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头10年的西班牙房地产业就是增强版的美国经历。在这10年的早期，家庭债务/收入比翻番的同时，房价暴涨了150%。当房价暴跌时，很多西班牙购房者的房屋资产被一扫而空，开始启动的杠杆化损失循环甚至比美国的还要严重。西班牙经济濒临破产，2012年的失业率攀升至25%。西班牙购房者遇到的问题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更加严峻。在当时的美国，房价下跌摧毁了房屋资产后，很多购房者被收回了房屋。但是在西班牙，1909年以来的法律明确规定，大多数西班牙购房者仍将需要履行对住房抵押贷款的偿付负责，即便他们将房屋交回给了银行。如果一个西班牙人因为拖欠住房抵押贷款而被收回房屋，他在破产时可以不用偿付住房抵押贷款的利息，但仍然对全部本金负有责任，1累计的罚金以及负债将在此后的生活中一直伴随他。而且，破产记录会使他租住公寓或者签订移动电话合约都变得困难。2
这些法律造成的结果就是，即使西班牙的家庭被迫搬出了房屋，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务负担仍会继续压迫着他们。《纽约时报》的苏姗·戴利报道了马诺洛·马尔万的故事，他在2010年无法偿付其住房抵押贷款，等待银行的驱逐。即便他被扫地出门，他也不要指望140000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有任何减轻：“马尔万先生最近说道，‘在我的余生，我都将不停地为银行打工了’。他不禁潸然泪下，‘我将一无所有，甚至连一辆汽车都没有’。”3西班牙严格的住房抵押贷款法律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不满和动荡。开锁匠和警察拒绝协助银行驱逐拖欠贷款的房主。4在2013年，西班牙的消防队员也宣布他们将不再帮助驱逐房主，打起“我们应该救的是人民，而不是银行”的标语。
甚至一些局外人都意识到了西班牙住房抵押贷款法律的冷酷：欧洲联盟法院在2013年做出裁决，要求西班牙通过法院对繁重的住房抵押贷款条款提出异议的方式，使住房抵押贷款负担者可以更加容易避免止赎。5甚至连不支持负债购房的《华尔街日报》编委会也要求西班牙修改住房抵押贷款法律，以“防止被逐出的房主需要永远承担债务”。6西班牙议会中的很多反对党也试图修改与住房抵押贷款合同相关的法律。但到最后，都毫无进展。正如我们所写，冷酷的西班牙住房抵押贷款法律依然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西班牙仍然经历着异常严重的衰退，完全可以与美国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那么为什么不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西班牙的房主呢？西班牙的立法者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任何减轻负债家庭住房抵押贷款的措施都将伤及西班牙的银行，而银行业必须尽可能得到保护。例如，如果立法者使房主能更加容易地通过交出房屋卸掉债务，更多西班牙人将选择停止偿付债务，交出房屋。留给银行的是不值钱的房子而不是带息的住房抵押贷款，这将导致更大的经济代价。西班牙最大房地产网站的住房抵押贷款部门经理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政府对住房抵押贷款法律采取了过分的措施，就将影响银行，到目前为止使银行体系恢复健康的辛苦努力也将因此而付诸东流。”7
苏珊·戴利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写道：“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政府反对……让住房抵押贷款违约者通过交出房屋的方式处理与银行的债务……政府官员说西班牙的个人担保制度使银行避免了在美国出现的混乱。”文章援引住房部副部长的话：“我们现在的确生活在房地产大狂欢的后遗症中，太多的西班牙人出现过度负债也是事实。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的（银行业）问题，因为担保（要求西班牙人偿还其住房抵押贷款债务）在这里要好得多。”8
然而，西班牙破产法给予银行极端优先的待遇仍然不足以保护银行业。随着经济的紧缩，西班牙银行业越来越脆弱。2012年7月，欧元区政府给予西班牙银行125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助。这实际上是由西班牙的纳税人提供后盾的。9
这样不惜代价保护银行的政策成功了吗？完全没有。金融危机爆发5年后，西班牙的衰退在全世界是最严重的之一。如果不惜代价保护银行能够挽救经济，那么西班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典范。
挽救银行
当银行业可能出现重大损失时，市场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应该由谁来承担损失。自然方案就是银行的利益相关方，即它的股东和债权人应该承担损失。毕竟，他们自愿融资给银行，并且有管理投资的责任。然而，当具体到银行，另一种观点就会跑到前台。经济学家、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告诉我们，银行是很特殊的。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来挽救银行体系，常常以牺牲普通公众的利益为代价。
西班牙的故事绝对不是孤例。在大衰退期间，这种故事极其有规律性地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反复上演。2008年，喜剧演员乔恩·斯图尔特就美国的银行救助提出了一个很多美国人都已经问过的问题：“为什么不拿出7000亿美元，直接将它分给老百姓；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交给制造问题的银行？”10那么银行为什么如此特殊？为什么要如此迫切地不惜代价救助它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组织好银行有助于保护他们的利益。然而，在考虑政治解释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就需要对银行业有基本的了解，从很多方面看，银行是有其独特性的。
一家普通的企业，例如家具制造企业，它的资产负债表非常简单。家具制造企业的资产就是用于制造家具的设备、厂房和机器。一家家具公司需要使用投资的资金来购买这些资产，一些资金是以债务形式从债权人处筹集的（例如，通过发债）。剩余部分来自股东，称作股权。加总起来，债务和股东权益构成了这家家具公司的负债。家具公司通过制造和销售高质量的家具来为股东赚钱。销售利润扣除债务，剩余的钱就是股东的利润。
如果家具公司经营得不好，它的资产价值就会降低。首先出现损失的就是家具公司的股东。如果家具公司经营得十分糟糕，甚至最终债权人也必须承担损失。走到那个地步，家具公司就会破产。破产裁定将有助于决定是否允许公司继续经营下去。如果可以，那么老股东就被清除，通常遭受损失的债权人将得到公司的股权，其价值低于他们在公司破产前的债权价值。因此债权人出现了损失，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面临风险。这不需要政府进一步干预，也不需要纳税人救助。在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破产程序运行得相当顺畅。
从银行来看，它的资产不再是设备或机器，而是贷款。当银行向购房者提供一笔贷款，这笔贷款将列示在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因此银行资产的价值将由借款人的偿付能力决定。如果银行的借款人对其贷款全部违约，那么银行资产的价值将会暴跌。与家具公司一样，银行需要从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来充实资产，在这里就是发放贷款。
银行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们是怎样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进行融资的。多数银行的主要负债是存款，大多数存款人并不认为他们在银行的资金是一种投资，但实际上这就是投资。它是给银行的“贷款”，需要时就可提取。银行不会将存款人的资金放到保险柜里，它们使用存款人的资金，以发放贷款的方式将这些资金放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这些贷款将在未来得到偿还，尽管存款可能被存款人即刻要回。因此银行要开展业务就要求所有的存款人不能在同一时间都需要资金，电影《美好人生》中就有这一幕剧情。银行的其余负债包括非存款负债和股东权益。因为存款人通常都得到保险，并且可以即刻要回他们的资金，所以相对于存款，银行的非存款债务通常被认为是次级的，被称为次级债务。股东权益是最次级的权益，用银行业的话来说，就是资本。
假设很多人的住房抵押贷款出现违约，那么银行贷款（资产）的价值就会迅速下降。这种骤降首先损害的是股东权益。股东如果损失非常大，股东权益被完全侵蚀掉，那么次级债务就要承担损失。如果损失大到危及存款人的利益，政府就会介入，对存款人的资金做出担保，同时关掉银行。存款人得到救助，但是股东权益和次级债务被一笔勾销。
最后贷款人
保护银行体系的主要正当理由是基于存款在支付体系中的功能。存款不仅仅是银行的负债，它也是经济中结算的工具。而且，存款人可以在任何他们想要的时点取出资金。如果银行资产价值下降，当惊慌的存款人感觉银行出了问题，他们可能会一起要求收回他们的资金——银行挤兑。银行挤兑甚至可能波及经营健康的银行。例如，如果一家健康银行的存款人惊慌地看到其他存款人正从银行提取资金，他就会“挤兑”银行。挤兑的力量非常危险，它迫使银行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卖掉资产，可能损害国家支付体系，后者依赖于银行存款：当一个人开出一张支票时，清算方式就是将存款从一家银行转向另外一家银行。企业经常通过存款账户向工人支付工资。如果银行存款价值出现问题，国家的整个支付体系可能崩溃。
银行监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公理，那就是中央银行必须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能”，以防止银行挤兑。中央银行履行这项职能时，可以直接向银行存款提供保险，就像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所做的，或者不受限制地向流动性受到约束的银行提供贷款。以英国著名新闻记者沃尔特·白芝浩的名字命名的“白芝浩规则”（Bagehot Rule），呼吁中央银行以惩罚性利率无限量地向有偿付能力的企业提供贷款，同时需要提供好的抵押品。如果有偿付能力的银行面临挤兑，它可以向中央银行融资以满足存款提取要求。如果银行没有偿付能力，意味着银行资产的价值比它的存款价值还要低，那么监管者可以介入，并接管银行，这就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做的事情。所以，只有最后贷款人出场，才能在第一时间阻止挤兑事件发生。
在大衰退期间，美联储在扮演最后贷款人时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它们将银行从联储获取贷款的利率从5.25%下降到几乎为0。银行可以不受限制地按照需要的数量借款，只要它们能够提供抵押品。美联储也扩大了谁可以借款以及哪些抵押品是可接受的定义范围。美联储启动了一揽子新项目，包括1500亿美元的定期拍卖便利（Term Auction Facility，TAF)、与国外中央银行的500亿美元互换额度（swap lines）、2000亿美元的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TSLF）、200亿美元的一级交易商便利（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PDCF）、7000亿美元的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CPFF）以及1万亿美元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TALF）。11美联储实施了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计划，大规模资产购买（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LSAP），也即众所周知的“量化宽松”，该计划涉及美联储购买长期资产，包括政府支持机构（governmentsponsored agency）债务、MBS以及银行的长期国债。从任何标准来看，这个计划都是十分庞大的。到2013年中，美联储的这些购买行为已经使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从2007年的约8000亿美元增加到巨额的3.3万亿美元。
2008年秋季爆发的金融危机还产生了一个并发症，因为银行用超短期的非存款类融资工具为自己融资。这些短期融资很多是由货币市场基金提供的，并没有直接获得美联储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担保。2008年9月，当投资者开始挤兑货币市场基金时，财政部开始介入，为这些基金提供担保。它们提供的一揽子担保使市场迅速恢复平静，这表明政府能够和应该防止金融行业的挤兑。从政府和中央银行在防止极端银行挤兑方面所扮演的合适角色看，我们认为这些政策是明智的，也是适宜的。
要防止挤兑就需要美联储提供贷款，并且从2008年秋季货币市场基金的情况来看，甚至需要美国财政部提供贷款。然而，这种支持不应被视为救助。对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银行，资金会带息还回。对于那些丧失支付能力的银行，如果政府干预得当，长期债权人和银行股东的权益就会被勾销。从支持银行中得到的主要政策教训就是：政府绝无任何理由为了防止挤兑和保障支付系统而去保护长期债权人和银行股东的利益。
恢复信贷流动
大衰退期间，美国对银行的支持已经远远超越了保护支付体系的范围。事实上，政府的政策就是拿纳税人的钱直接给债权人和股东。据彼得罗·韦罗内西和路易吉·津加莱斯估计，2008年秋季财政部向大型金融机构注资100亿美元。12布赖恩·凯利、汉诺·卢斯蒂格和斯泰恩·范·纽沃伯格研究了银行的股票和指数期权，发现“政府对金融行业的集体担保”明显推动了银行股价的上涨。13那么在帮助购房者的政策被束之高阁的同时，政府却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银行的债权人和股东。这是为什么？
小布什总统在2008年9月24日对全国的讲话中直白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14他强烈呼吁通过支持银行的立法，他信誓旦旦地说：“这将解放银行，使它们恢复对美国家庭和企业的流动性信贷，这也有助于经济增长。”支持银行业的论点超出了保护存款人和支付体系的范畴，该论点认为，为了确保银行持续提供贷款，银行的债权人和股东必须得到保护。
这样的言论不仅听起来有点怪异，而且真的很怪异。银行的基本业务就是贷款，跟家具公司的基本目的就是卖家具没什么两样。很少有经济学家会认为，为了保护经营不善的家具公司的债权人和股东，政府应该介入，帮助销售质量不佳的家具。因此，如果银行出现了不良贷款，为什么要政府介入来保护不称职的银行经理、债权人和股东呢？
政府保护背后的经济理论就是银行提供了其他任何机构不可复制的独特服务。早在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本·伯南克就在对大萧条的分析中强有力地提出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不同类型的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中介服务需要重要的做市和信息搜集服务”。而且，“1930～1933年间的破坏降低了金融作为整体提供这些服务的效率”。按照伯南克的理论，银行破产导致了贷款下降，进而引发了大萧条。15
这里要指出的是，支持银行体系的两个独立原因之间是有差异的。在第一个原因中，存款人和支付体系必须得到保护，但没有要求向银行的长期债权人或股东提供救助。实际上，完全可以在保证支付体系完整的同时，彻底将股东和长期债权人清理出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经多次这么做了。但是，在第二个原因中，银行的债权人和股东必须得到保护，因为银行拥有独一无二的放贷能力。
是银行贷款渠道导致了大萧条吗？
银行借贷观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再次从银行获得贷款，经济自然就会恢复健康。经济的严重衰退不是由家庭支出大幅减少导致的，企业和家庭仅需要更多的债务来渡过难关。这就有点类似用另一场狂饮来治愈上一次的酒醉。增加债务并不是摆脱过度负债造成衰退的方法。在整体经济都面临崩溃的时候，我们真的认为家庭和公司还会拼命借钱吗？
为了帮助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来自全美独立企业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es，NFIB）的问卷调查证据。16银行借贷观的支持者们非常关注小企业的信贷情况。小企业高度依赖银行信贷，它们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大企业可以通过债券或商业票据市场来进行债务融资。全美独立企业联盟的信息非常丰富，因为它们对小企业进行了调查，这些企业在切断了银行贷款途径后变得非常脆弱。调查问卷要求小企业列出它们最关心的事项，“销售不佳”、“监管和税收”、“融资和利率”是其中一些选项。选择“融资和利率”作为主要关注事项的小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从来没有超过5%，事实上，这部分企业所占的比例在2007～2009年间还是下降的。这一调查结果很难与小企业迫切需要从银行融资的观点相调和。另一方面，从2007年到2009年，选择“销售不佳”作为最关注问题的小企业占比从10%上升到近35%。当负债家庭大幅削减支出时，企业就会看到销售快速下降。而且，那些“销售不佳”成为最受关注问题的地区与家庭净值下降最大的地区完全相同。17
我们也研究了银行业观点是如何解释失业的。正如我们在第5章已经提及的，在家庭净值下降最大的县，服务于当地消费需求的行业的工作岗位损失要相对大得多。如果借贷是个问题，我们预计这些岗位损失应该集中在小企业身上，因为它们依赖银行的贷款。但我们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在受打击最大的县中，解雇工人的公司都是最大的企业，与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相比，这种情况与企业反映的缺乏消费需求更加一致。18
在大衰退期间，失业的真实景象不是因为零售小店缺少银行贷款而解雇工人，而是塔吉特（Target）这样较大的零售商解雇了工人，因为负债家庭不再上百货店购买东西了。凯瑟琳·卡尔和勒内·斯图尔兹以公众公司为对象全面研究银行业观点，他们提供了更多驳斥银行业观点的证据。他们的研究显示，企业普遍在资产负债表上积累了大量现金，并在大衰退期间持续了这种情况。如果很多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有好的投资项目但受制于无法获得银行信贷，那么我们可以预期这些企业将使用它们持有的大量现金进行投资。但是，卡尔和斯图尔兹发现企业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银行业观点“无法解释工业企业的融资和投资政策上反映出的重要特征”。19
总量证据也驳斥了银行借贷观。银行体系的压力指标之一就是短期金融商业票据的利率与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库券利率之差。短期金融商业票据的利率反映了银行为获得短期债务融资愿意支付的价格。短期国库券利率反映了美国政府所支付的价格。当银行体系面临严重威胁时，商业票据的价格将比国库券的价格高得多。
2008年秋季，金融商业票据和国库券的利差达到峰值。银行融资成本上升时，想投资的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的成本也将上升。然而，如前文所述，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积极干预迅速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早在2008年12月末，金融商业票据和国库券的反常利差就完全消失了。美联储和美国政府成功阻止了挤兑的发生，这也是服务于银行体系的基本职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除2008年外银行体系面临严峻的压力。
然而，在2009年和2010年，尽管银行体系的压力水平并不高，但银行贷款骤然下降，这与企业不想增加信贷所以银行贷款才会下降的观点更加一致，这也是在企业销售下降后所预期到的情况。图9.1显示了银行压力与银行借贷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一点关系的话，在金融危机的高峰期，当企业动用信贷额度时，银行实际上提供了更多的现金。银行一旦安全，我们看到银行贷款有任何快速增加吗？没有，银行贷款在2009年和2010年出现了大幅下降。
图9.1 银行压力与银行借贷
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所展示的，2009年就业出现大幅减少，而零售消费的疲软态势甚至持续到了2011年。即使银行获得救助后，经济仍然持续走弱，这与银行借贷观是相矛盾的。2008年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银行受到限制，但经济仍然受到影响。
银行借贷观的影响力
即使银行借贷观与那么多证据相矛盾，为什么它还那么有影响力呢？最嘲讽的观点就是债权人施加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当然也有一些证据支持这种观点。我们与弗朗切斯科·特雷比共同进行的研究发现，金融企业的竞选捐款使国会代表们更倾向于支持银行救助立法。这不仅是一种相关关系，例如我们显示即将退休的代表比试图连任的代表对竞选捐款的敏感性要低一些。一些迫切需要竞选资金的国会议员明显被金融业所收买拉拢。20
但是，我们认为，在对抗银行借贷观上，经济学家们也失败了，这也是我们决定写作本书的主要原因。银行借贷观得到了一些职业经济学人的大力支持，并且他们还推动其进入大衰退期间政策的公共讨论主题中。整个讨论完全聚焦于银行危机，而忽略了解决家庭债务危机的一些可能方法。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货币星球栏目的亚当·戴维森是一名出色的记者，他对金融危机做过全面报道。2009年5月，在采访伊丽莎白·沃伦（她当时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监管委员会的一员）时，戴维森表达了他对经济学家之间的主流观点的看法：
信用中介需要论在每一位思考这个问题的思想者中几乎成为广为接受的原则。美国家庭正遭受严重冲击的观点，也就是你所持观点，并未成为共识。我采访过许多左翼、右翼、中立的经济学家，而在报道金融危机的这一年里，你是我采访过的唯一认为我们面临两场同等规模严重危机的人：一场金融危机和一场家庭债务危机，它们的严重程度完全相同。实际上我并不清楚我采访过的人有谁支持这一观点。我实际上不知道除了你还有谁持这种观点。（粗体为作者强调）21
戴维森是一位顶尖的经济记者，他同许多经济学家进行过严肃的讨论，发现没有其他专家支持那些看看数据就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在家庭支出大幅下降的背后，家庭债务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这是经济学界的失败。
即使危机之后，对银行业观点的思想支持仍然非常强大。例如，我们提出的一个中心论点就强调了2000年科技崩溃和2007年房地产崩溃所产生的不同经济后果。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讨论的，房地产崩溃更加严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源自房屋财富冲击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得多——房屋财富是由低净值家庭所持有的杠杆财富。富人是科技股的主要持有者，他们对财富下滑的反应要低得多。负债家庭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我们理解房地产崩溃比科技崩溃更加严重的关键。
2013年4月，本·伯南克被问及面对大衰退宏观经济学应该如何做出改变。22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伯南克指出了房地产崩溃比科技崩溃要严重得多这一相同事实。但是他得到了什么启示呢？“当然，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它之所以更具破坏性，是因为信用中介体系、金融体系、机构和市场在面对房价下跌及其对住房抵押贷款产生的相关影响时，要比面对股价下跌时表现得更为脆弱。”他继续说道，“从根本上说，第二次衰退的程度之所以比第一次深，原因在于金融体系的中介能力被摧毁了。”在回应中他根本没有提到房地产崩溃之所以更加严重，是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低净值的购房者，这类购房者的财富边际消费倾向非常高。我们非常尊重伯南克主席，在美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之一，他高超地掌控着美联储。但是，甚至连他都一直认为银行借贷能力受损是导致大衰退的主要原因。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事实表明，情况是另外一回事。
当金融危机爆发时，立法者和监管者必须解决银行体系的问题，他们必须防止挤兑，保持流动性。但是，政策制定者走得更远，看似要将保护银行债权人和股东的价值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银行借贷观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帮助购房者的努力显得极其不利。这是不可接受的，负债家庭财富的巨大损失才是严重衰退的主要驱动因素。单是银行救不了经济，相反，通过直接处理杠杆化损失问题来提振经济却可以挽救银行。
我们并不是认为银行不重要。实际上，我们在大衰退之前的研究中发现，银行在信用中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经济出现的一些下滑可以归结为银行部门出了问题。但是银行借贷观的影响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它扼杀了很多本有助于减轻导致经济大衰退的巨大家庭债务负担的努力。政策制定者一直将帮助负债家庭视为一个零和博弈：帮助了购房者就意味着伤害了银行，而伤害银行是经济中最糟糕的事情。
对银行借贷观的强烈坚持严重阻碍了奥巴马政府的住房政策。彭博的克里·本森报道了奥巴马总统的住房政策，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他的（住房）计划被美国乏力的经济复苏部分削弱，但也缺乏广泛、积极的措施。救助计划只是在房地产金融体系边缘修修补补，因为奥巴马的顾问们早就做出了选择，不会花费政治资本来迫使银行免除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粗体为作者强调）23
克里斯廷·罗伯茨和斯泰西·卡普在《国家杂志》上全面评述大衰退期间的住房政策时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写到，从奥巴马政府一开始，住房政策指导原则就是“政府不会强迫银行修改贷款，对住房抵押贷款条款的任何修改必须有利于投资者和购房者”。政府官员们“被一次又一次地鼓动着，深感有必要支持那些正在挣扎着摆脱金融危机的银行，减少贷款人和债券投资人的损失”。24
从杠杆化损失的观点来看，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债权人和股东，忽略家庭债务问题，将事与愿违。请谨记，消费支出下降是低净值负债购房者导致的。银行债权人和股东是经济中最富裕的家庭。救助银行债权人和股东就是将纳税人宝贵的资金提供给了边际消费倾向最低的那群人。银行借贷观将纳税人的馈赠给予了最不需要馈赠的家庭。
银行受损的真实原因就是家庭支出骤减导致的经济衰退。如果我们想要拯救银行，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处理家庭的杠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