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就是由各种直接和间接联系组成的巨大网络。包括货币在内的制度和机制，都依赖于信任，信任令陌生人能够在日益虚拟的世界中安全地进行互惠互利的交易。1939年在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电影《游戏规则》中，一位人物因自己生活在人人都说谎的时代而感到惋惜。现在也是如此。如今，政策制定者拒绝向公众如实反映经济状况，而这种做法已经深深地伤害到了至关重要的信任。
1923年，阿道夫·希特勒看透了印钞这种大规模政府干预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干预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最终令他大权在握。“相信我，我们的苦难还会增加。恶棍总会活得很好。而正派、可靠、不搞投机倒把的商人，将被彻底击垮；先是底层的小人物倒下，随后就会轮到顶层的大佬沦落。但是恶棍和骗子将会一直存在，无论底层还是顶层。原因：因为国家本身已经成为最大的恶棍和骗子。一个强盗国家！” [1]
如今，民主赤字和预算赤字、贸易赤字一样，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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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经济复苏而制定的政策，日益严重地惩罚着普通老百姓。过度负债的问题，只能通过经济增长、通胀、财政紧缩或债务违约来解决。危机后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低位。许多国家的通胀率低于目标水平。事实证明，财政紧缩政策是弄巧成拙。债务违约或债务重组会耗尽储蓄，引发另一场金融危机。由于政策选择空间不大，各国政府纷纷转而采取金融抑制措施：利用将储蓄和资金引导到公共部门的政策，降低借款成本，避免贷款违约。
金融抑制政策，要求提高税收，同时降低国家福利或公共服务的供应标准。很可能会重新开始征收财富税或遗产税。通过经济状况调查、共同支付计划、用户自付附加费和特别收费等措施，来减少政府开支。通过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降低福利水平、将支付与个人在其工作生涯中所做的贡献挂钩，以及推迟或取消生活成本的指数化，来降低退休福利。这些政策打出了经济必要性和社会责任的旗号。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的做法是：“税收的艺术，在于拔鸡毛的手法，怎样才能在最少的鸡叫声中拔到最多的毛。”
政策制定者操纵利率，使利率低于真实通胀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负债过高的借款人继续维持本就不可持续的高负债水平。零利率政策逐渐让位于负利率政策，这意味着财富正明目张胆地从储户向借款人转移。
2014年10月，恰逢世界储蓄周，一家德国银行宣布，储户必须向银行支付存款费用。德国储户称其为“惩罚性利率”“德拉吉的愤怒”（德拉吉是欧洲央行行长），指的正是欧洲央行实施的负利率。丹麦等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对存款收取类似的费用。负利率贷款也紧随其后。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时就会得到一笔偿付款。截至2015年初，欧元区、瑞士和日本超过7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收益率为负。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2007年至2012年间，通过降低偿债成本，增加央行利润，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给美国、英国和欧元区政府带来了1.6万亿美元的净转移。2014年，美国预算赤字降至GDP的2.8%。量化宽松相当于给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补贴了约8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0.5%。美联储规模越来越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8 000亿美元增至约4.4万亿美元），提高了央行购买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入。而央行向美国财政部的汇款，也从250亿美元增加到600亿美元。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为美国政府提供的汇款总额约为5 000亿美元。
承担损失的，是家庭、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外国投资者。家庭的净利息收入损失了6 300亿美元，其中损失最大的是年长家庭。这些国家的非金融企业，通过较低的利息成本获利7 100亿美元。
这样的政策，令货币贬值。政府债券曾经是一种毋庸置疑的财富储存方式，但现在却威胁着投资者，让他们面临主权违约或购买力受损的风险。美国经济评论员吉姆·格兰特（Jim Grant）开玩笑说，政府债券曾经提供无风险回报，如今却提供无回报风险。
低利率和量化宽松，令投资者走投无路，只能选择那些回报与风险不对等的投资产品；只能利用杠杆，或使用基于复杂金融产品的策略，才能放大回报。奥本海默基金（Oppenheimer Funds）首席投资官阿瑟·斯坦梅茨（Arthur Steinmetz）一声长叹：“人们出于恐惧，正在慢慢走向贫穷。” [2]
目前，银行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部分原因是贷款需求不足，但如果有需要，政府可以规定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持有的政府债券必须达到某个最低限度。最新出台的规定，是为了确保银行和保险公司增持政府债券，作为流动性的缓冲，这样做有助于确保主权债务市场得到控制。
在冰岛和塞浦路斯，货币管制措施限制了人们将资金带出国的能力。在塞浦路斯和葡萄牙，监管机构强制减记存款价值，迫使客户去承担银行的损失。在希腊债务重组过程中，有追溯效力的立法优先考虑官方债权人，允许他们以牺牲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来避免自身的损失。
政府可以没收私人储蓄和养老基金资产。2013年，西班牙迫于削减预算赤字的压力，从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中提取了50亿欧元，该项基金是为了保证在困难时期的养老金支付。政府还让该基金持有的西班牙政府债券占其资产的比例从5年前的55%增加到97%。阿根廷没收了养老基金和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并将YPF石油公司重新收归国有，允许政府将12亿美元的年利润据为己有。玻利维亚将西班牙输电公司收归国有。印度当局用追溯的方式来明确税收法规，导致外国公司和投资者被迫承担了额外的税赋。
金融抑制政策还会建立更加明确的延期规则。许多陷入困境的政府都会推迟付款，或干脆拒绝向企业支付逾期账单。表面上这是在削减预算赤字和债务水平，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骗局。
在一些国家，银行必须报告大额现金交易。有的国家还要求对取款资金的使用途径进行上报。各国政府都在想办法利用电子手段完全取代纸币。他们喊出了防止避税、抵制犯罪和恐怖主义，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等诸多口号，来证明这一举措的合理性。一位评论人士甚至认为，取缔纸币还将改善卫生状况，防止疾病传播。但是，取消了纸币，就相当于同时消除了纸币带来的自由、隐私和匿名性，将个人生活和个人储蓄完全敞开供他人控制。这一趋势，为将来执行空前规模的金融抑制政策提供了便利。
这些措施是对法治的伤害。2011年11月，德国央行行长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批评欧洲央行为违反欧盟条约的政府提供有效资金的决定：“我搞不懂你怎么能通过违反法律条款来保证货币联盟的稳定。” [3]
这些政策还是对勤俭节约的惩罚，对借贷、挥霍、过度和浪费的奖励。债务货币化和储蓄购买力的萎缩，相当于对货币和主权债务持有人征税。在一段时间内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将财富从储蓄者手中拿到借款人手中，再到货币发行者手中。
金融抑制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反应，目前尚不清楚。安倍经济学一经宣布，日本分析师武者陵司（Ryoji Musha）便开始高唱凯歌：“悲观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没有弹药。投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4] 而凯恩斯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肯定会建议人们谨慎行事：“我们想要推动的事态发展，应该比之前的状况更好，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必须要好到能弥补过渡时期存在的弊端才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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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机构将自身利益置于客户利益之上的许多鲜活案例。
高盛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投资银行之一。人称“高盛政府”，因为有几名前雇员后来坐上了政府高位。2012年3月14日，高盛前雇员格雷格·史密斯（Greg Smith）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详细讲述了他从公司辞职的原因。 [6] 这封信批评了高盛“有毒的、破坏性的”一系列操作。客户在高盛内部被称为“提线木偶”。高盛会想方设法地去怂恿客户投资那些高盛希望出售并从中获利的证券或产品，而客户往往并不了解复杂交易的风险。
2010年召开的一次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专门讨论了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投资银行业务。高盛的高管们在会上引用了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观点：“当一个人的薪水取决于他对某件事的不理解时，我们很难让此人对这件事加以理解。” [7] 听证会期间进行了如下对话：
参议员莱文（Levin）：“难道你没有义务向你的客户披露反向利益吗？你有这个义务吗？”
高盛抵押贷款交易负责人丹·斯帕克斯（Dan Sparks）：“你指的是？”
参议员莱文：“如果你所处的位置对你的客户会造成反向利益，你有义务向你的客户披露吗？”
丹·斯帕克斯：“关于公司的位置还是办公桌的位置？”
参议员莱文：“如果你在向客户销售产品时，会造成对客户的反向利益，你有责任告诉客户这种反向利益的存在吗？”
丹·斯帕克斯：“主席先生，我只是想搞明白‘反向利益’的意思……” [8]
《滚石》（Rolling Stone ）杂志记者马特·泰比（Matt Taibbi）将高盛称为“缠绕在人类面孔上的吸血乌贼，无情地将其吸血漏斗插入任何闻起来像钱的东西”。 [9] 但吸血的，远不止这一家美国投行。
2011年，英国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因出售长期投资债券而被罚款，这类债券的设计规则，让客户直到93岁高龄也领不到投资收益。全球咨询公司韬睿惠悦（Towers Watson）发现，基金经理关注的是短期收益，而对提高投资回报的关注有所欠缺。他们为自己和金融顾问等中介机构运营基金，而不是为那些将储蓄用于投资的客户运营基金。
2012年，英国巴克莱银行因在数万亿美元的交易中对关键货币市场基准利率进行操纵而被罚款4.5亿美元。证据表明，银行之所以这样操作，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也可能是因为担心自身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声誉问题。时任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谈起信任丧失这个话题时，表示十分遗憾：“‘言出必行，一句话敲定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10]
金融界诸多大佬——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瑞银集团、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许多经纪商，因操纵货币市场利率而被迫支付总计超过20亿美元的罚款。关于操纵货币、石油和黄金价格的证据不断涌现出来。2014年11月，几家银行同意支付40多亿美元，就操纵汇率的指控达成和解。美国银行向几家联邦机构和六个州的总检察长支付了160亿美元，用来解决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违规行为。在英国，银行涉嫌不当销售支付保护保险，预计截至2016年底，将为此损失超过400亿美元。
2015年，汇丰因协助客户逃税而被迫道歉。银行辩称，这样的管理标准过于严格，因为高管不可能对整个银行25.7万名员工所做的一切都全盘掌控。而汇丰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因为通过汇丰的瑞士私人银行在一家巴拿马公司放了成百数千万美元用以避税，而遭到指控。 [11] 这样的事实对事态的发展没有丝毫帮助。
截至2014年底，全球金融机构的罚款和赔偿总额已超过2800亿美元。
监管机构姗姗来迟地批评了这种不良行为以及对公众信任造成的损害。实际上，他们可能早就知道银行公布的是人为的，而非实际的利率，但他们没有站出来反对，因为担心说出真相会对本已恐慌的市场造成进一步打击。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他们的能力就值得怀疑。如果他们知道，那他们就是同谋。
几名被控参与操纵利率的交易者，都是有影响力的央行委员会成员，而关于利率操纵的讨论，就是在央行委员会进行的。货币市场的价格操纵是公开的，自称“黑手党”的交易商利用电子信息，在一个名为“卡特尔”（Cartel）的互联网聊天室里进行。当这些聊天内容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时，一位读者对其糟糕的标点断句、拙劣的语法和短信息式拼写感到震惊。他认为，除了操纵市场之外，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给他们定下“反语言”的罪行。
法规的执行十分松懈。2014年，银行业审查员卡门·塞加拉（Carmen Segarra）起诉纽约联储不公平解雇。塞加拉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她拒绝修改自己得出的调查结果，即高盛在利益冲突方面的政策不符合监管要求。美联储监察长办公室2014年对摩根大通60亿美元交易损失的一份报告发现，监管机构发现了风险，但没有进行追究。调查发现，英国央行首席外汇交易员未能传递对外汇市场串通行为的担忧。2014年，英国央行启动了一项调查，想要查清楚其官员是否知晓或协助操纵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旨在向信贷市场注入资金的拍卖。
1932年，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领导的委员会，对1929年崩盘前华尔街的行为进行了调查。从那之后，情况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当年的观察至今仍然成立：法律欺诈、暗中行事，依然是银行家最惯用的伎俩。 [12] 政府貌似没有能力管，也不愿意去控制银行，《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将银行业描述为“享受着公用事业的保障，玩着各种惊险刺激”。 [13] 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同样受到越来越多的唾骂和不信任，正派形象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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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国内问题，发达国家在降低利率的同时，增加货币供应，用这样的手段来达到货币贬值的目的。自2009年开始的大范围国家间冲突，就包含货币战争在内。
货币贬值，会侵蚀掉一些国家主权债券的价值，削弱全球的信任。贬值让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占有更大份额，促进了它们自身的经济增长。但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和大幅汇率波动，却有可能破坏较小经济体的稳定，甚至导致发展脱轨。正如凯恩斯所言，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成为赌场活动的副产品时，工作很可能做得不好。 [14]
2014年，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警告称，国际社会在货币政策的协调上，可能会谈崩。他说，发达经济体忽视了其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影响。美国、欧洲和英国的央行官员不承认这一点，认为自身政策不可能给任何国家带来不利的副作用，还说发达经济体的强劲复苏对全世界都有利。他们认为，不管怎样，这些政策都是指向国内的。因此，新兴市场的波动，也只会影响到它们自己的经济。
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分歧。2013年，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开始想办法压低日元和欧元汇率，来应对日益加剧的国内经济困难。而当时，美联储也表示，担心美元的快速升值会危及美国的经济复苏进程，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瑞士、丹麦和瑞典为了避免大量逃离疲弱货币的资金流入，只得实行负官方利率。资本管制限制了资金的流动。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类似，但并不是表现为关税壁垒和贸易战的形式，而是不断加剧的货币战争、低利率、量化宽松和竞争性贬值。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某个行为的道德性，可以通过这一行为成为普遍规律之后会发生什么来进行判断；也就是说，要看看是不是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为获得贸易优势而苦心经营的货币贬值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际信任的崩溃，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争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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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运作问题上，因为美国和欧洲利用份额过大的投票权来设定议程，所以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矛盾频发。在IMF的新闻发布会上，巴西财政部长指出，阿根廷和南非的配额比卢森堡的还要少。比利时的份额超过了印度尼西亚，大约是尼日利亚的三倍。西班牙一个国家的配额比4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15]
这种投票权的不平衡现象，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当年IMF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帮助陷入困境的第三世界国家。但如今，该组织的宗旨已经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越来越需要新兴国家的储蓄来帮助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债务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当IMF同意参与2010年的欧洲救助计划时，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希望能看到欧元区得到妥善治理的证据。这种情况反映出，人们越来越担心，为维护发达国家不可持续的经济布局，人均收入远低于西方水平的国家将为此遭受巨大损失。
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认为IMF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纾困条件，比以往危机中强加给亚洲各国的条件要更加宽松。这些亚洲国家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享受到的慷慨财政支持。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在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下吃了不少苦头。韩国老百姓甚至发扬爱国牺牲精神，向政府捐赠黄金、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以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 [16]
IMF高级经济学家彼得·多伊尔（Peter Doyle）在2012年7月的辞职信中，对该机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讲到，组织内部存在严重的欧洲偏见，而任命拉加德为总裁，是“污点，因为无论她的性别、诚信还有个性，都无法弥补选举过程固有的不合法性”。 [17] 而且，否认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角色，也会破坏国际信任关系。
解决气候变化、资源保护以及经济管理等全球性问题，需要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协议。但现在，国际合作就像尼斯湖水怪，讨论得很多，却没人能亲眼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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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在重要而复杂的议题上拥有超越公民理解能力的巨大权力，这种主张如今受到了挑战。
拙劣的政策，造成了经济失衡，也为金融崩盘创造了条件，而承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却遥遥无期。政策制定者没有预见到问题的发生，也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在阻止衰退和促进经济复苏方面的无能，是显而易见的。而同样不言自明的，就是他们手中缺乏工具，他们鼓吹的信条也不起作用。但央行官员们依然逍遥度日，没有受到惩罚。2013年，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卢卡斯（Frank Lucas）向伯南克提问，美联储将如何决定，什么时间对低利率和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政策进行扭转，从而避免资产价格泡沫和新的金融崩溃风险。伯南克依然秉承了往日的无所顾忌，回答说美联储到时候自会知道。
事实证明，央行对经济复苏的预测过于乐观，因此不得不频繁向下修正。IMF启动了一项针对自身预测准确性的评估工作，负责此项评估的人员，都是隶属其他机构的经济学家。印度央行行长拉詹的说法，简直能与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那句著名的“已知未知数（known unknowns）”相媲美：“鉴于我们给你的只是个预测，所以不能预测我们是否会下调预测。” [18]
由于政策处方没有治好病，勇往直前的政策制定者现在又提出了新的倡议。一个是“直升机撒钱”，即央行大量印钞，向老百姓疯狂撒钱，以刺激经济。另一个是全国性寻宝活动，寻找隐藏在美国各地的百万美元宝藏。发现宝藏的人，必须马上把这笔钱花掉。还有人想给货币和储蓄设定有效期，如果不在某一特定日期之前使用，就会过期。为了增加经济活动，每个人都将被逼无奈地拿出储蓄来花掉，否则自己辛苦攒下的钱就会人间蒸发。
有人借鉴旧约《申命记》中的内容，发起了禧年债务运动（debt jubilee）。这一运动呼吁免除现有债务，允许政府、家庭和个人将目前用于偿还利息和本金的资金用于消费，来刺激经济活动。某人的债务，其实就是另一个人的储蓄，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全面债务大赦，那么在取消借款人债务的同时，也会凭空抹去大量储蓄，进而减少消费。禧年债务运动表面上的仁义道德和财富再分配，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这一运动奖励那些贷款最多的人们，而不是通常需要福利接济的人们。
面对这些主张，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称之为“由一堆虚构事实、不完整的理论，没有坚实理论基础、预感和直觉指导的经验规律，不成熟的见解知识组成的大杂烩”。 [19] 对冲基金经理保罗·辛格（Paul Singer）认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大部分经济进步，都是不存在的虚假招牌，完全基于“虚假的增长、虚假的货币、虚假的就业、虚假的金融稳定、虚假的通胀数据和虚假的收入增长”。他提出警告，称信任正在丧失，认为“当信心消磨殆尽时，损失可能会非常严重，问题突然爆发，并且同时在许多市场和行业中被引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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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面对棘手的问题和难以接受的选择，政客们放弃了经济领导权。没有经过选举、不值得信赖的央行行长们临危受命，只有责任，没有权力，英国讽刺电视剧《是，首相》中的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将央行行长所处的位置说成是“历代官员的特权”。 [21] 由于政策选择十分有限、缺乏效力，央行行长们只得求助于“前瞻性指导”。这就是说了与没说没有区别的一堆赘言，因为这里的所谓指导，都必须是关于未来事件的。此后，他们将就未来利率、流动性供应或中长期量化宽松政策来下指标、做承诺。
美联储承诺，会一直保持低利率，直到失业率降至6%以下。2014年初，美联储将失业率目标改为一个不具约束力的指标。2014年5月，就业目标又进行了修订，将“弱势群体”涵盖在内，包括长期失业者和被迫从事兼职工作的劳动力。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将通胀目标定在2%，虽然实际通胀率接近于零，对传统刺激政策也基本毫无反应。
2014年3月，耶伦在她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加息。当被问及有美联储工作人员提出预测，认为利率上升将早于预期时，耶伦闪烁其词地说：“我真的认为对此进行过多解读不太妥当。” [22] 还有人希望耶伦能更明确地对“相当长”这个说法给出定义，但并没有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2014年12月，美联储宣布，他们会“保持耐心”，不再提“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说法，于是引发了坊间一轮全新的语义猜测热潮。2015年2月，耶伦又放弃了“耐心”一词，同时提醒称，这并不意味着美联储会失去耐心。
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前瞻性指导，证实了凯恩斯的担忧，即“将思想和情感混为一谈，会导致语言的混乱”。 [23] 2013年7月4日，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宣布：“欧洲央行的关键利率（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或降至更低水平”。2013年7月5日，芬兰央行行长埃尔基·利卡宁（Erkki Liikanen）表示：“一切都取决于经济发展。”2013年7月6日，欧洲央行执委科雷（Beno?t C?uré）指出：“（前瞻性指导）是沟通上的改变，而不是货币政策策略上的改变。”2013年7月8日，德拉吉澄清说：“我们必须看看市场对这一声明的反应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2013年7月9日，欧洲央行执委阿斯穆森（J?rg Asmussen）给出了具体的指导：“（这段时期）不是6个月，也不是12个月，而是更长时间。”欧洲央行立即发表声明称，阿斯穆森并没有打算给出指导，不就欧洲央行预计将利率维持在创纪录低点的确切时间予以置评。2013年7月11日，德国央行行长延斯·魏德曼引经据典地说：“这不是对利率发展路径做出的绝对的提前承诺。欧洲央行理事会没有像奥德修斯那样，单纯把自己绑在桅杆上。”
德拉吉在2012年7月发表声明称，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稳定货币市场，并在不需要任何实际干预的情况下，降低欧元区国家的借贷成本。2013年10月，他已经准备好拿出一切能派得上用场的手段，并于2013年11月和12月重复传播同样的信息。2014年1月，他表示，如果需要，他将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2014年2月和3月，虽然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但他还是再次承诺，如果需要，将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2014年4月和5月，欧洲央行承诺，如有需要将迅速采取行动。2014年6月，德拉吉终于绷不住了，被迫宣布了具体的新措施，最后他言辞夸张地说：“我们完蛋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到2014年11月，他又开始重蹈2012年的覆辙：“我们必须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2015年1月，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五年后，德拉吉在宣布欧元区版本的量化宽松政策时，并没有承认之前存在任何失误。而就在一年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驳斥了通缩的警告，明确表示量化宽松是不可能的。此时，这位央行行长认为，执行量化宽松计划，显示了他个人和欧洲央行的优质信誉。2015年3月，甚至在量化宽松计划实际启动之前，德拉吉就急不可待地宣布量化宽松大获成功。
央行报表长度和复杂性的增加，与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增加保持同步。由于财政政策受到限制，货币政策失去效力，前瞻性指导让人们发现，眼前的选择少得可怜。央行行长们日益急迫的言辞，听起来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巫师在宣称自己拥有神奇的超自然力量。但就像在电影中一样，央行行长们的表现，就像藏在窗帘后面的老人，疯狂地拉动杠杆来维持某种错觉。泄露给公众的一份美国前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的私密采访记录显示，德拉吉根本没有实际的计划，只是边走边看，现学现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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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政策的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抑制。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拒绝披露危机的严重性，避免公众对其行动进行监督，并隐瞒其政策措施的真实成本。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阐明的官方政策是，当形势日趋严重时，撒谎是完全有必要的。 [25]
政治抑制在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那里发生的对话一直是奥威尔式的。2011年4月，西班牙财政部长萨尔加多（Elena Salgado）在谈到人们对西班牙的担忧情绪时，表现得不屑一顾。她说：“我没有看到任何危机蔓延的风险，我们完全摆脱了危机。” [26] 2012年，她的继任者路易斯·德金多斯（Luis de Guindos）深信不疑地认为：“西班牙将不再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对西班牙人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欧盟来说也是。” [27] 几天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也站出来维持公众信心：“西班牙用不着救助。拯救西班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没人打算救助西班牙，本来也没必要，因此不会有救助行动。” [28] 后来，当西班牙确实需要援助时，语言上的歧义，又被拿来在全新的高度上加以利用：“西班牙要求的是财政援助。这和救助搭不上关系。” [29]
后来，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纷纷需要援助，恐慌情绪取代了否认态度。人们不愿意去处理根本不可能偿还的高债务水平，不愿意去面对某些欧元区成员国缺乏竞争力的现实，不愿意去解决不同经济体共同使用的缺乏弹性的单一货币和单一利率。德国等债权国不愿注销债务，担心引发银行业危机。没有人愿意支持欧元区和欧元的重组，因为欧元区和欧元在设计之时，就没有退出机制。欧洲央行执委、意大利人洛伦佐·比尼·斯马吉（Lorenzo Bini Smaghi）承认，欧元计划的初衷，就假定了不会出现危机。
缓慢、曲折的进程，造成了政策响应上的不充分。《稳定与增长公约》（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激发了财政紧缩政策（将预算赤字削减至GDP的3%），并强制实施了债务削减（降至GDP的60%）。欧洲央行的行动，降低了外围国家的利率，推动了股市反弹，促使欧洲领导人宣布，经济复苏的大业已经取得完满成功。但实体经济并没有复苏。紧缩政策未能对公共财政和债务加以控制。税收的增加和政府开支的削减，导致了经济活动的急剧收缩，减少了政府收入，增加了福利和资助支出。预算赤字虽然比以前要少，但仍然无法消除，债务水平还在继续上升。
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经济收缩幅度高达25%。失业率上升到20%~25%，青年失业率超过40%。消费的下降，反映出工资下降和转移支付的减少。社会排斥加剧，生活条件恶化，结核病等疾病卷土重来就是明证。在西班牙，食品赈济处养活着许多失业者和那些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的人们。社会工作者不禁感叹，他们的服务对象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和他们在一起。
情况没有得到改善，而各国也相继提出了特殊条件，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实现赤字和债务削减目标。就算是这些新修订的，已经得到降低和延迟的门槛，也很难达到。德国虚伪地威胁说，要对其他欧元区成员国处以巨额罚款。回想2003年的时候，法国和德国的预算赤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也违反了欧盟条约，但两国都同意不支持向对方征收罚款，从而避免了制裁。
其他的措施，由于缺乏资金和支持而举步维艰。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是一个备受吹捧的救助基金，其最大贷款能力为5000亿欧元，而依赖的正是那些可能需要拨款的国家的支持。2014年的基础设施基金，只不过是虚无缥缈的说辞，依赖于210亿欧盟资金，还要靠私人贷款加15倍杠杆。德国不同意将财政资源用于支持存款保险和中央化银行资本重组基金，这样的态度打击了旨在稳住欧洲各家银行的行动。最终，认为负债累累的各国政府能够互相纾困、拯救受损的银行体系和疲弱的经济，只停留在幻想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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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方式，也加剧了政策的失败。在欧洲，在民主进程之外，在没有选举授权的情况下，一个自私自利的政治阶层和自己任命自己的官员体系，不断从自身利益触发去推动议程。2015年2月，法国总统奥朗德援引法国宪法中几乎无人问津的一项条款，在未经议会投票的情况下，直接立法。面对来自本政党成员的反抗，政府不确定是否有能力获得多数票，通过关键的改革。
之前许下的承诺一再被打破。2012年9月，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声称，现实情况阻碍了他履行竞选承诺。他曾在上一年度的12月称，削减养老金的决定，是现实情况强加给他的任务。随后他又表示，现实情况要求他放慢财政整顿的步伐。
在欧洲危机的早期，重要的决定都是由“默科齐”私底下做出的。默科齐这个称谓，指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之间互相行方便的伙伴关系。萨科齐被赶下台后，主要的决定仍然是私底下定下来的，但这时变成了“奥默”，即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新总统奥朗德。这样的合作一直持续到法国也遭遇经济困难，两国找不到共同利益为止。
芬兰享受特殊条款的时间得到了延长，从而确保其在欧盟救助计划中做出的承诺能够得到执行。此前有传言称，政府曾想要抵押几座岛屿，但没有成功。芬兰作为欧元区为数不多的AAA评级国家之一，对救助计划的支持非常重要。
相比之下，希腊对其纾困方案的设计参与很少，对欧盟要求的严格紧缩措施的设计也没有过问。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曾想要就紧缩政策举行全民公投，但这个想法在较大的欧元区国家看来，“具有破坏性”。随后，欧盟精心安排了希腊和意大利的总理换届，让未经选举上台的技术官僚、布鲁塞尔所中意的人选——意大利的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和希腊的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执掌了国家大权。
在其著作《压力测试：对金融危机的反思》（Stress Test: Reflections on Financial crisis ）中，蒂莫西·盖特纳讲到，为了迫使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辞职，有人让他拒批IMF给意大利的贷款。这位意大利领导人威胁要退出欧元区。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时，欧洲议会英国议员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指出，欧洲项目的真实面目，此时才突然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2013年的意大利大选中，蒙蒂总理的支持率平平。意大利人开玩笑说，这次选举的竞争对手，一位是前共产主义者，一位是花花公子，一位是喜剧演员，还有一位是经济学家（蒙蒂）。笑点在于，“经济学家”竟被排在了最后。一家德国报纸的头条宣称：“德国在意大利大选中落败”。因为担心金融问题再次爆发，惊慌的德国和欧盟敦促意大利继续实施紧缩计划，抵制民粹主义。这些政策使意大利的GDP降到了2001年的水平之下，超过50%的意大利选民投了否决票。与2012年希腊大选后的情况一样，欧盟和德国想要在主要政党之间策划一个联盟，以便将批准的政策延续下去。
2014年底，民调显示，希腊反对派——激进左翼联盟党处于领先位置。由于担心激进左翼联盟的反欧盟立场，接受不了该党关于免除希腊债务的呼吁，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亲赴雅典。他宣布，支持陷入困境的希腊总理安东尼斯·萨马拉斯（Antonis Samaras），称激进左翼联盟的立场无异于自杀。而萨马拉斯则心甘情愿地打算继续支持欧盟主导的政策。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希腊应该由“知名人士”来领导。2015年初，激进左翼联盟击败了自1974年恢复民主以来统治希腊的两大政党——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赢得了政府选举。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表示，选举结果并不会造成任何改变，并警告说，如果希腊选择另一条道路，就会面临很多困难。
这种逐步腐蚀的模式，让人想起1953年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对东柏林镇压工人抗议活动的观察：“人民/已经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如果政府解散这批暴民/选举出另一批良民，不是更简单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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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债务危机的规模、可用财政资源的不足以及政治局势的混乱，都意味着，如果不加强一体化措施，那么问题就会更加难以解决。但一体化要求更强大、更有信誉的成员国为较弱成员国的借款提供担保。外部平衡和债务水平，会令净财富从较富裕的成员国被迫转移到较贫穷的成员国。实力较强的国家对此类举措根本提不起兴趣，尤其是德国，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最后买单的，就会是德国公民。
在一体化进程中，欧盟会加强对成员国的权力，通过金融制裁来监督各国的预算，包括各国的税收、支出和政策。但很可能对大国执行一种规则，对其他国家执行另外一种规则。2014年，法国宣布，无法达到欧盟规定的预算目标，而在此之前，截止日期已经被推迟了两年。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带着高卢人特有的“谦逊”，主张“大国应该受到尊重，允许其自行决定本国预算”。几乎与此同时，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正在抵制希腊的请求。希腊希望能对财政紧缩政策放松一些，因为这项政策正在摧毁希腊经济。听命于布鲁塞尔和柏林的欧洲央行，缩紧了对希腊银行的支持，继续向希腊施压，要求其遵守现有协议。
一体化战略还忽视了欧盟固有的缺陷和问题。经济危机暴露出欧盟内在的经济基础不稳定，透明度缺乏，选举规则不堪一击，尤其暴露出了选民对其不信任的问题。
欧盟政客们忽视了国家主权的丧失和社会进程的不民主。他们将战略制定大权拱手交给技术官僚，由这些人来制定中央集权式的政策，采取暗中行动，追求事实上的一体化战略。有人认为，欧盟设计师让·莫内（Jean Monnet）是这种隐蔽手法的始作俑者：“欧洲各国应该在其人民不了解正在发生什么的情况下，走向超级大国之路。” [31] 容克给出了欧盟决策过程的细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会说‘接着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会说‘继续’。” [32] 矛盾之处在于，欧盟原本是“为了避免在战后回归法西斯主义而创立的，但后来却演变成为一种规避民主本身的途径”。 [33]
在德国，强劲的出口、极低的失业率和不断上涨的工资，令选民非常满足。没人告诉他们欧洲救助计划会给他们造成什么损失，让他们承担什么风险。各种担保，再加上资产负债表之外的安排，避免了救助计划对德国财政立竿见影的影响。
他们选出的代表，貌似和选民一样不了解情况。在德国联邦议院投票通过欧洲救助计划后，当被问及德国将为谁提供多少资金和担保时，大多数议员都给不出正确答案。一些人认为，只有希腊得到了援助，而实际上爱尔兰和葡萄牙也得到了援助。没有人知道德国的担保总额究竟有多少。“几十亿？我猜想”是最典型的回答。承诺的总金额是2 110亿欧元，这是德国议会有史以来承诺出去的最大一笔资金。
与德国GDP和储蓄相比，这些担保的风险敞口规模很大。此外，德国自身的债务水平也很高（约占GDP的81%）。担保承诺和债务水平的增加，将吸收德国的储蓄，严重损害到受增长放缓、投资不足和生产力低迷困扰的德国经济。
德国的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老龄化，使其问题更加复杂。但德国不可能轻易脱离欧洲。德国仍然非常依赖面向其他欧洲国家的出口，而且对欧元区成员国的金融敞口可能高达1.5万亿欧元，或超过GDP的40%。
在欧洲政治进程的最后阶段，普通德国老百姓只得被迫为欧元付出三倍的代价。他们现在依然在为德国的统一买单。21世纪初，德国人降低了实际工资和失业率，改革了劳动力市场，用这样的方式来帮政府付账单。而现在，德国纳税人还要被蒙在鼓里，莫名其妙地给政府承诺实施的救助计划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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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缺乏，表现在许多方面。人们对另类货币越来越感兴趣，比如巴伐利亚基姆高、英国的刘易斯英镑和马萨诸塞州的伯克希尔斯计划（BerkShares）。另类私营货币仅在小范围内为人们所接受，有的还有到期日限制。这类货币旨在鼓励当地商业，强调社区价值。比特币和其他数字加密货币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传统货币体系日益增加的担忧情绪。有些人使用比特币，是为了在线购买非法物品时能进行匿名支付。但同时，比特币也受到价格操纵和欺诈的影响。只有当比特币交易所倒闭后，想要拿回投资本钱的比特币持有者才恍然大悟地发现，政府监管的支付系统原来还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不管替代货币是成功还是失败，它们的流行，都证明了人们对政府、央行和金融体系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并代表着对国家权威和官方机构的挑战。
为了实现储蓄保值，投资者纷纷从金融工具转向实物资产——黄金、大宗商品、农田、艺术品和其他收藏品。
在美国，一位心怀不满的美国银行客户，发起“银行转账日”网上运动，号召银行客户将储蓄从传统银行取出，转移到非营利社区银行和互助团体。美国的繁荣市场（Prosper）和借贷俱乐部（Lending Club），以及英国的资金圈（Funding Circle）等个人对个人（Peer-to-peer）贷款组织，就是这种大趋势中的一股潮流，专为储户和借款者提供小规模消费者和企业贷款。利用众筹（通过互联网从大量人群中筹集资金）来为企业融资，也属于其中的一部分。
但资金转向替代货币、贵金属和非金融投资的趋势，会削弱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储蓄被锁定在非生产性投资中，无法自由流通。绕过传统银行，可能会导致全球信贷供应的收缩。而且，P2P借贷和众筹投资者的资产保护，也尚未经过实践检验。
信任的丧失，也延伸到了央行之间的交易中。2013年初，德国央行宣布，将把674吨左右的金条从外国央行转移到法兰克福。官员们强调，此举只影响了德国央行大约一半的黄金储备，不存在“不信任”的问题。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始人格罗斯（Bill Gross）在推特上一语道破真相：“央行之间是不是互相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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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缺乏，也会导致政治关系的脱离。选民纷纷转而关注其他可能性，导致传统政党的支持率正在不断下降。这些新兴的政治力量，包括美国共和党中的茶党运动、英国独立党、德国的新选择党、法国的国民阵线、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力量党以及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
小党派的崛起，迫切需要建立执政联盟。由于这些政党很多都没有执政经验，因此联盟的组建过程就变得复杂起来。而且政党间的意识形态也十分复杂，互不相通。在央行、金本位制、货币、税收、财政紧缩、政府的规模和角色、自由贸易、全球化、移民、宗教、同性关系、堕胎、种族主义、歧视和犹太人问题上，这些政党提出的政策差异非常大。如果不建立执政联盟，就会陷入僵局，因为根深蒂固的党派立场会导致严重分歧。政治动荡的加剧，阻碍了政策问题的进展，激化了经济风险。
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许多小政党获得了大量席位。《费加罗报》（La Figaro ）称，在一场政界“地震”（la séisme）中，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阵线赢得了73个选区的选票，而现任总统奥朗德的社会党只拿下了两个选区。选民们一边倒地反对财政紧缩和债务削减。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对批评之声予以反驳，称选举产生的议会和真正做决定的人，根本就是不同的两拨人。
漠视选民的现象非常普遍。2014年，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成为意大利连续第三位不在大选中由民众选举而产生的总理。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电视评论员里克·桑特利（Rick Santelli）认为，选民正在退出这场选举游戏。在许多国家，选民的投票率和对当选代表的支持率都急剧下降。权威人物在人们心目中合法地位的丧失，意味着人们内心的怀疑情绪越来越浓烈，表现出来，就是对义务教育和疫苗接种计划等政策的抵制，对科学证据的反对。就连老百姓都知道“忧国忧民的人轻如鸿毛，而举足轻重的人却毫不在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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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崩溃加剧了社会的混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西班牙的愤怒运动，希腊的义愤运动，以及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的抗议者，都表现出日益激烈的不满情绪。
这里面还夹杂着个人的失意：失业、失业福利缺乏、养老金削减、抵押贷款丧失赎回权、无家可归、大学学费高昂、学生贷款不堪重负。但同时还有更广泛的问题：日益扩大的经济和社会差距、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中心责任和负担的分配、选民权力的剥夺以及不平等问题。盖伊·福克斯面具和“我们是99%”的口号，回响在纽约的祖科蒂公园，这是一种道德抗议的象征。1%的人认为，这是暴力革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海报这样写道：“只要我们发动反击，他们才会称之为阶级斗争。”
这1%的人认为，他们的财富是努力工作的结果。他们称，人与人的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一位金融家将那些拿最低工资的人称为智障。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凯文·奥利里（Kevin O’leary）认为，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的资产超过了最贫穷的35亿人，这简直太美好了。他认为这样的现象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勤劳致富。
富豪们为自己的财富进行辩护，说财富可以为慈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社会和文化发展。但慈善的悖论在于，对弱势群体的慷慨捐赠，其资金来源正是以受助对象为牺牲品。
慈善事业的资金来源不透明。在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环境监管不足的司法管辖区，财富很可能来自剥削。富人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减少纳税义务，更倾向于自发的“自我纳税”，即以捐赠的方式，将本应纳税的钱交给他们喜欢的慈善事业。沃伦·巴菲特因将数十亿美元资产的85%捐献给慈善事业而备受赞誉。这笔钱由他的好友、慈善家比尔·盖茨管理。但是，曾公开表示支持增税的巴菲特，在2014年的一笔交易中，利用美国税法的漏洞，为自己省下了约10亿美元的税费。
没有哪个人或公司真的会把钱捐出去。捐赠者会利用税收效率高的信托或基金会，并对资金的使用保留很大的控制权。捐赠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免税的，或者能在捐赠的名义下，保护财富不受遗产税和继承税的影响。信托或基金会还令捐赠者拥有社会地位，并为他们的亲朋好友提供就业机会。捐赠和善举带来了商业上的优势，令捐赠者退休后依然可以扮演令人尊重的社会角色，在他们所处的圈子中维持富有影响力的人脉网络。
捐赠者可以自由地将资金投向他们选择的事业，有些是崇高的，有些则是伪善的，还有些奇奇怪怪。投资银行家艾斯·格林伯格（Ace Greenberg）向一家医院捐赠了100万美元，让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免费获得伟哥。慈善事业可能会破坏社会政策，因为它反映的是捐赠者和求助者的独特视角，而不是针对特定问题进行的严谨分析或给出的最佳行动方案。这种影响在民主体制内可能是不健康的。
维珍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和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就突显出慈善事业的矛盾。布兰森以自己的社会良知为傲，却在内克尔岛过着纳税流亡人士的生活。索罗斯在1992年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声名鹊起，当时他大发横财，因为对英镑贬值的投机性押注，赚了大约11亿美元，却让英国纳税人损失了50亿美元。索罗斯通过他的基金会支持新兴国家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倡议，尤其是东欧国家。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i?ek）没有上当：“（索罗斯）大半生都在从事最无情的金融剥削，毁掉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生活。而在他的另一半人生中，只是还回了一小部分。” [35]
富人认为自己是迫害运动的受害者。他们认为，对他们的攻击是出于政治动机，迎合民粹主义情绪，煽动嫉妒情绪。风投人士托马斯·帕金斯（Thomas Perkins）认为，美国的阶级斗争和当年纳粹德国针对占人口1%的犹太人展开的战争，本质上是一样的。 [36]
亿万富翁尼克·哈诺尔（Nick Hanauer）的家人，曾被迫逃离纳粹德国，他仿佛又听到囚车和断头台的声音：“手拿干草叉的起义军又要来抓我们了。”没有哪个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的财富像如今这样集中，而干草叉起义军还没有出现。随便举个例子，说出历史上出现过的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我就能证明给你看，那是个警察国家，要么就是发生过起义。没有反例。一个也没有。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发生，而在于何时发生。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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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1933年3月大萧条期间写道：“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这条道路通向的鸿沟。（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我们必须预期，现有契约结构和债务工具将逐步崩溃，伴随而来的是金融和政府领导层彻底的名誉扫地，以及我们无法预测的最终后果。” [38]
民众与政治官僚阶层日益扩大的意见分歧和关注差距，威胁着现代社会的核心信任。尼采曾说过，信任一旦受到损害，就很难恢复：“我不会因为你对我撒谎而难过，我难过的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 [39]
注释：
[1]Konrad Heiden，trans.Ralph Mannheim，《元首：希特勒的权力之路》，Houghton Mifflin，1944年，节选自Fritz Ringer，《1923年德国通胀》，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年，p.170.
[2]参见Michael Mackenzie，Dan McCrum和Stephen Foley，《债券市场：错误的安全感》，《金融时报》，2012年11月18日。
[3]参见Ralph Atkins and Martin Sandbu，《金融时报采访实录：延斯·魏德曼》，《金融时报》，2011年11月13日。
[4]参见Ben McLannahan，《日本央行行动导致日本债市大幅波动》，《金融时报》，2013年4月5日。
[5]John Maynard Keynes，引述自Robert Sidelsky，《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救世主般的经济学家1920-1937》，Macmillan，1992年，p.62.
[6]Greg Smith，《我为什么离开高盛》，《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12年3月14日。
[7]Upton Sinclair，《我，州长候选人，是怎么被打败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5）1994，p.109.
[8]《华尔街与金融危机：投资银行的作用》，参议院听证会2010年4月27日，第4卷，111-674.www.gpo.gov/fdsys/pkg/CHRG- 111shrg57322/html/CHRG-111shrg57322.htm.
[9]Matt Taibbi，《美国大泡沫制造器》，《滚石》，2010年4月5日。
[10]Liam Vaughan和Jesse Westbrook，《巴克莱大佬违规说明Libor改革不够充分》，《彭博》，2012年6月29日。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2012-06-29/barclays-big-boy-breaches-mean-libor-fixes-not-enough.
[11]Martin Arnold，《全年利润下跌后，HSBC股价走低》，《金融时报》，2015年2月23日。
[12]Ferdinand Pecora，《誓言下的华尔街》，Simon & Schuster，1939年，p.130.http:// books.google.com.au/books?id=i2AUAQAAMAAJ&dq=Wall%20Street%20 Under%20Oath.
[13]Martin Wolf，《为什么银行业是一触即发的事故》，《金融时报》，2007年11月27日。www.ft.com/intl/cms/s/0/3da550e8-9d0e-11dc-af03-0000779fd2ac.html#axzz3ZxuzhRuO.
[14]John Maynard Keynes，《就业、利率与货币通论》，1936年，第12章，第六部分。
[15]《巴西财政部长吉迪奥·曼特加先生陈述》，联合国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2年4月21日。www.imf.org/External/spring/2012/imfc/statement/eng/bra.pdf.
[16]Jin Liqun and Keyu Jin，《欧洲应停止争吵，看向亚洲》，《金融时报》，2012年6月7日。
[17]AAP，《惭愧的IMF经济学家彼得·多伊尔辞职》，news.com.au，2012年7月21日。www.news.com.au/world/ashamed-imf-economist-quits-organisation/story-fndir2ev-1226 431366257.
[18]Victor Mallet，《印度增长：乐观视角》，《金融时报》，2012年12月17日。
[19]Willem Buiter，《可惜，绝大多数“尖端”学术货币经济学都没用》，《沃克斯》，2009年3月6日。www.voxeu.org/article/ macroeconomics-crisis-irrelevance.
[20]Mark Melin，《保罗·辛格猛烈抨击经济学的“克鲁格曼化”》，《瓦列沃克》，2014年11月3日。www.valuewalk.com/2014/11/paul-singer-paul-krugman/.
[21]Jonathan Lynn和Anthony Jay，《是的，首相：詹姆斯·海克阁下日记》《MP》，BBC Books，1987年，p.218.
[22]《耶伦主席新闻发布会实录》，美联储，2014年3月19日。www.federalreserve.gov/mediacenter/files/FOMCpresconf20140319.pdf.
[23]John Maynard Keynes，《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Hogarth Press，1926年。这篇文章，于1926年7月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以凯恩斯于1924年11月在牛津大学的演讲和1926年6月在柏林大学的演讲为基础。www.panarchy.org/keynes/ laissezfaire.1926.html.
[24]Peter Spiegel，《德拉吉的ECB管理：泄露的盖特纳文件》，《金融时报》，2014年11月11日。
[25]Bruno Waterfield，《让-克洛德·容克简介：“当问题严重时，你只能撒谎”》，《英国每日电讯报》，2014年11月12日。
[26]James G.Neuger和Mark Deen，《葡萄牙进一步削减赤字，以获得1160亿欧元救助资金》，《彭博》，2011年4月10日。www.bloomberg.com/ news/2011-04-08/portugal-may-be-forced-to-make-deeper-cuts-than-ones-re-jected-by-lawmakers.html.
[27]Miles Johnson，《西班牙宣布紧缩新措施》，《金融时报》，2012年3月30日。
[28]Louise Armitstead，《总理拉霍伊称，欧元区救助西班牙已成“不可能”之举》，《英国每日电讯报》，2012年4月12日。
[29]Peter Spiegel and Victor Mallet，《西班牙寻求欧元区救助》，《金融时报》，2012年6月10日。
[30]Bertolt Brecht，《解决方案》，as translated in George Tabori，《布莱希特在布莱希特：即兴表演》，法语，（1953）1967，p.17.
[31]通常认为这段话出自1952年4月30日让·莫内《写给朋友的信》http://www.rense.com/general87/nationstates.htm.但也有人说，这段话并非出自莫内，而是出自亚德里安·希尔顿的著作《欧洲的公国与权力》。
[32]David Rennie，《左翼警告，给足投出否决票的压力》，《英国每日电讯报》，2005年5月26日。
[33]Peter Oborne，《欧洲正在慢慢磨灭国家民主的生命力》，《英国每日电讯报》，2014年1月1日。
[34]这段话的来源说法有很多，但经常和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联系在一起。http://quoteinvestigator.com/2012/12/04/those-who- mind/.
[35]Slavoj Z?iz?ek，《虚拟的现实》。www.izlese.org/slavoj-a-34-ia-34-ek-the-reality-of-the-virtual- 1-7.html.
[36]Tom Perkins，《来信：进步派的水晶之夜即将到来了吗？》，《华尔街日报》，2014年1月24日。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54950457931691398203 4286.
[37]Nick Hanauer，《对于我们财阀来说……叉车要来了》，《政治》，2014年7/8月。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4/06/the-pitchforks-are-coming-for-us-plutocrats-108014.html#ixzz3IuF76580.
[38]John Maynard Keynes，《通向繁荣的途径》，Macmillan，1933，p.37.www.gutenberg.ca/ebooks/keynes-means/keynes-means-00-h.html.
[39]这段话起源于尼采的《善恶的彼岸》。警句183：“不在于你欺骗我，而在于我不再认为你能撼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