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在发达国家成为中产阶级，从而打乱马克思的预言；技术、全球化和中产阶级社会的未来；暴力在实现现代民主中的作用
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将走向他所谓“生产过剩”的终极危机。资本主义利用技术从无产阶级的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导致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工人的日益贫困。运行这个体系的资产阶级不管如何富裕，也不可能消费生产出的一切。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能，却穷得买不起自己生产出的产品。愈益增加的不平等导致需求的不足，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自行倒塌。马克思认为，摆脱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革命，让无产阶级夺得政权，重新分配资本主义体系的成果。 [1]
马克思的场景在19世纪中期的所有工业化国家似乎还相当合理。新兴工业城镇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大批贫穷工人不时涌现出来。关于工作时间、安全和童工等规则，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执行不力。换句话说，当时欧洲人的处境非常类似于21世纪初的中国、越南、孟加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地区。
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首先，工人的收入开始上升。早期涨幅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结果，由于更多新工人被动员起来，脱离农业人口。等到这个过程达到自然限制，相对于资本的劳工价格开始上涨。这种动态正发生于今日中国，劳动力成本在21世纪出现迅速上涨。
其次，许多国家开始建立普遍的公共教育体系，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最先开始这样做的是美国。这不仅仅是慷慨的公共开支：新兴工业需要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和秘书，以及能够识字和掌握算术的小时工。如果较好的技术和增加的人力资本促成了增长的生产力，相应的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也就很容易得到解释了。
第三，上一章所描述的选举权扩展，导致工人阶级政治权力上升。这件事的发生归功于工会合法化和扩展工会的斗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党的崛起，如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守政党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不再代表富有地主，而改以新兴中产阶级的精英为自己的支持基础。工人阶级新发现的权力，被用来推动监管工作条件的社会立法，引发对福利国家广泛政策的提倡，如养老金和公共医疗。
第四，到20世纪中间的几十年，工人阶级不再增长，无论绝对数量还是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事实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规模在变小，因为工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获得大幅提高，从而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现在拥有财产，得到更好教育，更有可能把票投给可以保护自己特权的政党，而不是那些试图颠覆现状的政党。
第五，在工人阶级之下又出现新的穷人和弱势群体，往往包括新移民、少数族裔和其他边缘化人群。这些群体只有薪水较低的服务性工作，或长期失业，依赖政府福利。制造业工人有工会为代表，已变成劳动大军中的贵族，但绝大多数劳工没有这样幸运。在养老金等福利与正规工作捆绑在一起的国家，他们只好进入非正规部门。这样的人很少有法律界定的权利，甚至没有他们居住的土地或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在拉丁美洲和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非正规部门的员工可能占总劳动力的60%至70%。不同于工业工人阶级，这批“新穷人”难以组织，也就无法采取政治行动。他们不是生活在工业城镇的大宿舍，而是散居在全国各地，往往是自谋职业者。
最后，全世界的政治左派放弃对经济和阶级问题的关注，而且由于认同政治的传播，变得四分五裂。我已经提到过，工人阶级的团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到民族主义的破坏。到20世纪中，发达国家兴起新形式的认同，包括黑人力量、女权主义、环保、同性恋权利、移民和原住民权利，引发与各阶层都有关联的一系列新事业。这些运动的许多领袖来自经济精英群体，其文化偏好与工人阶级选民相差甚远，而后者曾经还是进步政治的堡垒。
认同政治取代阶级政治，给旧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大量困惑。他们多年来一直把旧的工业工人阶级当作首选的弱势群体，只好试图以格尔纳所谓的“错误地址论”（Wrong Address Theory）来解释这种改变。极端的什叶派穆斯林认为，大天使加百列犯了一个错，将本应给阿里的信息，送给了穆罕默德。马克思主义者也喜欢这个思路，认为历史精神或人类意识犯了一个大错，本应给阶级的唤醒信息，由于可怕的邮政错误，却被送到民族的手上。格尔纳接着认为，在当今中东地区，同样的信息被送到宗教而不是民族的手上，但根本的社会学机制还是相同的。 [2]
出乎马克思意料的上述六个发展中，前四个涉及工人阶级蜕变成广大中产阶级的现象。在20世纪动荡的上半叶结束时，欧洲和北美的发达民主国家终于找到了幸福位置。以前的政治是两极分化，一边是富裕的寡头，另一边是大量的工人阶级或广大农民，在从事有关资源分配的零和斗争，现在有了大大改观。许多发达国家的旧寡头，或是演变成更具创业精神的资本家精英，或是消亡于革命和战争。工人阶级通过工会和政治斗争，为自己赢得更大特权，在政治观上转变成中产阶级。法西斯主义使极右翼声名狼藉；冷战和来自斯大林俄国的威胁又败坏了共产党左派的名誉。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仅剩下中间偏右和中间偏左的政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自由民主的框架。中间选民——政治学家最喜欢的概念——不再是要求对社会秩序实施系统性改革的穷人，而是在现存体系中拥有利害关系的中产阶级个人。
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幸运。拉丁美洲有高度不平等的遗产，许多国家的旧地主寡头并未消亡，因为没有像耗尽欧洲那样的政治斗争。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是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而不是在非正规部门的劳苦大众，结果是高度两极化的政治，让人联想到19世纪的欧洲大陆。激进的反体制群体持续存在——以古巴为首的共产党、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运动（Tupamaros）、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运动、萨尔瓦多的马解阵线（the FMLN）和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的玻利瓦尔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症状。
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思想家就认为，稳定的民主政体必须依靠广大的中产阶级。贫富悬殊的社会容易出现寡头统治或民粹主义革命。马克思相信，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永远是享有特权的少数。到20世纪下半叶，中产阶级却成了最先进社会的人口的绝大多数，从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也增加了自由民主作为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我在第28章提到，莫斯卡、帕累托和马克思等学者批判自由民主制，认为它的出现到最后仍是一场骗局，只是在掩盖精英的继续统治。但正式民主和选举权扩展的价值，在20世纪已变得十分明显；欧洲和北美的民主多数派，使用投票箱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监管大企业，落实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规定。
谁是中产阶级？
在进一步分析中产阶级崛起的政治后果前，必须退后一步，给中产阶级一个定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前者通常以收入来确定中产阶级，典型方法是选择一个统计范围，如收入分配的五分位的中间三个，或收入中位数的0.5倍到1.5倍。这使中产阶级的定义依赖于社会的平均收入，无法作跨国比较。例如，在巴西充任中产阶级成员，就意味着大大低于美国的消费水平。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有些经济学家选择消费的绝对水平，从最低的每天五美元（相当每年一千八百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到六千美元至三万一千美元的年收入（以2010年的美元价值为恒准）。这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又生出另一个，因为个人对阶级的观感通常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英国18世纪的穷光蛋生活得可能像非洲的国王一样。
社会学家依据始于马克思的传统，往往不看收入而看收入的赚取方式——职业地位、教育水平和收入之外的财产。为了弄清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社会学的方法更为可取。收入或消费的简单测量，无论相对还是绝对的，只能告诉你当事人的消费习惯，极少透露他们的政治倾向。亨廷顿的理论指出，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具有破坏性影响，与之紧密相连的是社会和职业的地位，而不是绝对水平的收入。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穷人，短暂攀升，得以摆脱贫困，之后不幸又返回困境，很可能会专注于每天的日常生存，而不是政治活动。相比之下，中产阶级成员——例如，受过大学教育却找不到合适工作，“沦落”到低于自己尊严的社会底层——就会更具政治挑战性。
所以从政治角度看，中产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是职业、教育水平和可能会被政府没收的财产（房子、公寓和耐用消费品）。马克思当初的“资产阶级”定义，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现代世界的特点之一是，这种形式的财产通过股权和养老金计划，已呈现极大的民主化。没有大量资金的个人，只是在从事管理或专业的工作，其社会地位和眼界也往往不同于打工仔或低技术工人。
拥有财产和教育的强大的中产阶级，更有可能相信产权和民主负责制的必需。他们要防止贪婪和不称职的政府对自己财产的侵犯，可能也有参与政治（或要求参与权）的空余时间，因为他们的较高收入给家庭生存提供了较好的保障。许多跨国研究显示，中产阶级拥有不同于穷人的政治价值观：他们更看重民主，想要更多个人自由，对另类的生活方式也更宽容，等等。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主持了旨在衡量全球价值变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他认为，经济现代化和中产阶级地位造就他所谓的“后物质”价值观，其中的民主、平等和认同，比经济分配的老生常谈更为突出。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把他所谓的“中产阶级共识”，与经济高增长、教育、卫生、稳定和其他积极成果联系在一起。有理论认为，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拥有“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价值观，包括自律、勤奋、鼓励储蓄和投资的长远眼光。 [3]
早先对19世纪欧洲的讨论明确显示，中产阶级并不一定是民主支持者，尤其是在中产阶级仍占人口一小部分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扩展普遍的政治参与，可能导致难以为继的再分配，中产阶级就会支持允诺稳定和产权保护的威权统治者。
可以说，这就是当代泰国和中国的情况。从1992年到1997年，泰国的政治体制从军事威权政体演变成相对开放的民主政体，为民粹主义政客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他信是泰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通过政府向农民提供债务减免和卫生保健的计划，组织起大众政党。中产阶级在90年代初期坚决支持民主开放，现在转而反对他信，并支持逼迫他下台的2006年军事政变。他信被指控腐败和滥用权力，自那以后只能从流亡地施加影响。泰国后来愈益两极化，一边是他信的红衫军支持者，另一边是中产阶级的黄衫军，2014年民选政府被军队赶下台。 [4]
类似的动态可能也存在于中国，它的中产阶级人数要根据具体的定义，估计是2012年十三亿总人口中的三到四亿。这个新兴中产阶级往往是抵制威权政府的源头，活跃于新浪微博（相当于推特），倾向于曝光或批评政府的不当行为。来自“亚洲晴雨表”（Asia Barometer）等的调查数据显示，民主在中国获得广泛支持，但在问及民主的具体内容时，不少受访者的答案，要么是更多的个人自由，要么是政府积极回应他们的需求。许多人并不反对整个体制，而且相信，当前中国政府已在提供这些东西。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太可能支持在短期内过渡到普选的多党民主；只是现在还无法获得有关这一题材的准确数据。
泰国、中国和19世纪欧洲的情形显示，中产阶级相对于社会总人口的比例，是决定其政治行为的重要变量。中产阶级如只占总人口的20%—30%，就可能站在反民主势力的一边，因为它担心底下的大批穷人，以及他们可能追求的民粹主义政策。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最大群体时，危险大大降低。实际上，中产阶级也可在此时投票赞同福利国家的各项好处，让自己得益。这可能帮助解释了人均收入抵达较高水平后，民主就会变得更加稳定，因为中产阶级通常与财富一起增长。民主的基石是中产阶级社会，而不是拥有中产阶级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初几十年出现于欧洲，自那以后，再逐渐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第三波民主化并不是新兴中产阶级“造成”的，因为许多民主转型发生在尚无明显中产阶级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染、模仿和既存威权政权的失败，都是触发民主转型的重要因素。有的国家仅有少量中产阶级，夹在富有精英和贫困大众的当中，它巩固自由民主制的能力就要低于拥有庞大中产阶级的国家。启动第三波的西班牙，从1930年内战时的落后农业社会，蜕变成20世纪70年代初的现代社会。它的周边都是欧盟民主国家的成功榜样，此时去考虑民主过渡，就要比一代人之前容易得多。
这显示，尽管有21世纪早期的挫折，全球的民主前景仍然良好。高盛公司一份研究报告预测，世界收入分配五分位的中间三个，其消费将从目前总收入的31%升至2050年的57%。 [5] 欧盟安全研究所的一份报告预测，中产阶级的人数将从2009年的十八亿，增至2020年的三十二亿和2030年的四十九亿（预计全球人口届时抵达八十三亿）。 [6] 这一增长的大部分将发生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但世界各地都将参加这一趋势，无一例外。
如果没有广泛的共享，经济增长本身不足以创造民主的稳定。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差距出现突飞猛涨，在2012年已达拉丁美洲的水平。 [7] 拉丁美洲取得中等收入的地位远远早于东亚，但一直承受高度不平等和相应的民粹主义的困扰。最有希望的发展之一是，它的收入不平等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显著下降，如经济学家路易斯·费利佩·洛佩斯—卡尔瓦（Luis Felipe López-Calva）和诺拉·卢斯蒂格（Nora Lustig）查证的。 [8] 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有显著的涨势。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它的穷人在2002年占总人口的44%，到2010年降至32%。 [9] 不平等有所下降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其中一部分与社会政策有关；它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刻意向穷人散发好处。
中产阶级和依附主义
庞大中产阶级的到来，可能大大影响依附式的实践和相应的政治腐败形式。我先前论证过，依附主义是民主的雏形：在大批穷人和文化偏低选民的社会中，选举动员的最简单方式，经常是提供个人好处，如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物质赠予和政治青睐。这还意味着，随着选民变得富裕，依附主义将会减少。不但政客发现要花费更多，而且选民会看到，与自己利益攸戚相关的是广泛的公共政策，而不是个人好处。
已经发生的官僚体系改革，通常借助于崛起的中产阶级。我们在第8章看到，英国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为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因为后者受到旧贵族庇护网络的排挤。资本主义的发展孕育出来的中产阶级，几乎光是根据定义，就可说是任人唯才的支持者。美国也是如此，进步时代的官僚体系改革运动，全靠中产阶级群体的驱动，因为后者处在既有的庇护体系之外。这些受过教育且往往还是新教徒的商人、律师和学者，看不起在愈益扩展的城市中动员大批移民选民的政客。商人和企业家期待政府提供日益复杂的服务，因此需要称职的官僚体系。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当代反腐败运动也向中产阶级发出积极的招聘。
犹如民主的情形，中产阶级的简单出现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将自动支持清廉政府和依附主义的终止。社会新参与者完全可被纳入现存的庇护网络，从中获利。在美国，铁路公司——19世纪现代技术的典范——很快学会如何买通政客，如何操纵庇护政治以维护自己利益。美国西部许多州的立法机构，据说都是铁路集团掌控的。甚至，正是铁路公司有能力玩这种政治游戏，才促使中西部农民等农业群体踊跃参加进步联盟，以支持官僚体系的改革。
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同的利益集团竞相招募新兴中产阶级，以支持自己的事业。庇护式旧政客乐得把自己的慷慨延伸到中产阶级支持者。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是否愿意支持改革派，取决于自己的人数、经济安全感和社会地位。他们如觉得受到排挤和得不到承认，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愤怒，化成改革或推翻现存依附式体系的行动，无论对手高于自己，如英国，还是低于自己（却有政治权力），如美国。
民主的未来
在促成自由民主制上，广泛中产阶级的存在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在维持它的时候却非常有用。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未能在发达世界实现，就是因为他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蜕变成了全世界中产阶级。在发展中世界，新兴中产阶级加强了印尼、土耳其和巴西的民主，并有望改变中国的威权秩序。假如中产阶级逆转，开始萎缩，自由民主制将会怎样？
遗憾的是，有很多证据显示，这个过程在发达国家可能已经开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有大幅增加。最为显著的是美国，那里1%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在1970年占GDP的9%，到2007年增至23.5%。实际上，这段时期经济增长中有这么多获益流入只属于顶端的一小部分人，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 [10]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这种停滞由于其他因素而不易察觉。大批女性在同一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家庭的总收入，只是很多中产阶级成员发现，他们通胀调整后的薪水越来越少。世界各地的政客把低廉的补贴信贷当作可接受的收入再分配的替代品，导致依赖政府支撑的房地产繁荣。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一趋势的后果。 [11]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原因很多，可用公共政策加以控制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最常被提及的一个罪魁祸首是全球化——运输和通讯成本的降低在全球劳动力市场有效增加了数亿低技能工人，从而压低发达国家中可比技能工人的薪水。
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制造业开始返回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动化的普及，劳动力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意味着，即使制造业搬回国内，在去工业化初期丢失的中产阶级工作，也不太可能再有了。
这也点明了技术进步的更为重要的长期效应，在一定意义上，技术进步是全球化的根本推动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以技术来代替劳工的情形不断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它给工业化国家带来巨大效益，受益者不但是精英，而且是广大民众。这一段时期的重大技术革新，在一系列工业中——煤炭、钢铁、化工、制造和建设——为低技术工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反对技术变化的卢德运动（Luddite）证明是非常错误的，只要有更高薪水的工作来替代正在消失的工作。亨利·福特在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工厂发明的汽车装配线，实际上降低了所需要的平均技能水平。他将早期汽车轿厢工业的复杂操作分解开来，改成小学五年级水平的工人即可胜任的简单重复步骤。这个经济秩序支撑了广大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相应的民主政治。
信息和通信的最新技术进展，却有非常不同的社会效果。自动化消灭大量低技术的装配线工作，每过一年，智能机器就更上一层楼，夺走更多以前是中产阶级的工作。 [12] 实际上，已经无法将全球化和技术分开：如果没有高速的宽带通信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就不可能把客户服务和后台业务，从美国和欧洲搬至印度和菲律宾，也不可能在深圳生产苹果智能手机。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的低技术工种，一如较早时期，也会被更高报酬的新工作所取代，但技能要求和新工作数量大大不同于亨利·福特时代。
由于人的天赋和性格的自然差异，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今天的科技世界会把这些差异加倍放大。在19世纪的农业社会，数学能力特强的人没有很多机会来利用自己的才具。今天，他们可以成为金融奇才、遗传学家和软件工程师，所赚薪水占国民财富的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此外，现代科技造成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所谓的“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社会。任何领域的顶尖成员，如企业总裁、医生、学者、音乐家、演艺明星和运动员，可获得不成比例和愈益增长的高收入。过去，由于通讯和运输的高昂成本，这一类技术和服务的市场都是地方性的，以致专业等级中二三流人士也有大量工作机会，因为广大受众得不到顶尖服务。但在今天，任何人都可在高清屏幕上观看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或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现场转播，因为他们宁可看电视，也不愿去出席本地三流或四流剧团的实地演出。 [13]
再访马尔萨斯
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运气不好，出版于工业革命前夕的1798年；彼时，科技的海啸正在积聚力量。他的人口增长将超过生产力增长的预测，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证明是非常错误的。人类社会在人均基础上变得越来越富，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马尔萨斯经济学，跟卢德运动一起，一直被嘲讽为只会向后看，又对现代技术的本质一无所知。 [14]
但马尔萨斯并没有给人口增长将超过生产力增长一事定下具体期限。目前形式的人类已存在五万年左右，而发达世界在高生产力的轨道上仅有两百多年。我们今天认定，相当于蒸汽动力和内燃机的革命性新技术，会在未来不断涌现，但物理定律无法保证这样的结果。完全有可能的是，工业革命的前一百五十年已摘尽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谓提高生产力的“低垂之果”，未来的创新仍将继续，但提高人类福利的效率会下降。另有一些物理定律显示，地球的承载能力可能有硬性限制，无法在高生活水平上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
即使技术革新仍以高速度继续出现，也不能保证像20世纪早期的装配线一样，向中产阶级提供大量工作。新机器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将获得新的工作和奖励，差不多总是比那些丧失工作的拥有更高教育水平。
许多可预见的创新甚至会使生产力变得更糟，因为它们都在生物医学的领域。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客认定，延长寿命或治愈疾病的新技术无疑都是好事。发达国家公民现在得以享受的长寿，确实带来了经济效益。但有些生物医学技术在延长寿命上取得成功，却以生活质量为代价，更大大增加病人对照顾者的依赖。在所有发达国家中，临终护理成本都在加速度增长，甚至超过了总体经济增长率，将成为政府开支的最大项目。死亡和一代代的新陈代谢是那种典型的对个人来说是坏事，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好事的事。有很多理由相信，如果平均寿命再延长十年或二十年，整个社会将会变得更糟。首先，一代代的新陈代谢对社会变化和适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平均寿命提高，社会变化和适应就会递减。 [15]
无法预测未来技术革新的性质——无论其整体速度，还是对中产阶级就业的影响，还是其他的社会后果。如果技术革新不能创造广泛分享的经济利益，如果它的整体速度下降，现代社会将会回到马尔萨斯的世界，这会对民主的生存产生重大影响。在共享增长的世界中，伴随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不可避免，但在政治上还能容忍，因为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人。在马尔萨斯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是零和的——本人的收益必然意味着他人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要选择致富的最佳策略，既可投资于生产性的经济活动，又可以从事于掠夺——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大部分历史，都处于这般境地。
调整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制造颠覆性变化，社会又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即所谓的“双重运动”。政府经常被迫卷入调整过程，因为私营市场和个人光靠自己难以应对技术革新的后果。 [16] 所以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命运上，必须考虑到公共政策。
为了应付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挑战，整个发达世界推出一系列对策。在光谱表的一端是美国和英国，除了短期的失业保险，政府为身处去工业化的群体仅提供最少的帮助。甚至，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专家，常常拥抱向后工业世界的转型。公共政策在国内支持监管解除和私有化，在海外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开放。特别是美国，政客积极干预以削弱工会力量，或以其他方式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给个人的建议是，接受颠覆性变化，会有更好机会，可在新经济中成为创新且有趣的知识工作者。
法国和意大利在光谱表的另一端，对试图裁员的公司施加繁琐的规则，以保护中产阶级工作。它们不承认需要调整工作规则和劳动条件，在短期内制止工作的消失，从长远看却失去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力。像美国一样，它们经理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高度对抗的。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资本所有者通常占上风；在拉丁欧洲的世界，劳工在保护自己特权方面表现良好。
在2008年至2009年的危机中应对最成功的，是像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样的国家。它们走中庸道路，右边是美国和英国的放任态度，左边是法国和意大利的硬性监管。它们的经理和工人的社团体系（corporatist system）创造了足够信任，工会愿意在裁员上给予企业更多灵活性，以换取较高福利和再就业培训。
民主在发达国家的未来，将取决于如何处理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的问题。金融危机之后涌现出新民粹主义群体，从美国的茶党，到欧洲反对欧盟和移民的各式政党。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自己遭到本国精英的背叛。这在许多方面并没有错。精英在发达世界的智识和文化领域领风气之先，很大程度上没受中产阶级衰退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返回福利国家的老套，没有任何新的对策。
应对中产阶级衰退的恰当方法不一定是德国体系，或其他的特定措施。唯一真正的长期对策是新教育体系，让绝大多数公民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和技能。如果要帮助公民作出灵活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条件，就需要同样灵活的国家和私人机构。但现代发达民主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发僵化，使制度调整变得越来越难。事实上，所有的政治体系——过去和现在——都易于产生衰败。自由民主的体制曾是成功和稳定的，但不等于会永葆青春。
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转向政治衰败。
[1]本章是我的《历史的未来》（The Future of History）一文的拓展，原载《外交事务》第91卷，第1期（2012年）：53—61页。
[2]格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124页。格尔纳在《文化、身份和政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另参见福山，《身份、移民和自由民主制》。
[3] 参见《全球中产阶级》（The Global Middle Class ）（华盛顿特区：皮尤研究所的全球态度项目，2009年）；Ronald Inglehart，《现代化和后现代化：43个社会中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变化》（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人类发展序列》（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William Easterly，《中产阶级的共识与经济发展》（The Middle Class Consensu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华盛顿：世界银行政策研究论文2346号，2000年）；Luis F. López-Calva等，《有没有中产阶级价值观？ 拉丁美洲的阶级差别、价值观和政治取向》（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Middle-Class Values? Class Differences, Value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in Latin America ）（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工作文件第286号，2012年）。
[4]参见Thitinan Pongsudhirak，《泰国的不安旅程》（Thailand’s Uneasy Passage），载《民主杂志》第23卷，第2期（2012年）：47—61页。
[5]Dominic Wilson和Raluca Dragusanu，《中间的扩充：世界中产阶级的爆炸和全球不平等的下降》（The Expanding Middle: The Exploding World Middle Class and Falling Global Inequality ）《纽约：高盛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第170号，2008年），4页。
[6]欧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全球趋势2030——相互关联的多中心世界公民》（Global Trends 2030—Citizens in an Interconnected and Polycentric World ）（巴黎：欧盟安全研究所，2012年），28页。
[7]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5年是42.5（世界银行）。
[8]López-Calva和Lustig合编，《拉丁美洲不平等的减少：进步的十年？》。
[9]这个数字引自Francesca Castellani和Gwenn Parent，《作为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Being “Middle Class” in Latin America ）（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工作文件第305号，2011年），9页。
[10]Thomas Piketty和Emmanuel Saez，《美国的收入不平等，1913—1998》（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载《经济学季刊》第118卷，第1期（2003年）：1—39页；另参见Jacob S. Hacker和Paul Pierson，《赢家通吃的政治：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美国高层收入的急剧上升》（Winner-Take-All Politics: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Precipitous Rise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载《政治与社会》第38卷，第2期（2010年）：152—204页；Hacker和Pierson，《赢家通吃的政治：华盛顿让富人更富——而背弃中产阶级》（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纽约：Simon ＆ Schuster出版社，2010年）。
[11]参见Raghuram G. Rajan，《断层线：隐藏的断裂仍威胁世界经济》（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 参见Erik 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第二个机器时代：辉煌科技时代的工作、进步和繁荣》（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纽约：诺顿出版社，2014年）。
[13]Robert H. Frank和Philip J. Cook，《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纽约：自由出版社，1995年）。
[14]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460—468页。
[15]我讨论了延长寿命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参见《我们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纽约：FSG出版社，2002年），57—71页。
[16]Karl Polanyi，《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纽约：莱因哈特出版社，194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