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和民主化理论；对出现民主浪潮的理论解释；民主植根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社会动员作为经济变化与民主之间的桥梁；政党成为民主斗争的关键角色
日本、中国等东亚社会是悠久政府传统的继承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开始工业化时，就已预设了强大的国家。在这之前，它们是高度不平等的农业社会，少数精英对大批无组织农民行使垄断权力。我说过，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开始发生变化；又随着新社会群体动员起来，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当代中国的威权体制将面对重大的挑战。这会导致正式的民主负责制在中国最终出现吗？我们没法预测这种结果，所能做的只是尽量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它们对未来的引申意义。
从1970年到2010年，在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中，世界民主政权的数量从大约四十五个上升到将近一百二十个，约占世界上全部国家的60%。据他介绍，第一波持续时间很长，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19世纪末；第二波持续时间较短，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第三波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民主转型；继之以军事统治在希腊和土耳其的结束；随后是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再移到亚洲，即菲律宾、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最终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促成民主返回东欧和前苏联的部分继承国。民主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第三波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倒退。在某些评论家眼中，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暗示第四波的开端，但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受挫使这种说法丧失说服力。 [1]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浪潮？为什么发生在某些地区和社会，而不在其他地方？为什么有些建成了相对稳定的民主政体，而其他的出现倒退？为什么只在20世纪，民主变成全球性现象，而不在之前的四万年人类历史中？
民主为什么会扩展的问题有一个曾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答案。那就是，民主之所以站稳脚跟，是因为民主思想本身的力量。它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言中得到强有力的阐述。托克维尔指出，支撑现代民主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在过去八百年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种不可阻挡的势头在他身上引起了一种“宗教恐惧”。他认为，这个进步是天赐的事实。 [2] 其他学者也一致认为，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将之追溯到历史和文化的特定根源，或是古代雅典，或是基督教。黑格尔和尼采认为，基督教学说强调人类尊严的普遍平等，其世俗版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特别是黑格尔，还在现实世界中找到相关的发展，如法国大革命和要求平等承认的原则的出现。在黑格尔看来，要求平等承认的原则源于人类理性的内在逻辑。在第三波和最近的阿拉伯之春中，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带来他处动荡消息的活跃分子，各种思想迅速跨越国际边界。20世纪90年代初，民主转型的浪潮发生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灵感显然来自不久前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的剧变。
就第2章的发展六方面的框架而言，侧重于思想或文化价值的理论，就会断定类似于图19的因果关系。
图19. 思想和民主
思想确实非常强大，可用来解释政治制度，但这个解释所引起的疑问，与它所解决的疑问一样多。例如，人类平等和民主的理念为何在某些时期而不是在其他时期广为流传？至少从古代雅典起就有了民主理念，但它的制度化还要等到18世纪末。托克维尔并没有解释，人人平等的思想为何变得越来越强大，只称它是天意。民主并没有在世界各地兴起，也没有在世界各地获得同样欢迎。这导致不少人断言，民主不代表普遍趋势，只是西方文明的特定文化，他们包括塞缪尔·亨廷顿、当代中国政府和形形色色的伊斯兰主义者。假如这是真的，这种思想为何产生于西方，而不在其他地方？
另一种学派不把民主当作思想或一套文化价值的表述，而当作社会中深层次结构性力量的副产品。社会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较高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民主政体，相互之间很有关联。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是民主政体，剩下的大多数威权国家则有欠发达。一份知名的研究显示，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可发生于经济发展的任何层次，如果人均收入超过一定门槛，民主政府就更容易坚持下去。这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确有使民主更易发生的东西。 [3]
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到底有何关联？难道人们获得一定程度的幸福，就会神奇般调整价值观，改而赞成民主？把发展和民主连接起来的统计相关性，并没有为二者之间的因果机制提供洞见。这些相关性当中存在不少例外。例如，依据这种观点，稳定的民主国家不应是贫困的印度，而应是富裕的新加坡。
图20. 增长和社会动员
我在第2章中提出过一条替代的因果途径，即经济增长可通过社会动员来影响民主制度。这里的关键是劳动分工。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的规模；反过来说，随着市场因贸易增长而不断扩大，先在商业经济，然后在工业经济，新的劳动分工就会出现和加深。这种分工意味着，将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群体。斯密本人从未明确提出这种推论，但合乎逻辑的思维是，这些新群体无法参与旧农业社会的政治制度，就会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从而增加要求民主的压力。换句话说，经济增长造成社会动员，后者又导致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而且愈演愈烈（图20的线条）。
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描述，是19世纪主要社会理论家念念不忘的中心概念之一。首先是卡尔·马克思，他把劳动分工转化成社会阶级的理论，使之成为自己学说中不可或缺的组件。
马克思的洞见
马克思的框架可以概括如下：在旧的封建秩序中，第一个获得动员的新兴社会阶级是资产阶级，他们遭到旧地主的蔑视，但却通过积累资金，采用新技术，使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工业革命动员的第二个新阶级是无产阶级，其剩余劳动力受到资产阶级不公正的挪用；这三个阶级想要不同的政治结果，传统的地主阶级想保留旧的专制秩序；资产阶级想要可保护自己产权的自由（法治）政权，对正式的选举民主倒无所谓（他们对法治的兴趣总是大于民主）；无产阶级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就会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实施财富再分配。工人阶级可以支持普选制的选举民主，但这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为了达到控制生产资料的目的。
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重要学者之一是巴林顿·摩尔，本书有关日本（见第23章）的篇幅，已提及他出版于1966年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这本书很复杂，提供一系列历史案例的研究，包括英国、德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试图解释民主为何在某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出现。人家记住他，可能是因为他那句直率的评论：“没有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就没有民主。”他说那句话并不是指，资产阶级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引出民主。例如在德国，工业资产阶级在“铁和黑麦”的著名联姻中，与专制的容克土地贵族结盟，支持俾斯麦的威权主义，后来也在希特勒的崛起中发挥作用。摩尔认为，迅速扩大的资产阶级，如能成功取代地主和农民的旧秩序，民主就能出现。他指出，英国就是如此，乡村的创业资产阶级成功推出商业化农业，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再用其中的收益来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这个残酷的过程削弱了旧土地贵族的力量，同时又催生了现代工人阶级。
摩尔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的形式。而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农民，认定它会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淘汰，如英国的情形。然而，革命在俄国和中国爆发，那里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尽管马克思认为农民阶级注定要消失，列宁和毛泽东的掌权都靠农民的支持。摩尔在考虑这些因素后认为，民主化在他所谓的“压制劳工”的农业中会遇上特别障碍，因为农民被拴在大庄园土地上。结果是专制地主阶级存活下来，反过来又催生了工农革命运动。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中产阶级的民主前景就变得很可怜，我们已在上述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看到这种场景。
巴林顿·摩尔的著作引出质疑其论点的大量新文献，特别是他的断言：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对民主的出现至关重要。 [4] 这里不想探究学术争辩的细节，但很明显，他的假设需要做出重大修改。例如，资产阶级远远不是统一的群体，既有像蒂森（Thyssens）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s）那样的大工业主，又有被马克思主义者蔑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小店主和城市职业人。这些群体的利益依特定情况而非常不同。在许多情况下，中产阶级的重要群体都不支持民主。 [5] 工人阶级能被吸收入共产党或农民的反民主的激进运动，但在事实上，许多工人阶级组织仍坚决支持民主选举权和法治。
需要注意的是，自由民主的两个组成部分——自由的法治和群众的政治参与——是可分离的政治目标，最初曾获得不同社会群体的青睐。如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的，发起法国大革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坚定的民主派，也不想让农民和工人即刻获得选举权。《人权宣言》被认为是法律保障，可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和个人自由，限制国家权力，但不一定将选举权赋予法国民众。同样的情况是，在上世纪英国光荣革命中迫使国王接受宪法协议的辉格党，其主要成员是富有的纳税人，包括一部分贵族、士绅和上层中产阶级。只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日益增多的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律师、医生、官员和教师，以及因教育和财产而脱离工人阶级的其他职业人，才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些群体在19世纪构成英国自由党的支持基础。自由派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民主，倒不如说是法治——对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的法律保障和相关政策，如自由贸易、选贤任能的官僚体系改革、使社会流动性成为可能的公共教育。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和民主的议程开始衔接起来，民主便成了中产阶级的目标。法治和民主负责制毕竟是制约权力的可选的两种方法，在实践中往往又相互支持。禁止国家任意掠夺财产需要政治权力，为获得权力，就要扩展选举权。同样，争取选举权的公民，可向制约政府压制权的法治寻求保护。选举权可被视作另一个受保护的合法权利。自由民主制——体现法治和普选的政治体制——从而变为一套纲领，为大部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所期待。
巴林顿·摩尔不是希望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视自由民主制为理想结局，但意识到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往往使这个理想结局变得不可企及。本着这一精神，摩尔修改过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在理解民主如何传播和为何传播上，仍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他的关键洞见是，在社会中最渴望民主的社会群体就是中产阶级。如果要了解民主的可能性，就要在中产阶级与偏爱其他体制的群体中，作出各自的力量对比。譬如，旧土地寡头倾向于支持专制制度，农民或城市贫民的激进群体专注于经济再分配。现代民主政体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如果不予以重视，就无法正确估量民主转型的前景。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主要的社会参与者，他们的强弱和互动决定民主在特定社会出现的可能性。当欧洲大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走上民主道路时，这些是欧洲的主流群体，如今也存在于许多当代发展中国家。
1．中产阶级，定义来自职业和教育，而不是收入水平，倾向于支持自由民主中的自由。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保护自己权利尤其是财产不受掠夺性政府侵犯的法律规则。被理解为普遍政治参与的民主，他们可能支持，也可能不支持。对可能会影响自己财产和收入的经济再分配，他们更加模棱两可，即便不是表示公开的反对。在19世纪丹麦、希腊、法国、阿根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中，中产阶级群体是主要领导者。在20世纪初芬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全面民主运动中，他们是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6]
2．工人阶级——马克思著名的工业无产阶级——反过来更热衷于自由民主中的民主。这意味着，他们有权参与政治。他们在丹麦、比利时、芬兰、瑞典、荷兰、德国和英国，与中产阶级联合起来，以争取选举权的充分扩展。 [7] 他们比中产阶级对经济再分配更感兴趣，往往更侧重于再分配，而不是产权的自由保障。由于这个原因，世界上相当多的工人阶级，愿意在19世纪支持非民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t）政党（如在南欧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在20世纪支持共产党或法西斯政党。那些政党都允诺再分配，但要以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为代价。
3．大地主，特别是那些利用奴工的（奴隶制、农奴制和其他非市场条件的劳工），是民主的专制反对者，几乎无一例外。巴林顿·摩尔最不朽的见解之一，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打破这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势力，才可让充分民主兴旺起来。 [8]
4．农民，他们有复杂不一的政治诉求。农民在许多社会中是非常保守的群体，信奉传统社会的价值，愿意接受作为地主阶级依附者的从属地位。最早的反革命运动之一是1793年法国旺代省（Vendée）的农民起义，反对巴黎的革命政府。正如我们在希腊和意大利看到的，使用依附式方法的保守党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在恰当情形下，他们也会变得激进，与工人阶级联手成为革命支持者。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中国和越南革命的步兵。
这四个群体构成重要的社会参与者，他们的互动决定了19世纪的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的过程。在这段时期的初期，几乎世界上所有最先进的国家，都以这些群体中最后两个为主，即地主寡头和农民。工业化的日益增长吸引农民离开乡村，加入工人阶级，使之在20世纪初变成最大的社会群体。随着贸易的扩大，中产阶级人数也开始膨胀，首先在英国和美国，随后在法国和比利时，19世纪末再在德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为20世纪初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对抗布置好了舞台。
以政党为中心
马克思的分析框架的缺点之一是他以“阶级”为决定性的变量，即使它还算有用。马克思有时讲起来，让人觉得社会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是定义明确的政治参与者，可以作出目的性很强的理性决策。在现实中，社会阶级只是智识上的抽象概念，对分析有用，却不能发起政治行动，除非它体现于具体的组织。新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可以多种方式参与政治：参加罢工和示威、利用媒体、今天还可借助脸书和推特等社交渠道。公民也可组织公民团体，或为了特定原因，或表达相互支持。如果要让参与经久不衰，就需要予以制度化。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这意味着成立政党。
雅典娜是从宙斯脑袋中跳出来的，但上述四个群体不同，他们来到世界上时并不是团结的政治参与者，必须在政治上动员起来，以政治党派为代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党尽管不在早期民主理论家的意料之中，却被认为对民主取得成功来说是必需的。像英国托利党、德国保守党和德意志帝国党那样的保守政党，刚开始只是精英的政治派别，到后来才被迫把自己组织为大众政党，参加竞选。代表中产阶级的是各式自由党，如英国的自由党和德国的进步党、左翼自由党和国民自由党。动员工人阶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到了20世纪初，又改成几乎在所有工业化社会边缘涌现出来的共产党。农民是组织最差的社会群体，到19世纪末，很大程度上消失于英国、美国、丹麦和瑞典，要么成为独立农户，要么干脆离乡背井。在希腊和意大利，保守党实际上代表农民，更以庇护政治来控制农民。在保加利亚，农民成功组成自己的政党。
对民主化只作基于阶级的简单分析会有问题：有些跨领域的议题，使各阶级的人士联合起来，由此打乱政党的阶级轮廓。在那些议题中，最重要的是种族、宗教和外交的政策。19世纪晚期的德国国会，有代表波兰和丹麦两个少数民族的政党，还有代表天主教利益的中央党；中央党本身又分成左右两翼。像帝国政策和海军建设那样的议题，本来是德国保守派的事业，却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在英国，爱尔兰自治和大英帝国的议题引起尖锐的分歧，在决定大选结果上，其重要性往往不亚于阶级利益。在当代中东，伊斯兰政党通常在社会底层和乡村地区享有社会基础，但它们的公开信息基于宗教，而不是阶级。
政党可以尝试代表特定的阶级，经常又是自主的政治参与者。它可以把自己的议事日程，从经济转到认同政治、宗教和外交政策，从而动员不同阶级的选民来争得权力。实际上，它们无须代表支持自己的社会阶级的真正利益。一个极端的案例是，某些国家的共产党最终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农压迫者。在美国，共和党在传统上是商业利益的堡垒，却获得工人阶级选民的大力支持，所依据的理由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
像政府官僚体系一样，政党不是社会阶级掌控的机器人手臂。相反，它们在代表自己选民时，可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职业政治家创建政党，让追随者围绕具体的思想组织起来，再筹办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机器。成功的共产党需要像列宁那样的组织天才，方能掌权。保守政党通常对传统、宗教、君主和稳定的议题充满激情，由于潜在的社会基础日益衰退，又被迫争夺大众选民。有些改变自己议程，以吸引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选民，如英国保守党。其他通过庞大的依附式网络，不但幸存下来，而且欣欣向荣，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无法适应新选举政治的保守政党，也会诉诸非民主手段，以保住自己权力，如1930年的阿根廷政变（见第18章）。依附式的党组织经常与人治的政治风格携手并进，其中支持者团结起来支持的，是胡安和伊娃·庇隆等魅力型领袖，而不是连贯一致的纲领。所以，组织能力不是简单估量社会阶级的力量就可轻易预测的，还得依靠历史的偶然因素，如领导能力、个性和思想。
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民主
民主为何扩展，为何会在未来扩展得更远？民主制度由多种原因驱动，最重要之一是经济变化。如图21所示的，经济增长与民主在好几个阶段中相互关联。经济增长借助劳动分工的扩张催生社会动员，反过来，社会动员又催生对法治和更多民主的需求。支配旧农业秩序的精英，经常试图阻止新群体进入政治体系。只有等到新动员起来的群体，被成功引入体系以参与政治，稳定的民主体制才会出现。反过来，如果这些群体找不到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就会产生不稳定和混乱。
图21. 经济增长和民主
在这方面，思想还是非常重要的，但与发展的其他方面的变化有关。例如，人类尊严普遍平等的观念问世数个世纪，但在静态的农业社会永远不会有太大效果，因为社会流动性太低。农民周期性地奋起反抗，向政治现状提出挑战，或由于自己的权利受到离谱的侵犯，或出于纯粹的饥饿和绝望。这类反抗的个别领袖可能渴望加入寡头政治，但从未想到要取消现存的阶级体系，也就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从17世纪到18世纪，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在欧洲部分地区重整社会体系，社会平等的理念方才产生广泛的震撼力。现代资本主义既需要社会流动性，又促成社会流动性。作为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要求通道和机会的均等。一边是社会动员，另一边是民主和法治，两者之间有多重的因果关系。思想既是重要的，又有自己的自主性——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不能被理解为自己社会阶级的单纯发言人——社会背景和深刻的经济变化，又塑造人们接受思想的能力。
民主在欧洲分阶段逐步出现，历时超过一百五十年，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旧寡头和农民之间交叉斗争的结果。所有这些参与者又被经济和社会中的根本变化所塑造。马克思—摩尔的框架，经过几点修正，基本上还是合理的，我将在下一章详细阐述这个故事。
[1]拉里·戴蒙德，《民主精神：在世界各地建设自由社会的斗争》。
[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序言；福山，《平等的进军》（The March of Equality），载《民主杂志》第11卷，第1期（2000年）：11—17页。
[3]有关这种相关性，参见西摩·李普塞特，《民主的社会前提：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53卷（1959年）：69—105页；拉里·戴蒙德，《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再思考》（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载《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第15卷，第4—5期（1992年）：450—499页；Adam Przeworski等，《民主与发展：世界的政治制度和物质福利，1950—1990》（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Material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另参见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他们也把发展和民主连接起来，只是有恰恰相反的因果关系。
[4]有关整个文献的概述，参见James Mahoney，《比较历史研究的知识积累：民主和威权主义的案例》（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ase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载James Mahoney和Dietrich Rueschemeyer合编，《社会科学的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Dietrich Rueschemeyer和合著者Stephens夫妇，审阅摩尔和其他拉丁美洲的案例，认为民主的主要支持者是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另外，在是否与反动地主结盟以支持威权政府上，中产阶级持模棱两可的立场。参见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和John D. Stephens，《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大学）；Guillermo A. O’Donnell，《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Ruth Collier后来的研究认为，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在许多19世纪转型中都不是民主的主要动力，但在第三波转型中的作用，确实大过普遍承认的。她分析欧洲案例，在某些方面，恢复了摩尔有关中产阶级与民主相关联的有效性。Ruth Berins Collier，《通向民主的道路：西欧和南美的工人阶级和精英》（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
[5]Guillermo A. O’Donnell（《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的研究》的作者），主要研究拉丁美洲。他提出官僚威权主义的理论，认为全球体系边缘国家的资产阶级，倾向于支持威权政府，以应对深度工业化造成的难题。
[6]Collier，《通向民主的道路》，35页。
[7]Collier，《通向民主的道路》，80页。
[8]有关普鲁士大地主在阻止选举权扩展上的作用，参见Daniel Ziblatt，《土地所有制不平等阻止民主化吗？测试“面包和民主”的论点和普鲁士案例》（Does Landholding Inequality Block Democratization? A Test of the ‘Bread and Democracy’ Thesis and the Case of Prussia），载《世界政治》第60卷（2008年）：610—6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