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博桥上的眼泪
三十而立，飘在巴黎。
新近搬了家，我住在一首诗的旁边。十六区，右岸偏左。
初次见面，和其他法国朋友一样，房东太太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来法国？对于这个问题，我很少自问。我的南开校友、戴思杰先生在他的成名作《巴尔扎克与中国的小裁缝》中有很好的解释：一个小裁缝受到巴尔扎克作品的影响，最后走出天高文化远的小山村。它说明，文化无孔不入、魔力无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回想我这些年读过的书，无意有缘，大多都和法国文化有些渊源。因此，来到法国继续学习，对我自己来说，并不意外。
对我最有影响的人不是巴尔扎克，而是罗曼·罗兰。罗兰这样描述法式乌托邦：“世界安宁、博爱、在和平中进步、人权、天赋平等。”其实，我对法国怀有某种情感，除了对这些大道理心存信念，还有一种近乎朴实的乡土之情——怀旧。在我仰望未来浩瀚的星空时，同样深爱着承载现在与过去的大地。道理是，只要你站得足够高，就会发现大地是星空的一部分。
法国人的怀旧之情是举世无双的。有的电台就取名为Nostalgie（怀旧）。怀旧，其实就是抚摸文明发黄的书页，怀念短暂一生的美好，它让人生与历史相逢，在眷恋到心痛的回味中，穷尽过去与未来。所以普鲁斯特意味深长地说，天堂只在那些已然逝去的日子里。
一个雨水涟涟的冬天，我在塞纳河边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队，第一次走进了奥赛博物馆。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印象派的画，尤其钟情凡·高的《向日葵》与《星空》。当我爬着楼梯，快要走向凡·高的展厅时，想着这些年来痴心不改，在愿望即将实现时忽然觉得愿望也疲惫不堪。手扶着楼梯，只是喃喃自语，“凡·高，我来看你了！”
尽管在所有的藏品中，没有《向日葵》，也没有《婴孩》与《吃土豆的人们》，但我却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晒场上的生命、自画像、星空与教堂。油画不是印刷品，它是只能到现场看的，透过斑驳的画布、甚至已略显黯淡的色彩，你更可以看到无尽的岁月沧桑与隔世的心灵抚慰。在这里，画框虽已陈旧不堪，却为我们细心保留了文明的现场。
社会就是人类，历史就是人生。在法国，流通于欧元之前的法郎纸币是值得追忆的。
如今，无论是在大商场，还是跳蚤市场，除了欧元标价外，商人还会不厌其烦地换算出法郎。那里栖息的不只是拿破仑与黎塞留的政治野心，更有自启蒙时代以来思想巨子的人文之情——伏尔泰、孟德斯鸠、笛卡尔、莫里哀、哈辛、高乃依、夏多布里昂、雨果、德拉克瓦西、塞尚……法国人怀旧，其实更多的是怀人。
铜臭里飘着书香。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在五十法郎的纸币上看见圣·埃克绪佩里与小王子，犹如第一次在巴黎书店里看到无数个版本的《小王子》、绢着法文“不要用眼睛，而是用心灵看”的方巾以及绣着“Le Petit Prince”（小王子）的金色狐狸与白色小绵羊时，我因此明白一个民族是如何呵护一颗心的。它不像袁世凯，甫一“当选皇帝”，便心急火燎将自己的脑袋铸成“大头”上了银元，以示“袁某人到此一游”，呵护一顶轮流坐庄的帽子。
书香里飘着些什么？都是些故人名字。
在西岱岛旁，塞纳河两岸，排满了旧书摊。除了卖巴黎名胜的卡片与素描外，大多都是近一两百年间的旧书。那是一些固定在河沿上的简易铁箱子。从市容上考虑，这大概算是“私盖”或“官搭”，当被拆除。但很多年来，塞纳河边的旧书商并没有被清理走。政府对文化之重视与宽容使塞纳河水也有了一缕书香。
法国出版社十分重视作者的名字（有时会占到封面的三分之一），而不是用花里胡哨的书名，或忧国忧民担心你有了快感不喊；或“礼贤下体”，派“此处删去下半身数两”的庄之蝶将你诱奸。在法国，性是自由的，以“力比多”来勾引读者钱财的任务已交给了色情杂志或情趣商店的老板。出版商重视推出作者之名而非作品之名，一方面推销并鼓励了作者，同时也让作者因此对自己的名字负道义之责，不至于使小说家们集体“卖身不卖艺”。常有人文学者悲叹近代中国沦为“文化小国”，究其根源，与国人重标签而非思想，重书名而轻作者，重市场而轻人心不无关系。二十世纪后半叶，吾国剪刀加糨糊的学术武工队和著作装修队鱼贯而出，于是有了书香不足、腋臭有余的虚假繁荣。
初到巴黎，我的索邦校友、政治评论家陈彦先生给了我很多关怀。对于中国，他最痛心的是当下犬儒主义流行，冷漠与世故正在成为人们的护身符与安慰剂。几个月前，陈先生在一篇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说，“当代中国反思的特点不是思想的高度，而是步履之维艰。”让我唏嘘不已。细想下来，中国所以沦为“文化小国”，与吾民健忘、自卑或“自寻短见”亦不无关系。我们在制造天堂与将来时，却将过去或手边的美好扔掉了。我们不但遗忘了过去，也正在遗忘现在。
中国人常说，人走茶凉。其实，一个民族，若不能热情地拥抱自己的祖先与子孙，茶从来就是凉的。就像黄宗羲、胡适、傅雷、顾准这些名字，只是星星点点地出现在几个淘书人的脑子里，却从未在道路上见着。旧朝新朝，路牌上多半是一统天下的“事迹”，却很少见到些民族精神的“人迹”。华族亿万，岂能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上再造文明？
一个民族，不能只纪念一个人，否则它就被自我轻视。
文明的敌人是杀人放火，用秦始皇来解释就是焚书坑儒。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中国人出奇地愤怒了。其实，自楚霸王以来，中国人自己关起门来放火，算起来已有两千年，并朝代相袭，因此有了阿Q“先前也阔过”式的文明。如今，中国进入转型期，也进入拆迁期，于无声处，许多“看不见的熊猫”正在消失，胡适先生“一点一滴地改造”，悲哀地沦落为“一点一滴地毁灭”。记得在国内时，有次拜访法国《解放报》驻京记者韩石先生，当时他正准备搬家，因为他租用的四合院要拆了，当时他脸上的表情对于忙着多快好省搞建设的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谜。答案在我的巴黎同学阿兰的嘴里，“如果你拆光了你们文明的四合院，复制一个赝品的巴黎，巴黎若有知，巴黎也会愤怒。”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继往开来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文明延续的金科玉律。没有过去、无视将来的消费者文明，其实不过是酒肉穿肠过的文明。有个道理是：只知道拆除过去的人，将来也会被人拆去，其结果是每一代都会在“拆迁”中疲于奔命。雕栏玉砌应犹在，古老的文明之墙上，用摩登的油漆写着斗大的“拆”字。它有着鲜艳的白色，我却看到了黑暗。
我想，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有点“祖先崇拜”的。只是，前者不是家族之爱，而是人类之爱；不是血缘之爱，而是智慧之爱。一个弥漫书香的民族，爱它的祖先，用他们光荣的名字温暖一座城市；爱它的子孙，为他们呵护过去与现在的一切人与物；爱他们自己，做一个幸福的人，甘于辛勤、奋斗一生，最后可以温暖地死去。
飘在巴黎，我住在一首诗的旁边。今夜我无心睡眠，踏过布热约街没足的梧桐树叶，独自倚在米哈博桥上，我竟又一次流下泪水，为了一座桥，一条河，一首诗。
诗的名字就叫《米哈博桥》（Le pont Mirabeau），是短命的天才诗人阿波利奈尔·吉洛姆写的，如今它被刻在米哈博桥头：
Sous le pont Mirabeau
coule la Seine
Et nos amours
Faut-il qu'il m'en souvienne
La joie venait toujours après la peine
Vienne la nuit sonne
l’heure
Les jours s’en vont je demeure
……
米哈博桥下，塞纳河流淌，
我们的爱，
是否值得萦心怀
但知苦尽终有甘来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敲响，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
……
在这里，我不只是我自己，我是一切人。日子走了，我还在；河水走了，桥还在。阵阵西风之中，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2003年11月
米哈博桥畔，塞纳河流淌 作者摄
十六区，右岸偏左 作者摄
塞纳河上的自由女神 作者摄
索邦广场上的小提琴手 作者摄
“国民之间没有战争，阶级之间没有和平” 作者摄
街道上的巴黎
巴黎是可赞美的，可赞美的，不仅是人道，还有街道。
徐志摩曾深情感慨，“咳巴黎！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稀罕天堂！”因为“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风在你的脸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责备你，不督饬你，不窘你，不恼你，不揉你。它搂着你，可不缚住你：是一条温存的臂膀，不是根绳子”。话里话外，将巴黎的街道与人道索性都赞美了。
怀旧与时尚在此交迭缠绵。体味了巴黎的人，会油然升起心底的赞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所有标榜自由平等的革命与巷战，从未使巴黎湮灭了往日的荣光与对未来的敏感。协和广场上湿漉漉的断头台已随阴魂飘散，经过诸世纪风雨洗礼的塞纳河畔，林立的墙壁虽未改往日的沧桑，但那些曾将热切希望化为仇恨的每个弹孔如今已开满鲜花，与路边立尽斜阳的香颐软吻一起将巴黎点缀成“朝爱者”的花园。
城市，可以诗意地栖居。这就是巴黎，一个漫步者的天堂，处处弥漫着人文学子的归乡之情。巴黎对世界说，街道之美不只在空中，它更期待赤心赤脚地阅读。穿越巴黎是幸福的，举目投足，到处是隔世心灵的抚慰，它让置身其中的人们充满荣耀与温暖。这是个多情而感恩的民族，她眷顾历史上每一寸宝贵的光阴与荣耀，而不以有权有势者的好恶来决定逝者的一生荣辱。从倒映在塞纳河水里的卢浮倩影到铺满羞涩薰衣草的普罗旺斯天堂，从四季繁花、雨水涟涟的西布列塔尼到维克多·雨果的故乡，几乎所有的道路、建筑、广场以及学校都与某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左拉、饶勒斯、法朗士、乔治桑、蒙田、纪德、谢阁兰、巴尔扎克……它让人们相信，先贤祠不只是屹立在索邦大学旁供后人凭吊，它还通过一条条道路蔓延到五里三乡，在每个角落每片寂静里树起人文精神的典范，让膜拜智慧的香客全心全意相信脚下的幸福。
许是习惯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疲于奔命的现代化，我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从出戴高乐机场开始便“不过如此”地忧郁起来。但很快他改变了看法，“几个月来，每天都有人向我微笑，即使是陌生人见面也会互道一声bonjour（你好）；我进大楼时，走在前面的人会轻轻挡住门扉等着我；我横穿马路时，每个司机都彬彬有礼，为我这样不名一文的异乡人停车。我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我报之以微笑，拥有这些记忆的一生是幸福的，我因之不虚此行……”微笑是一种人道，它是精神领域的社会契约，谁也不该少一份责任。前些日，巴黎11区的部分居民联名抗议350家华商，因为他们清一色的服装店使街区商品多样性与整洁环境遭到了破坏。法国人坚持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有名的，但具体到这件事，还有文化上的认同问题。一位居民向记者诉说她的怨愤——我抗议更是因为中国人见面冷冰冰，从不打招呼，不像邻居！呜呼，西学东渐一百年，西方的主义在中国早已活学活用，就地生根，唯独人们心底那拈花的灿烂总也学不会，发不出，笑不响。法国人说，人生哭泣始，快乐终，我们寻求一个理性、标榜个性与自由的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冷若冰霜。
法国的街道是人的街道，人受到人的尊重，也受到机器的尊重。大街上没有拍得山响的喇叭，更没有城里司机朝进城农民吐痰的事发生。不管什么车（大卡车、公交车、私家车），多快的速度，都会停下来谦让行人，如果你出于礼貌或以“非机动车让机动车”的教条来礼让司机，他仍会耐心等你先行一步，除非你抬头望天，执意要欣赏天上的风景。英国人嘲讽爱开快车的法国人，是个“不相信飞机比汽车快”的民族，即便如此，法国司机不会在人行道上“炫耀机器文明”，更不会如那位留学生所抱怨挪样，“司机同样排放尾气，一口唾沫吐过来，然后我们大打出手，彼此问候对方的妈妈。”年初回国一趟，险些丢了性命，因为一时恍惚，以身处法国大街上的经验，相信过斑马线时汽车不会冲过来。这件事让我联想起几年前看过的一部国产电视剧，描写一位海外游子回国建设，出师未捷先撞死的遗憾事。我想那只“海龟”八成是死于海外习得的观念，她当时大概也相信汽车为她驻足，奉献绽放人性的花束……其实，她的水土不服远不止面对大江截流般的行人与“兽性大发”的机器。我想她的遭遇或多或少解释了一些海外学子何以学成之后“锦衣夜行”，爱国不还乡？
法国的街道是知识分子的街道，启蒙时代波澜壮阔的晨曦从未因为时光的流转变得黯淡。如拉塞尔·雅各比所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街道，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感召大众。法国深厚的人文传统不是在精舍与温室中培养的，他们需要大街赋予坚实的现实性格。长期以来，争取社会公正与反对强权的游行示威是法国街道上最绚丽的风景。街道是政治力量（le pouvoir politique）与社会力量（le pouvoir social）角逐的舞台，它既是危机的泄洪闸，改革的分水岭，同时也是政府外交的参照系。希拉克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的反战立场，与法国街道上的这些浪花不无关系。朱学勤先生最近撰文苛责法国政府反战立场，始于妒忌老大所以搅和的“老二心态”，着实令人费解。我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自成阵营划地繁殖的思想到底从哪里来？一个强国对一个弱国宣战，“以其父作恶而奸淫他的母亲”，如果世界上连点反对的声音都没有，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不是太危险了？
天底下没有最卑贱的花朵，这就是巴黎，花之都。我曾零星写些文章，对法国开放式的教育奉献赞美之辞，亦深知一个民族精神之养成，不可能通过校园教育毕其功于一役，它还需要从点滴日常生活中习得，并经过一代代的不懈努力，达到人之上升。显然，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素质问题，看看爬在小区麻将馆墙壁上的“祖先崇拜”——“偷一张牌我刨你家祖坟”以及“宁可家破，不要国亡”的乡村计划生育宣传；文化消费方面，中国老百姓喜欢报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可以废物利用，拿到菜市场包裹鱼肉或利用它优良的吸水性擦桌子；社会安全，问问还有多少潜藏人心与政治背后的诸种恶毒会“让眼泪一夜洒遍互联网”，还有多少“孙志刚”，诚惶诚恐地走在祖国的大地上……
地广人稀，街道荒凉。想来想去，就觉得中国街道不是太拥挤了，而是显得有些冷清。它需要有更多的人道，期盼更多的人来，带着对知识的热忱与理性的信仰，带着心底的温暖和瞳孔里的爱。一个没有学会彼此尊重与担当的民族，是不可以奢谈希望的。有一天，它或许会很富有，但身处其中的人民并不因此幸福。
200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