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法国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译本问世。这本出其不意的著作迅速成为畅销书。这本700页的著作，对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不由自主地让人联想到卡尔·马克思。就像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雷诺上尉惊讶地发现赌博就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一样，世界也惊讶地发现不平等加剧这一幕竟然在身边上演。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将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
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结论。世界上最富有的夫妇——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认为，穷人的生活条件已经得到改善，因为他们最近去大城市时，基本见不到穷人的身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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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追溯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历史变化。这本著作指出，在18世纪和19世纪，西欧社会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在严格的社会阶级结构之内，私人财富集中在少数富裕家庭的手中。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不平等问题在税收、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再分配以及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导致的破产过程中逐渐得到缓解。但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导致世袭资本主义的回归。皮凯蒂从研究中总结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定律：当财富回报率（r ）增长快于经济产出（r>g ）时，就会导致财富的集中。
英国《金融时报》应声支援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带头引发的争议，对皮凯蒂的数据提出了质疑，指出数据存在错误，论据的选择和分析也存在问题。他们认为，纠正了这些错误后，财富不平等加剧的结论是有缺陷的。但是，不管数据的准确性如何，在各个国家迥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从跨越几个世纪的信息中进行解释和推断，本质上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r > g 这一结论，非常简洁，但却经不起批判性的审视。《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内容，对于资本和回报率的定义很模糊。虽然有一些实证支持，但皮凯蒂教授关于税前资本年回报率始终保持在4%~5%的说法，确实是有问题的。资本积累的增加，会减少这种回报，因为可用资金会去寻找新的投资机会。2015年，26岁的研究生马修·罗格里（Matthew Rognlie）对皮凯蒂的分析提出了致命一击。假设中存在的回报稳定性，取决于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能力——即替代弹性。如果工人可以很容易地被机器取代，那么资本回报率就会保持稳定。然而，如果可替代性难度增加，那么额外的资本就更难得到有效利用，从而导致回报下降。罗格里发现，皮凯蒂使用的可替代性概念是有缺陷的。他认为，如果计算正确，那么劳动力是不能在假设的范围内被资本所取代的。除了房地产以外，流向资本所有者的国民收入份额一直相对稳定，而不是像皮凯蒂的研究结论那样，呈上升趋势。而住房回报率的上升，可能并不会加剧不平等，因为拥有房产，比其他投资类别更普遍。
《21世纪资本论》没有讲到为什么不平等问题如此重要，也没有回答为什么减少不平等所形成的成本，可能会超出这样做能带来的好处。皮凯蒂教授提议，对高收入人群征收高达80%的税收。但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执行过类似的政策，但并没有纠正不平等问题。纳税人会搬家到税收较低的辖区，或者以其他方式来避税。
虽然这部作品确实下了心思寻经问典，引用了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等名人名言，但获得如此畅销的成功还是令人非常费解。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Galbraith），以及得克萨斯大学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研究项目，还有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在《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一书中，都明确地指出过不平等加剧的问题。法国人对《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反应是克制的。这本书之所以在盎撒地区受到追捧，与其说是关于这本书内容本身，不如说是因为它唤起了盎撒人对不平等的深层担忧。这本书挑战了自由社会中以技能、勤奋、创业精神和竞争为基础的平等主义精英统治的核心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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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DP一样，对不平等进行衡量非常困难。意大利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提出的基尼系数，是一个衡量标准。0代表完全平等，每个人的收入都一样；而100代表完全不平等，一个人获得所有的收入，其他所有人分文不取。另一个衡量指标是集中度，利用的是由最富有的1%人口控制的收入或财富所占百分比。从这两项指标来看，都表明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
全球基尼系数从1820年的49上升到2005年的68。根据最新数据，美国得分为41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为34、31和36。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得分分别为38、31、33和36。日本得分38。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得分分别为53、40、34、37和65。 [2]
收入集中化，也体现出了与基尼系数相似的不平等模式。201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获得了总收入的19%。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比例分别为12%、9%和8%。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分别为13%、13%、8%和9%。日本为10%。
1980年至2002年间，不平等现象显著增加。在美国，自1977年以来，收入最高的1%人群获得了全部收入增长的47%。在加拿大，这一比例为37%。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获得了全部收入增长的20%。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收入最高的人群，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份额上升的唯一群体。在美国，收入和财富的集中度，正处于20世纪早期（镀金时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富人利用离岸避税天堂或其他策略进行避税的能力，可能造成了人们对不平等真实程度的低估。富有的酒店巨头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被称为“吝啬女王”，她曾说过：“只有小人物才纳税。” [3]
统计数据是衡量不平等的不那么完美的指南。“新富”指的是通过工作致富的人群——创业者、企业高管、银行家、律师和技术专家，而不是靠财富积累为生的乡绅后裔或吃息族。在天平的另一端，低收入家庭用现金支付维持基本生活的账单。从一个发薪日到另一个发薪日，他们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几乎没有储蓄，在缺钱的日子里，只能依靠昂贵的借款来艰难度日。
20世纪80年代，剧作家阿瑟·米勒将获得普利策奖的戏剧《推销员之死》呈现给中国观众。中国当地的演员，怎么也想不通威利·洛曼不知足的原因。毕竟，他有工作、家庭、房子，以及普通中国人只能在梦想中见到的物质生活。今天，在发达国家，那些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不仅有基本的住房和食物，而且还有暖炉、冰箱、微波炉、汽车、电视、电话和互联网。他们的预期寿命、医疗条件、受教育水平以及在食物和娱乐上的选择，都远远超过了几个世纪前的富人。相比之下，在不发达国家，穷人仍然像古代时那样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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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传统观点认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可以缓解贫困和不平等。从1959年到1973年，美国人均GDP增长了82%，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减半至11%。如果GDP增长和贫困减少的这种关系继续维持下去，那么理论上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就会消除贫困。相反，尽管人均GDP增长了147%，但贫困率随后却上升到12%~15%。全球的情况也差不多。收入停滞、劳动力市场变化、债务、经济流动性下降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都限制了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平均工资涨幅很小。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的最低时薪（各州的最低时薪为5~11美元）在过去50年里下降了近一半。英国的工资水平也经历了类似的停滞。各地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在美国等国家，收入的增加来自工作时间的增加，而不是工资水平的提高。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力市场疲软，失去每小时20美元工作的工人，被迫同时打好几份每小时7美元的工作。
这一变化，反映了工资占企业利润比例的变化。在过去的50年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例从60%~65%下降到大约50%~60%。全球化、技术变革和许多行业竞争的减少，帮助提高了企业收入所占份额。垄断创新、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以及行业对法规和公共政策的影响，使企业能够产生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润，即所谓的经济租金。高度集中化的美国金融业，雇用了约5%的劳动力，却赚取了约15%的企业利润。
劳动力内部的收入分配也发生了变化。2007年，美国劳动力中，收入最低的80%，其收入占劳动力总收入的50%左右，而1979年这一比例为60%。从全球范围来看，2007年的收入分配不如1979年平均。在“赢者通吃”文化中，金字塔尖的一小撮超级明星艺人、运动员和名人，赚取的收入达到天文数字，还利用技术创新，令自身的影响力遍及全球。与此同时，明星经理人的收入也有所增加。从1979年到2005年，大约70%的收入增长都集中在0.1%的顶层劳动者身上。
20世纪50年代，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20倍左右。而现在，首席执行官与普通职员的工资比超过了200倍。2011年，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薪酬为3.78亿美元，包括工资、股票和其他福利在内，是苹果普通员工收入的6 000多倍。在沃尔玛，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900倍。
管制宽松、激励性薪酬、股票期权的使用、经理人的议价能力，还有他们让薪酬委员会相信人才短缺的能力，都令薪酬方案越涨越高。相互关联、关系密切的董事会成员（通常是前任或现任首席执行官）、顾问，还有小圈子内的其他人物，互相批准对方的薪酬，由此来显示公司的团结一致。
高管的高薪逐渐向下渗透，薪酬过高的经理们也觉得有必要聘请同样薪酬过高的银行家、律师和顾问。在美国和英国，金融界人士的收入不断增长，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段时期，对最富有的10%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金融部门员工的工资与技能相比，高出50%之多。这部分额外收入，与创造真正的价值或提高生产力毫不相关，而是政府承担更大风险的结果，因为政府认为，这些金融机构规模太大、地位太重要，不能倒闭。实际上，他们是来自社会其他部分的巨额隐性财富转移的受益者。
国际贸易增加、运输提速、信息技术发展，再加上全球供应链的日益发达，进一步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加剧了不平等。发达经济体的企业通过将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外包到低成本地区，降低了成本，保留了需要更高技能才能实现的高利润业务。公司以牺牲工人为代价来增加收入。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更多的消费选择，是以发达国家工人被取代为代价的。虽然这有助于提高新兴国家的生活水平，但全球经济中新增的15亿工人，降低了发达市场员工的议价能力，导致实际工资水平下降。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的新型社会主义并没有把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而是将人们分隔开来，引发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民经济地位最深刻的大洗牌”。 [4]
自动化增加了公司的利润和收入。苹果公司无处不在的电子设备，其零部件在多个国家完成制造，在中国进行组装，由苹果公司在美国进行供应链管理，并将最终价格的30%~50%作为利润收入囊中。这一过程对高技能工人有利，却降低了低技能工人所占的收入份额。类似复杂而分散的生产过程，也适用于其他占全球GDP约85%的产品。
这样的操作，使得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不断上涨，同时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低薪、不安全、低技能的工作职位。发达经济体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加剧了这一进程，而服务业目前更加难以迁移，不容易实现自动化。这就导致薪酬较高的制造业，中层管理人员和服务业工作机会大幅减少。2012年，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相对低收入职位占比最高，主要是在休闲、医疗和酒店业职位。近几十年来，上述趋势，再加上工会化和有组织劳工力量的日益减弱，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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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金融资产和投资的所有权的集中趋势，与不平等有关。相对于劳动收入，被动收入（诸如利息、股息、租金和利润等）的份额虽然不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有所增加。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拥有70%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拥有35%的财富。底层50%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仅占5%。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包括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卡洛斯·斯利姆在内，比全世界最贫穷的35亿人还要富有。
正如《21世纪资本论》一书所指出的，与富人结婚或降生在富裕家庭并继承到一大笔遗产，由此得到的财富，比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要多得多。在海明威与另一位作家菲茨杰拉德之间的（可能是虚构的）交流中，海明威对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简明的阐述：“没错，他们更有钱。”
金融化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利用金融工具进行的交易，让富人的财富规模进一步膨胀。高收入家庭拥有随时可用的抵押品，更容易借到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利率的逐步下降，富人开始利用债务，来提高股票、债券、房地产以及艺术品等收藏品的回报。在高通胀时期，当购买的资产不断升值，同时用购买力不断下降的货币来偿还固定金额的债务时，就会产生收益。在通胀率最低的时期，低利率提供了空间，让人们能利用金融投资来提高回报，在这种情况下，资产的收益大于借贷成本。
相比之下，不太富裕的家庭则用债务来维持生计，作为可支配收入的补充。记者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认为，消费存在效仿行为。媒体总是大肆宣传富人的购买力，展示他们的大豪宅、外国品牌汽车、电子设备、时尚服装、异国假期和娱乐方式，诱使那些没那么富裕的人也进行同样的消费，通常是通过借贷来进行融资。
不富裕人群较高的债务水平，以微妙的方式加剧了不平等。他们以高利率借款，增加了自身的风险。还债成了必选项，占据穷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还债中的利息部分，则将财富重新分配到富人囊中。债务增加了低收入家庭面对意外情况变化（如失去收入、突发疾病或家庭破裂）时的财务脆弱性。债务奴隶制，限制了不太富裕的人改善其财务状况的能力。这种趋势，随着人们在住房、汽车和教育方面借债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也进一步巩固了金融化，增强了金融部门和金融家的实力。这些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进一步实现财富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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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教育和儿童保育，对于增加劳动力的参与程度、提高劳动力质量而言，至关重要。在发达国家，只有掌握了更高的技能水平，才能逃开低技能工作陷阱和实际工资的下降。目前来看，要求大学学历的职业所提供的薪水，比要求学历较低的职业高出两到三倍。
虽然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但医疗、教育和儿童保育成本的涨幅超过了一般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鲍默成本病（或称鲍默效应）指出，劳动密集型服务成本的增加，反映了生产力提高速度低于制造业等工业流程的发展速度。
近几十年来，在那些生产过程可以实现自动化或很容易外包给工资低廉的外国工人的行业，生产力大幅提高，成本也大幅降低。相比之下，许多服务只能在当地提供，无法实现全球交易。举个例子，如今学习演奏一段古典音乐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与几个世纪前这段音乐创作出来之时，人们学习演奏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差不多。这就使得诸如医疗服务、儿童保育、老人照护、娱乐和休闲等新兴行业的生产力比其他行业更难实现提升，价格也居高不下。医疗保健和教育行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还造成了不利于消费者的定价和监管结构，使许多人要么买不起，要么不够资格。许多国家的公共教育机构规模远远不够，迫使贫困学生不得不贷款上私校，导致家庭负债累累。
如果健康状况不佳或患有慢性疾病，就会影响到就业能力以及完成教育和培训课程的能力。儿童保育的缺乏，或儿童保育费用过于高昂，也阻碍了人们加入劳动力大军，没有时间用于提高技能。
数字化鸿沟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很多低收入家庭无法获得宽带连接，因此无法参与到知识经济的发展之中。这等同于剥夺了孩子们的基本学习工具。
从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来衡量，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孩子在教育成就方面的差距已经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国家公共教育质量较低。另一个因素是富裕家庭的孩子经常接受课外教育。据估计，在美国，平均每个孩子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接受的课外教育时间为6 000小时。
由于低收入群体的儿童在发展、健康和教育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因此经济流动性也随之下降。其结果就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可能会继续贫穷，令劣势在世代中不断循环，逐渐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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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转变也会影响不平等。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对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重视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缓解了贫困，但对不平等的持久性影响是有限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税收制度的改变、对收入再分配的重视程度降低、公共企业私有化以及向市场驱动型经济的转变，都同时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对社会福利计划支持的呼声越来越少，因为人们发现，这些计划也不能有效地减少不平等。
如今基本上没人会接受法学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提出的观点，即社会通过税收购买文明。在人们看来，高税收会抑制全社会的奋发努力和创业精神。如今，为了提高竞争力，刺激经济活动，高税收已经被削减下去。还有一个压力，就是税基的不断缩小。
40%~50%的美国家庭不纳税，要么是因为收入低，要么是因为可以通过扣减免除缴税责任。1%的美国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约占全部税收的45%~50%，而20年前这一比例约为20%。1%的英国纳税人缴纳了约30%的税收，比20年前增加了约10%。占美国公司总数1/3的5大产业，缴纳了大约80%的公司税。在英国，800多家企业贡献了全英国公司税收的50%左右。
纳税人数量的减少，推动了全球范围内从所得税转向间接税的大趋势。间接税包括销售税、增值税、商品与服务税等。这些税收是递减的，所有纳税人都适用相同的税率，无论其收入多少。因此穷人的负担比富人更重。
税收规则的异常和扭曲，对富人有利。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数据，美国前400名纳税人2010年的平均税率为18%。资本收益和投资收益享受优惠待遇。财产和财富税要么已经减少要么取消，就算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也能想办法避税。利息支付是免税的，因此也补贴了企业和投资者的债务融资。数量庞杂的减免税规定，令税收实现了最小化。通过密集的游说而获得的针对特定行业，尤其是石油和采矿、金融服务和房地产的税收特殊优惠，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
税收规则的制定，没有跟上国际商业惯例的步伐。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注册专利、版权或商标许可，以及集团内部的融资安排，将利润从高税收地区转移到低税收地区。无国籍的、虚拟的、基于互联网的公司，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成为税收最小化的大师。政府利用税率和特别优惠，来吸引企业在特定的司法管辖区落户，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如此一来，税务成本就不成比例地压在了不太富裕的人们身上。他们不能从税务减免或特殊津贴中获得那么多的好处。由于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有所下降，在不借款的前提下对居民收入进行补贴的能力也有所下降，因此不太富裕的人们首当其冲，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
放松对能源、水、电信、银行、保险、医疗和交通的监管，旨在提高灵活性，降低成本，鼓励创新。在这些方面，放松管制的措施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促进了行业内部的集中化，增加了个别企业的市场力量，减少了竞争。公共资产的私有化，假定国有体制在本质上是低效的，造成了竞争的扭曲。许多公共资产，如水、电、通信和交通，是自然垄断的。在私人手中，监管机构对被监管企业的掌控并不全面，影响程度也有限，所以新进入的从业者才能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去赚取超额利润。如果没有国有企业，那么政府影响竞争和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就会下降。
这些曾经属于所有人的公共资产，以低廉的价格转让到那些购买股票的高收入家庭手中。收入较低的家庭别无选择，只能支付更高的价格，或减少公共服务的使用量。
私有化带来的收益，是分配不均的。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以有利的价格将英国文化协会的房屋卖给租户。后来房价上涨，这些租户也从中受益。但那些没有资格购买地方政府房产的人，却错过了这笔意外之财。政府对公共住房和廉租房的投资越来越少，这也对低收入家庭不利。
战后，大多数国家的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核心选区保持相对稳定。选举的成功，需要争取关键的中间选民群体。成熟的民意调查和营销手段，能将目标巧妙地瞄准这一群体，将中产阶级的福利、具体的举措和迎合他们固有偏见的言辞结合在一起。而解决不平等问题，并非各政党的当务之急。
在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落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称，47%的人永远不会投票给共和党。没想到这一言论被人偷偷录了下来。他还说，这些人都是吃福利的。他们不纳税，依靠政府提供的救济为生，包括住房、食物、教育和医疗。他认为，共和党人不应该为这些人伤脑筋，而应该集中精力去说服5%~10%的中间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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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比如为了确保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而对其进行投资，削减利率，量化宽松，都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救助计划的成本，由低收入群体被迫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很大一部分。因为一旦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就会给那些投资更大的富人造成严重损失，所以才有了救助计划。在有存款保险的地方，政府能保证银行存款在指定金额内的安全，普通老百姓可以得到保护。为这些救助计划融资而增加的政府债务，其偿还部分是由穷人支付的。财政紧缩减少了养老金、失业保障和残疾福利等款项，而这些福利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至关重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调查了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2012年对儿童的影响。报告中总共提及41个国家，其中有23个国家的儿童福利因为经济衰退和财政紧缩而趋于恶化。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冰岛，其儿童贫困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希腊和拉脱维亚的儿童贫困人数增加了一倍。希腊损失了相当于14年的收入增长；爱尔兰、卢森堡和西班牙损失了10年；冰岛损失了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葡萄牙损失了8年；英国损失了6年。
低利率和量化宽松让金融家大赚特赚。银行向央行免费借款，将资金投资到政府债券或进行放贷来提高利润。2013年，仅凭美国国债收益率和2%的存款利率之间的净差额，就让摩根大通从其1.3万亿美元的客户存款中赚到约26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其实际税前利润。因此，实际来看，该行若想盈利，根本不需要从事任何银行活动，只需依赖政府政策提供的补贴。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2013年的税前利润中，分别有97%、138%和60%来自类似的收入。银行在发达国家的地位都一样。假设英国政府债券和存款利率之间存在类似的利差，那么巴克莱银行将从4 000多亿英镑的存款中获得约80亿英镑的收益，超过其2013年的实际收益。
央行的低利率和收购证券的政策，给金融机构提供了获得低风险交易利润的大好机会。债券发行和新股发行的增加，为银行和交易商带来了可观的费用收入。私人股本公司享受到了低成本借款，由此也挽救了许多从一开始就很不靠谱的生意。如果没有低成本借款的能力，这些生意很可能早就破产了。人为抬高的股市，也帮助私募基金向公众出售所持股份，为富有的投资者获得了巨额收益，为自己赚取了丰厚费用。对冲基金和投资经理也都从低利率和对回报的拼命追逐中获益。
央行间接地向银行家、交易员和基金经理支付了七位数以上的奖金。为了表达对拯救他们于水火的美国纳税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华尔街在2009年和2010年给自己发放了创历史纪录的巨额奖金。
低利率使抵押贷款额度较高的借款人从中受益，这些人通常都是收入较高的家庭。对不太富裕的人来说，低利率能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金融机构现在不太愿意为需要抵押贷款的低收入家庭或小企业提供融资。
2010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量化宽松奏效了，因为“股价上涨，长期利率下降”。 [6] 但房地产、股票和其他投资的价格上涨，主要惠及高收入家庭，而流入更广泛经济领域的资金非常有限，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英国央行的研究显示，收益偏重于最富有的5%家庭，他们持有40%的金融资产。
依赖于银行存款和债券利息的退休职工，他们的收入在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下越来越少。2014年10月，一名美国退休人员将100万美元投资于安全的两年期美国政府债券，每年仅能获得3 900美元的利息，比2007年的48 000美元少了92%。发达经济体的退休职工和储户被迫购买风险更高的证券或投资于派发股息的股票，以获得回报，而这种选择，往往发生在他们最不能承受资本损失的时间点。退休人员和低收入群体认为，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的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就等同于大幅增税，而对富人、借款人和银行来说，则等同于减税。
对于当前政策正在加剧不平等的观点，政策制定者予以驳斥，认为强劲的复苏将惠及所有人。穷人已经成为富人的“人肉盾牌”，因为弱势群体若想提高生活质量，就必须让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才行。 [7] 前英国央行副行长保罗·塔克爵士（Paul Tucker）为此放下了央行领导一贯的沉着冷静作风，不耐烦地告诉英国国会议员，这是明知邪恶，但依然必须去做的事：“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而且在过去三年时间里也没有执行宽松货币政策，那么英国经济早就是一片废墟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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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的不平等更为复杂。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了10多亿人的生活水平。每天生活水平在2美元以下（正式的贫困衡量标准）的人口数量，从1980年的70%下降到40%。约28亿人（占世界人口的40%），现在每天能赚到2~10美元，这样的生活条件就已经算得上是中等收入水平了。但是，这一群体中约有15亿人，属于“脆弱的中产阶级”，每天的收入为2~4美元。这样的生活条件，令他们非常容易受到经济形势意外逆转的不利影响。
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系数，从1820年的16这个极低水平，增加到1950年的55，随后保持相对稳定。1820年，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英国，其富裕程度是穷国平均水平的五倍左右。如今，美国的富裕程度约为穷国平均水平的20~25倍。个中原因，就在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2013年4月，位于孟加拉国达卡附近的八层服装厂——拉纳广场（Rana Plaza）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 100多人死亡。此前，达卡的塔姿琳时尚成衣厂发生火灾，造成100多人死亡。2010年，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富士康在中国的一家电子工厂，有多名工人自杀。这些灾难事件，只是新兴市场低成本制造业人力损失的一小部分。
拉纳广场倒塌的直接原因非常清楚。2006年最初批准的建筑层高是五层，设计和建造都没问题。随后，人们又在上面加盖了三层楼。据说批准文件是伪造的。楼体的增高，使建筑结构超过最大负荷。用于提供备用电力的重型发电机产生的振动，是导致坍塌的原因之一。在印度次大陆，电力短缺和频繁停电是经常发生的事件。之前也有人发出过警告，但当事人视而不见。他们不愿意付出停下生产的代价来避免损失。
但是，背后的根本原因其实更为复杂。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为消费者提供更低廉的价格，企业不断去寻找有竞争力的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地点。就这样，生产转移到了新兴市场。这是一场在成本和工作条件上竞相往下比的内卷式竞争，因为制造商都想要争夺外国买家的业务。
成本之所以能降低，主要是因为工资低。孟加拉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38美元，平均实际工资约为65美元，是世界上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休假、退休、医保等福利，即使存在，也非常少。除此之外，成本低还因为对工作场所安全、工业污染和废物处理的监管不到位。发达国家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将公平工资、工人权利、环境退化和生产等种种问题外包了出去。
对于新兴市场的工人来说，他们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死于饥饿，要么死于不安全的工作方式和环境污染。他们常常面临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工作中消耗掉的卡路里超过了能用来补充热量的工资。在服装业工作的孟加拉国女性，会同意奥斯卡·王尔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令一些人不得不“为了他人而生活在肮脏丑恶之中”。 [9]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该国依靠制衣业取得巨大成功。其制衣业的收入超过240亿美元，主要是外币；雇用了约35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妇女。孟加拉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竞相争夺外国客户。在过去的五年里，价格下降了约10%。服装贸易的投资回报已经从50%下降到20%，接近孟加拉国的债务成本。反过来，这种现状又会推动进一步的成本削减行动。
该国政府的软弱、腐败、寻租和管理不善，令问题日趋复杂化。孟加拉国的建筑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工会受到强烈压制。拉纳广场的业主与孟加拉国一个主要政党有关联。据称，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获得了当局的批准，哪怕建筑扩建不符合标准，也无人过问。
同样的模式，在各个国家和行业中不断重复，是巴勒斯坦出生的作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78年提出的“东方主义”的鲜明写照。这一概念，是指西方人对亚洲、中东和非洲社会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社会停滞不前、十分落后，而自居高人一等的西方人，在这里可以根据自身的要求进行随意压榨。乔治·奥威尔在1939年写下的一段话，承认了这种不人道的态度：
当你走进这样一个约有二十万名居民的小镇，其中至少有两万人，除了一身褴褛衣衫之外一无所有。当你看到他们的生活，看到死亡对他们而言是多么稀松平常，总是会很难相信，你竟然行走在人类之中。所有的殖民地帝国，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的……他们降临到世上，在短暂的生命中流汗、挨饿，随后又沉入坟墓中那些无名的土堆里，根本没人注意到他们已经不在人世。就连坟墓本身也很快又消失到泥土之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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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私有化过程，充斥着腐败，允许外国人和有政治背景的本地人（有时是双方合伙）以低廉的价格和有利的条款对国有资产进行收购。记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在2000年出版《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书中讲到了当时俄罗斯是如何将国家资产出售给一小群寡头，以换取政府的贷款。这些售价仅为真实市场价值一个零头的交易，让买家大发横财。虽然能因此获得空前的意外之财，但依然有寡头因为竞争对手得到了规模更大的公司而抱怨不迭。
向全球开放经济，可能会加剧当地固有的问题。在委内瑞拉的后查韦斯时代，一些妇女走投无路，被迫从事卖淫活动。来自外国客户的美元，可以在黑市上以官方汇率的十倍出售。一名堕落妇女可以从每位以美元支付的客户那里获得大约两倍的月工资收入，这样就能有钱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如大米、面粉、糖和食用油，而其他委内瑞拉人则必须排好几个小时的队，才能以规定的价格买到这些东西，有时还不一定买得到。
起初，新兴国家遵循自身的发展模式，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尤其是一小撮幸运人士和关系网发达的人士。但不平等现象开始加剧，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改善微乎其微。
小规模的中产阶级随之发展起来。随着资本被成功的故事所吸引，房地产和股票价格迅速上涨。少数地区的繁荣与普遍的贫困共存于同一个国家。不平等现象根本影响不到富人。他们生活在封闭的社区，享受着第一世界的优质服务和舒适便利。互联网和卫星电视的接入，加上定期的国际旅行，将当地存在的困难变成了偶尔才会出现的不便。
最后，当地的限制、成本上升以及弱势群体对更大份额发展收益的要求，改变了这样的动态关系。此时，成本已经上升到令当地经济失去竞争力的水平。资本主义商业队伍变得焦躁不安，开始寻找更新、更便宜的生产地点。当地人在鼓吹国家前景时，尤其是对外国人鼓吹自己国家的美好未来时，都会默默地将钱转移到瑞士、卢森堡、香港或新加坡。
各国政府奋勇直前，大声讨论着如何专注于更高质量或更先进技术的产品，让自身在“价值链”中往上游走。雄心勃勃的计划随即启动——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内陆国家的新港口，在两个并不存在的城市之间搭建的河上桥梁，全新规划的整座城市。最终，国家陷入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和政治问题而无法自拔。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全盘崩溃、完全失灵。
按照这种观点，新兴国家可以通过贸易和外国投资，实现发展并摆脱贫困。但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都是为了利用当地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利用缺失的环境保护和工作场所保障，来赚取利润。
据估计，在未来几年，孟加拉国的制衣厂为改善安全所需投入的成本约为30亿美元。折合到每件衣服上，其实成本只有几美分。消费者、企业经理和股东都不愿意接受通过提高成本或降低利润的方式来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媒体和西方买家的注意力持续时间非常短，而这就意味着，之前流行一时的道德采购运动，除了最铁杆的粉丝还在支持之外，现在已经过气了。
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所言，你不能将曼斯菲尔德庄园与作为其财富来源的奴隶贸易割裂开来看待。但是自从19世纪早期简·奥斯汀创作出这部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以来，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乔治·奥威尔很有先见之明，他写道：“我们都靠掠夺亚洲苦力生存，我们这些‘觉悟’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获得自由；但我们的生活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觉悟’，要求我们必须将抢劫继续下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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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种族隔离，以不平等作为表现形式，威胁着经济增长。 [12] 新近出现的对包容性资本主义的关注，更突显出很大一部分人根本无法享受到经济扩张带来好处的事实。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日益制约着本来就十分疲弱的经济复苏进程。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每增加1个基尼系数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就会下降约0.2%。
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也就是说，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每增加一美元收入，那么这部分新收入里面的支出比例较低。同样是增加1美元的收入，年收入3.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其消费的数额大约是年收入20万美元家庭的3倍。因为消费占到了经济活动的60%~70%，所以收入集中于一小撮顶端人群的现实情况，限制了需求的增长。
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受到了不平等的影响。健康状况不佳，降低了劳动力的参与率和生产力。而受教育程度较低、技能较低的劳动力，会降低竞争力、创新能力和未来的增长潜力。
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也会带来直接成本。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认了二者的相关性：“人均GDP对一个国家的预期寿命、犯罪率、识字率和健康的影响，远不如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间的差距那么重要。” [13]
不平等加剧与犯罪率的上升有关，特别是暴力犯罪、财产犯罪，还与健康状况恶化以及家庭破裂和吸毒有关。不平等的社会，饱受到贫穷疾病的影响，如结核病、疟疾和胃肠道疾病，这些疾病是由营养和卫生条件差、住房不足、卫生设施缺乏和医疗不及时引发的。世界上近1/3的人口（主要在发达国家）超重，是营养不良人口的2.5倍。肥胖症和相关疾病，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约2万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不平等还会造成富人的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和强迫症等心理疾病，其背后的原因，一部分在于他们害怕赶不上同龄人进步的速度，担心失去手中的财富和地位。
不平等造成了债务问题，因为不太富裕的家庭不断增加借贷，为消费融资，所以加剧了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周期。负债过高的消费者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人的违约率大约是高收入家庭的三倍。
过度负债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对消费水平的恢复也存在长期影响。全球金融危机遗留了大量债务，迫使家庭为了还债而减少支出，低收入家庭减少支出的幅度是富裕家庭的两倍。债务积压和对借款的谨慎，减少了低利率对经济复苏的提振作用。家庭不愿借债，也没有能力继续增加债务。一些国家房价的下跌，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财富缩水，使得借贷变得非常困难；以房屋净值为抵押的贷款已经减少。为了应对贷款损失，银行也收紧了贷款标准。这些因素意味着，如果不将收入重新分配给具有更高消费倾向的家庭，或者不找到新的需求来源，那么就不可能实现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复苏。
不平等也催生了拙劣的经济政策，阻碍了贸易、资本流动和灵活劳动力市场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举措。现任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断层线：全球经济的潜在危机》中指出，政府疏通面向较贫困家庭的信贷流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应对不平等，反而会增加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
任何社会都不能建立在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的《墓畔哀歌》之上。 [14] 严重的不平等对社会凝聚力和民主信念的打击是无法修复的。2014年，一名英国银行家从修车厂喜提维修一新的保时捷，并在Facebook上发帖称，他因“摆脱公共交通的恶臭”而倍感欣慰。这一言论在新加坡引起了公愤。硅谷员工日益增长的财富在旧金山制造了紧张气氛。这些高收入群体的涌入，推高了房租和房价。谷歌等科技公司接送员工的通勤巴士经常随意使用公交站点，堵塞了城市公交系统。当地抗议者发起了活动，堵住了通勤巴士的去路。
财富集中，使得高收入群体掌握了权力和影响力。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净资产估计超过300亿美元，其中2.6亿美元用来竞选纽约市长。2009年，每张选票的成本约为180美元。被截肢的亿万富翁彼得·刘易斯（Peter Lewis）自掏腰包，投入成百数千万美元支持大麻合法化，因为大麻帮助他缓解了病痛。不管某个候选人或某项政策的优缺点如何，利用私人财富去追求特定目标的做法，就是对民主的破坏。
但是，真正的平等，很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在1968年出版的《历史的教训》一书中，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提出，收入和财富的日益集中，会加剧社会紧张，而这种紧张可以通过国家大幅削减财富的行动或对社会失调和贫困问题进行大洗牌的民众革命来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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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名声大噪之时，街头可以看到写着r > g 字样的T恤衫，还有人纷纷猜测，谁将在电影中扮演这个角色【很多人选择科林·费斯（Colin Firth）和斯蒂芬·弗莱（Stephen Fry）】。到2014年底，《21世纪资本论》的发展轨迹，紧随记者罗伯特·施里姆斯利（Robert Shrimsley）所描述的轨迹向前走。 [15]
第一阶段，经济学家们对这套理念展开讨论，认为出于经济学家的本分，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信誉，需要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严肃媒体上的评论文章、读后感，以及相关博客内容迅速增多。第二阶段，越来越多的读者感觉有必要参与进来。政策制定者和政界人士纷纷利用书中观点来支持现有立场。还有人买下这本书，摆在显眼的位置，给他人一种读过此书的印象，同时希望能通过不费力气的方式了解到书的内容。（在《21世纪资本论》的成就巅峰，一本二手的、经常翻阅的旧书，比新书要价高得多。旧书在亚马逊上的价格是300多美元，而新书只有40美元。大概是因为，旧书能让人一眼相信，这本书的主人已经深入研究过其中的内容了。）
在第三阶段，反对者开始质疑书中的理念，对支持者的认可态度提出挑战。紧接着是第四阶段，支持者指责批评者没有读过这本书。第五阶段，批评者声称支持者也没有读过这本书。到了第六阶段，人们开始觉得无聊，就算说起这本书，也提不起打架的斗志。第七阶段，人们将自己与这套理念撇清关系，倘若有人直接提起，便会感到尴尬。第八阶段，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反而成了一种时尚。第九阶段，这本书从图书馆或客厅的显眼位置转移到了客用卫生间，加入其他名噪一时的作品行列，如《时间简史》《历史的终结》《黑天鹅》和《引爆点》。未来可能还有一个额外的阶段，等作者驾鹤西去，又会有人把这部作品拿出来讨论，经历短暂的复兴时期。
但是，不平等依然是严重的问题，制约着全球经济复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熟悉阿根廷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弗朗西斯教皇（Pope Francis）在2013年11月的使徒训诫中，批评了“对金钱的盲目崇拜”：“虽然少数人的收入呈指数级增长，但绝大多数人们与这少数幸运儿所享受到的繁荣之间存在的差距，也在呈指数级增长。这种不平等，其根源就在于对市场和金融投机绝对自主权的捍卫。” [16]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抱怨说：“到头来，总是同样的一群人遭遇失败，也是同样的一群人获得胜利。”
注释：
[1]Bill and Melinda Gates，《关于全世界穷人的三个误解》，《华尔街日报》，2014年1月17日。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149404579324530112590864.
[2]这些数据源自世界银行GINI指标数据库。读者须考虑到，这是作者写作时查到的最新数字，但并不一定与读者读书时的年份相同。
[3]参见《前十大逃税人》，《时代》杂志。http://content.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 article/0, 28804, 1891335_1891333_1891317, 00.html.
[4]Branko Milanovic?，《从数据来看全球收入不平等：历史与当下：概览》，《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论文6259》，2012年11月。http://elibrary.worldbank.org/doi/pdf/10.1596/1813- 9450-6259.
[5]《米特·罗姆尼秘密视频全文》‘Full Transcript of the Mitt Romney Secret Video’，《琼斯夫人》，2012年9月19日。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2/09/full-transcript-mitt-romney-secret-video.
[6]Ben S.Bernanke，《美联储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支持经济复苏，维持价格稳定》，《华盛顿邮报》，2010年11月4日。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11/03/AR2010110307372.html.
[7]人肉盾牌这个说法，由Steve Randy Waldman提出，《关于QE的一些想法》，2014年11月2日。www.interfluidity.com/v2/5773.html.
[8]参见英国2012年预算：2010-12年度第三十次报告，第1卷，p.26；提交财政部委员会的口头证据，英国银行2012年2月通胀报告HC（2010-12）1867，Q 84.
[9]Oscar Wilde，《社会主义之下的人之灵魂》，1891年。www.gutenberg.org/files/1017/1017-h/1017-h.htm.
[10]George Orwell，《马拉喀什》，《随笔》，Everyman’s Library，（1939）2002，pp.121-122.
[11]经济种族隔离这个说法，由Simon Kuper首次提出，《经济种族隔离，只不过没那么黑白分明》，《金融时报》，2014年4月25日。
[12]David Cameron，《大社会》，第六届年度休格·杨纪念演讲，伦敦，2009年11月10日。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video/2009/ nov/10/david-cameron-hugo-young-lecture.
[13]Thomas Gray，《写在乡村教堂墓地的挽歌》，in Arthur Quiller-Couch（ed.），《牛津英语诗歌》，Oxford University Press，（1751）1919.www.bartleby.com/101/453.html.
[14]Robert Shrimsley，《皮凯蒂泡沫的九个阶段》，《金融时报》，2014年4月30日。
[15]Pope Francis，《福音的喜乐》，2013年11月24日。http://w2.vatican.va/ content/francesco/en/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 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31124_evangelii-gaudium.html.
[16]参见Benedict Mander and John Paul Rathbone，《智利：增长的局限》，《金融时报》，2014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