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墓地书
许多东方人无法理解，在巴黎这样世界独一无二的大都会竟然会有拉雪兹神父、蒙巴那斯和蒙马特等大型公墓，让死人挤占活人的地盘，让“寸土寸金”的生意经变成不识时务的陈词滥调。然而，每当我路过那些墓园，想起那里依然屹立着甚至几百年前的坟墓，栖息着无数我对其生平或许一无所知的思想巨子与市井凡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便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今日巴黎之伟大就在于它不但让活着的人有安全感，可以诗意地栖居、自由无拘地写作，而且它还让死去的人有安全感。以我在巴黎的有限经历及感悟，很难想象有朝一日巴黎人会为了改天换地的理想，将这些墓园捣毁或远迁郊外有风有水却没有人的地方。
有人将公墓比作“虚无的夜总会”，但是那些与巴黎结下不解之缘的人更愿意拿墓地与书相提并论。三百多年前，索梅兹便在他的《女雅士大词典》（1660年版）里把书摊比作生者与死者相遇的公墓；波纳德同样把图书馆比作人类精神与思想的公共墓地，那里栖息着无数我们无法唤醒的逝者。待法国大革命这一页翻过去一个多世纪之后，同是作家的马尔罗更进一步。在他笔下，真正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没有时间去闹革命，他们的一生都在忙于修建图书馆或者公墓。
巴黎的公墓像是一座座微缩的建筑艺术博物馆。在这里，没有地狱，没有天堂，甚至没有死亡。当你在墓地里徜徉，就像走在一座安静的尘世之城里。它全然不像中国鬼魂缠绕的坟岗，灵火飘荡，骷髅出没，让害怕鬼打墙的人们纷纷敬而远之。对于这些活人而言，似乎除了自己的所谓祖宗，其他逝者都是孤魂野鬼。中国丧葬多排场，好哭棺材时的行为艺术，却很少有文化观念上的温暖与创造。
巴黎不只是一座城市，它让我时常想起那些偎依着祖坟的村庄。不同的是，居住在巴黎的人们从不畏惧“与鬼为邻”。在蒙巴那斯公墓，法国发明家查理·皮永一家的墓是一张名副其实的墓床，在岁月雨水的侵蚀之下虽然早已泛满铜绿，却经年不改地为过往行人展示往日的尘世。就这样日复一日，陷入沉思的皮永半身斜卧手持纸笔，靠在尚未入睡的妻子身边。他们的墓床紧靠着公墓的外墙，与一幢居民楼正好连在一起，让你觉得这是邻居家的露天卧室。
记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独自徘徊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寻找圣西门与肖邦最后的安身之所，忽然听到墓园外面的居民楼里有人朝我大喊，一位中年人手握吉他正站在自家的阳台上轻轻弹唱——希望我能与他分享欢乐。也许是他今天人逢喜事，也许是因为他的住宅守着这片共和国一般壮丽的墓园——这里栖息着巴黎人、外省人以及外国人。他们包括旧时的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德拉克瓦西、拉封丹、巴尔扎克、都德、普鲁斯特、被拿破仑家族刺杀的记者以及刚刚逝去不久的思想家布迪厄。
在拉雪兹公墓，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墓是一块棱角嶙峋的长条大理石，墓台上面镌刻着一首诗，其中一句是“我将含笑而死”。一年四季都有人为他送来鲜花。巴黎蒙巴那斯周围，由于聚集了更多的电影人与画家，墓地因此更富有想象力。有一位名叫Jean Jacques的墓主，他的墓地既没有竖立的墓碑，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生平介绍，然而它出类拔萃。一位设计师好友用金属箔片与铁丝在墓石上支起了一只巨大的飞鸟。墓台上端端正正地写着“致我的朋友让·雅克，一只早逝的飞鸟”（A mon ami Jean-Jacques un oiseau qui s'est envolé trop t t）。此时，关于逝者的献词与伤感都化作了一座令人回味无穷的城市雕塑。
拉丁区是巴黎的精华，巴黎是世界的拉丁区。巴黎人不仅在生活中爱书，给所有爱好读书与写作的人以自由，几大墓园里“书墓”同样随处可见。比如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我曾无意中撞见一位社会学家的墓，它是一本打开了的书。墓主马德·多甘（Mattei Dogan）教授今年已经85岁高龄。我曾冒昧地与他通了一次电话，电话那头多甘先生神闲气定，他说这墓是七八年前请人修建的，目的是想提前知道自己将来栖身拉雪兹公墓里时是什么样子。由于多甘的墓穴紧靠着作家巴尔扎克，以致我在写作此文时眼前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幻觉。我仿佛看见寂寞的老巴尔扎克坐在墓地的阳光下发出意味深长的叹息：邻家的房屋空置多年，怎么一直没人来住呢？恍惚之中，我似乎又听见了多甘先生的回答：墓里墓外幸福安康，我何必着那份急呢！
或许，人的高贵就在于他能够像修建墓穴一样安排自己的一生。对于一个思想者而言，文字就是他的墓穴。多甘先生想死后躺在一本书底下，就像他生前选择做一辈子社会学家。然而，人生的不幸是，不安定的社会、没有保障的自由、突如其来的灾祸会使你的计划全部落空。
2004年的最后一天，我独自坐在蒙巴那斯墓园的长凳上。在我的身后，栖息着萨特和西蒙·波伏娃，淡淡的墓石之上摆满了游客送来的鲜花。萨特曾在《词语》一书中感慨自己逃离纷纷扰扰的尘世，欣慰自己终于逃进了书里——“我在书里结束我的生命，也在书里开始我的生命。”这句话让我一直无比感动。此刻，如果在我的膝上有一本摊开的书，对我来说一定是件幸福的事。
那天，我在墓园里静静地待到了天黑。我在想，没带书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有些书并不是放在膝上捧在手里的，它既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也飘摇在我们脚下。巴黎不就是这样一本打开的书么？它让你无时无刻不想着赤脚诚心地阅读。即使是在这方寂寞的墓园里，你也能闻到缕缕的书香，而绝没有人拿着锄头与火把将你心中的书砸烂或者烧掉。
亲爱的，当你知道我为这座城市眷恋到心痛、时常为之潸然泪下的时候，你是否读懂我在心底破冰而出的欣悦与呼喊——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如果不曾爱上巴黎，我的世界将是怎样黯淡无光！而我在心底仍有无限盼望：什么时候，当我路过东方的城市与墓地，没有一点阴森与恐惧。生者与死者，墓里墓外，阳光可以温暖我们的身骨？
2005年3月
拉雪茨公墓 作者摄
查理·皮永夫妇的墓床 作者摄
萨特与波伏娃于此长眠 作者摄
阿波利奈尔，“我将含笑而死” 作者摄
做蝴蝶，还是做蚊子
平安夜刚过。有记者撰文，称圣诞节已经成为中国的民间节日。中国社会调查所近期发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一定会过圣诞节，而明确表示不会的只有9.2%。部分学者因此忧虑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倡议奋起保卫。在我看来，这个呼吁未免有些唐突。
首先，因为中国并没有国产的圣诞节，所以要保卫的客体几乎无从谈起。有人翻箱倒柜，找出灶王爷，拿灶台当烟囱，说灶王爷就是中国的圣诞老人。于是让灶王爷与圣诞老人在天上单挑，以捍卫灶王爷的神权。如此势不两立，将圣诞老人在精神领域的伟大内涵简化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宗教贩子。这种简约主义无疑是荒唐的。若以宗教线性来思维，公元纪年早该驱逐出境。公元纪年通行于中国的道理很简单——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上看，基督纪年不过是个便于流通的公共产品。而在中国的纪年传统里，找不出一个可以普世的民族品牌。历代帝王甫一登基，纪元自动复位到元年，推倒重来。汉武帝以后，皇上为了开辟政治新篇章，在位时要注册若干吉祥如意的马甲作为年号，不厌其烦地让史官跟在后面做加法。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批评中国历史上少数目字管理，我想纪元概莫能外。这种纪年的方法着实委琐不堪，皇帝老儿不但占有了天下无双的沃土良田，还把中国宝贵的历史光阴割裂成一段一段的不文明的碎片。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圣诞老人的礼物和中国人过年压岁的文化意涵是不同的。给压岁钱是中国宗族文化里的纵向的血源关怀，而不是横向的普世关怀。圣诞老人的关怀是快乐而慈悲的。他不辞辛劳，要把礼物送给天下所有的孩子，无论他富有还是贫穷，无论他的肤色与是否健康，而且从不要求他们子继父业、以图回报。所以，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不无感慨地说，圣诞节不是一天或一个季节，而是一种精神气质。
是否拒绝圣诞老人，还有一个“谁在过节”的问题。人权先于神权，国门是所有家门的共同体。对于接受圣诞节的中国公民来说，过圣诞节多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圣诞热”，这是中国文化走向开放，精神领域市场化的结果。和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圣诞节完全免费。只要大家觉得它好，可以接受，就等于送货上心了。在传说里，圣诞老人柴门立雪，不过是个给孩子们送礼物的义工。圣诞节这几天，我在巴黎街头，随处可见背着大口袋的“圣诞老人”分列成队，和梯形霓虹灯串一起被悬挂公寓墙壁上，让人怀疑这些登梯子跳窗户的“红衣派送”是消防员。这种辛苦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法院或文化保守主义者不能举证这个老头跑到松树底下偷领美元或卢布，就不能动辄以国门或民族大义套牢家门，在公民们的窗子上钉上木板。
显然，中国人不珍视本土节日，和喜欢圣诞老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学者们认为圣诞节会冲击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逻辑混乱。我把中西文化的融合比喻成了一种联姻。圣诞节就像一位新娘。男人娶了新娘，忘了老娘，是男人思想出了问题，其错不在于新娘年轻貌美，也不在于老娘乳房干瘪，韶华尽逝。苛责中国人因为过圣诞节导致传统丢失，这是见到男人不孝顺老娘就找他媳妇吐痰的欺软怕硬、不辨是非。圣诞老人被贱斥，不过是中国人为自己不珍视传统民俗找替罪羊。依我看，世间一切事物，都比人类无辜，圣诞节情同此类。中国端午节被韩国人抢注，谁能说是圣诞老人派的卧底干的？到底是中国人自己不知道珍惜。如果以二元对立式的视角观看世界，世界文化自然会裂成两半。就像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里抨击的，“东方主义”不过是西方学者为了殖民方便在书斋里炮制出来的一个概念。同样尴尬的现实是，“西方主义”在东方也被当作了一个炮制的概念兜售。圣诞老人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应该归属于全人类，而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方位。荷兰与芬兰等北欧国家在抢圣诞老人的发明权，其实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诞节文化的成长与其在世界各地的习俗养成，并记住像托马斯·纳什一样给圣诞老人一个鲜红面孔的继承者与改造者。
文化如人，在交合中诞生，在交流中上升。几年前我在法国大学课堂里第一次听到Mon beau sapin（《我的美丽杉树》）法语圣诞歌时如坐针毡——其曲调竟然和我南开母校的校歌一模一样！我当时觉得很羞愧。然而，在我对欧洲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之后，我认为这是件可以引以为荣的事情。它是东西文化合璧的一种象征。举例说李叔同的《送别》，该曲原出自于美国曲作者John Pond Ordway（1824—1880）的《梦见家和母亲》。后来，日本词作者犬童球溪为此填写《旅愁》发表，此时李叔同正东渡留学。有心者对读《旅愁》中“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等句，不难发现，李叔同几年后所填《送别》深受《旅愁》的影响。据传此曲在日本填词已经超过百余种，然而李叔同一词既出，以一当百。有井水处，皆有“长亭外、古道边”。《送别》没有因为西洋音乐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让所有的后来者感恩。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保卫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丢失，并不意味着要拒绝外来文化。如果我们志存高远、面向未来，就不能骄傲地论定中华文化已经定型，并且可以依靠传统文本改善一切。一个民族的文化应该永远在路上、在生长，它不是定型，不是完成，而是不断地形成。这是个惊心动魄又赏心悦目的过程。八百年前，当火药制造术传到阿拉伯并转道欧陆时，当地并没有发生精神领域上的恐慌，也没人上街打“西方主义”的义和拳，以抵制中国的“鞭炮文化”入侵。同样，作为欧洲的中心，今天的巴黎，也是文化包容的典范。在这里，没有人会担心中国的春节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会动摇他们的文化根基；在巴黎草地与地铁里随处可见的非洲鼓，让那些久居巴黎终于离开的人们无比怀念，它们融入并成为巴黎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城市应该能包容一切文化。
法国有条谚语是这样说的：蚕蛹如果只会自己照镜子，永远也不会变成蝴蝶。哈兹拉特·伊纳亚特汗也有个绝妙的隐喻，蚊子从来不向周围的环境学东西，还对它们嗡嗡地教育，所以永远不会拥有蝴蝶那样的美丽人生。是做蝴蝶，还是做蚊子？这是个几乎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200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