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的起源；当代中东和19世纪欧洲的异同；宗教和民族主义作为通向政治动员的替代途径
2011年1月，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突尼斯街头小贩自焚，随即引发阿拉伯之春。它推翻了本·阿里的独裁统治，引发一系列起义，蔓延至埃及、也门、利比亚、巴林和叙利亚，威胁当地每一个政权的稳定。据媒体报道，布瓦吉吉的蔬菜车摊几次被警方没收，他去抗议时又遭警方的掌掴和侮辱。他由于基本尊严不被承认，给自己浇上汽油，引火自焚，两周后死于烧伤。他的故事在阿拉伯世界播出后引起共鸣和愤怒，最终成为一场重大政治革命的导火索。
部分评论家相信，伊斯兰国家或阿拉伯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遇上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特殊阻力。这个地区基本上不受第三波民主化的影响，它对自由民主的抵制被认为多多少少与伊斯兰或阿拉伯文化有关。阿拉伯人是个例外、只会被动接受独裁，这样的简单论点因2011年1月初的事件而宣告寿终正寝。 [1]
但隔开一段时间看，阿拉伯社会将无法维持自由民主的预言，可能证明是正确的。阿拉伯之春已经过去四年，自由民主的政府不可能在当事国家中出现，唯一例外可能是它的发源地突尼斯。在埃及，以前遭到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当选，主持新议会和总统职位才一年，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就在2013年夏天被军方赶下台。埃及国家随后发动血腥的镇压，不仅对伊斯兰群体，而且对自由派的批评者。解放广场上的起义不是取而代之的革命，只是迫使军队领导的国家进入战术性撤退。在反卡扎菲的军事斗争之后，利比亚仍陷于混乱，中央政府无法让许多民兵放下武器。叙利亚反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和平抗议被无情粉碎，就此陷入长期内战，一方是激进的伊斯兰武装力量，另一方是复兴党的独裁统治。在巴林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传统的君主继续掌权。在整个地区，暴力和不稳定给公然反民主的圣战组织带来机会。
这些不利结果导致许多西方评论家谴责整个阿拉伯之春。有些只从简单的国家利益出发：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原先已与阿拉伯世界旧独裁政权发展互利关系，现在却要面临不稳定和不确定。也有人提出更明确的论点，认为阿拉伯之春并不代表民主浪潮，只是政治伊斯兰的抬头，最好只能引出狭隘的民主，最坏可能造成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持久混乱。 [2]
阿拉伯之春的长期后果当然不可预测。那些批评混乱结局的评论员，那些认为从长远看也不能导致良好民主成果的评论员，往往把欧洲民主化过程的漫长、混乱和暴力忘得一干二净。运作良好的稳定自由民主制，包括多个不同制度的互动：不仅是总统或立法院的选举，而且是精心组织起来的政党、独立的法院体系、有效的国家官僚体系和警惕的自由媒体。此外，还有文化上的必要条件：政客和选民对待对手不能有赢家通吃的态度，必须尊重规则而不是个人，必须有认同和建国的集体意识。
打倒像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那样的独裁者，仅仅是铲除了专制权力的一个来源。让其他制度到位，可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事。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美国策划人预期，民主会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之后自发出现，结果却沮丧地发现，不得不帮忙维持一个缺乏制度、混乱和暴力的社会。
早期的民主转型，可给阿拉伯之春的未来提供怎样的经验教训呢？像东欧和拉丁美洲那样的地区，与中东有许多明显的差异，首先就是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事实上，为阿拉伯政治变化提供更好先例的，与其说是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转型，倒不如说是19世纪的欧洲。在20世纪晚期的拉丁美洲和东欧，我们遇上的国家都曾有民主经验，有的还持续几十年，中断只是由于军事政变（拉丁美洲）和外国占领（东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化只是恢复在民族经验中已有根底的旧政治秩序。尤其是拉丁美洲，已有成熟的民主党派，一旦开放，马上获得新生。对东欧来说，西欧国家和欧盟是成功民主制度的榜样，就在近邻，具备强大的说服力，又可为民主化提供大量的援助和激励。
相比之下，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和19世纪的欧洲都没有民主的现成经验。今天提供政治模式和具体援助的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基地，在阿拉伯世界许多人眼中反而成了怀疑对象。这明显不同于从苏联掌控中挣脱出来的东欧国家，它们敞开怀抱，欢迎欧盟和北约等的西方制度。
当代中东和19世纪欧洲都没有直接的民主经验，但相互之间仍有重大差别，首先就是政治伊斯兰主义。宗教在19世纪欧洲也发挥主要作用，德国的中心党、法国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组织起来，就是为了捍卫宗教利益，而不是阶级利益。尽管如此，不同于今天中东，欧洲的阶级和民族往往是比宗教更重要的认同来源。（也并不总是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支配阿拉伯政治的是世俗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伊斯兰主义者，掺杂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左翼政党。）
保守势力也有不同特征。今天的伊斯兰国家中，只有巴基斯坦像19世纪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还保留大地主控制广大农民的社会结构。在大多数伊斯兰或和阿拉伯的国家，保守派来自部落精英、传统君主制家族及依附者、军官、旧专制政权周边的裙带资本家和伊斯兰主义者。欧洲保守派除了相互之间的帮助，没有外部支持。相比之下，中东保守派多年来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实质性外援，还有以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丰富资源。中东的工人阶级比19世纪欧洲的同类更为软弱，因为不少地区像希腊和意大利南部一样，经历的只是“没有发展的现代化”。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有工会，在争取民主的初期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同于19世纪英国或德国，他们并不代表人口中日益增长的多数。
不过，阿拉伯世界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欧洲也有相似之处。首先，民主过程植根于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动员。工业化在19世纪欧洲的渐进发展，创造了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批前农民离开乡村，来到城市，愿意接受新政党的招募，响应以认同政治为基础的呼吁。
自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同样情形也在中东地区出现。中东的城市化进展迅速，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30%增至2010年的超过50%。 [3] 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健康、教育和收入的综合指标）在埃及增长28%，在突尼斯增长30%。大学毕业生在1990年和2010年之间上升得更快，他们在这两个国家中抱怨，找不到与自己教育水平相称的工作。巧妙运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传播镇压的图像，组织反对现政权示威的，正是这些群体。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中产阶级是政治变化的关键。他指出，革命永远不会是最贫穷者组织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源又缺乏教育水平，不足以从事有效的组织工作。中产阶级最有可能经历社会地位的快速上升，如果以后的向上攀升遇上阻碍，就会面临最尖锐的失望。创造政治不稳定的，就是他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无论是阿拉伯世界还是1848年欧洲革命，在组织革命和要求政治变化上，中产阶级都是关键参与者。反对本·阿里的突尼斯起义，以及反对穆巴拉克的解放广场示威，都是城市中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觉得，自己在社会和经济上取得进展的机会，受到了威权政权的遏止。（利比亚和也门的动荡比较复杂，中产阶级的人数较少，外加纷繁复杂的部落争斗。相比之下，叙利亚的中产阶级稍大，但教派认同很快掩盖阶级或经济上的不满。）
新兴中产阶级不是城市化的唯一产品。在很多方面，可以恰当地把政治伊斯兰主义在中东的兴起，看作一种认同政治，而不是宗教本身的复兴。它取代阶级意识，成为动员局外人的振臂高呼。换句话说，中东经历的与欧洲在19世纪末期经历的完全相同，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从传统村落到现代城市，还有与之相伴的所有失范和认同混淆。对独立后的一代人来说，世俗民族主义曾是认同来源，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未能创造持续且分享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在以巴冲突等问题上的政治失败，而变得颜面扫地。宗教就此占据真空，在已有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新近城市化的乡村农民看来，成了认同的明确来源。今天政治伊斯兰主义拥有实力的原因之一是，它可同时为认同、宗教和社会阶级的问题发言。
社会阶级在当代中东仍然重要，只是蛰伏在宗教政治的表皮之下。西方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而伊斯兰政党，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Ennahda），倾向于去乡村或城市的贫困和边缘群体开展招募。这些政党在旧威权政权下是遭到取缔的，只好改而向穷人提供社会服务，等到政治空间开放，恰好处于动员这些群体的有利地位。伊朗的伊斯兰保守派也是如此，往往向社会的穷人和文化程度低的人开展招募。
1848年的欧洲经验显示，专制政权的倒台和民主选举的组织，仅仅是政治发展的长期过程的开端。民主的建立在于，让民众参与商定的政治过程制度化，首先得有组织良好的政党。领导革命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必须继续加强组织，以参加竞选，还必须与其他群体结成联盟。但1848年的自由派革命党人，在威权当局发动军事反攻之前的短时期内，没做上述两件事。率领阿拉伯革命的中产阶级群体，在起义后最初两年，在组织起来参加长期竞选上，也有类似缺陷。他们内部发生分裂，置重心于个别领袖，而不是大批的政治追随者。他们现在面临的是重振旗鼓的军政府，将会积极限制他们的组织活动。
在欧洲，带头推动民主的中产阶级群体很少能光靠自己，都需要形形色色的跨阶级联盟。在丹麦，中产阶级群体在1848年与农民阶级（更正确的说法是农户，因为旧农民阶级至此已基本消失）携起手来要求结束专制主义，在1915年与工人阶级携起手来要求普选。在德国，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政党携起手来支持魏玛共和国，像瑞典、比利时和荷兰的中产阶级一样。在瑞士、英国和意大利，他们与保守政党联合起来扩展选举权。
如第28章指出的，中产阶级群体不一定支持自由民主。他们可与保守势力保持一致，不扩展民主，反而要求对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民众力量予以压制。拉丁美洲许多中产阶级群体，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独裁统治中，就遵循这种战略。这样做的还有土耳其的中产阶级群体，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模式重现于2013年的埃及，许多以前的自由派，非常厌恶当选才一年的伊斯兰总统穆尔西，因而愿意支持把他赶下台的军事政变。
在19世纪的欧洲，为争取民主的大众动员受到民族主义的劫持。这种现象首先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出来，其时《人权宣言》的呼吁，迅速变成法国民族权利的激进主张。它在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也很明显，当时许多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自由派，对俾斯麦及其强力统一德意志民族，表示狂热的支持。它再次出现于1914年8月，那时作为第二国际创始成员的工人阶级政党，其普通成员都决定支持各自政府，就此一头栽进世界大战。
有个明显的文化因素，让中东出现民主的可能变得异常复杂，那就是伊斯兰教。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许多社会，必须抗衡反民主的伊斯兰激进组织，而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第三波民主转型就没有这方面的威胁。许多评论家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对民主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它从不接受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更坚持宗教极端主义的暴力传统。遵守民主规则的伊斯兰组织，如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经常被指责是利用民主来取得权力，真正意图仍是建立不自由的神权国家。这些群体的崛起招致保守的威权政府的反击，所引起的两极化政治只允许两个选择，都是非民主的。
政治伊斯兰主义是否会成为永久性障碍、进而阻止自由民主在伊斯兰国家出现，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就如断言民族主义将使民主不可能在欧洲出现一样。政治伊斯兰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有自己的跌宕起伏，在20世纪还经常输给世俗民族主义或自由威权主义的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复杂的大文化体系，都可以不同方式来解释。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是如此）有平等主义的中心思想，但数世纪来一直与威权统治者联盟，为不自由的秩序辩护。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波民主化故事，就包括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对教义进行重新解读，使之与现代民主兼容。 [4]
伊斯兰激进派也可走上同样的道路，当前的扩张似乎更源于当代中东社会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宗教的内在本质。实际上，政治伊斯兰主义的传播也可被看作一种认同政治，类似于欧洲当年的民族主义。首先提出这一论点的是欧内斯特·格尔纳，本书第12章曾介绍过他有关民族主义起源的理论，现可回顾一下。格尔纳认为，随着社会走向现代化，从礼俗社会（小村落）到法理社会（大城市），认同就会发生错位，而民族主义就是对此的回应。它主要发生在现代化国家，其中基于血缘和地域的狭窄认同消失，代之以将个人与广泛文化运动连接起来的普世学说。他认为，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就是对中东类似需求的回应；宗教在中东发挥的作用，等同于民族思想在欧洲发挥的作用。对住在开罗或卡拉奇的充满困惑的前农民来说，或对欧洲的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来说，如本·拉登一般的人物可以对“我是谁”的问题提供颇具说服力的回答。政治伊斯兰主义在20世纪晚期的兴起，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伊斯兰教的返回，如伊斯兰激进派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认为的，而是对大部分中东国家的半现代化困境的回应。
恰如19世纪欧洲迈向民主的冲动被引上民族主义的岔道，中东的大众动员同样也有可能遭到宗教的劫持。 [5]
所以，把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第三波转型当作阿拉伯之春的先例是带有误导性的。提供更好模型的，反而是欧洲从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到民主的备受折磨的漫长旅途。希望自由民主制很快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的人，在这一类分析中找不到任何安慰。我们只能希望，如果它真的发生，无须花费像欧洲那样长的时间。19世纪欧洲没有现成的民主经验，也没有清晰的制度模式可以遵循。当代中东就不一样了，以法律和民主对权力的制约来平衡强大的国家，已成全世界的规范。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得依赖于建立一系列互相勾连的复杂制度，后者又要借助于经济和社会条件在性质上的转变。稳定民主的社会基础在1848年的欧洲尚未存在，在今天中东的许多地方，可能同样尚未存在。
[1]有关中东地区民主失败的文化争论，参见Elie Kedourie，《中东政治》（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如想深入了解中东民主化的阻碍，参见Stepan和Robertson，《选举差距与其说是“穆斯林”的，倒不如说是“阿拉伯”的》。
[2]例如，参见Seth Jones，《阿拉伯之春的幻觉：应对既有而非想要的地区》（The Mirage of the Arab Spring: Deal with the Region You Have, Not the Region You Want），载《外交事务》第92卷，第1期（2013年）：47—54页。有关民主化的潜在恶果，参见Edward D. Mansfield和Jack Snyder，《选举通向开战：新兴民主国家为何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马萨诸塞州剑桥：MIT出版社，2005年）。
[3] 参见Barry Mirkin，《阿拉伯地区人口水平、趋势和政策：挑战与机遇》（Population Levels, Trends and Policies in the Arab Reg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论文，2010年），16页。
[4]这种说法是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浪潮：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
[5]格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比较了欧洲民族主义和中东伊斯兰教，第75—89页。这个说法的变体也出现于Olivier Roy，《全球化的伊斯兰教：寻找新乌玛》（Globalized Islam: 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参见福山，《身份、移民和自由民主制》（Identity, Immigr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载《民主杂志》第17卷，第2期（2006年）：5—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