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惊心动魄的鸿篇巨制——欧洲联合。为避免战争、促进繁荣，若干国家以民主而非战争、以平等而非奴役的方式走向经济与政治的联合。
两百多年来，西学以民主自由为旗帜，将旧世界改天换地。如今，为了建设一个和平、稳定、民主与繁荣的欧洲，“欧洲联盟”关于主权改造的一系列试验，已作为新西学的重要组成，先行一步。在此基础上，有理由相信，主导未来世界的，将是从欧洲深厚人文传统底里焕发出来的刮骨疗伤的世界主义与法制精神，而非美国大兵手中以射程丈量文明的枪炮，更不是近年来全球回潮的极端民族主义。
物竞枪择西方分裂
2003年，西方世界陷入了精神分裂。
就在“9·11”恐怖袭击事件爆发后，欧美同仇敌忾，欧洲民众毫无保留地拥护政府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然而，随着布什主义出台、对伊战争的展开，欧洲人渐渐相信，拉登的恐怖魔法让美国政府丧失了理智。
法国《世界报》总编科罗巴尼在“9·11”事件发生后说：“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这句话道出了当时许多欧洲人的心声，但是一年以后，欧洲人大呼上当：说“我们是美国人”，不过是一厢情愿——在美国人眼里，欧洲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二等公民。他们无权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更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否则就要被骂作流氓、忘恩负义，或者被报复。
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样，美国源于基督文明。不同的是，当欧洲大陆竭尽全力去宗教化，让社会走向世俗与法律时，在美国，宗教却从私域冲向了公域，甚至指导国家的外交，因此有了布什著名的“口误”——十字军东征。
在注重公平与理性的欧洲人看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屡屡错失良机，没有负起大国之责，及时将世界向法制轨道推进，而是过多地诉诸暴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物竞枪择、“挟民主以令天下”。美国人忘了西奥多·罗斯福1917年在纽约“建设性爱国大会”上的忠告：“那些将毁灭美国的东西，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繁荣，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安全第一而非责任第一，对舒适生活的迷恋以及迅速致富的生活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反美，并非源于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好恶或某种宗教伦理上的失控情绪，其反美主要是反对美国的专制，其实质恰恰是捍卫美国的民主价值。从这个层面上看，这种分裂并非根本上的。欧洲人并不否认，美国有着坚定不移的民主制度以及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观，其分歧的主因是这个没有制衡的世界格局，纵容了美国“大棒+压舌板”的外交屡屡上演。
文明样板与政治围城
唯有宽容，才会强大。
2003年7月10日，欧盟制宪会议主席、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宪法草案的撰写工作已全部完成，由105位来自15个成员国及新加盟的十国代表正式签字定案，宣布完成欧洲划时代的壮举。这是继1957年罗马条约之后，欧盟历史上另一部重要文献。从此，蓝天十二星为欧盟盟旗，欧元为共同货币，“在多元中维持团结”定为欧盟座右铭，每年5月9日为欧洲日。《欢乐颂》作为盟歌的象征意义是巨大的，它揭开了一个新时代，从此代替了那些嗜血的国歌——“用敌人的污血肥沃我们的田野”。大家欢聚一堂，但拒绝“老调重弹”，要“消除一切分歧”，在欢乐的光辉照耀下，“同生共死好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
德国外长菲舍尔这样表达他的欧盟理想：欧洲是我们的未来，德国是我们的家乡。关于这一点，欧元硬币作了很好的解释——它由欧元区各国铸造，所有硬币正面都铸有欧洲经货联盟的标志，反面则是各国的图案。它表明，欧盟各国，在政治经济统一的基础上，都应该保持文化独立，使文明与传统不因此受到伤害与剥夺。
虽然欧盟向人们展示了远大前程，但它常被看作围城。对于时刻怀念高老庄幸福生活的“八戒国家”，欧盟的盟规是“来去自由”。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治国方略》一书中将成立欧盟称作“愚蠢至极”，英国应尽快退出欧盟大多数关键协议，避免与纳粹源头的欧洲大陆同流合污。撒切尔夫人在书中说，保守党有朝一日收拾旧江山，应当从根本上重新讨论与欧盟的关系问题，退出欧盟在防务、外交政策、农业和渔业等方面的共同政策，并重新掌握自己的贸易活动。英国的财富、军事力量、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大量的鱼类资源说明欧洲“需要我们远远超过我们需要欧洲”。这位雄心勃勃的英国娘子相信，只有退出欧盟，日不落帝国才能重见天日。在欧盟制宪大会上，许多代表要求欧盟的外交政策应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欧洲不应继续做一个侏儒，有关伊拉克战争的痛苦经历不应再次发生。”然而，恰恰是出于这个原因，英国人担心，一旦加入欧盟，便意味着英国人从此要做政治侏儒。
诚如有学者所说：二十世纪英国赢了二战，却在过去五十年间输掉了欧洲；法国输了二战，却赢得了整合欧洲的主导权。在欧盟问题上，英国一直是进退两难。一方面，英国绅士不想屈尊于法德，另一方面又害怕在法德的核心化运动之下，从此远嫁大西洋，成为欧洲的异乡人。为了避免失去自己在欧盟的地位，为了不让美国抛弃自己，英国成了国际政治中的“双料特洛伊木马”，一直把美国当同盟，把欧盟当保护伞。英国既是海洋国家，脚踩两只船倒也顺理成章。
虽说“来去自由”，一直被视作美国过河卒子的土耳其，却只能在欧盟城门外安营扎寨。从整体上看，尽管在制宪上欧盟已充分强调政教分离的特征，欧洲人对土耳其穆斯林文化（已实现政教分离）的认同却大打折扣。反对者认为，土耳其具备入盟条件至少还要15年，而土耳其则指责欧盟毫无诚意，搞拖延战术，吾人因此虚掷了四十年光阴——更令其气愤的是，“黑发人熬成了白发人”，连个相亲的机会都没给。
去年初，法国《鸭鸣报》以漫画形式对土耳其进行了抵制——在土耳其加入欧盟后，欧盟盟旗十二颗星星中出现了一个月亮。欧盟担心，土耳其人口出生率远高于欧洲诸国，一旦入盟，只需一代人的时间，以穆斯林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土耳其将成为欧盟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害怕有朝一日在欧盟中出现“月亮走我也走”的局面，德斯坦曾毫不隐讳地表示：“土耳其加入欧盟之日，就是欧盟死亡之时。”
如果把欧洲联合比作西天取经，在前仆后继的众多唐僧中，德斯坦算是深谋远虑的一位。而唐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取得真经——回到梦里唐朝。
欧盟深处的隐忧
宗教战争、王位继承战争、争夺领地战争、民族独立战争无所不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若想重温战国史，只需去欧洲走一趟。彼时欧洲群雄逐鹿，群寇逐鸡，邦国林立，苏秦满地。事实上，两百年前拿破仑皇帝横扫千军的作业，在两千年前的东方，卫国民营企业家吕不韦就教他孩子做完了，并且发行了当时的“亚元”——秦半两钱。以天下分合论，从黎塞留、拿破仑到希特勒，直至和平年代欧洲一体化的政治诉求，便是要让欧洲上升到秦朝的某种境界。
两次世界大战、两个超级大国催生了欧洲联盟。如果说其初衷是为了避免战争，现在更多的是男儿自强。欧盟的目标是，在世界各地，能有自己的声音，包括在美国总统面前享有持不同政见而不被秋后算账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总统比独裁国家的皇帝更在乎国际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总统在家什么也不是，饱受选民讥苦，因此要在国际社会争面子；而皇帝在家朕即国家，可以不太在乎出国可能什么也不是。
欧盟得到壮大是毋庸置疑的。目前的欧盟有15个国家、3.5亿人口，如果再加上南欧和中东欧的10个国家，就将发展成拥有25个主权国家、共4.5亿人口的庞大联合体，所有这些国家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为9万多亿美元，接近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让美国不可小觑。按照拟议中的“东扩”和“南下”计划，未来十五年内，欧盟成员国将可能扩大到30个。包括法德在内的一些欧盟国家担心，现在15个国家干不了的事，将来30个国家更不好办了，所以要有一个“核心欧洲”。
美国并不在乎欧洲人“梦里回到秦朝”，但如果想“梦里回到唐朝”则万万不可。中国近年来嚷着要建设成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引来了美国的“中国威胁论”，问题就出在这个“强”字上。所以美国想尽办法遏制中国。你可以富，但绝不能强，这是主导美国国际政治的圣经。美国对欧盟的政策，亦不过如此。最完美的欧盟是市场化的北约，若要搞独立防务，华盛顿就想亲自任命个总司令。美国要竭尽全力维持“一核独大”的政治地位。对欧盟去核化，可以当作美国“核不扩散精神”的另一种解读。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在欧洲牵绳子，策动了英、西、意、荷、葡及波兰等东欧各国与法德唱反调，视欧盟1992年签订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如废纸一张，说到底就是要去除法德等国的“核威慑”与“核捣蛋”。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纷纷提出了“回归欧洲”的口号，美国也对此积极鼓励。由于这一口号符合欧盟的战略利益和根本目标，欧盟便向这些国家敞开了大门。不过现在，不少欧洲人怀疑美国别有用心——想派“特洛伊驴子”使欧盟瘫痪。
波兰是中东欧国家领土面积最大者。至2003年为止，波兰的人口总数近4000万人，比其余新加入欧盟的9个会员国人口总数还多。后冷战时期，急于融入国际社会的波兰，在美国主导下成功加入北约，并将于今年5月加入欧盟。“9·11”之后，波兰成了美国“坚定的伙伴”。让法德等国不安的是，波兰不但不和欧盟一个声音说话，还要用欧洲黄油换美国大炮，成为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新欧洲”的中坚力量。“新欧洲”论揭示了今日西方已罹患双重精神分裂症——不但大西洋越来越宽，欧洲内陆也发生了地裂。
国际政治，不外乎合纵连横。目前法德两国空前团结，令世人侧目。这是欧盟得以发展的力量之源。除了在伊拉克问题上“同生共死好朋友”，不久前，希拉克甚至代表德国政府在欧盟峰会上阐述立场，因为当天施罗德国内有事忙不开。同样是团结，希（拉克）施（罗德）较两布（布莱尔、布什）国际名声要好，原因是前者出入像兄弟，平起平坐，后者似夫妻，却都是先生。普京虽然在国内人气鼎沸，被忠实的女性选民唤作“新好男人”，但在国际舞台上，仍像个孤独的散步者——其中庸的名声下面，同样藏着借“大欧洲”复兴俄罗斯的伟大抱负。
应该说，欧洲联盟带有某种道德倾向，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家与主权的最高价值，因此，它也可能是乌托邦的，因为它的价值实现不得不依靠可能与其理想背道而驰的功利主义。联合使欧洲国家团结一致减少内耗，但功利主义使它“受复兴所累”从此走向外耗。
驯服主权与未来大政治
布鲁塞尔的年轻学者保尔·马涅特在《欧洲、国家与民主》一书中发问：主权国家起源于欧洲，但欧洲是否驯服了主权（apprivoiser le souverain）这头猛兽？在马涅特看来，驯服主权不是消灭国家，以欧盟而言，就是欧洲各国通过分享一部分主权来达到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
国家民主，并没有让欧洲免于战争内耗。康德曾用“51%的人统治”指出民主的局限。近现代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亦表明，他国的民主对于受侵害国家而言，常常毫无道德价值可言；在国际政治中，所谓的民主决策更多来自选民的餐桌而非书桌。因此，欧洲寻求统一，其实质是驯服各国主权、剔除其“与生俱来的进攻性的爪牙”。当主权得不到驯服，一有机会，便会扩大为霸权，其结果是国家沦落为兵工厂，醉心于生产各自的“拳头产品”，导致我们的世界“人为枪炮所消费”。
2003年12月，欧盟制宪会议最后不欢而散，《欧盟宪章》中相对科学和高效的“双重多数表决制”遭到了一些小国的抵制。以西班牙和波兰为首的国家认为，这一机制赋予了大国更大的发言权，而削弱了小国在未来欧盟中的地位，它威胁到了欧洲各国共奉的“公平”和“民主”原则。小国抱怨，大国高喊主权让渡，无非是把小国主权让到大国的肚子里去。
主权问题，伴随着科索沃战争与欧盟东扩成为焦点，有关如何维护人权与改造主权的争论将会继续下去，它是当代国际政治的要害，也是新西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观点的分歧表明主权正在被赋予更多的内涵。
哈维尔的著名论断是：国家是人的造物，人是上帝的造物，因此人权高于主权。我们同样发现，主权的另一个特征是，当它向外扩张时，与人权似乎毫无干系，一旦受到侵害，人们发现主权其实以生命尊严的名义成了人权的一部分，二者并无高低之分。这也是美国出兵能得到国内支持，而在伊拉克受到抵抗的根本原因。主权必须得到驯服，否则，人们对未来欧盟的担心和对今日美国的不安是相似的。即当它有朝一日集各国主权于一身，是否能驯服这个“巨大的是”，使他者不受其爪牙的非礼？否则，如同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情形，即使世界只有三个国家，也不能免于“交战频繁，敌友时常易位”。
如何驯服主权？再神圣的主权也该为人所用。如果欧盟以世界和平为道德诉求，人们也以宽广的心灵去容纳这些高贵的理想，那么它注定的命运是走向更大的联合，即国家—联盟—世界政府，只有在此基础上，欧洲联盟作为先行者才有意义。架构于欧盟蓝图之上的国际社会，将从此超越民族国家与地域联合。从那一刻起，诗人笔下“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即是“从今天起，做一个世界公民”。
200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