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停滞期与一个平庸时代。经济增长的结束、经济状况的脆弱和不稳定，成为所有社会讨论和政治讨论中人们绝口不提的大背景。对于个人来说，这无异于希望和梦想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始相信，经济增长没有界限，社会进步不会停滞。人们怀有一种脱缰野马般的乐观情绪，认为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人们忽视了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改善所需的基础正在日益松动、逐渐瓦解。而就像安·兰德所说的一样：“你可以逃避现实，但无法逃避现实带来的后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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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经济扩张时代黯然落下帷幕，而背后是各种影响力的汇合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经济活动和增长日益受到金融化的推动。金融化指的是金融交易的权重超越了工业活动，以及为消费和投资进行融资的借贷水平不断上升。到2007年，若想在美国创造出1美元的经济活动，就必须要有5美元的新债务作为支持，这比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增加了5倍。债务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借款者的偿还能力，由此引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大衰退。但是，全世界并没有引以为戒，去解决借贷成瘾的问题。不断增加的债务，现在反而成了经济增长的刹车装置。
人口增长放缓和老龄化，生产力发展和创新增长日益放缓，水、食物和能源等关键资源的短缺迫在眉睫，再加上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条件，使得上述金融困境祸不单行。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增长放缓，是另一个阻碍因素。受益于全球经济增长，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成为中坚力量的新兴市场，如今的发展速度也在放缓。不平等的加剧对经济活动产生了影响。
官方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是一种“拖延加假装”政策，政府选择忽视根本问题，加以掩饰，或是采取缓兵之计，制定拖延策略。这些政策，假定政府支出、低利率和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或现金）供应会创造出经济增长。这些政策还会增加通货膨胀，通过减少债务价值来帮助降低债务水平。但经济活动对这些传统措施并没有什么反应。通胀仍保持在低位。政府被迫采取从未经过实践检验的政策，不断撑开经济逻辑和理解的上限，试图争取时间，让国家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复苏，就像以前一样。不幸的是，这些政策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不惜重金所争取到的时间，被白白浪费掉了。必要的改变仍然没有实现。
在那些摆脱掉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已经恢复元气的国家中，金融市场基本都处于危机前的价格水平，或高于之前的水平。但实体经济尚未恢复正常。人手一台最新电子产品，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依然没有提升。随时可能丢掉饭碗的不安全感比以往更强烈。工资水平维持不变，没有上涨。发达国家公认的生活福利，如教育、住房、医疗、老年护理、储蓄和退休保障，越来越难以实现。未来几代人，和父辈相比，就业机会将越来越少，生活水平越来越低。
美国的经济复苏，比很多国家更加强势，但美国中产阶级却越来越脆弱。现在收入水平处于中间位置20%的美国家庭，收入比金融危机前更少，净资产也更低。2014年，44%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2008年这一比例为53%。2014年，49%的18~29岁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而2008年这一比例为25%。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在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更严重的国家，情况更糟。在希腊，虽然有说法认为经济增长正在回归，但希腊经济已经萎缩了四分之一。由于工资和养老金水平的下降，希腊人的消费支出缩减了1/4。据报道，希腊失业率占劳动力的26%。青年失业率超过50%。一位评论人士提出，希腊政府可以在教育上节约经费，因为没有必要让人们为根本不存在的工作机会做准备。
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在39个国家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人们是否认为他们的孩子将来会享受到更高的生活水平。33%的美国人不这么认为，28%的德国人、17%的英国人和14%的意大利人不这么认为，只有9%的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孩子会比前几代人过得更好。
在低利率和低政府支出面前，全球债务不降反增。2008年危机之后，人们普遍认为，银行的规模太大，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但自那以后，银行的规模和市场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国，六家最大的银行现在控制着美国金融系统全部资产的近70%，其份额增加了约40%。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拥有超过2.4万亿美元的资产，比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都要庞大。政府仍然认为银行是太大而不能倒的存在。
一些国家试图将本国问题向外输出，放弃国际合作，采取以邻为壑的战略。破坏性的报复心理表现为一报还一报的降息、货币战争和贸易限制，由此也限制了一个国家获得决定性优势的能力。
这些政策也为新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宽松的货币政策，人为地将金融资产的价格推高至超出其实际价值的水平。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入新兴市场，破坏了当地市场的稳定。沉迷于政府和央行支持的世界经济，如果没有低利率和过度流动性，可能根本无法存续。当局日益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没有回旋余地，没办法停止对经济的支持。
各方都不满意的复杂权衡措施，使得盘根错节的挑战变得愈加复杂。经济增长放缓，有助于减少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有助于资源节约，但却导致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偿债问题的增加。另一种选择是加快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然而，在主要由债务驱动的经济扩张过程中，这种做法将进一步增加原本已经处于高位的借贷水平，并加剧环境和资源压力。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也将有助于刺激消费和增长。但是，这种情况同样鼓励了人们大量使用不可再生资源，加速了对环境的破坏。较低的大宗商品价格，会导致通胀停滞甚至通货紧缩，也就是价格下降。由此导致的收入增长乏力或收入降低，使得管理高负债水平的任务变得更加举步维艰。一方面，这种情况还会令那些负债沉重的企业收入减少，令依赖销售大宗商品的国家收入减少，影响这些企业和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偿债能力。另一方面，通胀可以降低债务水平，但却相当于对储户进行惩罚，对较贫穷国家的弱势群体产生不利影响。
减少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个别国家有利，但由此导致的国家之间的经济战争，会让每个人都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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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必要的改变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并不大，但会带来痛苦，因此需要勇气和牺牲。实际生活水平将会下降。公民需要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工作年限将会延长。对许多人来说，退休将成为奢侈享受。政府的税赋和公共服务收费将上升，用来匹配提供这些服务所产生的成本。必须更加重视实体经济，也就是商品和服务的创造和销售。金融机构需要回归到支持经济活动的实际角色上来，而不是参与投机或助长投机活动。
在国家内部，由于众多群体会针对生产得来的有限份额展开争夺，不平等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国与国之间，为了获得优势，不择手段的竞争也将进一步加剧。在短期内，由于人们的储蓄被用来抵偿危机的成本，因此奉行勤俭节约理念的人们，会看到他们储蓄的价值出现缩水。未来的后代，将不得不为先辈的错误和挥霍付出代价。
这场调整的规模究竟会有多大，尚未可知。其确切的发展轨迹和时间进度也不得而知。对问题的否认，是普遍现象。更没人愿意承认，我们找不到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提倡紧缩，有时也实行紧缩政策，同时向民众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可以维持在既往的水平之上。政治家们拒绝承认，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减税之间，本身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各种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经常高喊国际主义口号，但这样的戏码，与他们实际政策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形成鲜明对比。
各类意识形态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社会契约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有明确要求，因此都不愿公开讨论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他们假借“危机疲劳症”，认为这些问题太过遥远，不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担心在选举中受到冷落，于是便屈服于民粹主义者对虚假确定性和安慰剂政策的需求。但这样做，只不过是在将问题堆积起来。
银行家和金融顾问，没必要将真实的前景告诉客户。毕竟，坏消息对生意没有好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和评论文章都在强调积极的一面。他们认为，事实太过令人沮丧。首要任务是保持正常的外部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产生信心。
普通人拒绝承认，可能自己没办法做到面面俱到。但人们对现实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却与日俱增。每个人都意识到，一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而最终的代价也将是巨大的。这不仅是经济困难的威胁，更是对失去尊严和骄傲的恐惧。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无力感。
就目前而言，整个世界怀着最美好的期望，也藏着最可怕的恐惧。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很像动画片《海底总动员》中的皇家蓝唐王鱼多莉。患有短期记忆丧失症的多莉告诉自己要继续游泳，但她的方向完全是随机而漫无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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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刘易斯（C.S.Lewis）曾说过：“如果你追寻真理，那么终将获得安慰；如果你寻求安慰，那么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只会……以一厢情愿为始，以绝望告终。” [2] 知识是打开改变之锁的钥匙。世界必须先要抬起头来，勇敢面对当下的真实困境。
注释：
[1]Ayn Rand，《客观主义者的道德》这篇论文在1961年2月9日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举办的“威斯康星大学‘我们时代的道德’研讨会”上发表。
[2]C.S.Lewis，《返璞归真》，第一册，《作为宇宙意义线索的是非观》，第五部分，《我们有理由感到不安》，194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