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阿瑟·米勒认为：“当一个时代最基本的幻想破灭之时，就可以说，这个时代结束了”。 [1] 而资本时代的核心幻想——无休止的经济增长，此时正在走向终结。
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和衰退之后，一般都会出现强劲的复苏，GDP增长每年反弹至6%左右。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异常疲弱，增长率仅有2%~3%。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强劲的国家之一，但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其经济潜力甚至比同期的日本还要低。
***
2013年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美国经济可能要面临长期停滞。长期停滞这一概念，是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 [2] 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经济无法以之前速度保持增长，恢复到危机前产出水平的可能性很小。这种情况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将其称为“新平庸时代”。
随着家庭和企业缩减债务规模，政府为了应对债务问题而削减支出并增加税收，经济增长的缓慢反映出了需求的疲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不确定性和信心缺失，令全球储蓄规模增加，也推动了对安全流动性资产的强劲需求。更高的总体储蓄率，造成了资本过剩和支出减少，由此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伴随着低通胀率，这样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压低了利率。上述这些因素的结合，削弱了量化宽松等当前政策的有效性。
消费的减少反映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在过去的15~20年里，发达国家99%的人口收入，是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降幅高达8%~10%。绝大部分收入增长，都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他们非常富有，会将收入的20%~30%储蓄起来，是2%~3%平均储蓄率的10倍。
相对于工资而言，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有所上升。利润被分配给股东，而股东往往也更富有，边际消费倾向更低，而储蓄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加。此时，企业不愿把现金拿出来投资，由此可以看出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现实情况。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产业结构，许多新企业都不再需要当年重工业或制造业兴起时曾需要过的大笔投资。发达国家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加速了这一趋势。未分配的企业现金进一步增加了储蓄规模。
中国和德国等国家，继续积累着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储蓄必须用于投资，进一步加剧了资本过剩。
全球经济活动，受到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放缓以及生产力提高水平下降的影响。
萨默斯认为，问题不是全球金融危机本身造成的，而是在过去20年里缓慢出现的。批评人士声称，之前并没有长期停滞的直接证据。有人质疑储蓄过剩的存在。还有人认为政府干预扭曲了经济。许多人指出，事实证明阿尔文·汉森的理论是错误的。战后的经济增长走势其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婴儿潮、消费、投资和技术创新中获得了巨大动力。
萨默斯借用凯恩斯的观点，认为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更多的公共投资，而非货币政策。负债累累的政府，是否有能力拿出钱来支持投资，谁也不知道。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一样，而答案却各不相同。
***
对经济增长进行衡量，并不容易。GDP是一种主要工具，用来计算一个国家一年内生产的为人们所认可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人均GDP是一国的GDP除以其人口数。
衡量GDP有几种方法。生产法，通过计算企业的产出来得出总量。收入法，着眼于收入这个角度，从逻辑上来看，收入应该等于产品的价值。支出法，利用的是总支出，假设所有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都有人购买。上述每一种方法都存在缺陷。
2014年，美国人一觉醒来，发现中国马上就要接替美国自1872年以来始终稳坐的头把交椅，即将成为按GDP计算的全球最大经济体。这一变化，将购买力差异，也就是中国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也考虑了进来。2013年，美国的GDP增长了约3%，统计人员将知识产权也包括在内，而这部分价值，实际上是预计将产生未来收入的研发价值。
2014年4月，以向外输出货币诈骗而臭名昭著的尼日利亚，GDP增长了89%。这一增幅令其超过南非成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这个国家用一种新的2010模式取代了1990年的过时方法，将电信业和影视业等此前不存在的快速增长行业纳入GDP计算行列，但每个尼日利亚人并没有因为这些调整而变得富有。
GDP计算是武断的。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必须用生产成本或类似项目的可用价值来进行估算。房屋的价值，可能是按可以收取的预估租金来计算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金融部门的产出，在挣扎求生之际竟然神秘上升，由此反映出的是银行存贷款息差的上升。
GDP一般不包括非市场交易，比如大部分由女性完成的家务劳动，以及志愿服务、无偿服务等。GDP关注的是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不包括休闲带来的经济价值。同时，GDP还排除了地下经济，如非法活动、未报告的活动，非正式经济和维持生计的生产等。在印度，大约一半的经济活动和90%的就业都是非正式的，因此很难准确计算GDP。
设备或资本等收入来源的折旧，是不包括在内的。当技术投资被记为投资时，GDP就会被高估；当技术投资被冲销为成本时，GDP就会被低估。GDP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新产品问世、质量提升，或创新带来的进步。GDP将所有部门混为一谈，不区分国防支出、消费、医保还是老年护理。战争或自然灾害发生后的支出，也会增加GDP，但这类支出不会产生真正的净变化，只能将被破坏掉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GDP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消耗，尤其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GDP为环境掠夺给出了错误的解释，将造成破坏和纠正破坏的成本都记为经济活动。
GDP忽略了财富的分配。它衡量的是某个特定国家的产出量，而该国产出方的最终利润，很可能落入了另一个国家的所有者囊中。
提出了GDP概念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警告称，不要从过于简化的定量测量方法中，产生貌似精确的错觉。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对GDP提出了最有力的批评，强调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的区别：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倘若我们真的要以这个标准来评价美国，要去计算空气污染、香烟广告、为交通事故而奔忙的救护车。那么，这种方法，既会计算大门上安装的防盗锁，也会计算将盗贼关押起来的监狱；既会计算红杉林的灭绝，也会计算无序扩张所造成的破坏和自然奇迹的消失；既会计算凝固汽油弹和核武器的成本，也会计算警察在街上与暴徒作战时使用的装甲车；既会计算惠特曼的步枪和斯派克的刀 [3] ，也会计算为了向孩子出售玩具而对暴力进行美化的电视节目。
但是，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并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健康、教育质量，游戏的欢笑；没有考虑到诗歌的美好，婚姻的忠贞；没有考虑到公共辩论的智慧以及公职人员的正直。它既不能衡量我们的聪明才智，也不能衡量我们的勇敢无畏；既不代表我们的知识沉淀，也不代表我们的学习进取；既不包括我们的博大胸怀，也不包括我们对国家的无私奉献；简而言之，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是除了令生命有价值的东西之外的一切事物。 [4]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法国总统萨科齐痛斥GDP盲目崇拜，抨击其为“数字邪教”。他委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制定了一项新的衡量标准，即不丹倡导的国民幸福总值，将医疗服务质量、福利体系、休闲和代际问题计算在内。但国民幸福总值也和GDP一样，很难衡量。实际上，国民幸福总值这件事，之所以有了一时的热度，主要是因为萨科齐想要借此提升法国奄奄一息的经济表现（尤其相对于美国）。
2014年，欧洲人开始将毒品、卖淫和其他未申报的行业纳入GDP计算。意大利GDP应声增长了约2%，使得政府能够在3%的GDP融资成本之前，产生所需的预算盈余，并降低债务对GDP之比（当时超过了130%，远高于既定的60%上限）。统计学家甚至考虑过，在GDP中纳入贿赂一项，估计全球每年约有1万亿美元。而这些估算所依据的实地研究，是我们见不到的。
***
不管怎么计算，经济管理的重点都离不开GDP增长。所有的政治和经济议题，都根植于增长的理念，要保持经济的全速运转，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外，人们还深信，政府和央行有能力对经济施加实质性的控制，从而实现这一目标。
从历史上看，随着技术发展和全球贸易不断迅速提高生产能力，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经济增长来吸收不断增加的商品和服务供应。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内在趋势。像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这样的神学家，认为社会是其生产过程的奴隶，为了满足消费需求而颠倒了正常的生产过程。经济学家驳斥了生产过剩的概念，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出需求（萨伊定律）。他们认为消费者的需求本质上是无限的，人们永远都会想要获得更多更好的商品。
美国记者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以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炫示消费思想为基础，展示出了人们对商品的欲望是怎么通过广告培养起来的。他在1957年的著作《隐藏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 ）中，详细阐述了（潜意识）心理技巧的使用，特别是享乐主义、时尚、地位和对失去这些东西的恐惧，以操纵人们的关注点，诱导人们对产品产生欲望。广告将购物和消费变成了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计划报废和一次性使用产品的出现，也增加了需求。为了提振消费，很多产品的设计都有固定的使用寿命，并要求用户据此进行更新换代，而不以产品用坏了或者新产品推出为更换标准。随着美国汽车市场接近饱和，通用汽车董事长阿尔弗雷德·斯隆发起了年度设计改革，鼓励广大司机频繁换车。万斯·帕卡德在他1960年出版的《垃圾制造者》（The Waste Makers ）一书中，创造了“可取性淘汰”（obsolescence of desirability）这个词：即让用户在头脑中产生产品过时想法的营销方法。
新技术经过一番包装，成了先进和现代的代名词，由此也创造了需求。盒式磁带、CD、MP3、iTunes和流媒体直播等数字媒体相继出现，取代了老式留声机唱片。在黑胶唱片被时代淹没的30年之后，再次作为一种昂贵、时尚的利基产品重现江湖，完成了一整个迭代循环。虽然黑胶这种媒介对人们实际上的音乐体验影响甚微，但还是有人执着于收集同一首曲子的各种媒介产品，再加上相关的播放工具，由此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形式。
制造商利用卫生、清洁和方便的概念，来宣传一次性用品。原本可以重复使用的物品，此时让位给了一次性的婴儿纸尿裤、餐巾纸、毛巾、塑料杯子、泡沫塑料制品、瓶瓶罐罐等。金佰利（Kimberly-Clark）公司推广的一次性面巾纸，取代了“威胁公众健康”的布满细菌的手帕。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为了节约而有意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这种做法会遭人诟病，被说成是很“老土”，好像只有贫穷和不发达的社会才会存在。
从放松监管的银行业借债变得越来越容易，由此也确保了消费者能够通过借钱的方式，来为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必须”拥有的东西买单。信用卡允许人们现在购买，以后付款，完全没有等待的必要。穷人可以随时华丽转身，变成富人，因为用不着马上为他们买下的东西付钱。债务驱动的消费，支撑了需求和生产。
经济增长微妙地削弱了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更多的经济活动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减轻财富再分配的压力。信贷民主化，让低收入群体可以借贷和消费。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的大环境之中。
全球经济增长，增加了新兴国家的财富，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避免了棘手的殖民剥削和赔偿问题。
人们认为，经济增长能通过改善整体经济状况，让社会中较贫穷的成员从中受益。美联储前理事亨利·沃利奇（Henry Wallich）总结道：“只要有增长，就有希望，而增长也使得巨大的收入差距变得可以容忍。” [5]
***
然而，虽然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管理的焦点话题，但这毕竟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现象。
历史学家J.R.麦克尼尔（J.R.McNeill）发现，直到1500年，世界经济增长始终是微乎其微的状态。1500-1820年，受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的推动，全球GDP从2 400亿美元增长到6 950亿美元（以1990年美元计算），年均增长0.3%。1820-1900年，在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推动下，全球GDP几乎翻了两番，从6 950亿美元增长到1.98万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32%。1900-1992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从1.98万亿美元增长到大约28万亿美元，年增长率略低于3%。从1992年到2014年，又翻了一番，达到60万亿美元，年增长率约为3.5%。如今的人均收入，是1500年的9倍，1900年的4倍。 [6]
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证实了麦克尼尔得出的结论。他利用英国的数据，发现在1300年至1700年期间，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幅度非常小，仅为每年0.2%。到1906年，英国的年增长率达到了1%左右。根据后来美国的数据，到1950年，增长率达到每年2.5%，随后出现下降。戈登教授发现，1300-1800年，用了整整5个世纪的时间，人们的生活水平才翻了一番。随后在1800-1900年的一个世纪里又翻了一番，在1929-1957年的28年里又翻了一番，在1957-1988年的31年里又翻了一番。 [7] 最强劲的增长集中在两个时期：1873-1914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过去150年，特别是过去半个世纪所取得的增长和进步，是史无前例的。
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增长是人口统计的函数，与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参与率提高相对应。经济增长受到新市场的开放，以及低成本自然资源，如水、粮食和能源供应的影响。经济增长需要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近年来，也受到金融化的推动，尤其是债务的运用。
全球经济目前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限制了增长。中国、印度、俄罗斯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了一次性的推动力。自1989年以来，除朝鲜外，大多数经济体都已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而全球化带来的收益，有朝一日也可能会逆转。全球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资源约束。创新和生产力增长的步伐已经放缓。高债务水平带来的问题，将减缓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
在已确定的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因素中，人口结构至关重要。
自从有历史记录以来，人类的死亡率一直很高，寿命很短，出生率与死亡率长期持平。工业革命之后，预期寿命稳步提高，人口规模不断增长。但目前，全球人口结构已经到达了转折点。人口、创新和生产力的同步增长正在放缓，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逆转。
当今世界人口约为73亿。大部分的增长都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时期。1804年，世界人口是10亿，1900年是16亿。由于人口增长，以及妇女和迁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更多地参与到有组织的工作之中，全球劳动力的规模增加了，但增长速度已经放缓。20世纪，全球人口先后两次翻了一番。在21世纪，人口数量翻倍一次的可能性都不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仅略高于1%，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2%左右的峰值水平。从1994年到2008年，对2050年世界人口的预测，从100亿下降到90亿。但即便是这样低的预期增长，也很可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当下的人口规模，已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未来的人口增长将是不平衡的，南亚和非洲的人口增长主要是高生育率使然。但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将放缓，而且无法抵消掉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如中国）人口规模的下降。
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全球人口规模将达到顶峰，然后下降。在日本、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东欧，人口已经在下降。这种整体规模的放缓和逆转，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南亚和非洲较贫穷地区的人口增长不会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因为这些国家还需要向富裕捐助国伸手要生存必需品。
未来的世界，人口平均年龄也会越来越大。到2035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11亿，占总人口的13%，是目前水平的两倍。老龄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老年抚养比率）将会增加。到2035年，每3.85位25~64岁的职工，将对应1位65岁以上的老人，比2010年的6.25位对应1位有所下降。在发达国家，老年人的比例还会更高。日本、德国和美国的抚养比（65岁以上人均）将分别为1.45、1.52和2.27，增长50%~100%。到2035年，新兴国家的老人抚养比将翻一番，达到4.55。在中国和拉丁美洲，这一比例分别为2.78和3.70。
人口老龄化反映了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规模若想保持稳定，每位女性就要生育2.1个孩子（多出的0.1是将孩子夭折的可能性考虑在内）。目前全球平均生育率为2.5，而且还在下降。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在于怀孕生子的机会成本比以前更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避孕措施到位，抚养孩子的成本上涨，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城市化，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等特定的政府措施，以及许多社会中女性角色的转变。
1800年，没有一个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超过40岁。而2012年出生的女孩和男孩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3岁和68岁，比1990年增加了6年。高收入发达国家出生的人口，预期寿命比平均水平还要长15至20年。预期寿命的延长，反映了人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职业安全、医疗进步和医保普及等方面的变化。
在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极大地改变了人口老龄化结构。大量婴儿潮一代将在同一时间达到退休年龄，导致抚养比大幅上升。
***
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劳动力、生产力、支出、储蓄和公共财政。随着劳动力的增加，整体经济可以生产更多产品，而就业人口的消费也会促进经济增长。
人们的经济需求，随着生命周期的发展而变化。消费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45岁左右达到顶峰。年少时，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教育或培训，因此消费受到收入的限制。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汽车、住房、家具、家电和孩子的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步提高。随着子女成年，人们的消费模式也会发生变化，这时人们更加注重休闲、健康和老年护理。和年轻人一样，退休后由于收入的减少和体能的下降，支出也会缩减。
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每个人的平均年支出在46岁时达到5万美元左右的峰值。相比之下，老年时期的支出则低50%~60%，约为2万美元。人口老龄化导致消费降低，而在退休收入或储蓄不足的地方，消费的下降幅度会更大。
处于劳动年龄的成年人，其储蓄水平高于年轻人和老年人。老龄化也会减少储蓄规模，降低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加了投资成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拥有大量老年人口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比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的国家更慢。
人口老龄化降低了税收，也削弱了政府满足养老金、老年护理和医疗服务需求的能力。许多以前的绝症现在都是慢性病，可以通过昂贵的护理、药物和手术加以控制。但是，老龄化对医保和老年护理成本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詹姆斯·弗莱斯（James Fries）认为，人们第一次罹患慢性病的发病年龄，已经出现部分或全部推迟的现象，这被称为发病率压缩。严重疾病的负担出现的时间点，距离死亡的时间比以前更短，所以这种现象有可能会降低总体的医疗成本。
在未来，公共服务将不得不由数量越来越少的人员来支撑。如果资源充足，那么凭借工作期间缴纳的税款和个人储蓄就能持续下去。可问题在于，很多福利政策都没有充分的资金支持。即使在实行强制退休计划的国家，储蓄也往往不足。国家必须在老年服务上投入大量资金。在很多国家，大多数公民都需要在退休之后想办法继续获得收入才能维持生活，也需要政府在老年服务和医疗服务领域进行补贴。人口老龄化给公共财政带来压力，制约了经济增长。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以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和减少福利来缓解。但是，延长工作年限，对技能较低的工人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工作场所安全设施的成本和再培训的成本，必须做到与较长工作寿命的贡献相平衡。
移民，有效地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了再分配，这也是一条出路。但除了为数不多的人道主义因素之外，绝大部分移民都是富有的技术型劳动者。政治不稳定国家的有钱人，可以在更理想的地方花钱购买居住权。马耳他岛曾提议，以65万欧元的价格出售欧盟护照，允许买家立即获得所有成员国的居住权。经济状况的疲弱和就业机会的缺乏，促使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公民纷纷选择移居海外，其中技术型劳动力流失尤甚。由此，母国失去了在公民教育上的投资，也失去了未来税收收入的增长，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
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以及劳动力、技能和财富。与当地融合的问题，在东道国会造成社会不和谐和仇外情绪。近年来，世界各地对移民的抵制现象都有所增加。
***
日本的人口结构加剧了经济衰退。预计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从目前的1.28亿降至9 000万左右，到2100年降至5 000万。21世纪中叶，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12%上升到23%左右。在未来的20年里，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从目前的70%降至55%左右。每两名退休人员对应3名职工，比1990年的对应6名职工有所下降。根据一项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达到92岁，这是有史以来最年长的社会。
现在，日本的成人纸尿裤销量已经超过了婴儿纸尿裤。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以目前的人口缩减速度，600年后日本人将只剩下480人。
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正增长，峰值时每年增长3%。2000年至2013年期间，日本劳动力的萎缩，使经济增长减少了约1%，最终将使经济增长减少2%。这一逆转意味着名义GDP的大幅下降。如果采用类似的假设，劳动力萎缩问题可能会导致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下降0.5%~1%。
人口结构也会导致通货紧缩。不断下跌的物价帮助维持了日本人的购买力和消费，弥补了收入停滞、收入下降以及退休储蓄的极低投资回报。
老龄化问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找不到简单的解答。在日本，移民可以暂时稳住人口规模的下降。但一项调查发现，与移民相比，日本老年人更愿意由机器人来照顾。2013年，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甚至建议日本老年人“抓紧去死”，以减轻政府为他们支付医疗和老年护理费用的压力。 [8]
***
生产力提高和创新，是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增长的关键催化剂。生产力，衡量的是生产过程中产出与投入的比率。生产力的提高使经济增长得以保持，而与人口结构无关。生产力的提高，也实现了收入、生活水平和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但目前，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
在美国，生产力的增幅虽然存在相当大的波动性，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期，平均来看，生产力每年增长2%~2.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30年里，生产力提高了3%~4%。近年来，生产力增幅已降至1%左右。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下降幅度更大。新兴国家的生产力增幅更高，但增长速度在下降。衡量单位劳动产出的劳动生产率和考虑到劳动和资本综合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有所下降，而后者下降得更厉害。
即使是最近所谓的生产力的温和增长，也可能是夸大其词。金融服务、教育、酒店、医疗、老年护理或政府等部门的产出增加，可能并不等同于真正的提升。2014年年中，经济学家提出，美国GDP下降了2.9%。这是五年来的最差表现。学者们将下降的原因归咎于医疗支出的缩减。为什么花500美元看病就一定比花200美元看病更好、更有效率，没人说得清楚。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金融业生产力强劲增长，但这个行业创造出了许多经济价值含糊不清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的失败而造成的损失，需要极高的成本来补救。
较低的生产力增长，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机械化、自动化、大规模生产和劳动力技能提高带来的大规模收益，是不可重复的。在这些领域增加投资，对生产力的边际影响非常有限。降低劳动力工资，将生产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区，提升物流效率，所有这些手段的附加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榨干了。
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生产力，尤其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制造业和重工业特别适合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来提高生产力。相比之下，老年护理和医疗保健等服务行业，可能不会采用类似的策略。虽然机器人技术取得了进步，但这些工作本身就具有劳动密集型的性质，而且环境各异，工作内容也不常规，很难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力提升。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生产力增长放缓，威胁到了经济增长。201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提出，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来抵消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影响，那么全球GDP增长率就有可能下降40%，全球人均收入下降20%。 [9]
***
创新的进程很可能也在走下坡路。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将创新分为三个阶段 [10] ：第一次工业革命（1750-1830年），重点在煤炭、蒸汽机、铁路和纺织业。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1900年）带来了至关重要的五大创新：电力；内燃机；自来水、室内卫生间和中央供暖系统；石油行业、化学制品、塑料制品和制药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分子重排；通信和娱乐设备，如电话、留声机、大众摄影、广播、电影等。第三次工业革命（1960年至今）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和电信领域。
创新，是一系列彼此之间不连续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的技术飞跃。随后，大众会逐渐接纳并利用这些创新，并在这个过程中对其进行一点一滴的不断改进。对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来说，随后又用了100多年，才将这些创新的全部潜力充分展现出来。戈登教授发现，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影响最大。
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体现出了创新带来的巨大改变。1880年前后，电力发展到了有商业价值、可以大规模推广的阶段，从那时起，电就成为了人们首选的能源来源，在转换效率、利用不同燃料的能力、生产力、可传输性、精确输送控制和使用灵活性等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内燃机的出现和石油的大规模应用，彻底改变了运输和工业。内燃机替代了动物和人类的体能，提高了动力和速度，降低了成本，增长了效率，还解决了处理不卫生的动物粪便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明，通过电视、空调、道路和交通网络等衍生技术不断发展，充分发挥了其潜力。这一阶段的大规模变化，都属于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卫生条件的改善、预期寿命的延长、妇女从家庭奴隶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更加便捷的交通和通信以及在气候恶劣地区享受更好的居住条件，这些都推动了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如此的提高幅度，是无法重现的。
通过比较1870-1970年和1970年至今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变化，这种影响就变得非常明显了。1870-1970年，工业革命的创新已被人们充分利用。生活在现如今的人们，如果回顾历史，会发现1970年的世界和现在很相似，只不过在工作、住房、卫生、能源、交通、娱乐和家用电器方面可能更朴素一些。相比之下，如果让生活在1970年的人们去回顾1870年的世界，他们是找不到熟悉感的。
交通速度的提升，突出了变化的巨大幅度。工业革命之前，交通方式是骑马和坐船。随后，速度稳步提高。1958年，出现了以喷气发动机为动力的旅行。由此，交通速度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但在过去的50年里，飞机的速度并没有大幅提高，实际上，为了节省燃料，现在飞机的飞行速度比20世纪60年代还要慢一些。
***
第三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前两次工业革命那么高的重要性，只带来了生产力的短暂提高。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1987年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到处都是计算机，却在生产力统计数据中体现不出来”。 [11]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点在计算机，从大型机、小型机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一路演进。计算机对重复性、例行性、低价值的工作进行了自动化。日益复杂的软件，提高了办公室和工业环境的自动化和效率，例如办公软件中的文字处理和数字分析功能，以及工业上常用的控制和设计软件等。
计算机和应用程序的基础搭建好之后，重点就转向了通过高速宽带和无线通信等电信技术将用户联系起来。到2014年，世界上有超过1/3的人在使用互联网。10亿人使用Facebook（脸书），差不多相当于印度或中国的人口总数。全世界每天大约发送90亿条短信息和5亿条Twitter（推特）。
相关创新对生产力的影响，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创新没有以往那么重大，只是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进，以进一步提升效率、速度、能力和功率。最近的许多创新，都集中在娱乐和通信设备上，对生产力的影响微乎其微。风投“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不禁感叹，没做出当年承诺的飞行汽车，只有在Twitter上发送140个字符的本事。 [12]
虽然现在就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影响进行评估还为时过早，但目前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确实没有像电或内燃机那样激发出划时代的变革。
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繁荣，在2000年崩盘之前达到顶峰。互联网，以电子邮件、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和在线零售为基础，目标是取代现有的实体商业。虽然Amazon（亚马逊）和几家网上旅行社存活了下来，但大多数互联网企业都以失败告终。就连亚马逊也改变了自身的虚拟模式，大举投资仓库、物流和计算设施。
2000年后的互联网繁荣，集中在社交网络、即时通信、在线游戏和新媒体，人们对网上零售的兴趣也重新燃起。一位评论人士不乏讽刺地将社交网站贬为“廉价地抒发自恋情结的地方”。 [13]
2014年6月，亚马逊宣布了最新的创新产品——一款使用图像识别技术的智能手机。只要将手机对准在线商店中的7 000多万件商品，用户就能直接购买。这款手机的设计初衷，是将消费的障碍降至最低，由此也生动地体现出了新经济中被视为创新的“即时满足”。批评人士称这部手机是大众消费的武器，让你自作自受，直接瞄准，对着自己的脚开枪。 [14]
许多新技术取代了现有产业，由此也限制了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的创新，侧重于对现有商品和服务的营销和分销，而不是全新产业的打造。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出现，令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相形见绌。苹果的iPhone取代了黑莓手机、索尼CD随身听等便携式音乐播放器，以及曾一度随处可见的掌上电脑（PalmPilot）等个人数字助理。Google（谷歌）和博客，将原本贡献给报纸、出版业和图书馆的收入转移了过来。数字广告也吸纳了原本属于报纸、杂志和电视广告的收入。
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成本的降低，而这是通过降低产品质量，聘用未经培训的员工来实现的。Airbnb（爱彼迎）让人们在平台上出租自己的房子。打车软件Uber（优步）让个人用自己的汽车为他人提供交通服务。维基百科和其他在线媒体与娱乐服务，依赖的也多是无偿劳动。
这种类型的创新，还致力于创建免费平台与服务，从而建立起规模足够庞大的用户社区，从中获取隐性收益，要么直接获取，要么通过出售用户数据以供定向营销，当然还包括更拙劣的手段。从收入、利润和就业的角度来看，许多近期创新对经济的贡献都很难衡量。将文化影响放在一边不谈，Facebook、Twitter之流，很可能根本没有可行的长期经济模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强调的是颠覆性技术，这个说法与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及其1997年的著作《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 ）有关。书中对可持续创新和颠覆性创新进行了区分，前者改进产品，为公司当前的客户做出有价值的改变，而后者则是指那些最初定位在低利润客户身上的价格较低、质量较差的产品，利用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从其他公司那里抢生意，最终的目标是占据行业主导地位。
在学术圈子特有的神仙打架过程中，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批评了克里斯坦森对这套理论的大肆推销，称他书中的案例并不适用。莱波雷还指出，这套理论的预测能力很差。克里斯坦森创立的“颠覆性成长基金”，一年内亏损了约2/3。莱波雷还提到了克里斯坦森2007年做出的关于苹果iPhone将会以失败告终的预测。 [15]
企业现在追求的颠覆性技术，从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升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多大潜力。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创业者专注于这类创新，希望通过向大公司卖身或者上市的方式来获取短期货币价值。随后涌现出来的少数几个成功企业和个人，着手搞起了破坏工作，将从最初产品中获取的高额利润投资于风险大、利润低的投机性项目，而这类项目通常都有非常庞大的投资需求。谷歌就以这种方式，利用其从垄断搜索业务中获取的巨额利润，去寻找第二种有利可图的产品。这就像是将从一把赌局中赢来的钱，扔到更多的赌局之中，而忽略了统计上非常小的第二次成功的机会。
这一过程，让我们看出了技术的兴衰更迭。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轮技术发展，是否会像以前的工业革命那样，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产生重大而长期的全面影响。
***
教育水平和研究经费会影响创新，但两者的贡献，以及创意产业劳动力的比例，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原值。如今，人民受教育水平可能已经趋于稳定，甚至出现下降，尤其在发达国家。
虽然有天赋的孩子依然存在，但有证据表明，因为电脑的过度使用以及教学方法的改变，学生的阅读、写作和计算能力，平均来看都有所下降。现在的课程设置并不重视数学和科学。那些对某一领域特别偏爱的外向型性格人群，更愿意选择商业、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学科，而这样的侧重点，与创造力的需求并不一致。
拒绝采用准确的成绩评估，只会助长学业的平庸。近一半的美国大学生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4年制的学位。教育工作者总说，如今的“茶杯学生”是如此脆弱，稍微碰一碰就碎掉了。
大学和学院数量的激增，也对学业日趋平庸的趋势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高等学府早已屈服在商业压力之下。资金充裕的院校，配备有资质良好的学者，拥有充足的教学和研究设施，而如今，却开始出售学位，录取付费学生，以务实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方法求生存。
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发现，学校的本质已从教育转变为文凭，而重点则是让学生为就业做好准备。在一些国家，不断上涨的教育成本令许多人无力负担，迫使毕业生在背负沉重债务的同时开启职业生涯。扣除成本后，更高学历的收入优势不断下降，吸引力也随之降低。
许多国家的实际科研经费已经下降。这一趋势影响到了学术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方法，将重点从不确定但可能具有开创性的领域，转移到更有可能获得资助的更稳妥的领域之中。企业共同投资或赞助研究方向，强调的是对应用研究的关注，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关键的基础知识现在无人问津。但是，正是量子物理使得芯片成为可能，正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成就了卫星导航系统，正是抽象数学给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针对纯研发的大规模投资，如贝尔实验室、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和洛克希德著名的臭鼬工厂，在如今这个年代已经不那么普遍了。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帮助开发了射电天文学、晶体管、激光、电荷耦合设备、信息论、UNIX操作系统以及C和C++编程语言。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贡献了个人电脑、激光打印机和图形用户界面等创新。
从历史上看，政府资助研究始终都有很高的重要性。通过五角大楼输送的公共资金，助力了互联网的发展。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谷歌算法搜索引擎的开发。政府投资的风险资本，为私营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丰厚的利润。但是，公共财政压力的增加，减少了政府的资金，而这类投资的缺乏，很可能会限制未来创新的巨大飞跃。
***
对科技持乐观态度的人，对关于创新放缓的担忧不屑一顾，还将不相信科技力量的人视为勒德分子 [16] 。他们相信，近期技术变革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他们指出了大数据、机器人技术、3D制造和新型神奇药物的巨大潜力。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进步已经接近奇点。奇点是一个假设的时刻，届时人工智能将进步到超越人类智能的程度，并对人类和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大数据使用归纳统计和非线性系统工具，对大数据集进行测量，并在其中建立起关系，识别出趋势。这项技术尚未得到验证。大数据技术的预测能力是高度可变的，是基于对数据属性的假设，而在实践中，人们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属性。到目前为止，大数据技术主要用于流行病学和目标营销。大数据需要大笔资金投入和宏大的假设，也存在巨大的判断风险。大数据和所有的分析过程一样，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而更多的数据只会造成新的问题，而不会给出解决方案。
机器人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专为老年人和医疗保健设计的机器人，正引起人们的兴趣。虽然有所进步，但机器人在动力源、运动、操作和知觉感知方面仍然受到限制，由此也局限了在非常规任务中的使用。机器人在完成简单的人工任务，如分类洗涤等方面也存在困难。
20年前首次提出的3D打印或增材制造，就是将连续的材料层置于计算机控制下，创建三维物体的过程。今后，这一领域很可能发展成为有价值的利基行业，因为在不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这一技术可以降低制造单个小型产品的成本。
技术本身也是问题的根源。Bot欺诈，即通过计算机程序人为地创建在线广告的页面浏览量，每年令广告商损失超过60亿美元，占全部点击量的25%。精心策划的网络攻击、恶意软件和计算机病毒，会导致混乱、破坏、数据丢失、经济损失，以及在个人层面或政治层面的耻辱性公开披露。安全、信任和隐私都面临威胁。防止这些攻击的成本是相当大的。
战后阶段，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医疗方法的进步，包括青霉素等抗生素的发明。但抗生素的过度使用，增加了耐药感染。2014年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到2050年，耐药感染可能导致全球每年1000万人死亡。潜在的成本是100万亿美元，使GDP减少3.5%。
归根结底，天才和创新无法按需提供。当“发明方法”已经开发殆尽之时，19世纪的技术变革速度很可能再也无法重现。 [17]
技术，也存在科学和经济方面的限制。新专利的数量与为此投入的数十亿研究资金并不相称。预期寿命的增长已经放缓。医学的进步令人失望，诸如癌症等疾病的治疗，如今依然举步维艰。有一个模型表明，人均创新率在1873年达到顶峰，随后出现下降。据估计，我们的技术经济极限已经达到了85%，预计到2038年将达到95%。 [18]
能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创新机会仍然存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来养活整个地球；如何提供廉价、可持续的能源；如何节约稀缺商品，改进物流和配送技术，以便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但目前在这些领域还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规模的创新。科学家有个说法：核聚变技术还需要三十年时间才能问世，永远如此。
虽然为数不多的创新人士可能会因此赚得盆满钵满，但目前的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有限，无法增加就业、提高收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错误地认为，将工人数量减少到零，就能带来无限高的生产力，并由此迎来一场生产力盛宴。考虑到消费占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动的60%~70%，就业和收入的持续减少，会限制创新带来的更广泛的经济利益。
1955年，福特公司一位高管在展示一座新的自动化工厂时，问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负责人沃尔特·鲁瑟：“你打算怎么从（机器人）那里收取工会会费？”鲁瑟反驳说：“那你要怎么让机器人购买福特汽车呢？” [19]
***
经济扩张并不是可以无止境持续下去的连续过程。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明显放缓。就“冲击价值”而言，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推测，根据他提出的六种不利因素（人口统计、受教育程度下降、不平等加剧、全球化影响、环境成本和债务负担）进行调整后，美国未来的增长率可能仅为0.2%，甚至远低于1987-2007年1.8%的适度水平。
低增长或无增长，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在自然界中，成长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在成熟期就会停止。低经济增长可能对环境和稀缺资源的保护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当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无休止的经济扩张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基础之上的。现在，若想解决政府债务和个人债务水平过高的问题，也需要强劲的经济增长。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在他关于大萧条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指出了这种趋势：“如果这怪物停止发展，它就死了。它是不能停顿在一个限度之内的。” [20]
注释：
[1]Arthur Miller，《分裂的一年》，《纽约杂志》，第8卷第1期（1974年12月30日-1975年1月6日），p.30.
[2]阿尔文·汉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是萨缪尔森的老师。阿尔文·汉森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提出了“长期停滞理论”。他认为20世纪初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的阶段，从趋势上看，资本主义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他主张利用国家财政政策来有效地控制“停滞”，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译者注
[3]惠特曼的步枪，指1966年查尔斯·惠特曼在得克萨斯大学射杀14人的事件；斯佩克的刀，指1966年理查德·斯佩克在芝加哥杀死8名女护士学生的事件。——译者注
[4]Robert F.Kennedy，在堪萨斯州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演讲，1968年3月18日。www.jfklibrary.org/Research/Research-Aids/Ready-Reference/RFK-Speeches/Remarks-of-Robert-F-Kennedy-at-the-University-of-Kansas-March-18-1968.aspx.
[5]Henry C.Wallich，《零增长》，《新闻周刊》，1972年1月24日。
[6]J.R.McNeill，《太阳下的新事物：二十世纪世界环境史》，W.W.Norton & Company，2000年。pp.5-7.
[7]Robert J.Gordon，《美国经济增长结束了吗？步履蹒跚的创新直面六大阻力》，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洞察》，第63期（2012年9月）。
[8]Justin McCurry，《日本首相称：“让老年人赶快去死”》，《卫报》，2013年1月22日。
[9]Richard Dobbs，Jaana Remes和Jonathan Woetzel，《在哪里寻找全球增长：老龄化世界中，生产力提高能制造不同》，《麦肯锡季报》，2015年1月。
[10]Robert J.Gordon，《美国经济增长结束了吗？步履蹒跚的创新直面六大阻力》，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洞察》，第63期（2012年9月）。
[11]Robert Salow，《我们最好小心一点》，《纽约时报书评》，1987年7月12日。
[12]参见创始人基金，《未来会发生什么》。www.foundersfund.com/ the-future.
[13]Andy Xie，《“新经济”的海市蜃楼》，《市场观察》，2014年3月26日。www.marketwatch.com/story/mirage-of-the-new-economy-2014-03-26.
[14]Suzanne Woolley，《亚马逊可能刚刚打造出一种大规模消费武器》，《金融时报》，2014年6月21日。
[15]Jill Lepore，《颠覆机器：创新信仰错在哪里》，《纽约客》，2014年6月23日。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4/06/23/140623fa_ fact_lepore?currentPage=all.
[16]勒德分子是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为机器代替了人力而失业的技术工人。现在引申为持有反机械化以及反自动化观点的人。——译者注
[17]Alfred North Whitehead，《科学与现代世界》，Macmillan，1925年。p.96.
[18]Jonathan Huebner，《世界创新的下降趋势》，《技术预测与社会变化》，2005年第72卷第8期，pp.980-986.
[19]1954年11月UAW-CIO联合会举办的关于自动化的大会上有所提及http://quoteinvestigator.com/2011/11/16/robots-buy-cars/.
[20]John Steinbeck，《愤怒的葡萄》，Penguin，（1939）1992，p.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