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一种高贵的人类情感。周国平先生曾经撰文，称“城市不是乡愁的产地，城市只是埋葬乡愁的坟场……因为乡愁萌芽在朴素的地方，乡愁生发在辽阔的原野”。在我领略了巴黎之美后，深信这不过是一种偏见。
对一座城市怀有“乡愁”（nostalgie），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中文语境中，乡愁多关乎乡土、乡情，城市实际上被无情地抛在一边。然而，从希腊词源上说，乡愁（“nostos”+“algie”）并不局限于思乡之情，它是一种对过去的无名的疼惜，城市故土自然也包括其中。时至今日，乡愁语义更有拓展，它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
城市可以诗意地栖居，城市也有乡愁。无疑，巴黎的惊世之美，在于它穷尽时空之维。它向世界开放，容纳各种文化；它跨越千年，为历史保留现场。在这里，即使是一座其貌不扬的普通民宅，也难免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更别说那些中世纪以前的建筑以及无数承载历史、以人名或事件命名的道路与广场。
建设一座城市，首先要知道如何保卫这座城市，否则就会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捉襟见肘与得不偿失。如有建筑家所批评的那样，中国的城市建设忽视城市生存品质、文化内涵和历史魅力，文化与历史像建筑垃圾一样被清理出城市。一座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淡漠了乡愁。与大地山川承载记忆不同的是，城市成了浮世不安与居无定所的象征。
无疑，“集体失忆”是今日中国改天换地般城市建设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悲哀。这种对历史的忽略、对记忆的摧残与中国独一无二的“拆迁逻辑／文化”密切相关。
随着城市改造的扩大，各种利益的卷入，拆迁今日已是一个敏感话题，甚至关系到社会稳定。然而，如果将“拆迁”二字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我们不难窥见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的大脉络——几千年来中国人命运多艰辛劳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受累于拆迁政治与拆迁文化，受累于“先拆迁、后安置”的程序倒错以及一代代互相拆迁下去的恶性循环。过去仿佛是一种可以隔世相忘的东西，它不但没为中国人提供近水楼台的便利，反而成为一种羁绊。历史总是跟不上潮流，每代人都要“白手起家”。在此逼迫下，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成了空洞的说教。创造者们希望自己种下的树木速成屋里的家具、灶底的柴火，就像短见的革命家希望在有生之年享有一切革命成果。毫无疑问，这种急功近利在一定程度上教唆了拆迁逻辑。
与巴黎诸城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贫困在于，前者是无数代人集体创造与共同保卫的结晶，而在中国它被简化为一两代人的苦役。更糟糕的是，在拆迁逻辑的裹挟之下，几乎所有的建筑、文化、历史都难逃朝不保夕的命运，因为中国的城市语法中，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是尘土飞扬的现在进行时。它意味着我们要一代代疲于奔命地拆迁下去，而且要一代代被后来者拆迁下去。后来者以一己之利或一时短见实践“后来者霸权”，不可挽回地吞噬着先行者，历史创造从此灰飞烟灭。于是，和建筑垃圾一起被清除出城市的，不仅是记忆，更有祖祖辈辈的人生创造，甚至那些用屈辱换来的宝贵历史文本。同样的原因，即使今日那些引以为荣的政绩与劳绩，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成为新拆迁运动中“中国第一爆”的目标。于是悲从中来——我们在创造未来，我们的创造没有未来。
永远需要推倒重来，需要凤凰涅槃，永远要在废墟与火焰中重生，中国城市仿佛失去了历史的恩泽，成为历史的弃儿（确切说是一代代中国人抛弃历史后终于被历史抛弃）。这与中国没有西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产权制度有关，与此同时更有观念上的原因，即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缺少尊重与宽容。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欧洲许多公共建筑同样被保护得完好无损，以及为了修复巴黎圣母院的外墙，人们宁可花上几年的时间。
不可否认，现代化里装载着中国人载不动的乡愁，但是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要用新建筑代替旧建筑，用新潮商品代替旧有文化，用“朝闻名于道路，夕死可矣”的时尚主义代替崇尚理性宽容的现代精神。现代化的真义，更在于以理性的创造联结过去与未来。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法国漫画家菲利浦·格吕克（Philippe Geluck）的话里多有机锋，他曾讲了句耐人寻味的话：“Dans le passé，il y avait plus de futur que maintenant （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是否我们可以说，当一座城市失去了自己的历史文化，更意味着它失去了所有关于过去的想象，意味着它失去了藏身其中的无以计数的未来？
2005年1月
风范大国民
前年春节的回国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位黑人——西非某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一路上我们聊了许多中国问题。他给了我两个深刻印象：一是他的素质“大概不算高”，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一身落魄商人的打扮，而是他不停地找空姐要酒却不喝，最后把六七瓶酒都装进旅行包里带下了飞机。另一个印象是他对我说，中国发展太快了，但是中国人还没有大国国民应有的素质。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由于我已经私下认定这位来自非洲战乱国家的外交官“素质不算高”，所以连他这样“素质不算高”的人都说中国人还不配做大国公民就给了我一些刺激。既然他给我印象不佳只是因为一件骗酒喝的小事，而不是因为他的国家正在打仗，所以我也从小事出发，谈谈中国人怎样培养大国公民的素质。
记得几年前刚到法国留学，我住在大学城里，同楼层有不少中国学生。有天晚上，和一位法国朋友聊完了他感兴趣的“中国即将复兴”问题后，我下楼睡觉。大概凌晨两点，我被一阵阵乌拉声吵醒。在挣扎得终于睡意全无后，我敲开了那个喧闹的房间。出乎意料的是，在这间不到十平米的宿舍里，挤着八九个中国学生。他们团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开三级会议，当然这次会议并不涉及政治经济，只是关乎西洋女郎的“口技”生活。领头的学生见我被他们的评头品足吵醒，便十分热情地对我说，大哥也醒了，干脆把大家都叫起来看得了。他的热情让我很尴尬。这栋学生公寓是各国学生混住的，我隔了八九个房间能被吵醒，相信很多人也都被吵醒了。我谢谢他的美意，然后回屋。想起临睡前和法国朋友谈的中国复兴，那夜我就彻底失眠到了天亮。
在巴黎，我住在塞纳河边一幢十九世纪的老楼里。对法国庭院深深的市井文化有一些切身体会。那些飘散在生活里的细节总是让我无比感动。
有一天我下楼去买食物，看见走廊内的玻璃门正反面都贴上了精美的信笺。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几行字：
Chers voisons：
Aujourd’hui nous fêtons mon anniversaire.
Veuillez nous excuser de bruits occasionnés.
Merci de votre compréhension.
Donia
亲爱的邻居们：
今天我过生日，偶有噪音，请您原谅。
感谢您们的理解。
多尼娅
原来我的邻居多尼娅女士今天要过生日，请了几个朋友来庆贺，因为害怕不小心吵着大家，便写了两张纸条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与宽容。后来我发现，事实上，那天晚上她家没有传出一点喧闹的声音。这只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一幕。当晚，我坐在塞纳河边上，想得很难为情——以中国人风格情操，多半都是要“与民同乐”的。然而，这种“好心”多半都是建立在扰民的基础之上。别说结婚时为性交做广告的吹吹打打，即使温文尔雅的求爱，也不免会变成高音喇叭里的“安红，我爱你！”
法国的日常生活，留给我印象深刻的事还有很多。比如说，在进出门厅的时候，走在你前面的人会用手挡着门扉等你进，虽然你们并不相识，也可能你们相距有十米的距离。这些细节，让人觉得生活其中十分温暖。又比如说，在电视里，当主持人出现口误的时候，会在纠正字词的同时向观众说一声“Pardon”表示对不起。这是一种对观众表示尊重的职业素养。如果你只是急着纠正发音，并不代表你因为你的错误向观众表达了歉意。既然没有这种歉意表达，口误者就会时常想着蒙混过关。在法国，如果播音员在电视里说错了话不向公众道歉，只会让人觉得他没有教养，而不只是职业道德的问题。在日常生活里，这种“对不起”文化是随处可见的。甚至可以说，许多场合不经意的歉意表达已经成为西方忏悔文化的一部分。1793年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特瓦纳特被判处死刑。走上断头台时玛丽王后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因此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也是最让所有法国人至今都脸红心疼的一句话：“Monsieur，je vous demande pardon. Je ne l’ai pas fait exprès.”（先生，我请求您的原谅，我不是有意的。）
几年前，《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电影院里掀起了眼泪风暴。最让我感动的镜头，不是爱情，而是生死，是人们怎样有序地上救生艇，是竟然没有一人喊出“让领导同志先走”的口号。在巨轮即将沉没之时，许多人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既是人道主义的，也是出于对秩序的尊重。所以最早知道要沉船、最有条件逃生的船长愿与船同沉；牧师也不忙着逃生，而是为人们朗诵《圣经》；让人感动的还有乐队，在死神逼近的时候，以琴声温暖人心……同样是电影，在没有秩序的年代，我们看到的只是《滚滚红尘》里被拥挤的人群冲散的一双痴男怨女。如果说此时人们不讲秩序是因为战乱，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里不讲秩序该拿什么当替罪羊？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做梦都想自己国家变得强大。李叔同二十六岁时曾写《祖国歌》述怀：“上下五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乌呼大国民，乌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乌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生平！”字里行间，甚至还有些刀光之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力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如何胜任做大国公民，这是中国人集体理性上升的一个标志。然而，大家所谈多是“不让狂热的民族主义引火烧身”式的警告。笔者以为，除了民族、国家这些大词之外，塑造大国公民，应该从情结走向细节。政治文明之外，更有生活文明。所谓生活文明，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人尊重、对秩序尊重的文化，它是一切政治文明的摇篮。没有人本主义与秩序文明的根基，幸福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浪漫却不在我们身边，而自由随时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根驱赶他者生活安宁的皮鞭。
2006年6月
巴黎大学如何考试
2009年2月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登了安徽一位在校高三学生的文章《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在文章结尾，作者用一种近乎控诉的口吻说：“我曾想过自杀，但我不甘心被中国教育折磨死。我恨父亲，但没有真正恨过，我更恨中国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让所有亲人只用分数衡量人。”
关于这一“爆料”，最近多有评论。应该说，学校用分数衡量一个考生是否“达标”，以及部分家长望子成龙时的苛严，在今日中国都不是什么新闻，更无所谓“震惊”。人们关心的是，在“万般皆下品，惟有分数高”的鞭打下，挤进大学的所谓成才之道，也完全可能异化为毁才之道。而我在这篇自述中所看到的真相是，一方面，这位学生在拿高分的重压下苦不堪言，以至于“想过自杀”；另一方面，在他通向理想的关键时刻，来自家长与社会的过多干涉与单向度评价，又使他长期困顿于“被追杀”的亡命之途。
相信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做过有关考试的噩梦，总是答不完卷子，急得蹬掉被子。这自是因为过去紧张的考试给我们留下了“记忆伤痕”。我这里谈到的“记忆伤痕”，实际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心理上的创伤，比如考试太多，太紧张；二是方法上的，尤其对于文科生而言，迎合“标准答案”的考试所考查的更多是学生死记硬背的功夫，而非创造力，是记忆之技，而非思维之学。
谈到中国的应试教育，同样深有感悟的是我在中国和欧洲所接触到的两种考试的差别。实话实说，我在国内念大学时，成绩好坏多半决定于我在考前一晚是否强忍悲痛背诵答案；而当我在巴黎大学参加考试时，一门必修课只考一道论述题，而且是连续笔试五个小时，写十几页纸。显然，这才是我最需要的测试。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太专注于色情，只考我对标准答案是否有过“一夜情”，而后者所考察的则是我若干年来持续思考或者阅读了哪些东西，是我有着怎样的知识积累与思辨能力。
为什么学生的家长与老师不鼓励学生就着自己的兴趣与特长成长？为什么这位学生读自己喜欢的书、思考自己的问题却被理解为“不务正业”？为什么许多人在学龄前便被要求参加各种培训班，而且一辈子都在忙着考这考那？传播学者感慨电视媒体大行其道已经使人类失去了童年，其实，那些畸形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各种毫无价值的证书，不仅让人类失去了童年、少年、青年，甚至可能是一生。生命何其短暂，有考证的时间，有对标准答案的时间，何不多给自己一些机会去创造？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考试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是成才者的必由之路。一个人，即使在高考时做了状元，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比落榜的人优秀。比如，“偏科”的韩寒当年没有考大学，而是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几年来，他独立的个性、睿智的见解以及远在同龄人之上的担当与澄澈，让多少人赞叹。有人可能会说，韩寒天赋异禀。的确，韩寒十分与众不同。在我看来，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许多人只能看到有路牌的路，而韩寒却看到道路边上也是路。有了一定阅历的人会知道，在道路边走出的路，往往才是自己的路；而那些标明是道路的路，很多都是别人的，二手也是别人的。
曾经在《哈佛家训》上看过一则让兔子奔跑的寓言。小兔子是奔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有人认为这是小兔子的弱点。于是，小兔子的父母和老师就强制它去学游泳。结果兔子耗了大半生的时间也没学会。兔子不仅很疑惑，而且非常痛苦，就差“想自杀”了。然而谁都知道，兔子是为奔跑而生的，而不是像菲尔普斯一样做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作者由此感慨现代社会对人的教育的异化——“看看我们的四周吧！大多数公司、学校、家庭以及各种机构，都遵循一条不成文的定律：让人们努力改正弱点。”君不见，“父母师长注意的是孩子成绩最差的一科，而不是最擅长的科目。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发现优势。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只要能改正一个人的缺点，他就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上，许多缺点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完人”标准答案面前，没有哪个不是千疮百孔。
为什么要参加一些毫无意义的考试并且获得高分？既然没有谁会“全知全能”，为什么大学拒绝“偏科”的学生？当教育体系成为一套精细的矫正仪，当教育设计“像捕鼠器一样”完全针对人的弱点，而不是发现和激励一个人的优点与特长时，置身其中的人也就成了一头被教育机器不断纠正的猎物。最不幸的是，许多人并不自觉，在此漫长的“纠错”过程中渐渐失去了自我抉择的意志，渐渐磨灭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才情，荒芜了斗志，辜负了创造。
200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