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大了，什么鸟都该有
教授接受采访时该不该收费？近来讨论已趋热烈。据报道，外交学院的部分教授不久前搞了个“说还是不说？不给钱就不说！”的统一战线，要求记者支付一小时200元的采访费，否则拒绝接受采访。
本文首先要关注的，是教授们的“收费表达”会不会影响中国正在形成的“公共空间”。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不妨先进行一些简单的推理。
我们假设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广场，人们在此各抒己见，议论纷纷。广场的四周是各式各样的房屋。房屋的门窗有的朝着广场，有的背对广场。我们把背对广场的房间称为私有空间，把迎着广场而开的房间称为“可能的公共空间”，而广场则是“绝对的公共空间”，为全民所共有。它们都受到宪政的保护。
接下来，我们假设朝着广场的一部分房间里住着一些知识分子。因此，我们不妨将这些房间称为“书斋”。鉴于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话语优势，我们设定这些房间占有比较好的高度或者视角，以便他们能较好地看到广场上发生的事情。
如上所述，书斋只是一种“可能的公共空间”。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打开他临街的门窗，以自己的知识与思考参与公共事务，对着广场大声说话，或者同意广场上的人们跨进他的书斋来倾听与交流，那么这个书斋便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相反，当他关上门窗，它便成了一个私人空间。比如，当广场上发生暴动，知识分子可以站在窗台上或走下广场，正义凛然地反对暴乱者；当暴乱者胁迫知识分子公开支持他们，理论上，知识分子可以关起门窗，保持自己的沉默权，享受消极自由，并且拒绝“收费表达”的引诱。
需要强调的是，今日世界的大进步，在于人们恢复了自己的直觉与常识，认识到了那些有知识与话语权的人不是真理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只以生产与传播知识为业，而不是生产和推行终极真理。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公共空间至关重要。如果是生产真理，真理拥有者就可以垄断一切，任意标价，并且成为全能主义者。相反，如果是生产知识，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尽可能地接近事实的真相，实现一点一滴的进步，这就意味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知识分子的言说因此便具有了商品的竞争属性。正是这种可竞争性使书斋变成了知识提炼与加工的作坊。换言之，那些“地位高尚”的知识分子，其实不过是临着大广场销售自己的知识产品的普通人。有的产品卖得好，有的卖得差，有的甚至发霉变质。有了些名气、站稳了脚跟的知识分子以逸待劳，求购者络绎不绝；没站稳脚跟的只好站到自家的窗台上，拿着喇叭吆喝，以吸引广场上的眼球与耳朵，以扩大自己的影响。
既然客观上都是一种关于收益的抉择，那些自以为条件优越或初步实现了“自由表达”的知识分子转而搞起了“收费表达”，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也在情理之中。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个体，一个脑力劳动者，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并不意味着他的知识或思想为国家或公众所有。或者说，既然世上有了知识产权这个概念，知识分子的写作通常也不会被列为职务作品，那么他就有理由决定如何自主经营自己的知识。直接收益或间接收益如何，是否“著书不立说”，都是自己的事，也会因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也有人会因此担心，当佣金卷入到这种采访活动之后，会不会导致现有公共空间的质量下降。我想，这种担心应该是多余的。既然警察能够用钱收买线人说真话，我们也没有必要担心知识分子比线人更有撒谎的偏爱，线人说一次假话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同样那些收了银子的知识分子也会因为说假话得不偿失。
中国人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时常含鄙夷之情。然而，我以为，林子大了，本来就应该什么鸟都有，否则就有违物种多样性的自然法则。况且，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林子，多有一些选择，多一些不被理解的“怪现象”未尝不是一种进步。有的鸟唱歌收费，有的鸟唱歌不收费，等有一天收费的鸟没人听了，自然也会考虑降价，甚至赔本赚吆喝；哪只鸟唱得好了，涨成天价了，也颠覆不了日益扩大的公共空间。毕竟，网络时代已经来临，那些由经院和贵族垄断知识与真理的时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2005年6月
数目字统治
若干年前，我曾在中国某个偏远的县城遇到一位爱好书法的朋友。他向我介绍了自己的成名计划：书写一幅千米长卷。我当时的迷惑是，为什么一个人要把精神领域的事当作体力活来做呢？
2005年初的一个中午，我路过巴黎新落成的《世界报》总部。新楼的正面幕墙让我心动不已——整个幕墙设计只有一幅“世界永久和平”的漫画和维克多·雨果关于新闻自由的政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莫过于“Sans la presse，nuit profonde”（若无新闻出版，万古如长夜）。然而，就在同一天，国内某家报纸推出了一日500版的“新闻纸”，目的是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能像中国人那样热衷于“天下第一”。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中国武林多热闹，自然是因为“争霸”与“打擂”的文化。中国学林似乎也不甘寂寞，若要打造个中国式的思想家，便有好事者发明“南有某某、北有某某”或“××第一才子”，将学林变成可以一统思想的江湖。
中国文化传统中多“朴刀棍棒”、“谁与争锋”，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1992年上海成立了吉尼斯中国总部后，吉尼斯纪录在中国立即引起了无与伦比的狂热。近日，甚至有“广州第一人造美女”正式向吉尼斯上海分部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申报理由是，在15个月内全身23处动刀，世上绝无仅有。
应该说，在日益走向开放社会的中国，与别人比试医生在自己身上动了多少刀子，本是个人自由。不过，有关中国人走调的“数字生活”传统着实应该梳理一番。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曾经洛阳纸贵，至少因为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两点死穴。一是作者把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明代风云人物聚集于公元1587年前后，揭示中国盛极而衰的内因之一是以道德代替法律，二是缺少数目字管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建立过一种可以用数目字来进行管理的国家与社会。
黄仁宇此话不虚。以道德代替法律，同样是中国历史缺少数目字管理的重要原因。不过若是有人因此断定中国历史传统中没有“数目字管理”，实在是冤枉了皇上——于道德于法律，古代中国的“数目字管理”可谓简单有效。
从道德上说，从周礼开始，中国便渐渐流行“三从四德”，即“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随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套数目字管理是中国古代妇女管理的宪法，一直沿用了几千年。此外，还有“三跪九叩”，臣子拜皇帝，小官拜大官，奴才拜主子。黄仁宇先生立论批评的明朝就特别注重“连叩三头、重复三次”的三叩九拜。试问天下，哪个国家对国民之膝盖有如此精良的“数目字管理”？
法国发生大革命的时候，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乾隆同样要求对这位外国使节实行“三跪九叩”式的“数目字管理”。据史料记载，当时负责接待的军机章京管世铭曾因中国下跪的“国粹”诗心荡漾：“献琛海外有遐帮，生梗朝仪野鹿腔。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地能使万心降。”中国今日讲英文已成时髦，甚至无一例外地成为区分真假人才的标准。遥想当年，当马戛尔尼先生兴致勃勃地站在中央帝国的大殿之上，清廷所见所想，不过是只迷路的野鹿在叫。
在法律上，中国历史上同样有“数目字管理”。以刑罚为例，最杰出的当属族刑。春秋时中国便开始有了夷三族的酷刑，此后又有了九族（或是虚称）；唐朝开始有“十恶不赦”；到明朝时，明成祖曾在盛怒之下，不顾“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数人同其九族群杀，计八百余人，史称“株连十族”。
不难发现，皇帝老儿这种“数目字管理”很低级，虽然偶有“百”、“千”、“万”等数目，但是数来数去，治国方略中通常只能从一数到十。统治者以“哥俩好”、“八匹马”般的经验与热情，像喝酒划拳一样“弹指治天下”。关于这一点，从传播学的角度也可以解释其成因。由于汉字是单音节字，只要不超过十，读起来朗朗上口，如“一统江山”、“三从四德”、“约法三章”、“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等，有利于记忆和推广。更微妙的是，这些“汉语数字”一经确立，在强力下重复一万遍后便具有了某种先验的“真理性”或“合法性”，成为“汉语数字真理”，使其后对它的解构成为艰难时事。
如上所述，尽管中国历史上不少“数目字”，但是，更准确地说，它并没有形成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管理”，大行其道者不过是“数目字统治”。当然，皇帝老儿治国，未必都是粗枝大叶，必要时亦有精细。以凌迟为例，明时《大明律》据称已细致到要割3357刀。现代解剖学没有从中央帝国横刀出世，委实是老天爷不理朝政，忽略了人间的公平。
笔者之所以认为这种“八九不离十”式的计数方式，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数目字管理，是因为它们远离真正的生活，更剥离了世界的复杂性。在政治上考察一位官员或一届政府的政绩，数字是一个客观参照。但是，如果数字不是从真实的生活与经验出发，而是来自省略或胡思乱想，来自从上到下的政治摊派与“完成任务”，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放卫星”，整个社会不啻是服用了“数字春药”，高潮迭起，甚至具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先生在浮夸风中撰文“论证”亩产十万斤的“科学性”。然而，此时所谓“十万”、“百万”不过是争夺“天下第一”，它和数字本应表达的客观与科学并无关系。当荒诞的历史成为过去，我们今日所能忆起的，不过是举国搞了次“数字马戏”，甚至是一种具有面包功能的马戏。正因为如此，今日中国的“GDP崇拜”引起了许多人的警惕与批评。可以说，只有告别这种崇拜，GDP才真正具有“数目字管理”的意义。
吉尼斯纪录里的“天下第一”，求量不求质，多是通向极端的模仿，而非创造。我以为，中国需要这样一种进步，即让数字还原为科学，还原为人们实现幸福自由的生活的工具，而非吉尼斯式的标榜。今日中国人基于数字之上的“吉尼斯崇拜”，不仅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贫困，同样是对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一种嘲讽。
200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