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8日，萨缪尔森·亨廷顿先生走了。一个在美国乃至世界响当当的学者，在他81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在哈佛执教五十余载，人们会记住亨廷顿的许多美德。有文章说，亨廷顿大部分的学术灵感来源于课堂之上。而且与许多教授不同，亨廷顿更看重为本科生上课。在他看来，研究生的脑子里已经塞进了太多的术语和条条框框，不大敢于挑战教授的观点，而本科生则少有这些束缚，只要你不限制他们，他们完全可以信马由缰，信口开河。所以在课堂上，亨廷顿会留出许多时间倾听学生们的讨论与发言。这种鼓励思想碰撞的开放式教育有利于人才的培育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他的学术著作或者政治评论，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文明冲突论”。只是，该学说与亨廷顿的开放性课堂相比，似乎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1993年开始，亨廷顿发表系列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出于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所造成。该观点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9·11”事件之后，许多原本反对他的人也转而称赞他神机妙算。
与此同时，十几年来有关“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文章也早已经汗牛充栋。人类既会毁于对过去的彻底遗忘，也会死于对未来的无端想象（或者恐惧）。著名的“俄狄浦斯悲剧”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摧毁人的生活的故事。
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写道：“传说中的俄狄浦斯杀了他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这是一个预言的直接结果，这个预言曾使他父亲把他抛弃。所以我建议把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或者更一般地说，某条信息对该信息所涉及的境况的影响）称为俄狄浦斯效应。”在波普尔看来，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
预言如何自我实现？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家银行，尽管它的资产流动相对畅通、经营状况良好，但是一旦有足够多的储户相信了它已无力偿还存款的谣言，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储户疯狂挤兑，并最终导致该银行破产。同样的道理，假如某个地方的报纸电台说当地明天要闹油荒，而且大家信以为真，今晚都去加油站排队加满油，那明天当地就真的要闹油荒了。这时候你不得不相信，恐惧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导师，而且为人类指导着具体入微的生活。
有个笑话同样解释了瓦兹拉维克说的因果倒置：一个推销员来到乡下，对当地人说，你们得买个防毒面具。当地人不明白，说空气这样清新，要它干什么！没多久，附近盖起了个工厂，许多有毒气体从大烟囱里冒了出来。于是大家找推销员买防毒面具，称赞他的预言准。当问到冒烟的工厂生产什么时，推销员说，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信本意是在提倡各种文明间应理解宽容，但在解释文明冲突时未免夸大其辞。当它成为学界与政界的摩登理论时，危险便现身了。一方面，下流政客会拿它来掩盖不三不四的政治，老百姓会不明就里地上街或远征，防毒面具从此热销，俄狄浦斯悲剧也从天而降。
宏大叙事之所以常常制造大灾难，在于它将各类矛盾装在一个筐里贴上标签发酵，忽视细节，制造了幻象。现实中的塞浦路斯绿线，不过是历史上的柏林墙的延伸，是相关国家利益抉择的路线图，而非文明冲突论可以概括；同理，两次海湾战争，如同发生在伊斯兰国家间的两伊交恶、建立于“异教徒国家”的土以军事联盟以及信奉东正教的希腊同情巴勒斯坦人一样，都是国家利益抉择的结果，不可以简化为文明或宗教冲突，从而在客观上挑起族群对抗。在我看来，世界上有的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对于美伊、欧盟及整个国际社会来说，为避免悲剧以“自我实现预言”的方式实现，世界各国应淡化文明冲突论调，以更开放的心态实践国家理想。处理国际争端，不可囿于某种理论或主义，而应从小处着手，本着合作宽容的精神，一点一滴地改造重塑。
社会学家托马斯夫妇在《美国的儿童》一书谈到一句富有哲理且被广泛引用的话：“如果人们将情境定义为真实的，它们在结果上就是真实的。”基于这句话，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其概括为所谓的“托马斯定理”，并据此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一说。关于这个理论，中国有不少老话更容易理解。比如算命先生说的“心诚则灵”——这个花招使算命者的责任完全转移到被算命者身上；又比如“怕鬼鬼上身”，如果一个人整天提心吊胆，怀疑周围有鬼，那么他迟早就会被存在于心里的鬼活活吓死。
Palo Alto学派的著名心理学家瓦兹拉维克博士在《制造的真实》一书中提出“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这个概念：一个微小的可能性浓缩成一个“似是而非”，这个“似是而非”想当然地变成“现实”，这个“现实”再转化成可以引发灾难性后果的“恐怖”，倒果为因。瓦兹拉维克举例说：某年加利福尼亚报章说汽油将短缺，于是当地人疯狂储油，一夜之间便造成了短缺──原本不会发生的恐惧变成了现实。按照瓦兹拉维克的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当文明冲突论变成一种流行，当人们把对现实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也得造出冲突来。世界历史上不乏小事变成阴谋论，直至酿成大悲剧的事件。冤冤相报，恶性循环。很多时候，人类苦难与悲剧就是这样被一层层解释出来的。
事实上，那些具有概括性的理论，在“综述”世界的过程中通常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一个著名的说法是，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么你看到所有的问题都是钉子。一旦“文明冲突论”成为人们分析世界、对号入座的工具，那么发生在所谓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冲突，都可以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了。更糟糕的是，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几度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亨廷顿先生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非闭门造车，他部分解释了现实中的某些冲突与争端，他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当文明冲突论成为具有进攻性的理论武器，必然激化似是而非的矛盾。
以土耳其为例，从1987年开始，土耳其申请加入欧共体，等到人老珠黄，至今也没有获得谈判的资格。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土耳其是个可以让人尊敬的国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为了融入欧洲大家庭，土耳其通过了包括废除死刑、保障言论自由等一揽子改革方案。然而，欧盟国家不断打击土耳其欧化的热忱。
欧盟为什么要拖？从法国主流媒体的争论上看，问题主要在土耳其的伊斯兰国家背景上。如我在《先行者欧盟》一文中指出，欧盟惧怕土耳其成为伊斯兰木马，导致未来欧洲出现“月亮走我也走”的被动局面。欧盟的这种担忧，暗合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2004年4月29日，希拉克在庆祝欧盟扩大的记者会上再次大泼冷水，土耳其至少需要“10到15年”长期谈判。此前，德斯坦也曾表示：尽管欧洲很需要土耳其，但如果土耳其加入欧盟，将意味着“欧洲的终结”。德斯坦的理由是，土耳其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主要原因仍是土耳其是伊斯兰文明。我在巴黎的时候，这位哈佛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时常跑到法国媒体上继续推销他的“文明冲突论”，同时不忘为他的新书《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做广告，将文明冲突论引向美国国内，认为一场文明冲突正在美国本土上演。
现代土耳其由凯末尔按照西欧国家社会模式创建，实行政教分离，同时保留伊斯兰文化传统。近百年来，土耳其积极脱亚入欧，内政外交双双“西靠”，民意显示，现在80%的土耳其人要求加入欧盟。但是，在融入西方的同时，土耳其并未完全放弃其在亚洲尤其是中亚突厥语国家和中东地区发挥自己的影响。尽管立国之父凯末尔摒弃了泛突厥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不谋求历史上的领土范围，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泛突厥主义者认为这是建立“中亚突厥语国家共同体”的大好时机，土耳其不自觉地实践着一些大突厥民族主义思想。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旦土耳其西游未果，定会东上梁山，在中亚地区“聚义”当首领。中亚情势倘循此发展下去，对于整个亚欧大陆来说，将是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欧盟的“文明冲突论”在客观上制造了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土耳其将成为未来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不同的文明是否能够和平相处？在这里说一点我生活中的细节。记得有一年，我在广州出差，看着满大街拥堵的汽车，我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中国的汽车车牌，也许是融合世界几大文明的最经典范例呢。
现在假设现在有这样一个广州车牌——“粤ABC123”。在这里，首先“粤”是一个汉字，属于中华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代表着东方文明。“ABC”是字母，它来自于欧美，属于西方文明；至于车牌后的数字“123”，众所周知，这是阿拉伯数字，源于印度与早期阿拉伯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属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它们不是相处得很好么？如果你不去用“文明冲突论”“诅咒”它们，不惹事生非地对字母、数字或汉字中的任何一方说坏话，找它们“潜在的敌人”，它们就会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能够诅咒人类命运者从来都是人类本身。而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不过是其中一个分支，或者源流。如果在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不断的融合中消除“不文明”，而非将这个完整的世界像切西瓜一样分成两半，然后指着东边一半西瓜说，西边那半是你们的敌人。明眼人知道，如果这里真有“文明的冲突”，那也是发生在西瓜与握西瓜刀的那只手之间。
文章结尾，有必要补充一下我刚刚知道亨廷顿先生去世消息时的第一感受。不瞒您说，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人世间最真实而最亘久的“冲突”，是在人的生与死之间，而绝不是文明之间。
200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