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7月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对同胞们说：“我们很多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过。” [1] 他为战后英国的经济描绘了一幅乐观的图景，预言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即将到来。这句话今天被人们用来嘲笑政治承诺。但在当时，这个说法是准确的：钢铁、煤炭、汽车的产量不断增长；出口收入和投资都在增加；工资和生活水平稳步提升。
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的经济增长更快，生活水平也在提高。1960年，第一位20世纪出生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接受民主党提名的演讲中谈到了“征服新边疆”，这也是肯尼迪政府雄心勃勃的施政纲领。肯尼迪遇刺后，他的新边疆政策被纳入继任者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之中。
这些政策的野心是无限大的，针对贫困、失业、收入、农业、教育、老年护理、医疗保健、住房、交通、城市问题、文化、环境、种族不公正、国际裁军、军备控制和空间计划等诸多议题。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旨在应对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以来，覆盖范围最全面的一次。立法者、技术型官员和公民将共同利用政府资金，期望建设一个新美国。
从怀旧的角度来看，那个时代，曾是美国经济最好的一段时期，充斥着前所未有的乐观主义情绪和远大的期望。如今，普通民众同样渴望这种早已逝去的美好生活，盼着能像当年的人们一样，享受到一辈子的稳定工作、日渐繁荣的经济、不断加强的社会流动性和平等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重点从工业和社会议程逐渐转移到了经济和金融议程之上，创造出了一连串日渐兴旺的繁荣和愈发严重的萧条，最终酿成了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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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扩张的最初阶段，人们称之为“长期繁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新镀金时代”，等等，跨越了从1950年到197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在法国，1945-1975年的30年经济扩张，被称为“辉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堪与“美丽时代”（La Belle époque，从187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并驾齐驱。这段时期的特点是经济繁荣，失业率降低，收入增加，财富积累，社会服务日益充沛，各式家庭用品、休闲活动和充裕假期进入寻常百姓家。
战争结束时，人们曾担心，军事开支的削减会导致社会经济回到战前的停滞状态。相反，被压抑的需求和战后婴儿潮，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增长。老百姓只想继续好好过日子。战时配给和消费品的缺乏，使得家庭持有的现金和流动资产是之前的3倍。在美国，仅到期的战时债券就有2000亿美元。这笔钱为支出提供了充沛的资金。
汽车制造业等产业，此时摆脱了战时需求和原材料短缺的问题，恢复了正常生产。新兴产业，如航空航天和电子产业，也陆续成长了起来。还有从农业和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低收入的农民逐渐向收入更高的城市转移，这一趋势促进了经济增长。通过高产作物新品种、化肥、杀虫剂和重型农业设备的使用，农业生产力本身得到了提高。在制造业，由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机械设备的改进和先进控制系统的应用，生产力实现了提升。政府对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了物流和分销，提高了生产力。
因为市郊和人口较少区域的土地更便宜，机会更多，于是很多人陆续从城市向这些地区迁徙，由此也增加了经济活动。那个年代，遍地都是非常优秀的工作机会。收入的增加，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崛起。大规模生产促使物价下跌，让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房子、汽车、电视等大物件。当时的住房市场也出现了繁荣，为退伍军人提供补贴抵押贷款的政策，助长了这波繁荣浪潮。
战时培训和教育机会增加，培养了技术能力更强的劳动力大军，而生产力也受益于此，不断进步。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提供了慷慨的福利，包揽了学费和求学期间的生活费，一年的失业补偿，还有创业的低息贷款。同时，生产力发展也得到了技术进步的助力，其中一部分技术进步源自战时创新：核能、涡轮增压和喷气式飞机、火箭技术、无线电导航、雷达系统、合成材料、计算机、医疗技术等。
在英国，经济增长也得到了许多领域进步的助力。1963年10月1日，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在工党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在技术和科学革命的“白热”锻造中，建立一个新英国。但由于战争的影响，英国的战后复苏与美国不同，而欧洲和苏联的战后复苏，更是与美国差异巨大。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部分地区被完全摧毁，需要重建。从一个事实就能看出战争损失的巨大规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
为了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和大萧条时期的覆辙，同盟国希望尽快与战败轴心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在欧洲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就是马歇尔计划。从1948年起，“马歇尔计划”为战后重建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12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个计划并非无私援助，而是为了给美国的出口创造市场和投资机会。
1951年，比利时、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和卢森堡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最终演变成为后来的欧盟。这个想法是由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提出来的，旨在建立一个煤炭和钢铁的共同市场。这一市场将促进地区一体化，降低战争的可能性，增加发动战争的难度。
受战争破坏的欧洲经济得以复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转型、现代化和国际化。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收入和生产力的提高，英国和法国变得繁荣起来。在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经济部长路德维格·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领导下，德国的重生被人们誉为“经济奇迹”。企业和工会之间达成的影响深远的协议，使工业得以快速重建，并实现强劲增长，为经济强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意大利也经历了快速增长，享受着属于自身的经济奇迹。
日本也从战争中复苏了过来，开始了经济扩张。发展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几乎没有中断。和德国一样，日本成功地重建了强大的工业基础，成为钢铁、造船和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的世界级领导者。
然而，资本主义繁荣的表象下，潜藏着危机的苗头。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西方殖民列强的势力。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承认了被殖民国家的自决权和恢复自治的权利。1945-1960年，许多国家，主要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纷纷通过和平或武装革命，从殖民统治者手中获得了自治权或争取到了完全独立。这些国家之前因其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而受到剥削，现在已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之中的一部分。他们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进一步助推了全球经济扩张的步伐。虽然这些国家获得了新的自由，但在最初阶段，许多国家依然在继续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提供原材料、投资渠道、市场和廉价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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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为战后经济扩张建立了国际货币秩序和基础设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立，旨在确保各国能避免重返大萧条时期的窘境，避免经济、就业和国际贸易的崩溃，避免随之而来的保护主义的兴起。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建立起以稳定汇率和货币可兑换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在过去，这个问题是通过金本位制来解决的，即政府或某国的中央银行保证，本国货币与固定数量的黄金等值。
金本位制在战后经济中是行不通的。黄金供应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投资需求。除此之外，西方也不希望给予苏联任何优势，因为后者控制着相当大比例的已知黄金储备，而且当时已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和黄金的关系是固定的，每盎司 [2] 35美元，美国政府承诺，以这个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将与美元挂钩，从而令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拥有了空前的影响力。美元作为全世界所有货币中地位至高无上的货币，此时和黄金一样坚不可摧。
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建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大家熟知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47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演变为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再加上1945年接替国际联盟的联合国，这些机构促进了世界经济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但是，经济扩张不得不与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冷战的对抗共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和苏联对武器系统的投资和维持大规模国防设施的需求，助力了经济发展。在1961年1月17日的告别演说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军事—工业复合体发出了警告——政治家、军方和国防工业之间的关系，为他们赋予了巨大的权力。
冷战期间，美国试图通过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来限制共产主义对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威胁。反过来，苏联和中国不断寻求机会在国际关系中施加影响，将重点放在新近争取到独立的国家。朝鲜战争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而日本也受到西方联盟的欢迎，成为联合国部队的军事基地和主要物资供应方。德国也从苏联对欧洲的威胁中受益。与各方的战略重点相关的拨款和技术援助，帮助了许多国家的发展，甚至惠及了那些在冷战中抵制压力而保持中立的不结盟国家。同时，也为越南战争埋下了伏笔。
从社会角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时代。战后人们的梦想，是找一份好工作、结婚生娃、在市郊买房子，好好攒钱。像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 ）和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这样的著作，记录了当时老百姓生活的狭隘状态，在消费旺盛、物质丰富的同时，人们普遍缺乏深刻的自我认识，否认人类潜能的存在。在斯隆·威尔逊（Sloan Wilson）当时的畅销小说《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中，贝琪·拉斯（Betsy Rath）对丈夫汤姆抱怨说：“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了……我们不该总是一副不知足的样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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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虽然此时战后经济繁荣的脚步已经放缓，但美国股市依然进入了繁荣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62年536点的低点开始上涨，在1966年达到1 000点大关。股票交易量也迅速增长。196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天的交易量约为400万股。到1966年，规模增长至约1 000万股。就像在20世纪20年代一样，普通民众又开始热火朝天地议论起股市这个话题。1967年5月，股票经纪商哈里斯·厄帕姆（Harris Upham），甚至发出了一篇文字，将股价和裙子底边的长度联系起来，将股价上涨的原因归结于超短裙的设计越来越短。
当时最受瞩目的人物，就是明星共同基金经理。他们的地位超越了保守的投资专业人士，积极利用市场势头，通过快速买入和卖出股票来追逐增长。当时的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反复出现，都是在光鲜的科技股、投机潮和金融工程的共同作用下，推动起来的繁荣。沃特公司（Ling-Temco-Vought）、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 Telegraph）和海湾与西方集团（Gulf & Western）等大型企业集团，预计未来将出现的私人股本公司，在导弹、酒店、房地产、汽车租赁、高尔夫设备和电影制片厂等领域做着五花八门的买卖。低利率和廉价的融资成本，帮助推动了股票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20世纪60年代也是反主流文化盛行的十年。这种文化团结在黑人、女性和同性恋权利运动周围，寻求更大的社会平等和更强的流动性，反对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和越南战争，及其相关的征兵活动。参与者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白人、中上层阶级青年和叛逆的学生，他们勇于挑战现有的社会规范和他们父母的价值观。
他们的政治议程并不明确。活跃人物汤姆·海登（Tom Hayden）发现，穷人其实也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发动革命。穷人的价值观和抱负与中产阶级没什么不同。而他个人认为，中产阶级是十分空虚的一群人。60年代的政治活动人士认为，人们需要有人去向他们解释，自身真正的利益是什么。事实上，当时的焦点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更多地集中在个人身上，围绕性（避孕药的普及）、灵性与信仰，以及服装和外表的新风格展开。这种文化在毒品和音乐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并于1969年8月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达到顶峰。这次音乐节，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开始，因为当时的许多明星人物，不久之后就相继去世，而反主流文化运动也逐渐消失了。
1967年8月，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杰里·鲁宾（Jerry Rubin）带领一群青年国际党（Yippies）来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访客台，当众谴责贪婪之风和越南战争。在这场政治闹剧中，他们将美钞撒向下面的交易大厅。20世纪80年代，鲁宾以商人的身份重新现身，他提出，市场体系是一种手段，可以用来开展有意义的世界变革。而到了此时，曾经一度为激进理想而斗争的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开始制作畅销健身录像。那些认为三十岁以上的人都不可信的一代，在达到这个年龄段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想法。20世纪60年代遗留下来的，不是社会变革，而是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逃避社会责任的观念，这些为随后的贪婪和投机时代埋下了伏笔。
20世纪60年代末的真正威胁是日趋严重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是从城市内部及大学校园里的社会动荡和抗议演变而来的。诸如“地下天气”（Weather Underground）这样的激进左翼组织，目标是推翻政府，他们发动了一场爆炸破坏运动。在欧洲，巴德尔-迈因霍夫（Baeder-Meinhof）集团和意大利红色旅（Italian Red Brigades）进行了武装抵抗，对包括德意志银行董事长艾尔弗雷德·赫豪森（Alfred herhausen）和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在内的政界、商界和军方人士实施了计划周密的暗杀。日本也有个别激进组织。
1969年的电影《逍遥骑士》（Easy Rider ），象征着那一代人困惑而迷茫的挣扎，为这一时期画上了句号。片中角色怀亚特（由简·方达的弟弟彼得·方达饰演）在影片的高潮部分承认，他们失败了，搞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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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是石油危机的十年。几次石油危机分别爆发于1973年和1979年，也宣告了低油价时期的终结。在美国，石油产量见顶，可谓祸不单行。
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的阿拉伯国家为了回应美国在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支持以色列，并表达自身支持巴勒斯坦的态度，宣布石油禁运。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上涨到近12美元。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后，石油产量下降，油价升至每桶超40美元。油价飙升导致通胀猛增，全球经济急转直下。
这个十年，见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在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中付出的代价，刺激了物价的急剧上涨，伴随着巨额预算赤字，以及为支付这些开支而不断增加的美元外流。交易者担心美元相对于德国马克和日元出现贬值，纷纷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持有者已经对美国用黄金支持其货币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因为此时，黄金储备量与美元的比率已经从55%下降到22%。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令美元不可兑换。1973年2月，世界进入了浮动货币时代，美元和黄金的挂钩不复存在。货币价值的不确定性和利率的上升削弱了经济信心。
同样是在1973年，美国股市大跌，随后的近十年时间，都没有反弹到之前的水平。经济陷入衰退。企业利润下降。与每一次市场繁荣和萧条的交替一样，新近流行起来的许多时髦行当，在此时都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共同基金和企业集团随之信誉扫地。
英国经济也在衰退，增长缓慢、失业率高企、通胀猛增。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随后的能源短缺，迫使英国开始实行一周三天工作制。英国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贸易下降了。此时的英国被排除在欧盟（当时称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法国在1963年和1967年又前后两次否决了英国的加入，这就进一步限制了英国通过改善与欧洲的经济关系来抵消本国经济衰退的余地。英国工业大部分为政府所有，或被政府所控，缺乏全球市场竞争力。工业问题日趋严峻。在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的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罢工造成了超过900万个工作日的损失。1976年，英国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23亿英镑的贷款。此刻的英国，已经成为欧洲病夫。
而德国已稳居经济强国的地位，依靠的是货币稳定、经济增长、强劲就业和贸易顺差的魔力矩形。在经济部长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的领导下，政府提供全球指导，促进非通胀环境下的持续增长。但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全球经济疲软，德国马克升值，德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放缓了，由此，德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
由于中央计划体制的失败，高额的国防开支，高企的能源价格（对于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以及对食品进口日益增长的依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速也放缓了。
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工业制成品的国际贸易不断增长。一些国家从中受益，另一些国家则因此蒙受损失。北美铁锈地带和联邦德国鲁尔地区，都是矿业和重工业的中心，但随着钢铁需求的下降，西方生产商面临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也在衰退。相比之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亚洲经济体，扩张和繁荣之路越走越顺，因为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出口不断增加，而劳动力成本更低、生产力提高、质量更好、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发达经济体被迫进行调整，专注于高端制造业，牢牢抓住知识产权不放。发达经济体扩大了服务经济，包括信息技术、金融服务、零售、配送和运输物流、医疗和老年护理、教育、酒店、休闲和娱乐等。
战后经济管理的重点是NAIRU，即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旨在将失业率维持在和低通货膨胀相一致的水平。此时恰逢滞胀年代，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相结合。根据经济学理论，这种现象本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会迫使价格下降。但是在美国，1900-1970年的平均年通胀率约为2.5%，而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率上升至6%左右，在1979年达到超过13%的峰值。经济增长放缓，使失业率上升到很高的个位数上。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的情况也类似。
用政治语言来说，滞胀就是痛苦指数，可以直接将通胀率与失业率简单相加。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痛苦指数徘徊在15%~20%，到1980年达到22%左右的峰值。但很快，政治变革、与以往不同的经济学思想、创新，再加上好运气，很快就带来了“美国的清晨”。其他地方也相继迎来了光明。经济即将复苏，为战后的繁荣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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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英国首位女首相。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在他们的领导下，英美两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此时，关于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质疑之声愈加响亮。现有的混合经济模式，在政府的大力参与下，已经无法应对滞胀。水门事件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越南战争的发动，也引起了人们对权威和政治进程的怀疑。在对加尔文主义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之间，世界总会出现周期性的情绪波动。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将信心放在市场上，希望市场可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1984年，在没有得到公众支持的情况下，洛杉矶奥运会成功举办，麦当劳出资建设的奥林匹克游泳馆更是大放异彩。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80年PBS十集系列广播节目《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中一战成名，为自由市场的新时代提供了理论剧本。
当时的重点在结构性改革上。税赋得到减免，价格控制相继取消。电信、银行、航空、运输、电力、水和天然气等行业，都解除了管制，以增加竞争。劳动力市场同样也放松了管制。以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和英国矿工罢工为代表的残酷对抗，导致了劳动力组织性的逐渐削弱。英国将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逆转了数十年来的国有化和政府所有制。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国家计划及控制经济曾一度是正统的统治手段，而此时，这些国家被迫走上市场化道路，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也随之减少。
更低的利率、更低的能源成本、快速的技术变革、日益加剧的金融化，以及日新月异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重启至关重要。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大刀阔斧地遏制住了通胀，恢复了稳健货币。为了降低通胀预期，美联储将利率提高到近乎残忍的水平（最优惠利率超过每年21%）。随着经济放缓、失业率高企，破产猛增，写在砖头和木板上的死亡威胁不断砸向沃尔克。但最终，通胀还是降了下来，由此开创了一段低利率时期。
由于原油供应过剩、经济活动放缓导致的需求下降，以及油价升高背景下形成的节约能源的习惯，此时的油价也出现了下跌。从1980年开始，油价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持续下跌，并于1986年达到46%的跌幅。直到21世纪初，通胀调整后的油价一直保持在低位，助力了经济增长。
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全新的产业。20世纪80年代，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个人电脑价格不断下降，掀起了一场商业革命。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和光纤通信的发展，进一步改写商业版图，也为媒体和娱乐领域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达经济体经历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见证了金融经济的崛起。发挥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包括金融部门放松管制，人们对债务和风险的兴趣和胃口不断增加，可用于投资的财富和储蓄持续增长，在宽松环境中，对波动性越来越大的利率、货币和商品价格敞口进行管理的要求与日俱增，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此时，国家和央行控制着货币供应，并通过货币供应来控制经济，这一事实对金融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金融化的影响下，债务水平迅速上升。金融工具和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规模，金融行业膨胀得越来越大，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方。在以前的时代，商品和服务的创造、生产和销售，才是获得成功的手段。而此时，代表着企业权益和相关活动的金融产品及其构建和交易，成为致富之道。最终，金融工程的重要性远超真正实打实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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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境贸易和资本流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美国因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而产生的巨额赤字，导致大量美元流向海外。美元债的需求，催生了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新兴国际货币市场——欧元市场。
石油危机催生了石油美元，也就是支付给石油出口国的美元。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石油美元盈余，但由于人口稀少和工业化缺乏，这些国家没办法很快将这些盈余派上用场。于是，盈余就被存入欧元市场并借出，主要是借给欠发达国家。1973年至1977年间，这些国家的外债增加了150%，最终陷入债务危机。
一些国家从国际债权人那里借来大量的钱，用来进口石油。还有一些国家则通过借债来为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和快速工业化发展提供资金。一些石油出口国以未来的收入为抵押大举借贷，假定油价会持续保持在高位。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首的拉丁美洲国家，从美国商业银行和其他债权人那里获得的借款，从1970年的29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3270亿美元。随着美元利率上升，当一些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时，16个拉美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11个发展中国家，都被迫重新设定债务期限。
花旗银行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曾说过，国家不可能破产。而此时，该行被迫注销了33亿美元的债务，股东资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此人间蒸发。其他银行也纷纷效仿。这些国家自身也陷入了严重的衰退，遭遇“失落十年”。但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贸易体系幸存了下来。
随着东欧共产主义政府的倒台，贸易进一步扩大。虽然尼克松总统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缓和政策有助于缓解冷战的紧张局势，但最终，还是这些国家的内部经济问题和生活水平下降，成为他们放弃中央控制经济体的催化剂。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随之解体，为这些经济体重新融入西欧和全球贸易体系铺平了道路。而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则担心，由此造成的心理障碍会比混凝土墙更加难以推倒。 [4]
与此同时，中国以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为目标，谨慎地接受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老百姓此时依然非常贫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接受了一种哲学上的转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印度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经济改革。受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在债务减免和全球经济复苏的帮助下逐渐恢复元气。焕然一新的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和拉丁美洲，此时都助力了全球经济增长。这些国家，代表着商品、服务和投资的新市场。大量新兴市场劳动力加入了全球劳动力大军，比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便宜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廉价商品的供应进一步扩大，使通胀得到控制，利率保持在低位。
冷战的结束，也带来了和平红利。其表现形式就是国防开支的大幅下降，腾挪出来的资金用于其他用途。军事研究经费的减少、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的取消，以及贝尔实验室规模的缩减，都意味着大量科学家（其中一些来自东欧和中国）流向金融业。高盛的伊曼纽尔·德曼（Emanuel Derman）创造了一个新词——“华尔街的物理学家”。正是这些人，帮助推动了复杂工具交易的发展，而此时，这些工具已经成为金融经济中的既定组成部分。
这些事件及其影响对战后经济扩张的持续发展而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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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大缓和”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强劲、生产力和就业率处于高位、通胀低、商业周期波动减少，政治家、央行行长和学术经济学家们都沉浸在自我吹捧之中。
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夸口说，在新工党的领导下，英国经济的盛衰周期已经不复存在。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教授称，宏观经济学“从所有实际角度出发”，已经解决了经济萧条的问题。 [5]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称，货币政策的改善，帮助开创了“大缓和时期”。2007年，时任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爵士（Mervyn king）提出，经济的日趋稳定，不仅仅是好运带来的结果。
1999年，《连线》杂志勾勒出了一幅超级繁荣的愿景：到2020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将是当时的3倍，达到15万美元，家家户户都将拥有自己的私人厨师。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将至少达到50 000点，可能还会逼近100 000点。一个无限扩张的乌托邦式未来在向人们招手，经济每十几年就翻一番，令数十亿人享受到富裕繁荣的生活。经济增长将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解决贫困问题和政治紧张局势。 [6] 资本的力量和流动性、自由贸易和全球一体化经济，此时已成为人们的信仰。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将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体系的胜利，视为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
但在现实之中，这段时期穿插着接二连三的泡沫和危机：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0年的垃圾债券市场崩溃，1994年的债券市场大屠杀，1994年的墨西哥龙舌兰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长期资本（LTCM）倒闭；1998年的俄罗斯违约，2000年的网络泡沫崩溃。这些万年一遇的事件，似乎每年都会发生。
1989年，在信贷推动的房地产和股市繁荣崩溃之后，被视为经济典范的日本陷入了长期衰退。新经济模式的辩护者辩称，日本的经历，证实了美国等地更加灵活、更具竞争力和活力的市场模式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的优越性。
大缓和时期实际上是“金发姑娘”经济 [7] ，在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的担保下，依赖于债务和金融投机的大规模扩张。格林斯潘对策，指的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首创并被各国广泛采用的一种做法，即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大幅降低利率，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以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并避免经济活动进一步恶化。货币和黄金的脱钩，使得央行在调整货币供应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形成一种认识，认为央行会为冒险行为提供担保，由此也为越来越多的冒险行为创造了越来越大的动机。
战后经济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在2001年之后。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恐怖袭击导致的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之后，格林斯潘大幅下调了利率。格林斯潘在描述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自豪地引用了一位经济学家对他政策的评价：房地产繁荣拯救了经济……美国人开始了一场地产狂欢。“他们”不断地小房换大房，不断地拆除、扩建。 [8] 当然，狂欢也注定以灾难收场。
2008年，为了反驳《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的观点，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为他的新作起名为《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可谓是对当时事件的生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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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此时坊间也有很多笑谈，比如贷款给忍者（NINJA）（即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贷款给妮娜（NINA）（没有收入、没有资产的人员）、贷款给穿着网眼背心、两手空空去买房子的失业者。
事实上，无论是出于失业、健康状况不佳、残疾还是家庭因素，美国总有一些信用记录很差或没有信用记录的人。向这些人发放次级贷款，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美国金融体系中的一种操作。这类贷款的利率较高，由此来弥补额外多出来的风险和抵押品的缺失。但到了2006年，在一定程度上受低利率的推动，这类贷款的总量急剧上升，从历史上的8%左右，增至所有抵押贷款的20%左右。可变利率抵押贷款，设计了较低的初始利率，这就使得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这类贷款借到大笔资金。总体而言，美国家庭的负债越来越多。许多借款人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他们的抵押贷款承诺，只能依赖于房屋价值的增长来为贷款再融资。
2005年，为了应对石油和食品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利率从每年1%上升到5.25%。美国房价先是停止上涨，随后便出现下跌。借款人开始违约，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问题尤甚。鉴于美国次贷市场的规模（约1万亿美元）相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规模不大，专家们一致认为，问题不会太严重，并将问题向周边蔓延开来的风险排除在外。但他们错了，次贷违约大潮迅速向外渗透，波及了欧洲和亚洲的银行和投资者。事实上，次贷危机暴露了全球银行体系的弱点，包括其中复杂的关联、不可持续的高债务水平和千奇百怪的金融工具。
美国私人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981年的123%上升到2008年的290%。家庭债务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0年的77%上升到2007年底的127%。随着消费者不断减少储蓄、增加借贷来为消费融资，他们的杠杆率已经过高。2001-2007年，随着房屋价值的上升，美国家庭以房屋做抵押而获得的贷款约为5万亿美元。2008年抵押贷款债务占GDP比例为73%，高于20世纪90年代平均的46%。由于信贷条件放宽、借款人的信用度越来越低，再加上掠夺性的放贷行为，债务风险水涨船高。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虽然债务驱动的消费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高风险债务的居高不下，令全球经济变得不堪一击、摇摇欲坠。如果借贷的增长率下降，那么经济增长就会放缓，而由低利率和充裕信贷推动的资产价值也会下降。反过来，人们一旦开始还不起债务，就会引发金融危机，继而信贷供应减少，经济低迷加剧。整个过程会在一连串的负反馈循环中不断往复。
复杂工具将高风险贷款重新包装成质量更高的证券。而这种金融魔法，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随着这些证券的价值急剧下跌，以此作为抵押进行借款的投资者被迫抛售，继而引发了更大的损失。事实证明，人们严重低估了风险的威胁。没有人真正明白复杂金融创新的潜在问题。似乎所有权威机构，包括国际债券评级机构和银行监管机构在内，都在依赖别人进行风险分析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大刀阔斧的管制放松，使得银行系统的资本和准备金降到很低的水平，无法将不断升级的损失吸收掉。而数学模型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小。银行过度依赖专业货币市场而不是储户的资金。影子银行体系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影子银行，就是银行为了规避监管而创建起来的和银行有些相似的融资工具和投资基金网络。在金融空壳游戏中，银行为了减少资本，提高回报，而将资产转移到这些工具里。理论上，银行不会因这些交易而遭受任何损失。实践中，在某些情况下，风险又回到了银行身上。如果这些工具的融资能力受损，那么银行将面临巨大损失。
各种利益冲突的存在，令问题更是雪上加霜。这些利益冲突存在于银行和评级机构之间，投资经理和机构客户之间，奖金驱动的交易员和银行经理与股东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隐秘而不可告人的关系，导致了监管的缺失。
事实证明，自从国际货币市场诞生以来，全球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就变得日益紧密，而这正是将冲击和损失传播开来的完美机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很大一部分，因为持有价值下跌的证券，因为与持有这些证券的其他银行或投资者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逐渐感染了这种致命病毒。金融机构担心其他人都无力偿债，不愿放贷，于是拿到贷款的可能性大幅下降，而贷款的成本也逐渐攀升。流动性蒸发殆尽。宽松的信贷，曾一度是金融系统引擎的润滑剂，推动了繁荣的进程。而这时，润滑剂正从一个大裂缝里不断流淌出来，整个系统逐渐失灵。
危机之初，当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美林（Merrill Lynch）、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美国国际集团（AIG）等著名美国机构相继被收购或倒闭之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吃瓜群众都拿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态度等着看热闹。但欧洲和亚洲因为盎格鲁-撒克逊（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扬扬自得的阶段，转瞬即逝。
2009年，随着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逐渐稳定，人们发现，此时希腊的财政状况变得岌岌可危。希腊的债务水平高到不可持续，预算赤字巨大，政府部门庞大，支出挥霍无度。福利制度，特别是公务员福利制度非常慷慨。生产力低下、税基不足、腐败问题猖獗以及历届政府的无能，都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投资者后知后觉地发现，其他欧洲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
爱尔兰的问题源于对金融业的过度依赖、贷款体系的拙劣和房地产泡沫。葡萄牙经济增长缓慢、生产力低下、预算赤字庞大、国内储蓄不足。西班牙生产力低下，失业率高企，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银行体系对房地产和欧洲主权债务敞口很大。意大利经济增长缓慢，生产力低下，与其他欧洲外围经济体关系密切。欧猪五国（PIIGS）（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总共有大约4万亿欧元的债务。
此时，人们对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关注也有所增加。这几个国家都有高水平的公共债务、不可持续的预算赤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经常项目赤字（无论是绝对赤字还是相对于GDP的赤字）也都很不好看。公共财政的恶化，早在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为经济衰退发挥缓冲作用的支出，再加上为受困金融机构提供的救助拨款，此时令问题进一步加剧。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以及养老金和医保资金不足的长期问题。
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后来被人们称为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型金融机构，要么倒闭，要么遭遇了致命的打击。房价和股票等金融资产的价值大幅下跌。在实体经济中，经济活动严重低迷，失业率上升，房产止赎和驱逐事件频发，大批企业倒闭。
这一时期，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损失。2009年，IMF估计，截至彼时，全球金融危机的成本损失约为12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年世界经济产出的20%左右。另一项估算结果，将产出损失也包括在内，认为最终损失比IMF预期的数值更高，达到年度全球GDP的一倍至三倍，相当于60万亿~200万亿美元。2013年，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的三位经济学家——泰勒·阿特金森（Tyler Atkinson）、戴维·鲁特尔（David Luttrell）和哈维·罗森布鲁姆（Harvey Rosenblum）初步估计，仅美国经济遭受的损失，就高达6万亿~14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为此付出了5万~12万美元，折合一年经济总产出的40%~90%。在某些假设条件之下，几位经济学家发现，损失甚至能高达25万亿美元。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部损失究竟有多少，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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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所导致的余波，被称为大衰退。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2008年9月18日，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接替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是这样向满腹质疑的议员们阐述大规模银行纾困计划的理由的：“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等到周一，美国经济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9] 三年前，在接受财经新闻频道CNBC采访时，伯南克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看，房价从未出现过下跌……房价上涨趋势将会放缓，可能会稳定下来，也许能稍微减少一点消费支出。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让美国经济的发展轨迹距离充分就业的道路太远。” [10] 他曾多次表示，房价反映了强劲的经济基本面。
早在2001年，IMF的经济学家普拉卡什·隆加尼（Prakash Loungani），就在一项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学家的预测基本都与实际情况偏离甚远。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隆加尼和他的同事海茨·阿西尔（Hites Ahir）发现，2008年的时候，没有一位经济学家预见到了衰退的到来。而2008年这个时刻，危机其实早已开始。全体经济学家的后知后觉，确实令人瞠目。这一现象，也证实了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的研究成果。泰特洛克的研究发现，政治预测和地缘政治分析的结论，并不比闭着眼睛盲猜强到哪里去。
许多评论人士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比正常情况规模稍大一些的回调。全球金融危机终将过去，一个新的扩张时期会再次打响。繁荣的盛况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将会回归。各国政府和央行投入了大量资金，成功地稳定住了经济，但并未能实现强劲的复苏。借用丘吉尔对英国远征军逃离敦克尔克的评论，这是解脱，而不是胜利。
2013年9月，西班牙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进行了总结。受危机影响严重的西班牙经济，终于实现了适度增长。但是经济规模萎缩了约10%，失业率超过25%（年轻人中超过50%），房价比危机前的水平低30%~50%，公共财政和银行系统十分脆弱。拉霍伊首相遗憾地表示，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但危机仍在继续。
注释：
[1]Harold Macmillan，1957年7月20日在英国贝德福德的演讲。被引用于1957年7月22日《泰晤士报》的文章《通胀的“唯一答案”是扩大生产》。
[2]作为金衡制的一种质量单位，1盎司等于31.1034768克。——译者注
[3]Sloan Wilson，《一缕灰衣万缕情》，Da Capo Press，1955年，p.3.
[4]Willy Brandt，《欧洲统一的梦想》，1991年12月22日《Awake！杂志》。
[5]Robert Lucas，《宏观经济学的优先级》，《美国经济评论》，第93卷，第1期（2003年），pp.1-14.
[6]Peter Schwartz和Peter Leyden，《长期荣景：关于未来的历史，1980-2020》，《连线》，1997年7月。http://archive.wired.com/wired/archive/5.07/longboom.html.
[7]“金发姑娘”经济，指的是高增长和低通胀同时并存的状态，而且利率可以保持在较低水平。“金发姑娘”的比喻源自童话《金发姑娘与三只小熊》，里面讲到姑娘必须要不冷不烫的粥，必须睡不大不小的床。后泛指一切条件刚刚好的情形。——译者注
[8]Alan Greenspan，《动荡的世界：新世界冒险》，Allen Lane，2007年，p.230.
[9]Joe Nocera，2008年10月1日《纽约时报》，《随着信贷危机螺旋上升，警示引发行动》。
[10]Youtube视频《伯南克：为什么我们还要听这人说话？》，www.youtube.com/watch? v=HQ79Pt2GNJ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