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一个人物破产了。有人问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他回答说，“两种方式。逐步的，然后突然的。” [1] 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无法满足的金融、资源和环境需求。不出意外，普通老百姓都会逐渐地越来越穷。而一旦出现意外，一夜之间发生大崩溃的可能性永远都在。
那些专注于工作和家庭的人们，可能会感觉到周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但却无法完全理解这些变化的含义。经济学和金融学术语既复杂又模糊，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这种让人看不透的状态，是预先就设计好的。1947年，一名美国士兵在战后的意大利发现一个让他感到不安的现象，意大利人对政治的兴趣，竟然比对消费品进行互相比较的兴趣还要大。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往往令人们将注意力放在物质繁荣上，忽略了可能对现有政治和经济秩序产生影响的参与精神和行动主义。 [2]
目前来看，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都在继续，看起来很正常。用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话来说：“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好像未来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3] 但对许多人来说，成功、富裕、光鲜的外表之下，都隐藏着深切的不安全感和担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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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使大多数人免于贫困的主要途径。但近年来，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都发生了变化。
在发达国家，就业率已经下降。在美国，就业率已经降到总人口数量的59%，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水平相同，低于2000年超过64%的峰值。在许多经济体中，虽然统计数据并没有将实际情况记录下来，但类似或更大幅度的下降也是不言自明的。失业的定义，通常不包括那些因为找不到全职工作而被迫从事兼职工作的人，也不包括那些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彻底放弃、再也不找工作的人。在美国，真正的失业率大概是劳动力的12%到15%。还有就业不足的问题，许多毕业生找不到与他们学历相符的工作，只能从事低薪、无技能的工作。
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下岗工人通常能相对较快地找到新工作。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长期失业（6个月以上）的人数增加了。在美国，有1/3的长期失业者，失业超过两年。在欧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趋势。失业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找到工作。年龄较大和技能较低的失业者，也不太可能再次找到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实际收入中值没有增长，工资水平处于停滞状态，家庭收入下降到1989年的水平。十多年来，日本和德国的家庭平均实际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经通胀调整后，英国工厂工人的收入只能达到甚至略低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
就业的下降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减少。疲弱的公共财政减少了政府就业机会。全球供应链和外包，已经取代了发达国家成本高昂的人工。最初，离岸外包仅仅影响到低技能制造业。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影响到技术领域。2004年2月，《连线》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美国程序员对工作流失的抗议，为此还专门成立了yourjobisgoingtoindia.com和nojobsfor-india.com这样的网站。 [4]
技术进步加剧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下降。某些岗位从此不复存在，有些工作不再依靠人的技能。计算机软件取代了记者，可以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在线合成新闻条目。就连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员，也正在被超高速的自动化算法所取代。
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实现廉价、实时的语音传输，以及即时的海量数据传输和清晰度越来越高的图像传输。这使得工程、建筑设计、会计、法律工作甚至医疗手术等服务，都可以迁往远程。对X光、成像结果和细胞样本的分析，无须在现场进行，甚至绕到地球另一边进行都可以，由此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与最初为军用无人机开发的远程指挥和控制技术相结合，现在人们可以远程管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甚至可以远程管理大型矿井。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某些医疗手术，都可以利用远程控制的机器人来进行。
技术也改变了商业模式。原本每一千次浏览量需要50美元的广告成本，现在直接投放到计算机，成本仅需4美元，直接投放到智能手机，成本仅需1美元。业务收入下降，就会增加削减成本的压力，只能通过裁员、降薪和调整工作环境来实现。博客和免费访问的网站，是对传统媒体的蚕食，进一步减少了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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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劳动力结构呈现出日益加剧的分层态势。一小部分人拥有关键技能，能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绝大多数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只能从事收入较低的服务业，如零售、休闲、酒店、保安、老年护理和医疗保健。
工会努力争取到的慷慨条款，已经被稀释了。地位稳固的职工，可以享受到规定的薪酬和相关福利，不用担心丢工作；而越来越多的新员工，聘用方式非常随意，签订的也是固定期限合同，而且一般都是短期的。由于员工权利和劳动福利的减少，有效收入也随之降低。合同工在等待工作、请病假、接收培训、使用劳动工具等方面得不到报酬。人们在工作和收入上的安全保障越来越少。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就连那些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起薪也比2007年低了10%~12%。
剥削随处可见。人们终日淹没在对重组和解雇的恐惧中，互相拉踩、不断竞争，以证明自己才是那个能胜任本职工作的人选。尼科尔·格雷斯利（Nichole Gracely）有硕士学位，专业是美国研究。她是亚马逊最优秀的拣货员之一。2012年，她因为对工作中一些日常操作进行抗议而被解雇，从那以后就失业了。她写道，她因无家可归和贫困而经历的最艰难的日子，也比她在这家电子零售商工作时最舒适的日子都要好过一些。 [5]
即便是在不断增长、非常盈利的美国科技行业，也有人指责大公司互相串通来压低薪酬水平。外国员工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最为严重，比如持有临时H-1B签证的非移民计算机工程师，他们是通过中介招聘机构来聘用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调查报道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些招聘中介对待这些非移民劳动力的手段非常恶劣，在没有固定工作的情况下招来大批刚毕业的工科生，像奴隶一样扣押住，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就算找到了工作，这些人也不能换工作，因为一旦走人，雇主就会向中介机构收取罚金。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拥有何种技能，工人现在都面临着凯恩斯所谓的“技术性失业”。很多人鼓吹技术性失业的好处，称这一进程减少了低技能的单调工作岗位，增加了就业流动性，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方式选择。经济学家也对新知识、生物工程、清洁和绿色经济大加赞扬，认为被取代的工人，未来将成为受过高等教育、有技能的职业人士，找到全新的、具有智力挑战的高薪职位。而更谨慎的人则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别无选择。
英国经济地理学家约翰·洛夫林（John Lovering）称之为“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的过度幻想”。 [6] 许多“让位的”或“非自愿离开”的员工（卡夫卡式的失业术语），不太可能找到新工作。纺织厂和装配线工人，能否将自己重塑为知识工人、技术人员、生物工程师、金融家或其他专业人士，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受到自身技能和移民机会，以及家庭、社会和财务牵绊（比如买房）的限制。
在职业转型存在可能性的情况下，也需要配备足够资金支持的再培训机制。新经济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意味着再培训人员的就业机会并不能得到保证。就算对于那些找到工作的人来说，就业不充分和失业的威胁也始终存在，这就令他们很难制订出切实可行的长期计划，以获得财务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安全保障。
支持灵活劳动力的经济观点，没有考虑到具有特定技能的工人可能不愿更换职业，也没有考虑到不断接受再教育和再培训的效率之低、成本之高，更没有考虑到在职场屡屡受挫的人们因此而产生的健康问题和社会成本。这套理念不愿承认，只有减少投入成本，包括通过降低雇佣人数和收入水平来降低劳动力成本，才能令价格更低廉的商品和服务成为可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也曾是离岸外包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离岸外包可以削弱工会的力量，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得廉价商品和服务。而现在，他们自己也面临着流离失所的威胁：“纳粹来打共产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纳粹把社会民主党人关起来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纳粹来抓工会成员时，我没有站出来，因为我不是工会的一分子。纳粹来抓犹太人时，我闭口不言，因为我不是犹太人。而纳粹来抓我的时候，也没剩下什么人能替我说话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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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创新被人们吹捧上天，称其为未来就业的来源。共享经济（也被称为同侪经济、合作经济和零工经济）基于无处不在的互联网、速度越来越快的宽带连接、智能手机和应用程序。有空闲时间、住所、汽车的个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作为工作和收入的来源。让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经济模式，主要集中在交通（Uber、Lyft、Sidecar、GetTaxi、Hailo）、短期住宿（Airbnb、HomeAway）、跑腿代办等小任务（TaskRabbit、Fiverr）、超市代购（Instacart）、家庭烹饪服务（Feastly）、按需配送服务（Postmates、Favor）、宠物运输（DogVacay、Rover）、汽车租赁（RelayRides、Getaround）、船只租赁（Boatbound）和工具租赁（Zilok）。
共享经济的支持者，利用崇高的乌托邦式语言来描述这种商业模式。说共享经济并不是做生意，而是一种社会运动，用一种全新的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亲密形式，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顾客得到的并非廉价服务，而是来自充满意趣的新朋友的帮助。服务提供者本身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通过共享经济获得了宝贵的独立性和灵活性。Lyft的口号是“有车的朋友”。Airbnb和Feastly鼓励房东和客人分享照片，多多交流，以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
有些东西依然保持不变。研究人员发现，在考虑到其他变量的情况下，Airbnb房客支付给黑人房东的费用，要比给白人房东的低。 [8]
实际上，共享经济依赖于现有企业的去中介化，还要将监管成本降至最低。业余司机、厨师和私人助理，现在能以较低的成本完成之前由全职专业人员来承担的工作。Airbnb、Lyft和其他公司并不总是能按照规定，来确保服务提供者具备最低水平的技能、绩效标准、安全保障以及保险覆盖。出租车和租车司机对共享汽车提出抗议，认为这类服务压低了受监管的正规收费水平。坊间流传着一些传闻，比如Airbnb租来的房子里有人彻夜狂欢，还有拼车时发生的事故和袭击等。
这些服务的可靠性，依赖于交易各方对彼此的打分，用这样的方式来确保表现不好的买卖双方以后不再参与进来。像所有的在线评论和打分体系一样，这种做法并不能替代独立的评估与监督。有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蓄意发布不诚实、不公平的评价，就会让无辜的人失去未来的参与机会，遭到“封杀”。就像霍桑小说中的“红字”一样，每一条评价都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余生，而且没有可靠的补救机制。
共享经济这种20世纪60年代“和平、爱与鲜花”风格的背后，是达尔文进化论式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优步获得了超过15亿美元的融资，估值达到400亿美元，高于Hertz和Avis等传统租车公司，以及达美航空、美国航空和联合大陆等上市航空公司。Airbnb的价值高于除了最大的连锁酒店之外的其他所有酒店。共享经济是个万众瞩目的吸金行业，因此竞争异常激烈，其中充斥着各种不道德而且令人厌恶的行径。优步已承认，曾蓄意扰乱Lyft的融资规划。而且优步还不接受别人的批评，据说打算花100万美元聘请揭老底专家，去揭露那些对其发表批评意见的记者的个人生活，败坏他们的名誉。TaskRabbit让使用者彼此之间很难沟通，用这种方式来防止他们团结起来，组建工会。
在最新的科技淘金热中，风险资本投资者纷纷把钱投给那些能有效撮合客户和工人直接合作的公司。他们认为，曾经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到的服务，如今因为降低了价格门槛，所以能创造出巨大的大众市场。这种模式的核心是，新型公司给服务提供者支付的费用更少，同时还避免了高昂的监管费用。
人们高估了共享经济的潜力。和所有生意一样，这样的商业模式需要始终提供现成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方。传统的P2P提供商，给出了这种业务的发展曲线。eBay（易贝）从一个偶尔出售二手货的网站，演变成由专业卖家组成的营销渠道。P2P借贷平台，是为了让个人向其他个人和小企业进行贷款。这类公司对机构贷款人和对冲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网站拿到丰厚的贷款收益率。优步现在变成了专业出租车和租车服务的预订代理。一小撮手握十几处甚至几十处房产的大业主，主导着Airbnb的短租业务。一位记者开玩笑说：“谁能忍心阻止手里有12套房的包租婆，靠短租平台来养家糊口呢？” [9]
P2P代理降低了成本，也减少了服务提供者的收入。共享经济需要大量廉价的临时合同工，客户只需在智能手机屏幕上进行一番简单操作，就能找到他们。如果是聘请享受正常福利的全职员工，那么这种模式就行不通了。将共享经济和维基百科与开源软件进行比较，是一种误导。对于维基百科和开源软件来说，为其提供贡献的人们，在其他地方是有正式工作的。他们是免费提供服务，享受着参与和贡献的乐趣，获得了作为社区成员的认可。而共享经济，是在疲弱的经济环境下对低薪工人的剥削。
虽然经济统计数据有所改善，但人们的实际生活条件明显走了下坡路。2013年，美国零售商沃尔玛给员工举办了一场感恩节食品募捐活动。麦当劳帮助低薪全职员工制定个人预算，还是在假设他们有第二份工作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生活的基本开销。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低迷对共享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如今，个人薪酬降低，被迫从事兼职工作或处于失业状态，正是这样一群人参与了共享经济，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收入不足。把房子、汽车或劳动力出租出去的个人，从中获得的收入只是传统全职工作的一个零头，而且没有任何就业福利。在共享经济中，“资金充裕的科技初创企业里面，可能会有无家可归的人们在打工”。 [10]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凭借《世界是平的》一书，成为全球化浪潮的风云人物，现在也公开支持共享经济，对参与其中的微型创业者大加赞扬。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创业精神。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将其称为“分享残羹剩饭”经济。这让人回想起更早的时代，当时那些身无分文、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其中很多是移民）为了生存而甘愿从事任何工作。如今，一个全新的底层阶级为共享经济中的科技企业家和投资者提供了粮食。这是陷入绝望、别无选择的计件劳动，是中产阶级梦想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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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社会是以优质、高薪的工作岗位为基础的：“20世纪底特律装配线上最重要的产物，是由蓝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 [11] 现在，备受压力的中产阶级，早已沦为“岌岌可危阶级”（precariat）。这个说法最初是指没有工作保障的日本工人。随着日本企业逐步削减劳动力成本，这类工人现在占日本劳动力的30%以上。短期合同聘用的现象，是全球性的。自2009年以来，英国的就业率强劲增长，但工作的类型和质量都发生了变化。2007年之前，个体经营者占新增就业岗位的16%。到2014年，这一比例为45%。外包和合同承包的威胁，创造了恩格斯所谓的“后备劳动力大军”，形成了对就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永久性限制。如今看来，股市赌徒杰伊·古尔德（Jay Gould）的观点确实道出了真相：你可以雇佣工人阶级中的一半，让他们去杀死另一半。
劳动力中的很大一部分已沦为新时代的穷人。美联储2014年发布的《美国家庭经济福祉报告》发现，在18~59岁的美国人中，只有1/3的人有足够的储蓄来支付三个月的开支；52%的美国人在没有借款或出售物品的情况下，无法在短时间内拿出400美元；45%的人没有对收入进行储蓄。目前美国约有4 600万人有资格领取食品券，远高于2000年的1 700万人。这就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很多人的生活越来越穷困潦倒、越来越朝不保夕。
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岌岌可危阶级是在求生存，根本不敢想怎么能把日子过好。他们的生活就像大萧条时期流行的马拉松舞蹈的现代版本，当时一贫如洗的年轻夫妇为了争得奖金，有时一连跳舞几个星期不停，直到累到瘫倒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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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拥有率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另一个因素。这一数字在经历稳步上升之后，停滞了下来，有些地方开始下降。在美国，住房拥有率从2006年达到69%以上的峰值之后，又下降到2014年的65%，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相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一数字也出现大幅下降。在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相对保持不变。在44岁以下的人群中，这种下降趋势最为明显。
住房拥有率的下降，反映出了房价高企、经济萧条、收入疲弱，以及人们内心对工作的不安全感。在一些国家，这种现象反映了住房融资供应的下降，因为银行现有贷款得不到偿还，再加上资本短缺，都可能造成借贷规模的缩小。比如，英国政府就在压力下启动项目，增加住房融资力度。就算是有能力买房的人，也会因贷款金额不断上升，以及今后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偿还贷款而备受打击。在政府对住房大力支持的背景下，住房拥有率和购买力下降的现象，颇为矛盾。
以前，拥有土地或住房，都是富人的专属特权，就相当于获得了投票权。虽然这种情况早已不复存在，但许多国家依然在为购房者提供补贴，相信提高住房拥有率，可以让社会更稳定，政治参与程度更高。大多数国家都鼓励金融机构为住房进行贷款。按揭利息支付，在有些情况下还能免税。出售住宅的资本利得，无须纳税或税率很低。在房产税、房产转让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乃至于直接拨款，都十分常见。
在政府资助和补贴的鼓励下，住房投资出现过度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房子建得越来越大，平均房屋面积翻了一番。在发达国家，富人的度假别墅，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置的，不太富裕的人蜗居在不合标准的陋室里，而穷人则根本没有房子住。
在房产上过度投资，资本效率很低。与商业组织不同，房屋一旦建成，所产生的收入、利润、就业机会和投资都是有限的。在房产上过度投资，还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形成了缺乏弹性的劳动大军。人们寻找就业机会的空间，受制于房价波动，出售房产所需的时间，以及高昂的交易成本（买卖成本可能占房产价值的5%~15%）。过度投资也限制了工资支配的灵活性，因为人们必须要拿出一部分收入来支付抵押贷款。
较高的住房拥有率和国家财富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微弱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住房拥有率为65%~70%。但法国、德国和日本则要低得多。俄罗斯、东欧诸国、中国和墨西哥的住房拥有率都超过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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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买房，早已不再仅仅是为了有个遮风避雨的住所。而这样的心态，对房产市场的发展造成了扭曲。20世纪80年代由公司或政府资助的退休计划，如今被自筹资金的退休计划所取代，这就意味着，如今的房产已成为家庭积累和储存财富的主要途径。这种转变，将简单的消费品与金融资产或投资混为一谈。
但是，只要房主需要住在这里，那么住宅就不能成为金融资产。自住的房产不产生收入，还需要房主拿出现金来支付税费、物业费等费用。就算房产价值上涨，也不能为房主提供收入或现金流来满足生活开支。
若将房产作为投资，那么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净值，也就是房产价值与未偿还债务之间的差额。随着抵押贷款的偿还、房产价值的增加，净值也会上涨。以房产净值为抵押进行借款的实力，已成为家庭储蓄和财富的核心，还被人们用来为消费和退休生活提供资金。2000年到2008年间，美国人将房产当作自动取款机，从中获得了超过4万亿美元的房产净值贷款。另外一种操作，就是卖掉大房子，换成小房子，腾挪出现金来支付生活费用。
许多人借钱买房，用来出租，希望从租金收入和未来房价上涨中获利。从房地产中获得的收益，通常情况下不会高于其他类型的投资。如果用借来的钱买房，那么租金不一定能完全覆盖掉利息成本和其他支出，这就要求购房者还有其他收入来源，或者继续借款，才能保证这份投资的资金供应。依靠房产价格来获取回报，或是利用房产价格上涨来偿还融资债务，是有风险的。拥有既得利益的权威人士，以及有关房地产所有权的书籍和研讨会都认为，假设房价不可逆转且持续上涨，那么将住房作为一种投资是绝对正确的。
将房产作为金融工具，会导致投资组合缺乏多样化，储蓄集中在单一资产上，非常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房价可能会受到一系列不利事件的影响，包括经济周期、信贷松紧和人口结构等，比如大批退休人员同时调整房产头寸，就会引起房价波动。这类资产的非流动性，也会加剧价格波动。
许多经济体，现在都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受全球化的影响较小，对就业、收入和经济活动而言至关重要。房价上涨，会带来账面财富的增加，帮助掩盖了经济增长乏力、收入水平下降或就业机会不确定等问题。
房地产政策通常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政策取得成功，那么房价提升，导致许多人买不起房；如果政策遭遇失败，那么房地产泡沫会逐渐消退，造成管理困难。美国、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价下跌了60%的过程，就是明证。
随着个人和投资者的财富大幅缩水，经济活动放缓。而房地产投资的集中化本质，又令问题进一步恶化。如果个人将房产用作抵押品来申请借款，那么在房价下跌的情况下，借款人就可能需要继续提供额外的抵押品，由此造成流动性紧缩。对于政府来说，因房产税的缩水，收入也随之下降；与此同时，因为失去住所或房产贬值，有些房主被迫向政府申请福利，由此形成的支出可能还会增加。对于银行来说，借款人的偿付能力也会受到房价下跌的严重影响，因为他们拿来做担保的，是大量的抵押贷款和房产。银行的杠杆性质，以及对批发货币市场融资的依赖，都令问题进一步放大。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支持，也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政策制定者并没有从过去的危机中学到什么经验教训。自2009年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政府和央行政策，尤其是低利率政策，人为地推高了房价，却没有大幅增加新房建设。投资者面对其他领域的低回报，再加上对金融工具安全性的担忧，纷纷选择大举购买住宅地产，进行出租，由此造成越来越多的打算买房自住的人们被挤出房地产市场。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了人们负担住房的能力越来越薄弱。报告发现，全球3.3亿城市家庭，住房条件不够安全，居住面积不够充裕，或因住房成本过高而承受着很大的经济压力。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4亿。原因包括房地产价格、土地供应量、开发条件和租金管制等。即使在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富裕城市，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也负担不起基本住房，他们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30%~50%）花在房租上，或用来偿还抵押贷款。廉价房的缺乏，限制了人们的经济活动，降低了劳动力流动性，增加了运输时间和成本，从而打击了生产力的发展。
买得起房，有个安全的住处，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房价上涨，令一部分人没办法拥有住房，也降低了他们以房屋净值形式积累储蓄的能力，而房屋净值将为就业不确定性和未来的退休收入发挥缓冲作用。但改变房产政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买了房的人们，在高房价中能享受到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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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规划人员预测，人们在未来的工作时间更少，休闲时间更多，能享受到充裕的个人、社会和文化满足感。美国休闲研究协会在2007年的会议上问道：“休闲社会去哪了？”工作年限缩短，充裕财力支持下在合理年龄退休，这样的愿景，对大多数人来说越来越难以实现。
由政府和雇主承保的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承诺员工的退休收入以最终工资为基础，与通胀挂钩。但这些养老金计划基本都得不到充裕的资金支持，而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萎缩、养老员工比例上升以及预期寿命延长，令这些计划与现实完全脱节。
退休计划还面临其他问题。2015年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欧盟企业养老金赤字增加了18%。世界各地的养老金计划，也都被迫进行风险更高的投资，才能抵消低利率的影响，由此也降低了可用于偿还未来债务的资金安全性。弹尽粮绝的希腊陷入绝望，颁布了一项立法，将本该为养老金预留的资金提前取出，才勉强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公司倒闭时，员工也将失去他们的退休福利。1974年，美国成立了养老金保障公司，为养老金福利提供保险。但保费水平低得不现实，通过这类保险来满足所有养老权利的能力依然非常薄弱。2015年，这家公司报告称，如果遭遇破产，就只能依赖政府担保，那么超过一半的参保人员的福利可能会减少。
州政府、地方政府和公司，都在就退休福利问题进行重新谈判，提高退休年龄，减少或取消自动生活成本调整，降低福利水平。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利用破产法庭来促进养老福利的改革。他们认为，如果不改革，那么养老金会吃掉很大一部分预算，就像1958年恐怖电影《幽浮魔点》中的场景一样。
除了历史遗留的福利计划和政府养老金计划外，员工现在普遍选择的是固定缴款计划。这项计划是以员工储蓄为基础，再加上雇主资助和投资收益。退休后收入究竟有多少，这个风险现在由员工来承担。他们要对储蓄水平、投资回报、成本增加和自己的寿命长短负责。
2014年的一项全球调查发现，超过2/3的适龄劳动人口担心赚不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担心退休后没钱生活。但对于85%的劳动年龄人口来说，因为有抵押贷款等债务，再加上收入增长速度不如支出增长速度快，所以为退休进行储蓄并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事情。大部分接受调查的退休员工，并没有为退休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也不知道自己需要多少储蓄。 [12]
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现在都没办法存下足够多的钱去享受满意的退休生活。假设收入合计为8万美元的两名25岁劳动者，计划在65岁退休，预期寿命为85岁。为了达到发达国家建议的每对夫妇的退休储蓄水平，他们需要每年留出1万美元（税前收入的13%）。这些储蓄加上投资回报，将在他们退休时达到170万美元（相当于如今的75万美元），让他们可以不用工作，每年提出5万美元的生活费。这里的假设，是通货膨胀率为每年2%，投资回报率每年高于通货膨胀率3%（名义上为5%）。
实际上，退休储蓄远远低于这一水平。美国家庭的金融净值，中值约为1.1万美元，不包括住房和汽车。接近退休年龄（55~64岁）的家庭平均有约11万美元。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退休储蓄约为30万美元，不包括政府养老金计划。约一半的美国家庭没有任何退休储蓄。在澳大利亚，这个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退休制度的国家之一，男性员工退休时平均拥有18万美元，女性员工退休时平均拥有10万美元。
投资回报、费用和成本对退休储蓄造成了影响。投资回报的变数太大。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假设一位员工将收入的5%存起来，其中60%投资于股票，40%投资于政府债券。研究发现，退休储蓄的最终金额会因时间点的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异。如果日本员工在20世纪80年代末股市见顶时退休，他们将获得最终工资额度的70%左右，而如果他们在2012年退休，只能拿到最终工资额度的约10%。英国和美国工人的退休福利，也从2000年互联网繁荣时期占最终工资额度的50%~60%一路大幅下降。基金管理公司GMO计算，如果一位员工投资1美元，年平均回报率为5%，每年的平均变动幅度为上下14%，那么40年后，这位员工的退休账户里最高能有11美元，中位数是7美元，而可能性最大的结果，仅为3.4美元。平均水平因为在几年间存在异常高的回报而被扭曲了。
为退休生活积累充裕储蓄的能力，也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实际收入早已停滞或出现下降；失业，特别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失业；兼职工作增加；朝不保夕的短期雇佣合同，都降低了为退休账户持续存钱的能力。在美国等地，许多低工资职位或兼职工作根本不提供退休计划。
财政压力导致削减卫生、教育和儿童保育等公共服务，也降低了工人为退休储蓄的能力，因为家庭被迫承担这些费用。受影响最大的是作为福利事业主要受益者的中低收入家庭。
因为遭遇失业或罹患疾病，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在退休之前就提前动用储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从退休账户中提前取款的次数创下了纪录。
等到退休之时，很多退休员工可能早已背负大量债务，尤其是抵押贷款。这是高房价、低收入以及只付利息抵押贷款（无须定期偿还本金）等金融创新所造成的。人们需要拿出退休储蓄中的一部分，来偿还这些债务，由此也减少了为退休后生活提供资金的本钱。
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的预期寿命增加，再加上医疗和老年护理成本的急剧上升，都将给退休财政带来压力。
很大一部分家庭，将在人生尚未完结时就提前耗尽退休储蓄，不得不依赖国家的财政支持。但捉襟见肘的公共财政状况，只能为最贫困的人提供给养老支持，而且提供给他们福利也只能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平。一些人将退休储蓄不足的问题看作商机。一家澳大利亚博彩集团推出了一款名为“一生富足”的新彩票，利用的就是人们不想工作、提前退休的愿望；奖金是在未来20年里每月颁发2万美元。
在如今的现实情况下，人们要么缩短寿命，要么节衣缩食，要么攒下更多的钱，要么延迟退休。因为人们普遍没有能力积攒下足够退休的储蓄，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所以往后退休将成为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的奢侈品。很多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将一直工作下去，直到离开人世。西班牙养老金改革称之为“积极老龄化”。很多人都能从歌手安妮·伦诺克斯（Annie Lennox）的歌曲《冷》中找到共鸣。在歌中，她唱道，死亡很容易，但活着却把人吓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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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经济模式，也造成了代际问题，因为这种模式依赖于将经济、资源和环境改革推迟到未来去进行。在每个领域，如今的人们都以风险和成本为代价，去追求短期收益，这就导致财富从未来转移到当下。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段时期，风险，尤其是个人和企业在还贷方面所面临的风险，被大大低估了。环境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所造成的真正代价也被忽视了。收益被大规模私有化，而损失则被社会化。金融家们纷纷开始从事破坏性越来越强的交易，抽取了大量费用，让纳税人来承担经济损失的成本。一位监管机构的官员，将银行业与汽车业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产生污染物：对汽车而言，污染物是废气；而对银行来说，污染物是系统性风险。 [13]
最终为过去和现在的决定和不作为付出代价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经济增长乏力，将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与此同时，高水平的债务和福利政策所造成的财政负担，还需要有人来掏腰包。认为通过增长和通胀的手段可以实现经济复苏，并在不出现违约或破产的情况下减轻债务负担，这样的想法是有缺陷的：“再多的经济增长，也无法消除全球债务。试图说服债权人、债务人和纳税人，让他们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得通，是徒劳而危险的……既然欠了债，那么只有金钱或实物资产才能拿来偿还。” [14]
但政策制定者仍然在继续回避关键决策。就像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一样，他们会问：“我为什么要关心子孙后代？他们为我做过什么？”由此引发的代际矛盾，将影响就业、住房、社会服务和未来的退休福利。
除了一小部分人之外，人们的就业机会都将变得局限性更大。职场对学历的看重，学费的节节攀升，都意味着年轻人将背负着沉重的学生债务进入劳动力市场，除非他们成绩很好，能拿到奖学金，或是生得很好，有父母来掏钱。现在70%的美国学生毕业时都有贷款，而20年前这一比例仅为43%。平均学生贷款余额为33 000美元，是20年前的两倍。医生、工程师、律师和商科毕业生，贷款的比例要高得多。总体而言，美国学生贷款余额超过1.1万亿美元，自2003年以来几乎翻了两番。相比之下，同期抵押贷款债务仅增长了65%（超过8万亿美元），信用卡债务下降了约4%（6 600亿美元）。
就算获得了学历，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年轻人为了获得工作经验，之前的带薪实习和培训，早已经被如今的无薪实习所取代。在全球范围内，25~34岁人群的就业比率，其下降幅度超过了年长员工。青年失业率在世界各地都很高，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高达60%。
初入职场的年轻员工，面临着来自年长员工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退休储蓄不足和投资回报低，年长员工纷纷推迟退休，要么就是退休之后再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即使是快餐业这样的低薪服务性工作，竞争也在加剧。这类工作曾经由年轻人主导，他们通常在读书或接受培训时选择此类工作，毕业后就会转而去选择薪酬更高的工作。如今，大约1/3的快餐店员工年龄在25~54岁之间，其中很多人之前都曾从事过更加高薪的工作，但出于各种原因失业。高薪岗位，很多都是永久性的流失，而大多数新岗位，都是在低薪的服务业中创造出来的。这种趋势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劳动力两极分化。年长员工享受相对较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职场新人，聘用方式则很随意，签署的也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工资还比正式的全职员工低30%，而且福利也更低。在2005-2012年，美国毕业生的年收入中位数下降了2%，而学生贷款余额（经通胀调整后）却增长了35%。
房价不断上涨，年轻人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还不稳定，因此买房的比例大幅下降。对于那些职场新人来说，退休这件事，无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经济上来看，都是十分遥远的。投资回报低迷，让人们很难存下足够的钱来养老。年轻一代将无法享受过去20~30年期间因为经济形势强劲而获得的高回报。
代际冲突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疲弱的就业市场和沉重的学生债务负担，让年轻人纷纷推迟成家生娃的时间。这就导致消费下降和房地产市场失衡，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首次购房者的比例都在缩减。反过来，这一现象又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使得上述问题进一步加剧。
年轻人要承担双倍的负担。随着抚养比例的上升，为快速增长的医疗和养老福利支出提供资金的纳税员工会越来越少。预期寿命的延长，还会进一步加剧问题的严重程度。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在佛罗里达州这个著名的退休天堂——“老年人之州”逗留时，非常惊讶地发现，那里的老年人“沉迷于接受新挑战，尤其是与健康和长寿有关的新挑战”。 [15] 面对十分有限的社会服务，受制于薄弱的公共财政，年轻人还需要从他们日益减少、随时都可能丢掉的饭碗中，拨出更多一部分，来满足教育、医疗和他们自己未来所需的老年护理费用。
2010年，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进行了一项研究，对未来几代人承受的财政负担进行了估算。相对于实际和未来的政府收入，这项研究重点关注了现有债务水平和对未来支出的承诺，如社会服务承诺等。 [16] 这项分析计算了各个国家的净资产，以未来税收收入和支出的现值之差来进行估算，并考虑了预期的预算赤字和偿债成本。如果差额为正，那么这个国家是有偿付能力的，政府能够向公民提供承诺的服务，不会诉诸增加税收的方式，也不会出现无法履行其对债权人义务的情况。如果差额为负，那么这个国家就资不抵债了。
研究发现，美国的净资产是GDP的负800%；也就是说，美国未来的税收收入低于承诺债务的数额（相当于美国一年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八倍）。欧洲国家的净资产大约为负250%（意大利）到负180%（希腊）。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净资产分别为负500%、负600%和负1000%。人们发现，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负担过重，甚至达到了可能在事实上破产的地步。这项分析实际上低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因为没有将资源短缺造成环境破坏的代价和商品价格上涨考虑在内。
2011年，关于未来几代人的负担问题，IMF的两位经济学家也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采用了终身净税收福利或代际核算的概念。通过对个人支付的所有税款与他们已收到和将要收到的来自政府的所有付款之间的差额，来衡量一个人一生中收到的福利。 [17] 这一方法假设当代人在余生中的税收和福利不变。研究发现，在美国，所有年龄在18岁以上的人，都能享受终生税收优惠福利，其中50岁以上的人受益最大。这几代人缴纳的税款比他们从政府处获得的福利要少。相比之下，对于更年轻的一代和未来几代人来说，终生税收福利是负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将被迫支付比他们能获得的福利更多的税收，才能弥补不足。 [18]
未来几代人背负的沉重财政负担，只能通过提高税收和降低政府服务水平来解决。否则，就只能是对部分或全部债务违约。
1819-1823年间，西班牙艺术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在自家的墙上直接画了14幅被称为“黑画”的作品。最神奇的一幅，以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克罗诺斯为创作灵感，名为《神农吞噬其子》（Saturn Devouring His Son）。克罗诺斯（标题中的神农）害怕自己会被某个孩子推翻，于是他在每个孩子出生时就把他吃掉。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指出，这幅画描绘了“无法控制的食欲和由此引发的巨大羞耻感的结合”。 [19] 如今，长者们也正在吃掉他们的孩子。
现在和过去的几代人，都没有理解埃德蒙·柏克的观点：“（社会）……不仅是那些活着的人们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是那些活着的人、那些死去的人和那些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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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经济体中，大多数人都越来越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获得合理的工资、选择稳妥的融资途径、居住在合适的住房，为退休后的生活积累足够的储蓄。子孙后代面临着日益惨淡的前景，被迫承担祖辈问题的代价。
2014年，荷兰平面设计专业学生希拉·范德伯恩（Zilla van den Born）以社交媒体上的假象为主题，完成了学士论文。这篇论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她利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编辑软件，假装去了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进行了为期五周的旅行，但其实她一直都待在阿姆斯特丹的家里。她欺骗了家人、朋友，甚至她的学术导师，因为当时导师并不知道她选了这样一个论文主题。范德伯恩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想要说明，我们信以为真的虚拟世界，实际上是被人为操纵的。
注释：
[1]Ernest Hemingway，《太阳照常升起》，Arrow，（1926）2004，p.119.
[2]Marshall McLuhan，《美国广告》，《地平线》，93-94（1947），pp.132-141.www.unz.org/Pub/Horizon-1947oct-00132.
[3]引述自Kevin Foster，《垂死之国：奈保尔、阿根廷和英国》‘A Country Dying on its Feet: Naipaul，Argentina，and Britain’，《现代小说研究》第48卷（2002年春季刊），pp.169-193.http://muse.jhu.edu/journals/mfs/summary/v048/48.1foster.html.
[4]Daniel H.Pink，《硅时代的新面孔》，《连线》，2004年2月。http://archive.wired.com/wired/archive/12.02/india.html.
[5]Nichole Gracely，《无家可归也比给亚马逊打工强》，《卫报》The Guardian，2014年11月29日.www.theguardian.com/money/2014/nov/28/being-homeless-is-better-than-working-for-amazon.
[6]John Lovering，《创造长篇大论，而非工作机会：城市危机，以及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的过渡幻想》，in Patsy Healey（ed.），《城市管理：新都市语境》，John Wiley，1995年。
[7]这一陈述有多个不同版本。最初版本可追溯到路德教牧师、纳粹迫害受害者马丁·尼莫勒的1946年1月6日法兰克福认信教会演讲。
[8]引述自Jason Tanz，《Airbub和Lyft最终是如何让美国人彼此信任的》，《连线》，2014年4月23日。www.wired.com/2014/04/trust-in-the-share-econ-omy.
[9]William Alden，《Airbnb的商业大亨》，《纽约时报杂志》，2014年11月30日。www.nytimes.com/2014/11/30/magazine/the-business-ty- coons-of-airbnb.html.
[10]Kevin Roose，《硅谷是否有合同工问题？》，《纽约杂志》，2014年9月18日。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4/09/ silicon-valleys-contract-worker-problem.html.
[11]Harley Shak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劳动经济学家，Louis Uchitelle在文章中有所引述《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薪资》，《纽约时报》，2008年4月20日。
[12]《退休的未来（2015）-全球报告》，汇丰控股。
[13]Andrew Haldane，《价值1000亿美元的问题》，在香港北亚监管与风险机构的演讲，2010年3月30日。www.bankofengland.co.uk/archive/Documents/historicpubs/news/2010/ 036.pdf.
[14]Paul Brodsky，《塑料》，2011年11月14日。www.ritholtz.com/blog/2011/11/plastics/.
[15]Martin Amis，《马丁·艾米斯谈关于上帝、货币和共和党的问题》，《新闻周刊》2012年9月10日。www.newsweek.com/martin-amis-god-money-and-whats-wrong-gop-64629.
[16]Arnaud Mare?s，《不要问政府将来是否会违约，而是问现在是否会违约》，摩根士丹利，2010年8月26日。http://economics.uwo.ca/fubar_docs/july_dec10/morganstanleyreport_sept10.pdf.
[17]Alan J.Auerbach，Jagadeesh Gokhale and Laurence J.Kotlikoff，《代际核算：评估财务政策的有意义方法》，《经济展望杂志》，1994年冬季刊第8卷第1期，pp.73-94.
[18]Nicoletta Batini and Giovanni Callegari，《平衡负担》，《金融与发展》，2011年6月，pp.19-21.
[19]Robert Hughes，《Goya》，Alfred A.Knopf，2003，p.383.
[20]Edmund Burke，《法国革命反思》，Liberty Fund，1790年。www.econlib.org/library/LFBooks/ Burke/brkSWv2c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