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声音从来没有沉没
《人民日报》最近接连发文，希望当权者能够倾听“沉没的声音”。文章称这个表达的“黄金时代”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并且站在权利的高度特别强调，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尽管我对“黄金时代“的说法有些存疑，但从媒介史的角度来说，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我们这个时代所获得的进步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当社会为此呼吁欢呼雀跃的时候，我也毫不怀疑，作为中国最高一级党报的《人民日报》，其所释放的信息具有进步意义。
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实在没什么好激动的。因为这些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在重申这个简单的道理，每个人的声音都十分重要，都应该被倾听，因为这些声音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社会理性，也是权利诉求，是我们所有幸福的源泉。而当我们回望历史，辛亥革命忽忽百年，至今我们仍然在努力说服某些当权者需要倾听“沉没的声音”，仍在努力争取“舆论权”，这样的进步，又实在难以让人恭维。
对于什么是需要被打捞起来的无效表达、“沉没的声音”，《人民日报》作了简单概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是“说也白说”。
前者是现代传播意义上的困境，伴随着媒介的日益发达，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什么也听不见，尤其在自媒体之后，人人都急于表达，而不是倾听。当然，这一点本也无可厚非，在平等主体之间，在一个倡导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不仅有说与不说的自由，而且也有听与不听的自由。至于后者，“说了白说”则有另一层追问，言下之意，有些意见表达，绝不能“说了白说”。
而且历史与现实也无数次证明，当一个社会的理性声音、权利表达被隔离，被贬斥，这个社会将会因此走许多弯路，甚至造成大量无谓的牺牲，而这一切，都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
举例说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高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著名农学家董时进曾经提出激烈的批评，此声音世所罕见。他说，“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以国家为唯一雇主的人民公社制度，从本质上说也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董时进从而预言，这种集体制度一旦实施，将来一定会惹出许多乱子，并在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
我是多么希望董时进是错的，然而历史无情的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如你所知，其后中国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而且在其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彻底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
而董时进的声音，在当年无疑是一种“沉没的声音”，因为在那个时代，革命的激情压倒一切，客观上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在只有一种权力、一个目的的条件下，任何其他声音都有可能成为“沉没的声音”，准确说，更多是“被沉没的声音”。
任何崇尚理性与文明的社会同样都会坚持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即民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而当权者有义务倾听民众的声音。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仅仅是有义务倾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在人们争论或者倡言当权者需要倾听“沉没的声音”的时候，我更想强调的是，作为民意执行机关的政府，不仅要倾听反映民意的声音，在关键时候更需要服从。
为什么有此感慨？想想你已体会了多少次“说了白说”就心知肚明了。
从物理上说，任何声音都是有可能沉没的。但就那些体现了民生、民权等诉求的声音，真的沉没了么？没有。那些直指今日中国种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声音，真的沉没了的呢？没有。是的，我敢说今日中国任何关键的声音都没有沉没。
当房价一年年高涨政府却在每一次调控中白得好处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推土机肆无忌惮推倒民宅逼人自焚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城管残暴地驱赶自雇谋生的小摊小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网管一次次删除你辛辛苦苦写好的帖子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有毒食品一次次考验我们对卫生监管部门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冷血的人举着屠刀冲进幼儿园屠戮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失去底线的警察跨省追捕一位无罪公民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我爸是李刚”里的李刚涉嫌刑讯逼供致王朝蹲冤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钱明奇终于失去维权信心而点燃炸药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当有青年才俊、社会栋梁愿意挺身而出，“让选票与炸弹赛跑”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没有沉没……
社会每天都在预警，都在说话，都在言明自己应得的权利，都在助推进步的方向。东南西北，从早到晚，相同的牵肠挂肚，相同的主张坚持，潮落潮涨，此伏彼起。
我敢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关键的声音是真正沉没的。
几年前，我便一直反复强调，今日中国缺的不是民意，即这里的声音，而是缺民意的执行力；中国少的不是民声不被倾听，而是民声不被服从。有人说，当国民的声音被沉没，我们将会面临灾祸，而我要说的，国民的声音被沉没，本身就是灾祸。而我对这个国家之所以抱有热忱的希望，就在于即使民声不被倾听，不被服从，民声也没有沉没。我们的声音从来没有沉没。
2011年6月
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
超女既出，万人空巷。2005年，没有什么比“超级女声”更能吸引中国来自各个阶层的亿万观众。“我的快乐我做主”成为这一时刻的伟大坐标。昨夜，这一场漫长的“快乐总动员”终于落下帷幕。李宇春获得了年度三强总决选冠军，周笔畅、张靓颖分获亚军和季军。应该说，胜出的不只是其中某位超级女声，还有一个开放的社会。
数月来，超级女声成了人们茶前饭后热烈讨论的话题，所谓有井水处，皆有超级女声。赞许者甚至从中看到中国未来民主宪政的群众基础，超级女声同样被视作草根民主政治的发端；批评者则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恶俗的炒作，更容易误导青少年。
显然，超级女声的魅力并不在于“政治正确”，而在于它为人们带来快乐与希望。超级女声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快乐的舞台精灵何洁、有薰衣草般笑容的李宇春以及天使在唱歌的张靓颖，还让人看到了“一跪惊人”的“红衣主教”甚至半老徐娘，在个性饱满的张扬背后，其更多的内涵是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即使是那些被所谓“公论”视为“丑陋者”，只要不干涉他者的自由，她们都有在阳光下自由行走与跳舞的权利。历史证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每个人能真实地代表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人民与国家中的一员。一个人少了一份笑容，这个民族与国家就少了一份笑容。只有每个人以己之喉舌，唱出心底的歌声，才能真正唱出国民之声。
应该看到，所谓“恶俗”在很多时候同样是新风之开端。任何日深月久的社会，都有可被抛弃的积习。那些不被新时代认可的价值，会随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的到来而发生改变。正是这种聚沙成塔、滴水穿石、润物细无声的努力与成长，在不经意中将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合理，更加有声有色。
“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这不仅说出了超级女声们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也是中国人的生活宣言。“我的快乐我做主”就是“我的生活我做主”。换言之，今日中国人的生活，理所应当地由每一个中国人自己做主。中国人的幸福之声，就是要从每个中国人的喉咙里发出，它是原汁原味的生活之声，是追求自由幸福的声音。
瓦尔特·本雅明，被称为“欧洲真正的知识分子”、流亡思想者。在1925年的那不勒斯旅行中，本雅明由城市多孔性结构看到了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渗透，指出“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是无处不在的”。归根结底，开放的社会是多孔性的可以互相流动的社会。
总结一个开放的社会的特征，法国电视台经济记者弗朗索瓦·德克洛赛在1982年写道：“一个好的社会，关键要看流动，人们‘能上能下’。老总的儿子，当上了工人；律师或技术员的女儿，回到祖辈的农场；医生的孙子谋份警察的差事……理论上，一切应该从零开始。”
抛弃偏见与俗制，一切从零开始。事实上，超级女声之所以能带来万人空巷的盛况，正是因为它为观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虽然它并不至真至美，但是借此人们可以在一个相对透明与公平的环境下，见证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孩，从名不见经传到一夜间造就无数自称“玉米”、“盒饭”、“凉粉”的歌迷。一方面，超级女声们凭着自己的天赋与不懈的努力，通过海选与一轮轮晋级与PK，赢得鲜花与掌声；另一方面，同样有许多优秀歌手可以自信地笑在鲜花与掌声之外。前者证明中国正在赢得一个开放的社会，后者证明中国人正在赢得自我，学会自信地坚守自己的价值。
早在一个月前，有评委在谈到超级女声时指出，内心纯洁的人前途无量。诚然，中国未来之伟大，在于我们有了今日中国经济的起飞，它同样有赖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正在形成。未来中国的强大，就在于在那里充满了富有个性的、强大的女声与男声。他们在透明而开放的社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并因此获得更多的来自社会与人生的奖赏。有理由说，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无限期许，更多缘于我们心底的自信与坚持：超越五千年的困顿与磨难，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
（2005年8月27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同发社论）
中国应该向中国开放
大家好，今天这个题目是“打开——中国走向世界还是世界走向中国？”题目虽然好，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讨论的。作为价值判断来说，我相信台下的大家和台上的大家会有一个共识，即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也要走向中国。而且历史也已经表明，中国如果不走向世界，世界也会走向中国。
对于今天这个场地，我也很有感触，因为以前在台上光特别亮的时候，我们在上面看下面是黑压压一片，但是今天的会场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多中心的会场。我看到在座的大家也都在有光的地方，这是我看到的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情，这也表示后面的交流也会是一种自由交流的状态。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最有希望的还是寄希望于一种自由交流的状态，而非互相强迫或者征服。
作为价值判断，中国应该走向世界、世界也应该走向中国。但是作为事实判断来说，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还不是完全开放的中国，不光是有伟大的政府，还有“伟大的防火墙”。而且相对于世界来说，世界也不是完全向中国打开的。这有各方面的原因，同样是一个国家，比如美国在世界各地他们可以免签证，但是能向中国免签证的国家和地方就非常少，而且官方护照才好一点，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个世界也不是完全打开的。当然，中国早已经不是今天的朝鲜那样极端封闭的国家，不像电影《北逃》揭露一样，有那么多因饥饿而外逃而被射杀的悲剧。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开放的世界或者要建设繁荣的社会，它必须是开放的。说到美国，以我的理解它的打开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有条件地向世界打开，它有移民政策，会把世界各地比较优秀的人才吸引过去，这是向世界打开的一部分。但是我也注意到，美国的繁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不光是向世界打开或者有条件地打开，而且还向本国国民打开。讲到这儿我可能有点跑题，但是既然是以开放性的话题来谈开放，我尽量跑题说，以符合开放的原则。
在今年5月份，江西抚州有一个钱明奇的案子，炸市政府、检察院，这一天我发了微博，我说这一天的中国发生三件事，一是朝鲜的金正日访问中国，中央政府以最高规格接待金正日；二是一些网络上的青年才俊，他们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资格竞选人大代表；三是钱明奇炸政府。我说这几个剖面似乎代表中国未来三条道路：第一条是政治国家（上层）拥抱朝鲜，第二条是公民社会（中间阶层）拥抱欧美，第三条是底层民众投向阿富汗。
昨天晚上我听梁文道兄说起最近独立候选人的情况，他用了一个词“全军覆没”，开始以独立竞选要参加选举的陆续退出，没退出的，据说投票的时候是警察帮到场的居民投的。这第二条道路被堵死。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说世界向中国开放还是中国向世界开放，而是中国要向中国开放。
前几天刘瑞琳女士给我看了一本书，讲民国时候开放社会的一本书，说一个国家从开放社会走向封闭社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因为政府不断地塑造人民，让他们跟着政府节奏走。今天的中国不一样，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或者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半开放半封闭的社会。在这样的时候，其实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因为他们也在不断地塑造政府。我们今天的希望也是通过讲座、通过写书、通过日常的交流、通过写微博不断地促进政府的改造，来促进社会新的观念的形成，这种开放用“理想国沙龙”的口号来说，也是我们借助这个开放来“想象另一种可能”。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1年理想国沙龙上的演讲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