讶。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金融家的认同。
休·亨德利以电影《黑客帝国》做比喻。墨菲斯（劳伦斯·菲什伯恩饰）让尼奥（基努·里维斯饰）在两种药丸中进行选择：蓝色药丸让他忘记黑客帝国并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红色药丸让他生活在痛苦的现实世界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政策制定者，都在服用蓝色药丸。但就算服下红色药丸也无济于事。在大量廉价、宽松的资金驱动下，在虚拟繁荣渲染出的欢欣鼓舞中，现实本身已变得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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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空头支票渐渐显露原形，政客们一直在想办法扰乱视听。2013年，欧盟经济事务专员奥利·雷恩（Olli Rehn）对欧洲惨不忍睹的经济表现做出了如下解释：“去年年底的硬数据令人失望，最近的软数据令人鼓舞，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不断增强。” [7]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复苏计划举步维艰之际，日本经济大臣甘利明（Akira Amari）告诉记者，从疲弱的经济数据中能看出来，日本经济正在出现强劲复苏，虽然这种强劲复苏有点疲弱。2015年初，盖洛普（Gallup）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吉姆·克利夫顿（Jim Clifton）称，美国的失业统计数据就是一派谎言。
金融抑制是用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官方的政策就是蓄意操纵。公认的说法是改善现状，回归正常。政策制定者认为，“大众的接受能力非常有限，他们的智商很低，但遗忘能力十分强大……宣传若想奏效，就必须严格限制在少数几个重点上……直到智商最低的公众也能理解你希望他理解的东西。” [8]
虽然总有人说，危机到来之时，所有人都不能幸免，但老百姓心里知道，最终给危机买单的，就是他们自己。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选择相信承诺，落入这场利用人们内心深处的贪婪、虚荣心和天真的信心骗局中。
经济顽疾，助长了社会问题和政治动荡，为极端主义开辟了道路。在大萧条时期，正是因为失去工作和储蓄的普通民众的恐惧心理和不满情绪，才催生了法西斯主义。历史学家A.J.P.泰勒（A.J.P Taylor）在讲到那段时期时指出：“中产阶级，在任何地方都是稳定和体面的支柱……现在被彻底摧毁了……他们变得愤愤不平……暴力十足、不负责任……随时准备跟随第一个能蛊惑人心的救世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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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生物体在丰裕富饶的生存条件下，本能地过度繁殖，肆意放纵，最终自断前程。当生存条件发生变化时，种群在自然调节过程中迅速崩溃，甚至灭绝。人类也面临着类似的危险。
经济增长和繁荣昌盛，不过是消费、不可持续的资源开发和严重的环境破坏所产生过的副产品。如果在行为上不进行根本转变，不倡导更加节俭的生活方式，那么社会和个人都不可能将富足的生活水平保持下去。也许我们都应该遵循19世纪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建议，“若想获得幸福感，需要对欲望进行节制，而不是欲望的满足。”
我们姑且借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很喜欢的思维实验，来对生活水平需要做出的调整进行诠释：
除非人们拥有足够多的储蓄来支持退休后的生活，否则就要一直工作至死，或工作到失去劳动能力为止。税收的水平，应设定在足够的高度，为公民提供他们认为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所有来自国家的福利和援助，都受到严格限制，并需要经过严格的经济状况调查。
高密度的居住条件成为常态，对个人空间面积加以限制。紧凑型住宅，对环境的影响可以降到最低，并减少能源消耗、个人消费和浪费。人口密度增大，就说明人们能生活在更靠近工作场所和便利设施的位置，降低了基础设施的成本，实现高效的公共交通。同时，这样的布局也减少了对私家车的需求，私家车将受到严格限制，并且成本极其高昂。
强制性执行普遍的素食主义。生产450克牛肉，需要大约9 600升水，5千克多谷物，16千克表土，以及相当于4升汽油的能量。供人类消费的牲畜养殖，并没有显著增加可用的食物蛋白质含量：动物食品中蛋白质的生物价值约为植物食物的1.4倍。但是，70%~80%的农田被用于畜牧养殖。畜牧业还占据了温室气体排放的20%，尤其是甲烷排放。在100年的时间里，甲烷对气候的影响是二氧化碳的20倍。
只吃当地生产的时令食品，虽然目前这仅是一种时尚、奢侈的小众选择。而当这种做法得到推广，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保存了目前在运输到市场过程中损耗掉的30%~40%的食品。所有的水都是循环利用的，并对其消耗量加以限制。没有瓶装水可供人们饮用。
禁止使用空调，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消除英国经济学家格温·普林斯（Gwyn Prins）所谓的对身体舒适“成瘾”，以及“现代美国最普遍、最不引人注意的流行病”。 [10]
杜绝一次性物品和多余包装，减少资源浪费。仅美国每年就使用1 700多万桶石油来制造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主要用于塑料瓶和包装袋。大约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需要长达5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生物降解。塑料垃圾已成为对海洋生物和环境构成为威胁的主要生态问题。剩下没有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大部分被填埋，对土壤造成污染。全球只有10%的PET垃圾得到了回收。
非必要的航空旅行受到限制。民用航空旅行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的2%左右，由于成本逐步下降，随着休闲旅行的日益普及，这一排放数字正在迅速增长。
用电是限量供应的。现代数字世界，需要耗电量极大的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器农场。需要大量的电力来保持机器处于可用状态，保持工作温度，提供冗余和备份，而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机器真正在执行实际任务。
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教育和医疗费用，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和生产力。每个公民在一生中用于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的开支都设置既定上限。
节俭的生活方式，能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也能节约资源，保持环境健康，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资源和青山绿水。公共财政转变为可持续的发展方向。由于工作年限的延长，医疗和老年护理的负担减轻了。人们现在都生活在更大的家庭群体和社区之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只有这样才能扛过艰难的日子。照顾病人和老人的责任，又回归到了家庭，减少了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住房价格变得更便宜；为住房融资所需的债务数额较低。减少消费，可以解决之前遗留的债务问题。
允许自愿安乐死。有了这个选择在手，对生活质量怀有某些期待的人，可能会更早地利用这一权利。
虽然节俭的生活方式会导致经济活动瞬间急剧收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活动将稳定在较低水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这种类型的经济进行了预测：“财富的增长不是无限的。增长的终结，就是一种静止状态。资本和财富的稳定状态……会大大改善我们目前的状况。” [11]
这些变化并不像表面看来这样天翻地覆。很多人已经在这样生活了，而且上面讲到的生活条件，其实对老一辈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
不采取行动所带来的风险非常巨大。经济活动已经停滞不前。金融危机的威胁正在增加。水资源和食物的短缺日益突显。根据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不减，那么气候的急剧变化将不可避免，首先将在2038年左右影响到热带国家。如果排放在未来几十年里稳定下来，那么气候灾难的发生可能会推迟15~30年。具体受灾情况，取决于国家所在的地理位置。
当然，上述措施是不可能被广泛采用的，至少在环境所迫、被逼无奈必须做出改变之前是不可能的。中国有句古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上，很多人都讲究NIMBY（“别在我家后院”）、NIABY（“别在你家后院”）、BANANA（“绝对不要在任何人家附近建任何东西”）、NOPE（“不在地球上”）、CAVE（“对所有东西唱反调”）。民选领导人秉承的则是NIMTO（“别在我的任期内”）原则。哲学家大卫·休谟深知：“所有以人类行为方式大变革为前提的政府计划，显然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12]
全世界都在象征性的姿态中寻求安慰，比如由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一家广告公司构想并得到名人支持的“地球一小时”。每年熄灯一小时的象征性活动，被宣传成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参与活动。批评人士声称，“地球一小时”因为迅速降低电力输出，然后又再次增加所导致的复杂性，实际上对减少排放没有任何作用，甚至还可能会增加排放。这项活动没有考虑到宣传工作所造成的排放，也不能解决稀缺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破坏的问题。这让人想起诗人萨罗吉尼·奈都（Sarojini Naidu）的观点：印度的禁欲主义领袖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一直处于贫困状态，让全世界了解这一点，需要花费大量资金。
在希腊神话中，有两个海怪，名叫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它们守卫着墨西拿海峡，对海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要避开斯库拉，就会离卡律布狄斯太近。若想避开卡律布狄斯，则会离斯库拉太近。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在穿越海峡时，被迫在这两个怪物中选择要面对哪一个。如今，世界也被困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前者是接纳发展停滞和缓慢衰退的现有政策，后者是导致生活水平立即大幅下降的果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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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冰岛经济崩溃。股市下跌了77%。货币也大幅贬值。银行资不抵债，储户不得不承受储蓄的损失。由于当地利率高达令人窒息的15.5%，普通冰岛人借入了日元、瑞士法郎或欧元等低息货币来购买房产，开办生意。目前，这些贷款的未偿还额已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超过1/3的冰岛人考虑移民。甚至在eBay上还有人出售冰岛。
危机爆发前，冰岛通过债务和金融服务对经济进行了重塑。2003年，冰岛最大的三家银行的资产相当于该国每年的GDP。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些银行的资产增长到1 400亿美元，超过冰岛GDP的8倍。银行在海外筹集资金，并借出资金，用于购买股票和房地产。2003年至2007年间，冰岛股市上涨了约900%，而雷克雅维克房价上涨了两倍。冰岛人的财富增长了约3倍，冰岛企业家在全球各地纷纷开始收购公司、大举投资。2002-2007年，冰岛人拥有的外国资产增加了50倍。冰岛早已对新经济的内涵了如指掌：用借来的钱尽可能多地购买资产，因为资产价格只会上涨。
但是，冰岛从危机中走出来的复苏过程，比许多其他国家都要顺一些。冰岛政府听任本国银行倒闭，拒绝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破产机构。政府对本国储户进行保护，但拒绝偿付那些肆意放贷的外国债权人。如果抵押贷款大于房屋价值，那么就将贷款额度减记到可以合理偿还的水平，允许货币贬值，实施资本外流限制。
这些措施的执行过程极其痛苦。由于冰岛的大部分物资需求必须依靠进口，因此成本飞涨。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大量的财富人间蒸发。冰岛人明白，现有的状况是不可持续的。他们着手让国家经济回归到农业、渔业、地热能和旅游业这些传统基础上来。
政治上也发生了变化。冰岛民众发动了一系列的草根抗议活动，迫使政府辞职。新议会着手解决政策问题，确保国家的重建成本在冰岛人民之间公平分担。新议会还对这场危机背后的原因展开了调查。这份内容翔实、掷地有声的调查报告，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旨在对未来几代人发出忠言逆耳的警告，告诉他们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问题。在这一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复苏过程中，企业高管、银行家、政界人士和政府领导纷纷遭到起诉，其中一些被定罪。
冰岛至今尚未完全从当初的遭遇中走出来，未来几代人依然将承受这场危机的代价。这是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小国，经济规模也不大。但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管理得当，其地理位置、恶劣的自然环境、极端的天气和活跃的火山活动，培育了冰岛人民的合作精神。共同利益的理念是非常强大的。冰岛的案例表明，只要有承认问题和面对困难的意愿，改变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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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许多大国和大机构来说，应对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其规模和复杂性都令人无力承受。全球经济中，驱动增长的诸多因素已经走上下坡路，因此无论是传统刺激政策还是非传统刺激政策，都无法唤醒疲弱的经济走势。德国央行行长延斯·魏德曼认为，不可能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人为地提高经济增长。他说，央行没有阿拉丁神灯，不可能摸一下就能让所有愿望成真。 [13] 政策制定者不愿承认失败，因而在正确的解决方案上犹豫不决，反而把钱花在不太可能取得重大持久效果的虚假策略上。他们更愿意把错误的事情做对，而不是把正确的事情做错。 [14]
可持续增长必须来自实体经济。目前的政策重点在金融领域。用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话来说，这些政策鼓励了在金融领域铤而走险，在经济领域胆小怕事。这些政策不能直接创造就业、提高工资、鼓励投资。不会提高劳动技能和生产力，而技能和生产力才是提高经济潜力的关键所在。这些政策不涉及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管理或环境破坏的治理。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延缓了经济活动和财富水平的急剧下降。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很多人的生活很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将军认为，问题分成两类，一类是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一类是时间解决不了的问题。当下的世界仍在赌博，认为自己的问题属于第一类。
但当局不可能永远拖延下去，不面对现实。把问题拖到未来，只会将处理问题的责任转移到别人身上，特别是未来几代人身上。将不可避免的经济调整拖延到日后，将会造成更大的痛苦，因为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如果现在就对金融、经济、资源和环境方面的过度行为进行缓慢、有节制的纠正，那么的确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反应，但却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现在不做出改变，那么未来走投无路时的被迫调整，将是突然的和充满暴力的，后果不敢想象。
世界怀着非常乐观的情绪，来面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全新重大危机。在《华尔街日报》2015年4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论点，说明了为什么当前政策几乎不构成风险。他声称，因为所有假设之中的金融风险都还没有浮出水面，所以这些风险不会出现。这就像是一位85岁的老人以自己至今还活着为基础，来论证永生不死的理由一样。但是，“没人要求你必须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必须生存下去”。 [15]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每一场经济危机的严重性，都比之前有所增加，需要一步步采取规模更大的措施来缓解其所造成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措施对经济造成了扭曲。现有工具的效力已经减弱。由于公共财政疲软，利率处于历史低点，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新的危机就像恶性感染，随时准备攻击免疫系统已经受损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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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的复杂系统，在有序与无序的边界上运转。可能看起来很稳定，但一个突然发生的小变化就可能会引发相变，继而造成大规模的故障。哪怕只加进去一小粒沙子，就能令一座大沙丘毫无征兆地瞬间崩塌。如今，全球经济和社会体系正处于这种混乱的边缘。 [16]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提出观点认为，变革是必需的，“因为万事万物就是这样的，将来不会保持现在的样子”。 [17] 但是，整个世界不惜冒着经济停滞甚至崩溃的风险，无限期地推迟了果断应对挑战的时机。任何质疑当前进程的人，都会被人嘲笑成不知悔改的悲观主义者，甚至更糟。这些人被认为是“基于现实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以事实为基础，而不能以一厢情愿的幻想为基础。 [18]
世界坚信，经济增长和繁荣迟早会恢复，不可再生资源稀缺和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问题也会得以解决。但正如哲学家蒙田所问的那样：“有多少昔日被我们奉作坚定信仰的理念，如今看来恍如天方夜谭？” [19]
迟早，我们每个人都要坐下来，自食其果。 [20]
注释：
[1]William Faulkner，《修女安魂曲》，Random House，1950年，Act I，sc.3.
[2]Adolf Hitler，trans.James Murphy，《我的奋斗》，（1925）1939，第1卷，第五章。http://gutenberg.net.au/ebooks02/0200601.txt.
[3]Thomas Hobbes，《利维坦》，1651，第8章。
[4]B.H.Liddell Hart，《第一次世界大战史》，Macmillan，1970年，p.1.
[5]这句话虽然竟然经常有人说源自爱因斯坦，但实际源自威廉·布鲁斯·卡梅隆，《非正式社会学：漫谈社会学思维》，Random House，1963年，p.13.http://quoteinvestigator.com/2010/05/26/every- thing-counts-einstein/.
[6]参见Wolf Richter，《事后来看，如果悲剧收场，那么这些报告将如何解读？愤怒？》，《沃夫街》，2014年7月8日。http://wolfstreet.com/2014/07/08/ bofa-conundrum-im-so-bearish-im-bullish/.
[7]参见Peter Spiegel，《欧盟预测描绘惨淡经济图景》，《金融时报》，2013年2月22日。
[8]Adolf Hitler，trans.James Murphy，《我的奋斗》，（1925）1939，第1卷，第6章。http://gutenberg.net.au/ebooks02/0200601.txt.
[9]A.J.P.Taylor，《德国发展史：1815年以来德国历史发展探索的调查》，Routledge，1945年，p.228.
[10]Gwyn Prins，《关于Condis系列产品与冷度》《能源与建筑》，第18卷，issues 3-4（1992）.引述自Stan Cox，《丧失冷静：空调世界的不安事实（寻找度过夏季的新方法）》，The New Press，2010年，p.xii.
[11]John Stuart Mill，《静止状态》，《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社会哲学中的一些应用》，J.W.Parker，1948年第4部书第6章。www.econlib.org/library/Mill/mlP61.html.
[12]David Hume，《完美共和国之观念》，1754年。www.constitution.org/dh/perf-comw.txt.
[13]参见路透社，《欧洲央行魏德曼称：央行无法提升增长潜力》，2014年11月28日。
[14]Russell Ackoff，《一生的系统思维》，Leverage Points，1999年，p.115.
[15]这是戴明一句陈述的流行版本，由Frank Voehl在著作《戴明：我们了解他的方式》中引述，St.Lucie，1995年，p.125.实际陈述是：“学习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动自觉的。但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学习。”
[16]Christopher G.Langton，《混乱边缘的计算》，Phyisca D，vol.42（1990），pp.12-37.
[17]Bertolt Brecht，引述自John Cook著作，《积极名言》，Fairview Press，2007年，p.390.
[18]这个说法源自小布什总统顾问卡尔·洛夫（Karl Rove）；Ron Suskind，《信仰、笃定，与小布什总统任期》，《纽约时报杂志》，2004年10月17日。
[19]Michel de Montaigne，trans.John Florio，“辨别自满的真伪是愚蠢的”，in Robert Andrews（ed.），《哥伦比亚名言词典》，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年。
[20]这一说法源自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基于著作《清教徒：……遮盖了我们所有人都要承担的后果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