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大幅扩张助力了经济增长。同样，1914年之前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也得益于当时的贸易增长、资本自由流动和旅行的增加。这两个阶段，彼此之间的很多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思考。
凯恩斯曾对这段早期黄金时代大加赞美：“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喝着早餐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产品，订购数量按自己的喜好随意下单，并期待产品能在合理的时间内送到家门口；同样，他也可以利用电话，将自己的财富投入到位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事业中去，并且毫不费力、毫无麻烦地分享到这些事业给他带来的收获和利益。”
凯恩斯口中的伦敦人，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确定的、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任何偏离这种状态的现象，都是异常的、可耻的、完全可以避免的。一切只能朝着越来越美好的方向往前发展”。 [1] 而从天而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却令这场早期的全球化进程草草结束。
在经济学中，“autarky”一词来源于希腊，意为自给自足，指国际贸易或资本流动十分有限的封闭经济体。奥匈帝国、江户时代的日本、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都奉行自给自足的国家政策。近代的苏联、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以及缅甸，基本上也都属于封闭经济体。
如今，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压力，正在逆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全球化潮流。这种向封闭经济体的转变大潮，是由国家自身利益所驱动的，瑞士哲学家安里·佛烈迪克·阿米埃尔（Henri-Frédéric Amiel）将其描述为我们体内的动物本能在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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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商品、服务和金融的跨境流动占全球GDP的比例，达到61%的峰值，高于1990年的40%。1951-2008年的58年里，有49年的时间，贸易发展的速度快于全球经济增长的步伐。1980-2011年，贸易的年均增长率接近7%，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外国直接投资、跨境投资和贷款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全球产出。1980年至2007年间，上述全球资金流动占全球GDP的比例，从4%（4 700亿美元）增加到21%（12万亿美元）的峰值。
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全球化达到顶峰的标志。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中，商品和服务贸易增长率放缓至每年2%~3%，与经济增长率持平或略低。这种现象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金融流动仍比危机前的水平低60%左右，从占全球GDP的21%降至2012年的5%。 [2]
从历史角度来看，只要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增长趋缓，就预示着衰退即将来临。目前尚不清楚当前的趋势究竟反映的是周期性因素还是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对于经济能迅速恢复到危机之前状态的预期，似乎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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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国际一体化的重点，在于生产和消费在地理上是分离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如今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根据这个概念，国家会去生产更多享有竞争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制造过程本身，被划分成若干个分立的组成部分。一条裤子可以采用孟加拉国纺制的纱线，在印度、中国或越南织成布料并进行染色；拉链可能在日本制造，纽扣可能是中国制造；整条裤子可以是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或洪都拉斯由当地工人缝合为一体。每个阶段都在效率最高的地点完成，而企业和国家也都全盘接纳了这套跨国生产体系。企业会去积极寻求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原材料、劳动力和地点。随着电话服务中心和加工中心遍地开花，业务流程外包和跨国制造早已成为常态。
中国、印度、俄罗斯和东欧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使全球劳动力储备从大约15亿人增加到近30亿人。随着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成本最低的地区，产品的总成本下降了。在投资和风险管理工具的推动下，投资者在世界各地寻找着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消费者受益于更多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新兴国家购买力的上升，为商品和服务提供了新的市场。但是，发达经济体中教育水平低、技能有限的工人，却被迫面临全球竞争，因此就业率下降，收入停滞。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学家，都在大力宣扬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这些新的趋势也迅速取代保护主义，成为首选的发展政策。世界各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就此摆脱了贫困。
但全球化从未真正完成。贸易并不自由，而是在管理之下进行。不像以往那么明显的贸易限制依然存在。有关劳工、安全、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和条例，没有得到协调。我们从这么多年各个国家始终无法在电压和电插头标准化上采取一致行动这件事，就能看出来一体化集大成的思路在实操上的局限性。
全球化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人的自由流动。少数有技能的人士，利用在原籍国培养起来的成就，转而到机会更大、回报更高的国家找工作，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流动的可能性依然很小。一些非技术工人，在富裕国家找到了临时工作，在那里，他们面临着被剥削和虐待的风险。当被问及美国移民政策时，对冲基金经理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拒绝了自由女神的号召——“让那些渴望自由呼吸的疲惫、贫穷、拥挤不堪的劳苦大众投入我们的怀抱”。他认为，“因为有辽阔的海洋相隔，他们真的到不了这里。而这就是我们抵御移民的保障。”罗伯逊对“没有受过教育、对上学也不感兴趣的孟加拉国难民”提不起胃口。 [3]
全球化既创造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也依赖于经济增长。单个国家牺牲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因为从一体化中获得的好处超过了为此付出的代价。在经济繁荣面前，人们忘却了要去对全球一体化的驱动因素和基本假设进行探索，忽视了其本质上的脆弱性。切斯特顿认为，在你想明白当初为什么要建围栏之前，就盲目地拆掉围栏，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总是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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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所带来的直接好处日益减少，就注定了世界大趋势要向更加封闭的状态撤退。各国都认为，将关注点转回国内，可以从经济增长中捕获到更大的份额，为本国公民带来更多的繁荣。
发达国家将面临一段时期的经济停滞。受危机影响较小的新兴国家将继续增长，但速度会比以前慢。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所能带来的好处，如今已经越来越少，他们担心会身不由己，被迫给发达经济体的问题买单。
新兴国家也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感到不满。利润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产权的控制，而不是生产阶段。苹果的iPhone在中国制造，这部分计入中国出口账下，但iPhone绝大部分利润都来自高科技部件、知识产权和品牌，而这些都跟中国公司没关系。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控制着贸易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物流和供应链，主导着国际资本流动，通过贸易融资和投资管理创造出可观的收益。在经济增长率高的时候，人们还能勉强容忍福利的分配不均。但面对较低的增长率和日渐缩水的利益，各国就纷纷打起自己的小算盘，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减少在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的参与。
普通商品和大宗商品的国际供应链，对成本结构和货币价值的变化非常敏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低油价使运输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促进了全球生产。而如今更高的燃料和运输成本，会对四通八达的全球生产和供应链产生负面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低价出口商品在墨西哥是一种局面。但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发生了变化。而墨西哥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美国，在制造业上的竞争力也卷土重来。2001年，中国劳动力成本约为墨西哥的25%。2014年，两国的劳动力成本大致保持一致。人民币对墨西哥比索的升值，改变了成本结构。墨西哥距离最终市场更近的生产地点和更短的交货时间，也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2011年日本海啸和泰国洪水充分证明，国际供应链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和环境因素的破坏。随便哪个不可或缺的小部件短缺，就会导致其他地方发生连锁式停产。
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全球化会损害经济和政治主权。各国政府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是启动大规模支出计划来支持本国经济。很多情况下，这样的政策能刺激进口，但无法提升国内需求、就业、收入和投资。如果没有国际上协调一致的行动，那么单一国家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就会大大降低。
国家税收政策，也可能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形同虚设。有些国家为了吸引投资而提供较低的税率和特别优惠政策。可以说，爱尔兰对设在本国的跨国公司的税收优惠待遇，是以牺牲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利益为代价的。在规则改变之前，美国企业利用一种叫作“税收倒置”的操作方法，改变税址，减少公司税。英国个人税率提高，导致基金经理和银行高管纷纷调往瑞士，或者不得不由雇主加薪来补偿收入损失。法国提高税收的提议，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担心企业会迁往英国。
封闭经济是对经济主权的重申，是对这些压力的自然反应。对贸易的限制、对货币的操纵、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以及针对外国竞争者的掠夺性治外法权规定，都是全球化不断收缩的标志。一旦某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政策，就会迫使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策略来保护自身利益。
国际主义者认为，我们已经成功避开了保护主义的警报。他们指出，自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正在复苏。他们认为，全球资本主义（而非国家资本主义）仍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现在已形成制度化且不可逆转。但是，面对低增长、高失业率、收入水平停滞不前，以及民族工业和标志性企业面临的威胁，各国越来越多地退出自由贸易，给贸易伙伴带来了压力。尽管二十国集团会议一再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想要努力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覆辙，但贸易限制的程度仍在加重。自2008年以来，各成员国已采取了1 500多项保护主义措施。
相对于大刀阔斧的进口限制，微妙隐晦的措施更受欢迎，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世贸组织面前成为贸易战和贸易争端的始作俑者。很多国家都在采用补贴、有利于国家供应商的政府采购政策、“本地采购”行动、优惠融资、行业援助政策和差别税收制度，来引导需求。安全和环境标准，真正的目的是防止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虽然不如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力度那么明显，但上述种种行为加总在一起的集体效应是非常显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数千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将大衰退推向进一步的深化和延长。
保护主义措施和全球贸易放缓的现实情况，将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生活水平。新兴国家会有更明显的感触。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称其为“一场危机，可能会破坏许多国家取得的经济进展，并削弱人们对开放国际贸易体系的信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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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受到汇率战争的影响。2007-2012年，美国政府、银行和非金融企业从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中获得了约1.36万亿美元的收益，其中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4 800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元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证券的外国投资者损失超过6 000亿美元。2013年2月，智利财政部长警告称：“以其他经济体为代价寻求救助，从本质上说，（量化宽松）是针对全世界的适得其反的政策。” [5] 在2013年莫斯科峰会上，二十国集团轻率地宣布，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将不会采取货币贬值的手段来提高本币竞争力。
事实证明，货币贬值的政策只会弄巧成拙，招致毁灭性的报复。不可能地球上每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最便宜的。由于担心欧元走强可能损害欧洲复苏的前景，欧洲央行在2014年和2015年也实施了以削弱欧元为目标的行动。
2014年，美元开始以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升值，一年内升值超过20%，其中2015年前3个月升值10%。由于40%的销售额和大约1/4的利润来自海外，美国出口商因此受到了影响，发布了税收和收益下降的警告。美国国会议员对海外央行的行动怨声载道，称其影响汇率，威胁要将欧洲、日本和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美联储表示，美元升值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美联储的政策。合理的低利率或负利率政策与不公平的贬值政策之间的区别，完全取决于个人观点。
虽然证据确凿，但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还多次表示，有关货币战争的说法“真的是太过分了”，并拿出一副否认的态度：“我敦促各方要非常、非常严格地管住自己的嘴。关于此事，说得越少越好。” [6] 还有一位央行行长绘声绘色地将货币贬值政策描述为“尿床”。虽然一开始感觉很舒服，但很快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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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的增长放缓，全球金融资产的年增长率仅为1.9%，远低于1990-2007年7.9%的平均增长率。全球金融危机的损失和随后的去杠杆化趋势，令可用资本的规模大幅缩减。在金融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家监管机构迫使银行和投资者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出爱国主义精神，购买国家政府债券，优先向国内借款人放贷。
此时，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的国家和国际利益，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一家西班牙银行在德国的业务可能有超出要求的存款盈余，而母公司希望获得这些盈余。西班牙监管机构希望这些资金能够在银行集团内部自由使用，而德国监管机构则希望剩余现金留在德国，以避免风险并提高当地业务的流动性。
2013年，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称，在过去9个季度中，由于跨境贷款减少（已回缩至1999年的水平），银行间信贷规模已有7个季度出现下降。自2007年以来，欧元区银行的跨境债权减少了3.7万亿美元。美国、英国和瑞士的银行已减少了跨境贷款，只有日本银行增加了放贷活动。依赖外国投资促进发展的国家，不得不寻找新的资金来源，由此也暴露出了越来越多财政上的问题和漏洞。
在欧元区内部，银行跨境持有的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的减少，放缓了欧元区债券市场的一体化进程。随着每个国家都越来越关注国内动向，欧元区银行对其他成员国债券的投资，已经从2006年的40%下降到大约22%，比欧元刚问世时还要低。
自2009年以来，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和疲弱货币，鼓励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新兴市场，因为新兴市场的利率更高，增长前景更强劲。不稳定的短期资本流动，可能会推高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价值，制造通胀压力，人为降低借贷成本，鼓励债务水平迅速上升，并推高资产价格，从而制造金融泡沫，威胁到发展中经济体的稳定。
巴西、韩国、瑞士和印度都实施了某种形式的资本流入管制。曾被米尔顿·弗里德曼誉为终极自由市场的中国香港，开始对外地购房者征收15%的税费，以限制来自中国内地的资金造成的影响。这些资金抬高了当地房地产价格，降低了本地市民买房的负担能力。IMF在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转变中，同意使用目标明确、透明、临时的直接控制手段，来限制不稳定的跨境资本流动。
美元的动荡也推高了以美元交易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在较贫穷的国家，对食用油等日常必需品的支出占收入的很大比例，而食品价格的上涨，给那里的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困难。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再加上大量资本流动，造成了通胀压力，迫使新兴国家提高利率，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这些趋势，有可能让脱贫事业再次走入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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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也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开展斗争的武器。2008年银行危机之后，美国为金融机构制定了新的规则，以确保更加严格的监管。本来是打算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这些新规则，从而在国际上达成一致。而新兴国家则认为，针对发达国家复杂的跨国金融机构的严格规定，并不适用于本国较为简单的金融体系，而采用这些规定，将阻碍当地银行提供支持本国经济信贷的能力。这些法规还将形成高昂的合规成本，并削弱新兴国家的竞争地位。
一些国家在采取一种被称为“子公司化”的政策，要求在当地活跃的外国机构通过在相关管辖区内成立的独立法律实体来进行运营。地方实体必须拥有充足的独立资本资源，并与母公司隔离开来，以便在出现财务困难时，当地监管机构和投资者能有权动用这些实体的资产。美国提议，应强制那些本土业务量庞大的外国银行在美国维持一定规模的资本和流动性储备。在银行监管方面的分歧，将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四分五裂。
美国打着强化金融体系的旗号，实施了有利于美国银行、限制外国竞争对手的域外措施。作为回应，外国银行通过绕路交易的方式，来避免受到这些规则的约束。2013年，欧盟提议征收金融交易税，以增加财政收入，遏制投机交易。这项税收具有域外效力，适用于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英国和美国的目的，是努力保护好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本国大型金融服务公司，就像欧盟的提议，目的是间接性削弱这些企业的影响力一样。
美国监管机构和司法部，日益成为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2014年，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法国巴黎银行承认了刑事指控，在违背美国制裁的情况下，与古巴、伊朗和苏丹合谋进行交易，并对交易记录进行伪造和篡改。根据欧洲法律，法国巴黎银行这些交易并不违法。该行同意支付超过一年利润的90亿美元罚款，并暂停了某些美元交易的结算权。早些时候，美国银行监管机构指控总部位于英国的渣打银行没有披露与伊朗2 500亿美元的交易，导致该行支付了3.27亿美元的和解金。一家荷兰银行也因为有关伊朗和古巴的类似指控而支付了6.19亿美元，才达成和解。另一家英国银行汇丰银行已备款7亿美元，专门用于应对可能向美国当局支付的此类罚款。除了通过纽约进行的美元支付外，这些交易在许多情况下与美国完全没有关联。
英国认为，针对银行业不当行为的指控，就是为了玷污伦敦的诚信及其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国认为，这些问题与英国一如既往的宽松监管有关，而宽松的监管，也是伦敦崛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因素之一。欧洲人认为，对法国巴黎银行的起诉，与美国反对法国以12亿欧元的价格向俄罗斯出售两艘直升机攻击舰有关，或与通用电气收购法国TGV高速列车制造商阿尔斯通失败有关。以这种暗藏心机的方式把银行法当枪使，不会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也不会促进国际合作。
有的银行因为担心某些实力雄厚的大国以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为由对自己展开起诉，现在已停止与许多新兴国家的银行进行交易。一位欧洲银行家开玩笑说，他担心美国有一套橙色套装在等着他 [7] 。这些行动，使得移民和外国工人很难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妻儿老小汇款，而老家的人们，还指望着这些钱养家糊口。
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对国际金融、贸易和支付而言至关重要，而美国凭借这一地位，坐拥至高无上的权力，外国对此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由此，美国之外的人们不断想办法去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对美国企业进行报复性起诉，是一条可能走得通的道路。如果真的选择这条路，那么为达成更紧密贸易和金融关系的谈判，将会受到不利影响。2015年，欧盟采取了行动，针对谷歌涉嫌滥用其在互联网搜索引擎领域的主导地位。渣打银行一位董事用挖苦的语言表达了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你们凭什么告诉我们，告诉世界其他国家，不准和伊朗人打交道？” [8]
荷兰学者德克·舍恩梅克（Dirk Schoenmaker）认为，国家主权、国际金融和金融稳定，这三件事不可能同时得到调和。虽然跨国经营的大银行确实需要全球性监管体系，但各国政府都主张在修改规则和维护主权方面保持灵活性，由此便导致了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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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建议，可供各国参考：建好篱笆才能处好邻居。美国、欧洲和中国都有可能认为封闭经济是一种现实可行的政策选择，虽然各国的出发点不尽相同。
从结构上看，美国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封闭经济体实现自我运转。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约占全球GDP的25%，体量几乎达到了第二大经济体的两倍。由于美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庞大，因此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美国受贸易影响相对较小（约占GDP的15%）。如果不考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之下的加拿大和墨西哥贸易，那么这种依赖程度就更低了。
虽然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但仍然相对富裕，人均GDP约为5万美元。从全世界来看，这是很高的水平。如果将人口很少的国家（如卢森堡、圣马力诺或新加坡）和那些靠大宗商品致富的国家（中东石油生产国）排除在外，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大国屈指可数。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均GDP在5 000~6 000美元。虽然美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富人群体手中，但美国家庭的总净值也是相当可观的，超过70万亿美元，比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超过80万亿美元的峰值略有下降。
美国依然是粮食的主要生产国和净出口国，控制着全球近一半的粮食出口。美国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新技术的涌现，令以前无法利用的石油和天然气地层得以开采。页岩气和石油产量的增加，减少了美国的进口量，也减少了6 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在能源成本下降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产出在2006-2014年增长了3%，出口增长了6%。在2015年油价下跌之前，页岩气和石油项目也增加了10%的投资和2%的就业机会。虽然美国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能源独立，而且页岩气带来的好处确实被夸大了，但国内产量的增加，令美国在燃料和电力成本方面，拥有了极具竞争力的显著优势。
在没有明确替代货币的情况下，美元很可能会继续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借回本币，得益于国内和国际上现成的美元证券市场。目前，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6万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亚洲其他国家和中东地区。
美国的人口结构也非常有利。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人口置换率）。美国有较高的移民水平，对外国人依然具有吸引力，因此吸引到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和劳动力。
但是，美国也面临着重大挑战。以住房和消费为基础、通过借贷融资的经济模式已经崩溃。经济增长率为2%至3%，虽然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高，但依然远低于美国自身的潜在增长率。美国经济基础很狭窄，继续依赖消费者在汽车和学生贷款上花钱，继续依赖在设备和软件上的商业投资，继续依赖住宅建设。失业率仍然高于以往从衰退到复苏过程之中的同等阶段水平。如果将那些因找不到全职工作而被迫放弃的人们和从事兼职工作的人们也计算在内，那么失业率会远远超过10%。与此同时，美国经济还背负着高水平政府和消费者借款的压力。
退出全球化，是处理美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元素。而该举措势必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各方面的影响。低利率降低了偿债成本，这就令高水平的借贷在短期内得以维持下去。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通过降低美元的外币价值，来达到美元贬值的目的，降低政府债务水平。
美元走软，提振了美国的出口，原因就在于出口产品的价格更低，而且美国在关键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如技术和软件、制药、复杂制成品（航空航天、国防硬件、重型机械）、娱乐和服务等。美元走软还降低了国内生产的成本基础，鼓励制造业和组装工作回流到美国，这种趋势反过来也可以降低失业率。更强劲的增长和更低的失业率，有助于减少美国庞大的预算赤字，帮助控制政府债务水平。
成为更加封闭的经济体，符合美国经济的自身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封闭经济迎合了美国想要独善其身的愿望，以及美国天生自带的例外主义文化 [9] 。正如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威廉·G.海兰德（William G.Hyland）所言：“保护主义是孤立主义的盟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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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也有形成封闭经济体的迫切需求。虽然单独来看，每个欧洲经济体规模都不大，但欧盟总体占全球GDP的25%以上，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
欧盟是一个比美国更加开放的经济体，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国与进口国。但是，因为成员国之间没有贸易壁垒，使用统一货币，所以约75%的贸易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的。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之一，其60%以上的产品销往欧元区。
欧盟在食品方面基本上可以达到自给自足。与美国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补贴、最低价格计划和有利于欧洲农民的贸易限制。欧盟现在属于能源净进口状态，能源主要来自俄罗斯和其他相邻的能源丰富的国家。在地中海东部发现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天然气田，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
解决欧洲债务问题的需求，可能是促使欧洲走向封闭经济的催化剂。作为一个整体，欧元区的经常账户基本平衡，贸易账户有少量盈余；总体财政赤字是适度的，公共债务的总体水平虽然高，但仍在可控范围内。但欧元区各成员国在收入和债务水平、公共财政和外部平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更大程度的整合将有助于解决掉其中一些差异。
这就需要将财富从较富裕的成员国转移到较贫穷的成员国。实力更强、信誉更佳的成员国，将不得不为较弱国家的借款提供担保。德国、芬兰和荷兰等国，自然会强烈反对欧元区成员国之间互相对债务进行担保的操作。但就算没有协议，债务共同化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越来越依赖欧洲央行和救助基金等官方机构，实力较强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也会给出越来越大的承诺。强国间接地承担了欧元区弱国的债务，因为强国才是为这些国家融资的机构背后的真正力量。
如果欧盟强国不同意财富转移，不接受共同承担债务责任，那么欧元可能就要走上被放弃或重组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可能会分裂。如若分裂，那么欧元区将演变成比最初规模更小的版本，可能由更强大的核心国家和一些较小的经济体组成。由于外围国家的债务违约，幸存下来的国家可能会承受巨额损失和财富的大幅缩水。他们也会支持封闭经济的政策，因为这样才能恢复经济健康。
无论其政策选择如何，随着欧洲努力减轻债务负担，进行重大结构性改革以纠正失衡，都将面临一段非常漫长的经济停滞期。在过渡期间，欧洲将被迫专注于内部，节省储蓄和财富，以消化巨额的注销债务。显性或隐性的资本管制和贸易限制，是协助这种调整的配套政策措施，标志着经济向封闭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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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出现经济问题，中国近年来兴起的重商主义模式暴露出了弱点。鉴于出口的增长水平较低，此时净出口已不再能推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国将转而依靠国内发展来产生必要的经济增长，才能保持社会稳定。把重点放在国内，将有助于实现经济再平衡，从出口和政府主导、债务融资投资驱动的经济，转向私人消费增加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转向，可能受到与西方接触而造成的巨大潜在损失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从中国购买真实的商品和服务，用以美元计价的低利率欠条来融资。中国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政府债券和其他以美元、欧元和日元计价的高质量证券。由于债务人质量下降以及外币兑人民币贬值，这些投资已经缩水。所持债券的规模决定了中国无法抛售这些储备资产，因为一旦抛售，就会导致证券价值大幅下跌和人民币升值，从而进一步加剧损失。
中国越来越担心其储蓄的安全性。在西方批评中国对欧洲债务危机反应不力之后，中国对储蓄缩水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逐步减少国际参与，将帮助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记其外汇投资，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为保护现有资产价值而进行进一步投资的需要，释放出用于内部需求的资源。
在2012年6月于墨西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中国明确表示，不会启动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促进国内和全球增长而采取的那种类型和规模的银行贷款行动。
中国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维持其发展所需的粮食和能源安全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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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内经济规模不大、经济资源不充足、也不需要出口市场的国家来说，退出全球一体化会带来不同的挑战。与大国不同，小国无法用自身的行动来影响汇率。2013年2月，新西兰财政部长比尔·英格里希（Bill English）直接排除了通过干预货币市场来实现新西兰元贬值，并由此减轻出口商和制造商压力的可能性：“要想影响汇率，就需要在银行放个几千亿（美元），他们才能把你当回事。新西兰要是身赴沙场，人家拿一把豌豆枪就能把咱们撂倒。” [12]
为了应对整个世界向封闭经济转变的大趋势，有可能会形成其他的贸易集团或国家关系。如果中日两国能够克服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和领土冲突，那么完全可以建立起互惠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中国主要的外国投资者之一。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需要出口市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而中国的企业也可以从日本的技能和知识产权中受益。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一直在寻找投资机会。
虽然历史上中印两国存在阶段性的政治分歧和边界争端，但印度还是可以从与中国的紧密关系中受益。中印联盟，将有助于印度为其经常账户和预算赤字以及投资需求融资。就中国而言，则可以获得印度的原材料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印”这个概念并不牵强，因为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文化联系，现在的贸易联系也在不断增加。
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能会与美国、中国和欧洲等主要国家结盟，成为食品、能源或原材料的首选供应国。反过来，这些国家也可以成为产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一些非洲国家正在推行这一政策，针对中国需要的农产品或矿产品签订长期供应协议。作为回报，中国优先扩大与这些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协调中国企业和银行的交易。中国还将向这些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国。俄罗斯已经成为欧洲和中国的能源和大宗商品供应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内，加拿大已成为美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国，而墨西哥则为美国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
瑞士和新加坡等地理位置优越的小国，可以成为重要的贸易或金融中心，为贸易提供便利，或提供运输、物流、金融和投资服务。
全球贸易体系就此四分五裂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由世界贸易组织斡旋达成的多边全球贸易协定，如今已无人问津。最近几轮全球贸易谈判的焦点都很狭窄，主要集中在通过减少官僚主义，以及农业和发展方面有限的改革举措来促进贸易。各国越来越倾向于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1990-2010年，特惠贸易条约的数量从70个增加到300个。如今，世界前30大出口国中，有一半的出口流向了特惠贸易伙伴。美国正寻求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环太平洋国家达成协议，并通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与欧盟达成协议。
但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所能带来的好处，远不如全球协议。这些区域内的贸易协定，鼓励从条约缔约方的生产商那里进行采购，哪怕生产商效率低下，也没有别的办法，无法去选择世界上最便宜的货源。效率较低的生产国，还在不断游说，希望能通过双边和区域协议来更好地保护本国利益，由此也阻碍了效率更高的全球贸易协定的进一步发展。
在维系政治地位与支持经济繁荣和安全之间，各国现在必须做出取舍，必要时需要放弃历史上建立起来的联系和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法国和德国计划创建统一欧洲时，丘吉尔认为，大英帝国根本无须在和平时期与欧洲大陆的伙伴纠缠在一起。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尼乌斯（Edward Stettinius）对罗斯福总统说，英国面对战后国际地位的不断下滑，在情感上始终难以接受。英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全球领导地位，还将这一地位视为国家权利，花了很多年时间才承认欧盟的好处。直到现如今，英国因为选择不采用单一货币，依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姿态。英国计划在2017年举行公投，就是否继续留在欧盟做出决定。 [13]
在英剧《唐顿庄园》中，科拉·克劳利（Cora Crawley）想和婆婆成为朋友，而老伯爵夫人更希望她们之间保持盟友关系，因为她认为这样才是有效的。在不断演变的世界秩序中，各国若想实现经济繁荣，就需要采取类似的务实、精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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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变化，也受到地缘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相对温和的安全环境，有利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9·11”袭击和随后的反恐战争则打破了这种局面。发达国家又开始在人员、资金、商品与服务的安防和监控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美国对英国和欧洲银行的起诉指控称，这些银行的行为，让美国在恐怖分子、武器交易商、毒贩和腐败政权面前日趋脆弱。失败的国家建设，加上根深蒂固的种族、部落和宗教仇恨，已经把中东和非洲变成了西方野心的墓地。ISIS，即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简称ISIS），利用复杂的政治逆流思潮，取代了基地组织。ISIS占领了一部分领土，自称哈里发，作为纯伊斯兰教的宣传基地。在财政实力、军事能力、对目标的无情追求，以及对稳定的威胁方面，ISIS都超过了前任的基地组织。
印度有超过1/3的地区受到纳萨尔派的影响。纳萨尔派属于一个有着50年历史的暴力叛乱组织。政府在与纳萨尔派的斗争过程中，动用了大量资源，也延缓了对偏远、资源丰富的森林地区的开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泰国军方在2014年发动了一场政变，取代了失灵的政治体系，统一了公民的政见。
由于担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其边境扩张，以及面对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叛乱，俄罗斯正在积极捍卫其具有历史影响力的地区。
这种不稳定的现状，反映出了权力真空。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维护着世界秩序，出手解决各国冲突。 [14] 许多发达国家在国防上花费太少，心甘情愿地依靠美国的实力。但是美国对“卷入同盟”和“寻找怪物并加以摧毁”的海外冒险，态度越来越谨慎。 [15] 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促成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撤出的决定。
美国为了控制预算赤字和贷款规模，削减了国防开支。这就要求其他国家必须增加国防开支，并相应地减少用于其他活动的资金。降低对外国能源供应的依赖，令美国得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重要海上通道的防卫承诺，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扛起更大比例的防卫成本。
民族主义开始复苏。面对国内经济令人失望的局面，政客们想要将选民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外部威胁上，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持民众的支持。随着日本陷入无休止的经济停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其外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东条英机的内阁成员）不顾民众的反对，正打算增加国防开支，取消宪法对除自卫以外军事行动的限制。安倍希望点燃怀旧情绪，重建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帝国田园情怀。而这一切，对于依然记得日本战时暴行的其他亚洲国家而言，是令人不安的。
上述紧张局势威胁到了贸易和投资关系。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威胁到能源供应。其他地方的冲突会影响供应链，扰乱生产、转运路线、外国投资和外国熟练工人在某些地点工作的能力。俄罗斯也采取了报复行动，将重点放在了远东市场的能源出口上，这样的调整，对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进口的欧洲产生了影响。美国航天飞机项目叫停之后，美国也对俄罗斯的空间发射能力非常依赖，因此这种紧张局势甚至威胁到了宇航员的太空行程。
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可能会随着国防开支的增加而出现逆转。人道主义救济行动的成本不断增加，因政局不稳定而造成的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持续激增。武装冲突的危险始终存在。
封闭经济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杯混杂着多重危险的鸡尾酒。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将东亚的现状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在1914年前夕，诺曼·安吉尔爵士（Sir Norman Angell）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欧洲大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令武装冲突根本不可能发生。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也标志着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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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丘吉尔创造了著名的“铁幕”一词，来描述冷战时期的世界分裂，这种分裂影响了战后40多年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16] 柏林墙就是铁幕最生动、最切身的体现，而柏林墙的倒塌则标志着一个转向，即全球参与和一体化趋势的逐渐加强。25年后，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的推动下，封闭经济的压力可能标志着另一场重大变革。
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有句名言：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或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追求经济自利和被迫独善其身的共同作用之下，全球一体化趋势正在逆转，更有利于形成各国之间基于狭窄战略联系的封闭经济体。支撑经济繁荣和发展的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逐渐减弱，由此也消除了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驱动力。
注释：
[1]John Maynard Keynes，《和平的经济后果》，Harcourt，Brace，and Howe，（1919）1920.www.econlib.org/library/YPDBooks/Keynes/kynsCP2.html.
[2]Susan Lund等，《金融全球化：倒退还是重置》，麦肯锡全球研究会，2013年3月；James Manyika等，《数字时代的全球流动趋势：世界经济中的贸易、金融、人员和数据连接》，麦肯锡全球研究会，2014年4月。
[3]参见《老虎基金创始人朱立安·罗伯森与凯丽·埃文斯在CNBC〈收市钟〉上的对谈》，2014年6月12日。www.cnbc.com/id/101754198.
[4]Pascal Lamy，印度工商联合会讲话（FICCI），新德里，2009年9月3日。www.wto.org/english/ news_e/sppl_e/sppl133_e.htm.
[5]Felipe Larrain，《QE对新兴市场的打击》，《金融时报》，2013年2月4日。
[6]《马里奥·德拉基称：关于货币战争的说法“过激”》，《每日邮报（英国）》，2013年2月13日。
[7]美国的囚服是橙色的。——译者注
[8]参见Linette Lopez，《你们这帮该死的美国人算哪根葱，竟敢跟我们和全世界说我们不能对付伊朗人》，《商业内幕》，2012年8月7日。www.businessinsider.com.au/standard-chartered-complaint-quote-you-fcking-americans-2012-8.
[9]一种理论与意识形态，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是个独特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译者注
[10]William G.Hyland，华盛顿大学讲话，密苏里州圣路易斯，1987年3月15日。www.nytimes.com/1987/05/17/us/commencements-washington-university.html.
[11]2021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译者注
[12]参见Tracy Withers，《新西兰不会拿玩具手枪进入货币战争》，《彭博》，2013年2月13日。www.bloomberg.com/news/2013-02-12/english-says-n-z-won-t-enter-currency-war-zone-with-peashooter.html.
[13]2020年1月30日，欧盟正式批准了英国脱欧。——译者注
[14]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莱特在1998年2月19日NBC的《今日秀》上说过这句话。
[15]“纠缠不清的联盟”这句话，是1801年3月4日美国总统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在就职演讲中提到的说法，“为了毁灭而寻找怪兽”，是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发表演讲中提到的说法。
[16]Winston Churchill，威斯敏斯特大学演讲，1946年3月5日。www.fordham.edu/halsall/mod/churchill-iron.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