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鲍勃·柯克猛烈抨击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用纳税人的钱来减记资不抵债住房抵押贷款本金的建议，他称之为“糟糕的公共政策”。他的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申明：“（立法）意味着有责任心的田纳西人及其他美国人将为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内华达、纽约这些州不计后果的购房行为埋单，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一些新式住房抵押贷款和无首付住房贷款在这些州大行其道。”为了阻止援助那些轻率的购房者，柯克参议员说：“我将在这一周提出议案，如果加利福尼亚或佛罗里达这样的州想要减记他们所在州的住房抵押贷款本金，他们可以用本州的钱自己做，而不是用联邦纳税人的钱。”1
在田纳西选举人看来，真的就像柯克参议员所说，帮助受房地产打击的州的购房者是一项“糟糕的公共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近距离审视一下田纳西州的经济。柯克参议员是对的，田纳西州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房地产的大起大落。从2002年到2006年，田纳西州的房价只上升了25%，远低于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60%。田纳西州的家庭陷入衰退时，他们的债务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在房价暴跌时，净值仅下降了2%。
田纳西州避免了房地产的大起大落，因此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到其他州所出现的灾难的影响吗？迫使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遭受打击的家庭自己想办法解决危机对田纳西州来说会更好吗？柯克参议员的逻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田纳西州不是一个孤岛。田纳西州的工作高度依赖于美国经济其他部分的表现。例如，2007年田纳西州的汽车制造业非常繁荣。实际上，从全国各州在汽车制造业就业的工人数量占比来看，田纳西州高居第六。2007年，有超过114000名田纳西人受雇于汽车或汽车零部件生产工厂。每当田纳西州的汽车工厂造出一辆车，就会被运到其他州销售，很多汽车运往的所在州，其房地产下滑非常严重。因此，当佛罗里达人大幅减少汽车支出时，田纳西州汽车工厂的工人就得承担后果。在大衰退期间，每4个在汽车制造业工作的田纳西人有1人失掉工作。也就是说，有30000名田纳西人失去了工作。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汽车厂，凡是将生产的商品销往美国其他地区的企业，我们都会看到类似情况。按照所生产的商品拟销往工作所在州之外的地区的工人所占份额来看，田纳西州在全国排名第7位。从2007年到2009年，在生产这些销往州外的商品的工人中，每6人中就有1人丢掉工作。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以及纽约州的家庭支出急剧下降直接影响到了田纳西州的工人。我们尚不清楚缓解其他地区房地产危机的政策可以挽救田纳西州多少工作岗位，但是田纳西人的观点，即帮助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问题购房者是一项“糟糕的公共政策”，是值得商榷的。当谈到与杠杆化损失相关的问题时，你在哪里居住其实并不重要。正如我们所说，劳动力市场的涟漪效应意味着我们是命运共同体，休戚与共。
第4章提出的杠杆化损失理论表明，柯克参议员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我们展示了债务人岛上的支出冲击最终会通过汽车产业导致债权人岛丢失工作岗位。在本章中，我们将运用数据，确切计算出实体经济中的家庭净值损失会导致多少工作岗位损失。我们也将揭示大衰退以来的摩擦，是它们将需求大冲击最终转换成最大的就业危机。
量化失去的工作岗位
从2007年3月到2009年3月，美国经济的私营部门流失了60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攀升到9%，这在美国近期经济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有多少工作岗位是由于第4章所强调的家庭净值冲击而丢失的呢？本章的目标就是运用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讨论的，从2006年至2009年，那些经历了净值大幅下降的高杠杆化县，它们的家庭支出下降的幅度要大得多。我们试图估算整个经济体有多少工作岗位是由于美国受打击最大的地区支出下降而失去的。
一个自然起点就是弄明白出现房地产问题的地区相对于那些没有出现房地产下滑的地区多失去了多少工作岗位。例如，我们可以给出加利福尼亚州比田纳西州多丢失的工作岗位数。但是这也并不全面，其原因与我们批评柯克参议员的逻辑时所说明的原因相同，即房地产重灾区所购买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挑战：我们如何估算在没有发生房地产崩溃的地区所丢失的工作岗位中有多少是由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支出下降导致的？
我们首先将美国的就业分为两大类：服务于当地经济的工作岗位和服务于全国经济的工作岗位。我们称服务于当地经济的工作岗位为不可贸易工作岗位，主要分布在零售业和当地服务业，如餐饮和百货。我们称服务于全国经济的工作岗位为可贸易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生产的商品可以销往全国其他地方。这些工作岗位包括制造汽车或家具、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可贸易工作岗位也包括制造其他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机器。这些工作岗位依赖于全国的支出。这里使用的标准与我们在田纳西州例子中所使用的一样——就可贸易工作岗位在所有工作岗位中的占比来看，田纳西州在全国排名第11位。2
正如我们在第4章债权人岛—债务人岛的例子中所解释的那样，从杠杆化损失的视角来讨论就业，有利于我们具体地预测大衰退期间工作岗位损失的地理分布。我们预计净值受到冲击的地区，不可贸易工作岗位将会减少更多。然而，我们预计可贸易工作岗位减少并不只限于净值受到冲击的地区。相反，我们预计可贸易工作岗位减少会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仔细观察数据中的这两种工作岗位的情况可以发现：不可贸易工作岗位的减少集中在受房地产打击的地区，而可贸易工作岗位的减少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这支持了杠杆化损失框架。
汽车业为我们解释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汽车生产和销售既有可贸易也有不可贸易工作岗位。汽车厂工人生产的汽车将销往全国各地，因此这些可贸易工作岗位依赖于全国的汽车需求。然而，真实销售发生时，汽车经销商需要销售地的工人。在购买汽车的某个时间点上，工人必须与买方进行交流，尽管可能非常简单。因此当地汽车经销商需要的不可贸易工作岗位主要依赖于当地对汽车的需求。
杠杆化损失框架对大衰退期间汽车产业的就业地理分布给出了强有力的预测。数据应该显示，在全国那些净值下降最大的地区，汽车经销商解雇的工人较多。我们应该可以看到那些房地产没有下滑的地区汽车经销工作岗位丢失较少。同时，在给定房地产受打击地区汽车需求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数据也应该显示那些生产汽车或汽车零配件的工作岗位在全国都会减少。不论当地净值是否受到冲击，杠杆化损失框架都预测汽车厂会解雇工人。
这就是我们在数据中实际看到的情况。一个县的汽车销售工作岗位损失与当地净值冲击的规模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在那些净值受到最大冲击的县，汽车销售工作岗位减少了14%，而在净值冲击最小的县，汽车销售工作岗位仅下降了3%。我们知道受冲击县的负债家庭迅速减少了汽车支出，这种减少直接影响了汽车销售的工作岗位。与之相比，没有受到房地产冲击的县，其支出下降要温和得多，特别是在衰退刚开始时，因此汽车销售工作岗位的损失要少一些。然而，全国各地汽车生产商的就业损失就非常庞大。在所有汽车生产县，汽车生产工人的就业损失达到20%～30%，完全与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无关。
当我们将这些证据归集起来，就非常有说服力。在那些经济没有受到影响的县中，企业销售几乎没有下降，销售汽车的工作岗位很安全。然而就在这些相同的县中，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却遭到大规模解雇。这些事实表明汽车制造厂的工作岗位损失是全国范围内房地产受打击地区的支出冲击的直接结果。
当然，可以对所有工作岗位进行类似的检验，而不限于汽车产业。证据非常清楚地显示，在那些房产净值下降最大的县，服务于当地需求的不可贸易工作岗位减少的幅度相比于其他地区要大得多。但是服务于全国需求的可贸易工作岗位的减少在全国各地十分普遍。图5.1描绘了这种情况。与第3章的情况相似，在衰退期间，高净值下降县是那些房产净值下降最大的20%的县，而低净值下降县是那些房产净值下降最小的20%的县。如图5.1左侧所示，受到房产冲击影响的县，其不可贸易工作岗位减少要多得多。但图5.1右侧展示了可贸易工作岗位如何在全国以相同比率丢失的情况。不论当地是否出现房地产下跌，那些生产国内需求商品的工作岗位在全国下降了近15%。
图5.1 大衰退期间的工作岗位流失
图5.1的情况不是仅仅在田纳西州出现。另外一个较好的例子是艾奥瓦州。在房地产繁荣期间，艾奥瓦州的房价上涨水平刚刚超过通货膨胀率。艾奥瓦州进入大衰退时，其家庭债务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2009年，艾奥瓦州的房价基本没有变化，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房地产衰退。而且，在大衰退期间艾奥瓦州的总支出实际上还增长了5%。考虑到艾奥瓦州的经济增长强劲，我们毫不奇怪在大衰退期间那些满足当地需求的工作岗位基本没有流失。零售和餐饮的就业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满足全国需求的工作岗位却下降了10%。尽管本地经济强劲，但在这些行业工作的艾奥瓦人却受到影响。如果全国其他地区的杠杆化损失导致艾奥瓦州出现失业，那么这种情况正是我们所预期的。
图5.1的情况是我们估算美国经济中失业状况的基础，也是房地产崩溃对净值造成冲击的结果。使用一些技术假设，我们估计，在2007年3月至2009年3月期间，由于杠杆化损失，美国失掉了400万个工作岗位，这就表示在我们的样本中失掉了65%的工作岗位。3
摩擦，摩擦
正如第4章提及的，按照基本面观点，不应该出现如此大面积的失业，相反，经济体应该存在某种机制，使就业具有弹性，以保持充分就业状态，即使面临大的负面需求冲击也应如此。例如，在受到打击的行业和地区，工资应该下降。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地区，在需求急剧下降时，餐饮、零售以及其他满足本地需求的工作岗位的工资应该降低。工资水平下降有助于激励零售行业保留部分工人而不是解雇他们。而且随着一部分工人离开这个行业，去寻求更好的待遇，经济体出口部门的工资水平也会下降。
从理论上讲，工资将下降到出口公司发现在中央谷地区设立工厂是有利可图的水平上。这种出口效应是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一种标准机制。当一个城市或国家出现支出下降时，有弹性的经济体应该能够通过降低工资使出口行业更具竞争力，以此来进行调整。另外一种调整机制就是迁移。对于工人来讲，正是收拾行囊搬迁到本国那些就业市场较好的地区居住的好时候。那些追随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自然的，甚至是健康的。当经济体需要将生产配置到新的业务领域时，工人们要想利用这些新的机遇就得流动起来。
但不幸的是，在大衰退期间，美国经济并不是这样运行的，失业持续存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也许古典理论代表了我们希望的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但是如果把现实世界假设为这样，就等于把我们的困难都给假设掉了。”4我们不能假设这些机制能够解决失业问题，相反，我们应该仔细研究它们为什么不能解决就业问题。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阻止了经济体按照我们认为应该的方式做出调整？
我们已经提到了名义利率的零下限。但另外两类摩擦通过数据凸现出来：工资没有降低，人口也没有迁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三位经济学家研究了2008年至2012年的工资增长情况，发现了惊人的结果，5从2008年至2011年，在扣除了通货膨胀后工资实际增加了1.1%，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尽管失业率处在近期历史的最高水平。
工资没有下降，要么因为所谓的名义工资黏性，要么出现了以名义美元计算的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形。旧金山联储的经济学家研究了每年的变化情况，发现那些接受完全相同名义工资的雇员出现了急剧上升。换句话说，大衰退期间，雇主非但没有削减工资，反而保持工资不变或者小幅增加工资。在危机期间，在本年接受与上一年完全相同的名义工资的工人比例是1980年以来最高的。
在深入研究了全国各地的净值冲击差异后，我们在受打击最沉重的地区发现了一些工资相对向下调整的薄弱证据。需要记住的是，在受打击最沉重的地区，服务于全国经济和当地经济的工作岗位都出现了大幅下降，但是这些地区的工资只有轻微的下降。没有哪个地方的工资大幅下降到足以阻止失业上升的程度。在那些受房屋净值下降打击最沉重的20%的县中，大衰退期间失业率迅速由不到5%蹿升至13%。2012年夏季，也即官方宣布衰退结束的三年后，失业率仍然保持在10%以上。
面对如此的经济不景气，这些地区的工人有强烈的愿望到其他地区寻找工作，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实际上，从2007年到2009年，受打击县的人口增长率与那些房地产没有下滑县的人口增长率完全一样。例如，在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区受打击最沉重的三个县，其失业率接近20%，但是在2007年至2009年，这三个县的人口实际上小幅增加。尽管面临灾难性的经济环境，人们并没有选择离开。
为什么会失业？
从各种事实可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经济完全无法调整以应对源自杠杆化损失的大规模支出冲击。我们看到，工资没有下降，人们也没有到别处寻找工作。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现在仍有大量研究在持续跟踪这个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促使凯恩斯在1935年写出了他的新理论，但是我们认为，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能解释它。
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一种解释是技能错配。这一解释的基本思想就是工人从事其他专业工作需要接受再培训。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瑟简单地总结道：“你无法很轻松地将一名木匠变成一位医生，你也不能轻易地将房地产经纪人变成制造业工厂的计算机专家。”6但是技能错配解释与经济体出现的就业大幅减少并不一致。每个行业、每个教育层面的工人都出现了失业大幅增加的情况。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止赎延迟和政府救助降低了工人在大衰退期间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例如，凯尔·赫肯霍夫和李·奥哈纳图认为，不会立即止赎的跳期支付抵押贷款（skipmortgage）同时起到了类似失业保险的作用。7当一个工人失去工作时，他可以选择跳期支付抵押贷款，但是为了享受这一好处，他就必须住在当前的房屋里。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动力到其他地方寻找新的工作。从失业保险及其他政府救济中也能得到相同的观点，它们在理论上降低了失业工人接受更低工资的积极性。如果一个被解雇的工人收到了失业保险赔付，按常理，要诱使该工人接受一份工作，工资必须高到足以弥补工作带来的不快乐。
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有道理，但是几乎没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例如，杰西·罗思坦就研究了失业保险对失业率的影响，8他发现：扩大失业保险实际上提高了大衰退期间的失业率。但是这种影响非常小，与总体失业率增加5%相比，随着失业保险的扩大，失业率仅增加0.1%～0.5%。约翰内斯·施米德尔、蒂尔·瓦赫特和史蒂凡·本德研究了德国在经济繁荣和衰退时期扩大失业保险的影响。9他们发现的证据显示，在衰退期间失业保险对降低人们寻找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实际上较小。
尽管经济学家们未能解释失业，但不能诋毁他们对人类行为后果的专业看法。他们是严肃认真的。史蒂芬·戴维斯和蒂尔·瓦赫特利用社会保障档案的收入数据评估了衰退期间失业的货币损失。10他们发现一名在衰退期间被解雇的工人此后失去的收入等于他在被解雇前年收入的三倍。他们指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目。而且那还仅仅是货币损失。非货币损失——压抑、失去尊严、离婚——更加难以量化，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这类损失甚至会更大。
持续的高失业给社会施加了极大的成本，它为什么会持续存在，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好的答案。我们的观点非常简单：我们必须努力，改变经济体系，以避免导致高失业的冲击出现。一旦杠杆化损失出现，支出的快速下降及令人痛苦的失业增加几乎不可避免。我们必须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在冲击变成现实时，寄希望于经济体的自我调节。
杠杆化损失：小结
在本书开篇，我们就使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在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之前都出现了家庭负债急剧上升和资产价格暴跌的情况。在美国不论是大衰退还是大萧条都遵循了这种模式。从国际情况看，我们观察到，那些家庭债务负担大幅上升的国家，其大衰退的程度更加严重。家庭债务上升、资产价格暴跌和经济严重紧缩之间存在必然关系。
因此我们提出了杠杆化损失框架来解释这种情形。问题的关键是债务。由于止赎以及损失集中到那些经济中净值最少的负债家庭身上，债务就进一步放大了资产价格的下降。债务的基本特点是：它迫使债务人承担这种猛烈冲击。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因为负债家庭的支出对净值冲击极端敏感。当净值出现下降时，他们将大幅减少支出。需求冲击毁坏经济，结果就是经济大灾难。
来自美国大衰退的证据支持了这一框架。房地产市场崩溃通过摧毁贫困负债购房者的净值拉大了财富不平等。使用美国各地支出减少的差异，我们说明了支出减少主要集中在那些受杠杆化损失冲击最大的县。支出急剧下降所造成的后果波及整个经济体，那些房地产没有出现下跌地区的工人也丢失了工作岗位。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回避了一个中心问题：经济体是如何落入杠杆化损失陷阱的？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导致债务出现如此大规模直至最终不可持续的增长？在第6章我们将研究这些问题。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债务不仅放大了崩溃，还助长了泡沫，使崩溃最终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杠杆化损失问题，我们就必须明白债务为什么不论在衰退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危害不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