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思想国巴黎站三周年的时候，不少朋友寄来鼓励的话。在此前后，本书作者也收到一些网友来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思想国巴黎站后来不能正常访问，直至荒芜。逢《思想国》再版，特别收录当年部分温暖的文字，权当是对那自由而美好时光的怀念，并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有缘同行那一段旅程的人们。
之一、思想国三周年部分留言
培云，一时间无法有更准确的话给你。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我期望于你的并不只是一个法兰西归来后的“思想国”。我曾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我希望在你这里，在你的生涯里，看到更大的东西，更植根中国的东西。种种原由吧，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当代的专栏作家或时评家。这自然有其背后的脉络。时世和中国媒体界的状况，大概也就给了这么多空间。“思想国”，而不是“理想国”，的确还算合乎现实。其他，也说不了太多。只是想说，锻炼身体，路还比较长。因为，长跑也才考人。
——袁卫东 原《南风窗》主笔
培云兄给我最大的触动，不是他深入的思考、不是他不羁的才情、不是他隽永的文字，乃是他始终对彼岸握有一份信心。老实说，很多同道、至少我自己曾经几度失掉了信心。幸好，还有“思想国”。“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以我最喜欢的两句话和所有喜欢“思想国”的兄弟们共勉。
——孟波 新浪网副总编辑
当蒙古人进入西藏时，他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武士之国，而是喇嘛之国，或可以称为精神导师之国。
我始终认为，这个国度依然延传着其精神导师国的魅力，熏染的每一个它所孕育的孩童把自己化为阳光下温暖的尘埃。
在此国度安然度日已久，已浑然忘记了外面的洞天。
有一天脱离了母体的护佑，漂移到了北方的城市，打开了若干扇从未开启的窗户——有一扇即是思想国之窗，此后，生命和死亡如同两个翅膀开始带领着我飞翔了。
我不再是温暖阳光下的尘埃了。看见了眼泪，总在湿润着心灵的眼泪；感受到了痛、扎得肌肤都要裂掉的痛，却也觉得自己开始变得重了，双脚真正踏在大地上的重感。
我不想树立偶像，但是我愿意在导师的指引下去回望我短短的生命之旅。在思想国无量智慧的光芒中，我醒悟了——我从不曾认识到，其实孕育我的阳光之国早已经是幻象中的国度，我们安静地自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以为看不见，污浊的一切就不存在了。
思想的力量散发的光芒让我化作尘埃，被大地紧紧吸附的尘埃——尚在仰望中却已经觉得新的生命在急促与痛交汇的吐纳中，变换、发展了出来。
在思想国的导引下走过了两个春秋，未来的智慧定会如不谢的莲花，伴着我走更长的道路，我已视它为我的精神家园了啊！
——诺玉，尼洋河畔的藏族女人
之二、东京来信
大熊你好：
我一直这样称呼您。虽然我认识您不过才几个月。虽然大作还未来得及品读。
一直不好意思给您写信，因为您对我来说是那么光芒四射……
在认识您的三年前的三年前的……我似乎一直春眠不觉晓。
但是，我可能还没有辜负我的大脑，因此开始了思考。
我想，可能就是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脑电波（wavelength），让我在一个凄风冷雨的东京夜晚，走进你的国度。
其实，很多次看您的文章，都让我眼圈发湿，我想可能不是因为对您观点的认同，而是被您悲天悯人的情感所打动。每个有思想的人都应该这样的。至少每个由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应该这样的。
我对您的理解：我比较赞同您的渐进式思想，您强调的中产者在制度建设中的制衡作用。不知道我理解的正确否。
最后祝思想国三周年快乐。我回国后立刻买一本。
——在日留学生Abao
之三、关于熊培云
哲哲：
大概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吧，在一个网页上看到一篇文章：叫《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探讨死刑的存废问题，通读全文，感觉比以前读到的关于废止死刑的呐喊更有说服力，文中提到“死刑是一种灭绝希望的惩罚”，还引用了前贤先哲关于“未来之罪”、“公共杀人犯”等论述，来阐明死刑的负面效应和荒谬性，于我心有戚戚焉。也因此特别关注了一下作者的名字，文章正题下面标注原作者叫熊培云，当时正忙俗务，就将文章打印出来作了收藏，以备日后细读。
今天稍为闲暇，便想起熊培云这个名字来，便在网上搜索，想知其人渊源，搜索引擎简单告诉我：熊培云．搜狐评论专栏作家，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索邦大学。《南风窗》驻欧洲记者。又见其博客链接，有文：“我看胡适鲁迅启蒙及民族主义”、“谁是新青年”等，内容涉及政论、文化、法律等诸多方面，其文倡导自由、民主、宽容，引用胡适的话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还有：“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等关于自由的论述，我以前对胡适的了解并不深，现在则感叹近一百年前的人，会有这样的见识，更悲叹今日之社会，比斯时又有何进步？不想大师一语成谶，如今依然是“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依然“……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
其实我想，大凡文章，都多少会有将自己思想强加于他人之嫌，即使是鼓吹民主自由、呼吁异己思想存在的，不也是想给自己的读者“洗脑”以期他接受自己的观念吗？所以，讨论自由的悖论总是无所不在，何谓真自由，如何真正做到尊重别人的自由，允许别人有自己的意见与信仰，我想终人类文明之终，亦难解决。
但亦不妨“察纳雅言”，只要擦亮自己的眼睛，明白没有谁能自封为绝对真理的拥有者，明白“只有‘世上没有绝对真理’这句话才是绝对真理”，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能在自由王国里快意翱翔，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自己思想的价值与可贵。
在中国，民众的悲哀在于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沉默也就沉默吧，但又有人剥夺他们不说话的自由，以“民众的代言人”的身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去阐释政治、经济、文化，诱导民众走向绝望，他们就是所谓的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丧失良知、令人发指的一群人。他们知道，“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他们害怕我们是个好的怀疑主义者，他们希望我们去看“风月宝鉴”的正面，但身置这样的社会之中，看正面意味着你思想的行将死亡。
正是出于以上目的，把熊培云的文章介绍给你，他是一个“温和”的民主与自由主义者，一个启蒙主义者，文章中少有漫骂与诋毁，他的文章是开放性的，强调个体思想的宝贵，我喜欢这样的人，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人，这个社会需要不断的启蒙，我认为“启蒙”是一对矛盾，就是一方要启，另一方要蒙，而蒙的力量总是大于启的力量，民众总是受蒙蔽。中国照现在的模式发展，即使民富国强，人民也不会有幸福，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
看他的文章在BAIDU搜索即可。
祝好！
Yours Zippo匆草于2005年11月16日
之四、我还可以积极乐观
尊敬的培云兄：
我本是一个“粗人”，可是对你，却必须用“尊敬”才足以表达我的敬意和感谢。
请兄恕我还只是微微探出个头瞄了一眼你的“思想国”，合上书，所能想起的也不外乎《吾民吾国，上下求索》、《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1]、《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等为数不多的篇章。而且，对于这些篇章是否有充分的理解，在我都是可商榷的。可是，它们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文字给我如此震撼，到目前为止，也只是你和梁漱溟了。
或许是因为我多看了“谈及现实民间疾苦总是满怀‘激愤’，乃至‘绝望’”的言论后，才逐渐地对文字失去了信任。我一度表示文字是虚无的：相比于文字，我更宁愿相信哪怕一丁点儿的实际行动。就是看了你的文字后，我依然不能像你一样对文字“有着宗教一般的虔诚”。这多少是与“中国学者多悲观”有关的，我中他们的毒深矣。我也因此“悲观”、消极虚无起来，虽然我确实正在做着“实际行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闻中国现在是一个如何充满苦难的国家，随后通过书籍、网络和身边人的言谈，视野的扩大，得到证实。我的“恍然大悟”是伴随着被欺骗、被愚弄的痛苦而生发的。此后，我沉溺于刺破谎言的种种言说，欲罢不能。及至我无法忍受时，竟十分怀念胡适所谓的“无知的自由”，干脆不想要“免于愚昧的自由”了。
幸运的是，我如今能在一个做实事的团队里工作，为着自己的理想。不然，夸张一点说，我是很有可能崩溃的。
我读的书并不多，也不想做一个学者，像梁漱溟一样愿称自己为“问题中人”。可是，我十分赞同你的观点，即认为自由幸福是人生的附属产品，人的一生才是自己的远大前程，是目的。你的关于合作契约的论述，我同样认同，然而在我那里几乎不是论证的结果，那是我在思考社会人生意义时的“附属产品”，是不证自明的东西。
现在很多关于社会政治的言论，在我看来，大多都脱离了个体的生命。如果说鲁迅们把矛头指向“国民”，那么现在很多人指向了“政府、制度”。这是两个极端。
而且我认为矛头完全指向政府、制度，危害可能更大。一是政府制度并不会因此就能改变多少，这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很多人就因此而陷入绝望；二来这是一种“迁怒”。政府、制度好了，我们就能过上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了？人们不反求诸己，却想着“革命”，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建立的新秩序和制度会比现在的好。压迫者是没有人性的，同样，被压迫者也是没有人性的。能否走出压迫呢？这在你是可以称之为“狱间转移”的。
海量的、与政府对着干的信息把中国确实发生了的进步给淹没了。即使这种进步被很少数所看见，也不再那么使人信服。这是我之所以悲观消极的另一个原因。
关于《集中营》一文，使弟想起曾以人生比作笼子的思考。我把人生的诸多困惑喻为大大小小的笼子，我以打破、逃离笼子为乐趣。这很与你的集中营是用来逃跑、摧毁、与之游戏相似。当然，这乐趣不会结束，因为人生是一个超大的“集中营”，有无数个“笼子”供我打破摧毁或与之游戏。所以，倒不必担心有一天集中营或者笼子没有了。
当然，我对兄“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也很认同。只是没有太多体验，想来以后是要多学习“传统”的，从传统中寻找自信，而不至于在大量垃圾信息中迷失方向，丧失了“第六种自由”。
总之，我是感谢你的。我想，从此往后，我必会减少不必要的自我烦恼、杞人忧天。努力地培养自己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努力地“爱我一生一事”。“这‘一生’，自然是我自己的‘一生’，人应该为自己生活。”而这“一事”是我目前从事的工作。兄若有意，可以搜索“新教育实验”相关内容，弟是《新教育简报》的编辑。大千世界，能与兄相遇，自然感到“让人生这原本平凡而孤寂程旅，顷刻间变得如此赏心悦目、光彩照人”。
我还是可以积极乐观！
弟今年二十四，江西九江修水人。兄是江西人，我感到很自豪。亦知兄是“农村孩子”，且不知老家何在？可否告之？这是后话了。弟会细读《思想国》，会关注你的博客，有心得体会和时间再与兄交流。
祝好！
弟余春林敬上
2007年10月2日凌晨4点草就
之五、大多数时候，我只能和自己的内心交谈
熊先生，你好，请谅解我冒昧地给你发邮件，我猜想你一定很繁忙。不过我想给你分享我自己小小的一点喜悦。可能你不记得了，去年我曾向你讨教过有关怎样投稿的问题，当时我之所以向你请教，是因为我特别渴望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能够印成铅字传播。当时我对写什么样的稿子，一无所知。不过我听了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这个建议可能你也不记得了，你说我可以尝试把自己在网络上写过的文章，再补充的更加完整一些。这几个月我一直坚持将自己的很多想法记录下来，不管是完整的，还是零星的，关乎生活，还是关乎政治的。我在《中国社会导刊》的随笔发表了三篇文章，我也试图给联合早报网寄信，被发在了早报网的读者来信中（写有关邓小平的内容）。这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小小的喜悦，回想去年向你提出问题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印成铅字，得到发表。只是现在的喜悦已经不是那时想象的那样，一来发表的媒体并不算好的，二来自从有文字印成铅字后，我开始考虑我的每一句话是否出自内心，是否不偏颇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先前的喜悦被冲淡了。
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也要谢谢网络），你的文字对我影响很大，一是思想上的，二是笔锋上的。以至有时我会刻意地不用你的某些语言方式去进行写作，我希望能够拥有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文字，不过如今我所经历的仍有限，仍然很难克服在文章中去发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长篇议论。
我已经大三了，还有一年即将毕业，在这个时候，我所焦虑的，是即将失去完完全全的、自由宽阔的阅读时间，我甚至没怎么考虑过工作之类的事儿，我不知道以后是否会为了生计，而消耗掉我大量的阅读精力。我想到的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事媒体，我大一时，便立志做一名记者。而你的经历，常常给我一些鼓励，其中这一段对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多少年后，我一定不会忘记，某年的某一天，我带着一个面包一瓶凉水，夹一把雨伞，在这座西部小城孤独地行走了六个小时后，对Fnac书柜的小姐说：我太累了，我几乎找遍了全城所有的书店也没有找到我心爱的“Jean Christophe”时的情景。（《寻访罗曼·罗兰》）
我是在寝室，凌晨两点左右读到这段话的，当时我躺在床上，背后是一盏台灯。我们学校周围有很多卖报刊的地方，不过没有一家有《南风窗》出售，很多时候，我必须坐近一小时的车到市中心，去买这本杂志。我一直很渴望在某次回学校的公交车上，能碰上一位在车上读着《南风窗》或是《财经》的人，我会主动与他攀谈，可惜至今未能遇到。大多数时候，我只能和自己的内心交谈。
今晚不知怎么，我突然想向你写些什么。可能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也时不时的有这样的冲动。最近的一次冲动，可能是在我又一次看完《窃听风暴》之后，我也不能解释这究竟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行为，就像电影《飓风The Hurricane》里，那个给丹泽尔·华盛顿写信的黑人小伙子一样。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我所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
为此我会偶尔感到幸福。
祝熊先生安好。
赖捷
2007年5月20日凌晨4时
之六、途经思想国
今日上午去北大附近采访，访后暂无事，进风入松买了几本书。其中就有熊培云的《思想国》和邓广铭的《陈龙川传》。
这两本书的作者，时间跨度有七十年之久。但是两本书让我同样感动。
邓广铭先生为宋人陈龙川所作的传记自序中，劈头就说，“翻开南宋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屈辱到令人气短的画图。”为什么呢？“生在那个时代的人群，江南的土著以及由中原流亡到江南的士庶，由于高宗的委曲求全，虽得免于遭受异族的侵凌压榨，而异族的威势，却依然通过了这小朝廷的当轴者，照样，或且更加甚地，使他们受着侮慢、掠夺和迫害，而过着痛楚艰难的日子。按道理，这些受着折磨的人群，是应当能从这些灾难中受到一些教益而返转来使得时代改观的，不幸他们竟无所得：没曾激发起他们的坚韧的抗拒力和悲愤的同仇敌忾之心，甚至连一份敏锐的感受性和观察力都没有磨砺成功。在最该警觉清醒的时候大家却都沉沉入睡了。”
南宋之沉寥，不过如是。而今日世人之犬儒，比之南宋，实无不及。
因此，熊君培云的这本《思想国》就显得越发珍贵。他是一群不甘于时代之沉寂者所发声音的代表作。
《思想国》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这从帕斯卡尔那里借来的话，像漂浮在荒唐时代中的一叶小舟，在犬儒当道、物欲鼎沸的汹涌激流中飘飘荡荡。我知道熊君的艰难，正如我所寄身的媒体所规定的限度对我行文的限制一样，熊培云的思想之舟，亦必在各种规制中穿行——可是，他竟然穿过了，以一叶轻舟之迅捷，也以一叶思想闪电之轻飏。
读熊培云的文字，时时感到一种亲切。这亲切感一则源于同为调查记者的阅读惯性，一则源于文字背后如稠酒般浓烈的人文感觉。比如某篇文章的结尾，“阵阵西风之中，那一刻，我泪流满面。”笔法虽煽情，眼泪却是真实的。
在这块几乎可称无垠的阔大土地和寂寞广稠的人群之中，又有几人为着这莫名的家园之悲，流下过几行清泪呢？
当宋人陈龙川所生之际，身丁时艰，目所见，耳所闻，都好像芒刺在背一般，使他放不开、忘不掉，忧心忡忡，惟求“以其所学，救其心所危的局势。”在陈氏看来，既然生为那时代的国民之一员，那国家民族的兴亡休戚便与之息息相关，这是份内事，是无可旁贷的责任。
《陈龙川传》是邓广铭先生1936年在北大历史学系毕业时的论文。写此论文时候的邓先生时年二十九，尚可称为青年。但彼时邓先生笔力之雄沉，眼力之超拔，都超过了一个青年的视野，而具有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无怪乎邓先生的指导教师胡适对此文亦连连称赞，也无怪乎数年之后，当历史学家夏丏尊搜集了关于辛弃疾的大量史料而欲为辛弃疾立传时，读到邓广铭新出的《辛弃疾传》，从此不再谈辛氏文章事。不仅如此，夏先生更将多年来搜集之史料，一并寄往邓广铭处，以作嘉勉。
那么，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为什么能使得人们如此感动？
邓广铭所写此文的1936年，正是日本人在“满洲”横行、欲大步入侵内陆的年岁。主和的声音如汤如沸，官僚沉弊如火如荼，而英俊们却下沉了。邓先生发而为文，岂独为宋人陈龙川一悲而已矣！是以，此种穿越时间的精神骨骼，自由思想的权利主张，自然也是邓广铭先生借前人故事，浇自家块垒的“了解之同情”的产物。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熊培云这本小书在我心中所激起的波澜了。下午读书的时候，本在北大百年讲堂之后的校园咖啡馆内，耳中所闻与目中所见，竟全然是一片英文韩语的唧唧哝哝。多数学生在此喝咖啡、读书，大半不过是为未来跻身显贵而铺就的晋身之阶。在向物质主义迈进的浩荡洪流中，一个思考人的尊严的思想，显得多么的寂寥而不合时宜。但熊培云最可贵之处还不仅在于这里。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我们时常责怪一个人懦弱，但是懦弱有什么错呢？无论是在极权还是在暴民政治时期，与其说是人们的一项处事抉择，弗如说是一项权利。他为生活于乱世之中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与他恪守“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教条一样，他这句低调的有着万千“同情之了解”的消极自由宣言，是我赞同他，并想与之同行的最大理由，也是促使我写成这篇小文的主要原因。无他，没有立基于伸张个人权利的自由，必然是虚妄不实的，而此种伸张，实为从柏拉图的专制理想国走向自由思想国的必经之途。
刘彦
2007年4月4日
之七、我已入籍思想国
我已入籍思想国，那个《九三年》里蓝军司令戈万说的思想共和国，那个熊培云先生创建的思想国。
这里的人不会生绝对真理病，他们说“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
这里的人不会朝猜疑冷酷的方向走，他们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这里的人不会以国事为重，他们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里的人“通过知识寻求解放”，他们“年老而勿衰”，他们彼此皆兄弟，每个人都有一双认识知识的眼睛。前段时间，我已在思想国内小住，闻闻思想花，看看思想文，还有会会思想圆桌内到访的主人的好友。
柏拉图也会偶尔到访，他来打击思想国的幸福自由，他布道似的说：“一刻也不能没有领袖。”但是，他总要悻悻然回去。他可能碰到卡尔·波普尔跟他说：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他可能碰到胡适跟他说：凡不承认异己者的人，就不配争自由、谈自由。我很高兴，我找到了那么处地方，可以无所顾忌的容纳我，可以没有势利和阶层，作为思想国公民并不需要护照和身份证，只要你有人格；思想国没有国界，因为你的灵魂指引了你的方向。
我很高兴，我有了国籍，今天，我很高兴。
思想国公民笑寒感言
2005年12月31日
注释：
[1] 作者注：本文已收入《自由在高处》一书，为避免重复，本书再版时未再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