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早于法律；王朝中国的依法治理；宪政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开端；当代中国重建基于规则的行为
日本的制度最终来自中国。在中国，拥有韦伯式现代特征的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到西汉（公元前206—公元9年）获得进一步巩固。中国建立起任人唯才的中央官僚体系，登记人口，征收统一税项，掌控军队，监管社会，比欧洲出现类似国家制度整整早了一千八百年。 [1]
这个早熟的现代国家，阻止了可能提出挑战的强大社会参与者的出现。在欧洲，根深蒂固的世袭贵族、独立的商业城市、天主教和形形色色的新教派别，都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能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类似的这些东西在中国一开始就比较软弱，强大国家又采取行动，使之始终停留在软弱状态之中。所以在中国，贵族行使领土主权的程度比不上欧洲；像佛教和道教那样的宗教受到严格控制；城市更像欧洲易北河以东的行政中心，而不像西欧独立的大都市。重要的是，由于如前所述的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如果从国际着眼，欧洲的权力比中国更为分散。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如果想扩张进而建立大一统的帝国，马上就会遇上邻国的抵抗。这些邻国一方面以军事力量对付外来侵略，另一方面很乐意支持侵略国内部的竞争对手。欧洲国家的合并在20世纪中期达到的水平，只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中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其时中国的大国总数降至六七个。或许，欧盟有一天会完成中国在秦初就已取得的统一，但迄今尚未发生的现实表明，欧洲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多么不同于中国。
当欧洲殖民列强与中国遭遇时，中国正处于清朝（1644—1911）统治之下。它是来自满洲的外来王朝，当时已属王朝晚期。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只是简单接手明朝制度，留用明朝官员，继续运行既有的行政机构。 [2] 在那个年代，中国农业经济与一千六百年前的汉朝相比没有很大不同。自17世纪开始，普遍的商业经济开始起飞，所有这一切发生巨大变化。像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中国也经历了价格和人口的迅速上升。 [3] 英国、葡萄牙和荷兰的商人开始出现在中国南部港口，把中国拖进全球贸易的大体系。一个更大更独立的商业阶层在中国出现，其福祉不再完全依赖政府。中国商人成了资金的来源，稍稍提升了自己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到19世纪末，小型的中产阶级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结束王朝中国的辛亥革命的许多领袖，均来自这个阶级。
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认为，与中国相比，18世纪中的欧洲在技术或制度上并无显著的优势。在他看来，英国后来在工业革命中的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拥有大量煤炭和棉花等原材料的意外副产品。 [4] 然而，工业革命的肇因不但是资源的投入，而且是关键体系的综合：依据观察到的事实引申出普遍理论的科学体系；应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任务的技术体系；向技术创新提供奖励的产权体系；对外部世界抱有一定的文化好奇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培养愈多学生的教育体系；最后，在同一时间允许和鼓励以上各个项目的政治体系。中国在上述体系中可能拥有几个，但缺乏所谓的“体系合成”的能力，即让所有体系一起到位。体系的合成功能，最终还得由政权来提供。如日本已经表明和当代中国正在证明的，并没有深厚的文化原因使亚洲国家无法提供这样的合成功能。但在19世纪僵化保守的中国，这个合成的确没有发生。 [5]
晚清能够借鉴两千年之久的国家传统，避免非洲式的全盘殖民化。到了19世纪，它深深陷入礼制上的习惯和僵化，无法适应欧洲列强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的“屈辱世纪”开始于1839年。清政府试图禁止鸦片进口，结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迫向英国开放港口。1842年的《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让外国公民享有治外法权，还准备向法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作出进一步退让。原始民族主义的义和团运动，试图在20世纪初驱逐外国势力，反被西方列强打败，导致中国付出巨额赔款。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取得台湾和曾是中国藩属国的朝鲜。中国本部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遭到日本的侵占。 [6]
中国20世纪早期的混乱和落后，使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社会一直是贫穷无序的。但他们遇到的是正在走下坡路的异族政治秩序，反映不出往昔政权的辉煌。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崛起，更好地展示了一个年轻蓬勃的政治体的潜力。在动荡时期，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都没有消失。尽管有20世纪早期的巨大破坏，王朝中国和今天中国共产党主持的政治体，相互之间还是有很大连续性。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是如何集中和部署国家权力，而是如何以法律和民主负责制来予以限制。在国家、法律和负责制之间保持平衡的任务，在日本完成于1940年代末，在中国仅完成一部分。……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始于1978年，从那时起，中国缓慢走向更加基于规则的政治体制。但法治的确立还有遥远的路程，政权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法治能否成为21世纪政治发展的主调。
中国法律的性质
中国是从未发展出真正法治的世界文明的代表。在古代以色列、基督教西方、伊斯兰世界和印度，法律起源于超越的宗教，而加以解释和执行的是按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宗教学者和法学家。在每一种情况下，法律守护者都是与政治当局截然分开的社会群体——犹太教法官、印度教婆罗门、天主教神父和主教、伊斯兰教乌里玛。法律对统治者专制权力的限制，取决于法律宗教等级和政治等级在制度上的分离，以及这两个集团自身统一或分裂的程度。这个分离在西欧是最引人注目的，11世纪晚期的叙任权斗争，让天主教有权任命自己的神父和主教；法治的建立远远早于现代国家的建立，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西欧法律还限制了国家建设，而中国则不存在这样的限制。
相比之下，中国从来没有超越的宗教，也从来没有法律源于神圣这样的借口。在中国人看来，法律只是人类的理性工具，国家以此来行使权力和维护公共秩序。这意味着，像日本一样，中国只有依法统治而没有法治。法律并不能限制或约束君主本身，因为后者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法律的执行可以公正，但不是因为公民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权利是仁慈统治者的恩赐，公正只是治安良好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产权和私法——合同、侵权和其他不涉及国家的个人纠纷——很少得到强调，与西方普通法和罗马民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7]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不少对法律的敌意。儒家认为，规范人类生活的应是道德，而不是正式的书面法律。这意味着，要以教育和正确的教养来培养正确的道德行为，即“礼”。儒家主张，依赖书面法律是有害的，因为正式规则太空泛，无法在特定情况下产生良好效果。儒家伦理是高度情境化或语境化的。很大程度上，正确的结果取决于参与各方的关系和地位、案例中的具体事实、事先无法知道和界定的条件。好的结果不靠规则的非人格化应用，而要靠斟酌当地情境的圣人或君子。在最高层拥有一个好皇帝是体系正常运作的条件。 [8]
儒家观点的对立面是赞成书面法律的古代法家。儒家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善良可教的。但法家相信，人类是自私的，很容易陷入混乱；人类行为需要接受调整，不是通过道德，而是通过严格的激励——最重要的是，对越轨要严惩不贷。借用一名历史学家的话，法家认为政府必须“向大家公开法律，公正执法，不考虑关系或等级”，并认为“法律是稳定政府的基础，因为它是固定和众所周知的，可为衡量个人行为提供精确尺度”。相比之下，“以礼为基础的政府无法这样做，因为礼是不成文和特殊主义的，可有任意的解释”。 [9] 在很多方面，法家传统更接近当代西方的理解。西方视法律为普遍、明确和公正的规则，主张人类行为的调整主要通过激励而不是道德。假如说西方传统寻求通过法律，来限制政府的自主性；那么中国传统力求通过灵活的道德体系，使政府的自主性最大化。 [10]
尽管法家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初期消失，但后续的中国政府总是儒家和法家的混合物。在汉唐明清各朝代，都有重要的法典出台，大多是法家传统的对刑事犯罪的处罚表，还根据儒家的思路规定出因事制宜的不同结果。 [11] 跟西方相比，在调节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上，正式法律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小得多。许多纠纷的审理根据宗族、氏族或村庄的惯例规则（不成文的），而不通过法院体系。正式诉讼是遭人贬低的，法官不像在以色列、中东、印度和欧洲是地位高尚的单独群体，而只是另一类官僚而已，没有自己独立的培训机构和行会传统。在欧洲，中世纪第一批官僚来自律师的行列；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也是律师。这样的情形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12]
中国获得宪法
统治中国的晚清政权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比明治日本的统治者慢得多。为了回应西方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批评，特别是惩罚的残酷性，1902年朝廷责令成立以沈家本为首的委员会，研究对《大清律例》的修订。
跟日本的情形一样，中国的改革者认为，中国军事和政治上的软弱源自传统制度的缺陷。犹如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当代发展中国家，它们很清楚，为了被视为平等的主权国家，必须以西方标准来调整自己的实践。委员会成员前往日本、欧洲和美国，研究替代的宪法模式，在1911年起草了一份全面修订的法典，含有商法、程序法和司法组织等条款。也像日本一样，中国的改革者在研究普通法之后，决定予以放弃，转而采用民法体系。在刑法修订一事上，他们几乎完好无损地借用了德国法典。他们复制很多日本的做法，因为日本在过去十年中已成功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位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和松冈义正，在1906年的北京成立第一所现代法学院。但这些改革遇上来自朝廷保守派的重大阻力；他们对有关传统家庭的变革尤为生气。 [13]
清政府提出一个九年计划，以君主立宪制取代旧朝廷，全盘借用明治宪法的内容（只是删去对天皇的适度限制）。无论修改后的法典还是建议中的宪法，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发生了1911年的武装起义。被称为《十九信条》的宪法在最后一分钟颁布，这对挽救旧政权来说已是微不足道，再者也太晚了，1912年伊始它被中华民国取代。 [14] 在之后的军阀割据和内战期间，各式政治人物制定宪法，给自己添加合法性，但在限制权力上很少有实际作用。 [15]
辛亥革命之后力图复兴中国的代表人物，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孙中山。他视亚伯拉罕·林肯和法国大革命为自己灵感的来源，但他创建的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专制政党。国民党在1927年与共产党分裂，之后在蒋介石领导下，颁布一套组织法，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宪法。它在训政时期确定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在1946年正式终止，代之以《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被共产党打败之后退守台湾，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所授予的紧急权力，仍实施独裁统治。真正的宪政在1991年来到台湾，也正式宣告“戡乱”和军事统治的结束。 [16]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早期宪法是毫无意义的，但国民党在1929年至1930年出版的修订版民法就大不一样，其中有些条款成为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修订部分有三大转变，有些直接来自1911年对《大清律例》的修改。第一个转变是从清朝法典的禁罚条例变成承认公民权责的体系，中国公民第一次不再是国家权力的臣民，而是拥有积极法律权利的个人。第二个转变是经济上的，清朝法典将产权与宗族或父系亲戚群体嵌在一起，让处置财产的权利严重受制于对家庭成员的义务；相比之下，国民党法典承认产权属于个人，可以自由转让，从而开拓包括合同和侵权在内的整个私法领域，而这被清朝法典视为“琐碎小事”。最后的转变是驳斥父系家庭的法律依据，让妇女拥有继承财产和提出诉讼的充分权利，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法律改革是超越同期日本的。 [17]
对法律的破坏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得政权时，已从外国占领中解放大陆，恢复了中央集权国家的主权。…… [18] 毛泽东上台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把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典一笔勾销。一旦用得着，法律就变成打击“阶级敌人”的武器。从1952年到1953年，法律本身成了靶子。曾接受过法律训练的前国民政府的法官和书记，现在遭到清洗，代之以共产党的干部。刑法被用来对付意中的敌人，警察开始在司法体系之外独立操作，设立庞大的拘留营网络，囚犯是诸如“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富农”等群体。在私有财产已被淘汰的国家，民法基本上荡然无存。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解释：“……我们的法律制定应该跟上经济基础的变化。制度、规章和条令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我们不要怕变。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法律应为继续革命服务……” [19] 毛泽东本人也宣称：“（我们必须）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当然，没有一个社会能在完全没有规则的情形下存活。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为了寻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开始引入苏联法典，以重建中国法律。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使这个过程缩短。“大跃进”是一场受意识形态驱动的运动，目标是动员群众支持工业化，结果却带来大饥荒…… [20] 这场灾难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有一次重建法律体系的努力，又因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告终。“文化大革命”抛开基于规则的行政管理的外衣，削弱政府的运作，以恐怖手段对付共产党自身，一如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苏联共产党的大清洗。 [21]
1978年以后依法治理的重建
只有通过“文革”经历者的心灵创伤，才能理解毛泽东死后出现的中国以及始于1978年的改革。从“文革”中劫后余生的共产党精英，在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率领下，绝不允许毛泽东式的个人专断再一次发生。随后发生的政治改革进程，逐步建立了一系列规则，以防止再次出现魅力型领导者以毛泽东的方式破坏整个中国社会。此外，法律被看作一种机制，共产党能以此来引导和监督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作为结果，在毛泽东过世将近四十年之后，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依法治理，官僚也回归传统。
但中国还不是法治主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袖，同意以规则来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从来没有承认法律高于共产党。……
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跟随苏联采用了正式宪法。……中国第一部宪法于1954年通过，高举1949年《共同纲领》的社会主义原则，全盘进口苏联宪法的许多条款。该文件提及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完成，在“文革”期间遭到拒绝，代之以1975年起草的更左的宪法，公开提倡共产党对国家的专政。
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倒台以来，不断出现新宪法或宪法的重大修订，分别颁布于1978、1982、1988、1993、1999和2004年。这些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政治领域的变化，即向右转和走向市场经济。例如，八二宪法第十八条为外国投资及其保护提供基础，八二宪法的1988年修订版为土地使用权的商业转让提供依据。八二宪法的1992年修订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取代“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新版本也让共产党将部分权力移交给国家，反映后者在经济管理上的更大功能。
这些宪法修订更多地是共产党决定新政策的声明，而不是管束自身的严肃法律。当代中国宪法的制定有两条原则，相互之间却有潜在的矛盾。一方面，邓小平在1978年主张：“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 [22] 宪法规定，民选的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一起，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构”。宪法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汉学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在1978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全国人大在政策讨论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共产党视为政治之外的领域，通过了“相当可观的正式法律”。这与毛泽东治下的局面形成强烈对比。 [23]
另一方面，宪法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使共产党在整个政治体制中的支配地位神圣不可侵犯。在实践中，共产党对政府和立法机构实行严格控制……法律仍然更多地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合法性的内在源泉。 [24]
规则的扩展
自1978年的改革以来，中国的正式法律和非正式的规则，都有循序渐进的大幅度增加，对下级政府的行为加以界定和限制。要衡量中国新兴的依法治理，不能单看所通过的正式法律的数量，而要看决策是否基于规则。可在两个方面看到这种决策的扩展及其局限性：产权和共产党高层的晋升和换届。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始时，中国面临巨大的法律真空，尤其是在私法或民法的领域。为了鼓励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有关合同、合资、土地使用、保险和仲裁等的法律获得迅速增长。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进口德国法典，是整个体系一起实施的。而当代中国法律的来源相当不拘一格，根据具体需求零零碎碎地加以采纳。例如，刑法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的法律。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民法通则》，明确指出是来自德国民法的。但事实上，它来自德国民法的日本版和1930年国民党版。学者陈建福指出，尽管国民党法典在1949年被正式取消，但“国民党民法典……一直是中国民法和民法学的发展基础”。 [25]
中国借鉴欧洲大陆的民法传统，其中之一是，私人公民有权在行政法院起诉政府的非法行为。全国人大在198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罗列向政府决策提出上诉或挑战的规则。共产党认为，这是约束和指导下级政府的有效途径。在《民法通则》公布之后的数十年中，这类诉讼的数量稳步上升，但它的效用仍然相当有限。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在最进步的省份，原告起诉政府而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大约只有16%。…… [26]
在《民法通则》下采纳的民法典，最终还是源自西方，为类似西方私法的东西打下基础。它承认一定范围的独立的合法参与者，可以获得财产，签订合同，出售财产，上法庭捍卫自己的权利。党内理论家在原则上提出反对，认为除了“人民”（也就是国家），谁也不得拥有生产资料。改革者只好巧立名目，让国家保有正式的所有权，再创造出一套可以购买、出售、抵押和转让的使用权。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中，无人在技术上“拥有”公寓或房子，仅有长达七十年的租期，代价是土地使用费。 [27] 监管合同的法律也是煞费苦心，尝试调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合同没有全部的自由，因为当中有条款允许国家来“管理”或废除合同，所用的不可抗力条款又是定义不清的。 [28]
1986年的《民法通则》从未打算成为综合的民法典，只是普遍原则的声明，让后来的临时立法来填补空白。此外，它还作了特别的修改，以符合思想或政治的标准。例如，德国和国民党的法典在界定法律人格时把“自然人”和“法人”分开；而《民法通则》实际上废除自然人，代之以公民的概念。这看似微小的差别，在区分中国和西方的法律观念上，却是非常重要的。西方把自然人当作权利和义务的持有者，独立于国家的任何行动；在中国，公民的称号是国家赋予个人的。 [29] 当代中国的法律接续清朝的传统实践，不承认个人权利持有者的单独领域，某种意义上产权仍被看成国家赋予个人的仁慈。 [30] 在实践中，国家可在任何时候合法收回这种权利。国家有时提倡法治和公民意识，作为抑制不满情绪的手段，使中国普通公民更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执法的前后不一致会让期望落空，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 [31]
当代中国越来越受规则的管理，但仍不具备西方式的产权和合同执行。从理论上讲，政府既没有承认私有制的原则，又没有建立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根本职责的法律体系。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法律、法院、诉讼和仲裁，以及一系列法律或准法律的业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中国的司法机构，仍没有像欧洲、北美和日本法院那样的威望和独立。在中国经营的西方企业，需要面对复杂的“地形”。虽然有越来越明确的关于外商投资的规则出台，但很多外国人发现，在他们的中国伙伴看来，合同与其说是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件，倒不如说是他们之间个人关系的象征。如果打交道的对象是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强大实体，如国有企业，外国人就会发现，自己的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 [32]
换句话说，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的程度，在根本上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政府保护大多数产权，因为认识到这符合自身的利益。如果它决定改变产权状态，除了自身的政治控制，无须面对任何其他的法律约束。许多农民发现自己的土地成了市政当局和开发商觊觎的猎物，他们想把它变成商业地产、高密度住宅和商场等，或道路、水坝和政府大楼等公共设施。开发商如与腐败的地方官员合作，非法获取农民或城市房主的土地，就可赚取暴利。此类征地，也许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不满的最大来源。 [33]
除了产权和合同，规则已经到位的另一重要领域，是高层领导的任期限制、退休、聘用和晋升的程序。世界其他地区威权政府的最大麻烦之一是，高层领导不愿在任职多年后自动下台，也缺乏决定继承人的制度。 [34] 我已指出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很多总统都有漫长的任期，无论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阿拉伯之春的原因之一是，这几个国家的总统多年赖在宝座上不走，突尼斯的本·阿里二十三年、埃及的穆巴拉克三十年、利比亚的卡扎菲四十一年。如果上述领袖建立规范化的继承体系，在十年或八年任期后自己下台，就会给国家留下更为积极的遗产，也不会遭到革命浪潮的席卷。
中国共产党已有相关规则，有助于中国威权统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中国宪法规定，高层领导的任期最多只能十年。从邓小平退休以来，已有两次高层领导的换班，以十年为一周期，分别在2002年的十六大和2012年的十八大。另外还有比较不正式的规则，例如，一旦超过六十七岁，就不能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在共产党的低层组织，强制退休的规定更为普遍。最高级别的领导换班，其实际的政治运作仍是混沌不清的，但至少已有制度化的过程。 [35]
这些规则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直接结果。犹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在魅力型领袖的不受限制的个人专断中，直接蒙受苦难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之后制定的规则，就是为了防止类似领导者的再次出现。……
当代中国体系中基于规则的决策的优缺点在于：一方面，有抱负的政治领袖，在接班、晋升和可接受的政治行为上，要遵循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另一方面，这些规则还不算是对政治权力的真正的宪法限制，只反映出当前共产党精英赞成集体领导的共识，尤其对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但规则本身，仅需一纸通知，就可能被同一领导集体改掉。
在拉丁美洲的自由民主国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也想逃避宪法规定的任期限制。有些人，如阿根廷的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和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成功修改他们国家的宪法。因为规则已经嵌入法治制度，这些努力在政治上是代价高昂的，不一定会成功。例如，梅内姆尝试增加自己的总统任期，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哥伦比亚的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成功修改宪法，赢得第二个任期，但在争取第三个任期时，遭到独立的宪法法院的拒绝。中国虽有领导换届的新规则，但对权力的正式制衡还有待创建。
中国建立法治以限制政治权力的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扩展法治的先例已定，更加忠实于中国宪法是未来改革的显而易见的途径。 [36] ……
[1]这个故事可以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7—8章。
[2]参见魏裴德（Frederic Wakeman），《洪业：清朝开国史》全2卷（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 2 vol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卷，414—424页；第2卷，1006—1016页；Evelyn S. Rawski，《末代皇帝：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3]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和叛乱》（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91），355—362页。
[4]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的成型》（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16—25页。参见Jean-Laurent Rosenthal和王国斌， 《分流前后：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变化的政治》（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
[5]中国在1500—1800年出现智识和社会的停滞，解释个中原因的旧文献仍相当有效。参见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第1卷《取向性介绍》（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 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有关西方和早现代中国的比较，参见Morris，《为什么是西方占据了统治地位——至今为止》，481—507页。
[6]有关晚清中国和革命的一般解说，参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纽约：哈珀出版社，1986年）。
[7]Derk Bodde和 Clarence 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以190件清朝案件为例》（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4、8页。
[8]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19—23页；陆思礼（Stanley B. Lubman），《笼中之鸟：毛之后的中国法律改革》（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13—14页。
[9]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23—27页。
[10]儒家的见解在西方传统中并不是天方夜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正义之城，并不主张正式的法律或程序，而要求培养监护人阶层，以及能作出公正裁决的哲人王。
[11]有关前现代中国的法典列表，参见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55—57页。
[12]有关前现代中国的法典列表，参见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3—6页；陆思礼，《笼中之鸟》，23—29页。
[13]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Code, Custom, and Legal Practice in China: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Compared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33页；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Chinese Law: Context and Transformation ）（波士顿：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2008年），29页。
[14]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23—28页；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15—18页。
[15]有关这段中国历史的宪政主义的宗派和失败，参见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北京政治，1918—1923：宗派主义与宪政的失败》（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密歇根州安阿伯：中国研究中心，1998年），4—26页。
[16]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80—85页。有关中国民法传统的连续性，参见Kathryn Bernhardt和黄宗智合编，《清代和民国的民法》（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50—62页。在欧洲，天主教会早在中世纪就决定以父系家族为代价，让妇女享有继承权，从而打破扩展的亲戚群体。在中国，这一里程碑要到20世纪30年代方告完成；那里有些地区，至今仍有分支世系的存在。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17章。
[18]关于发生在毛时代的儒法论争，参见李又宁，《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 ）（纽约州白原：M. E. Sharpe出版社，1977年）。
[19]引自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49页。另参见陆思礼，《笼中之鸟》，72—74页。
[20]杨继绳，《墓碑：中国的大饥荒，1958—1962》（纽约：FSG出版社，2012年）。
[21]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41页。
[22]引自陆思礼，《笼中之鸟》，124页。
[23]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第2版（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 2n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4年），176—177页。
[24]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70—83页。
[25] 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Chinese Law: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aw, Its Nature and Development ）（波士顿：KLUWER法律国际出版社，1999年），220页；陆思礼，《笼中之鸟》，178页。
[26]裴敏欣，《民告官：中国的行政诉讼》（Citizens v. Mandarin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China），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第152卷（1997年）：832—862页；欧博文（Kevin J. O’Brien）和李连江，《起诉国家：中国农村的行政诉讼》（Suing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Rural China），载《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 ）第51卷（2004年）：75—96页；陆思礼，《笼中之鸟》，212—214页。
[27]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237—242页，337—338页；陆思礼，《笼中之鸟》，178—180页；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374—378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07年通过修订，让这些法律获得进一步的扩展和修改。
[28]适用于外国人和国家之间的合同的最初法规，在中国改革初期生效，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它在1999年由更广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取代，涵盖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包括违约金和仲裁程序。
[29]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224—227页。
[30]参见Franz Schurmann，《中国传统的财产概念》（Traditional Property Concepts in China），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 ）第15卷，第4期（1956年）：507—516页。
[31]Kevin J. O’Brien，《当代中国的村民、选举和国籍》（Villagers, Elections, and Citize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载《现代中国》（Modern China ）第27卷，第4期（2001年）：407—435页；Mary E. Gallagher，《在中国鼓吹法律：“知情祛魅”和法律意识的发展》（Mobilizing the Law in China: ‘Informed Disenchan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Consciousness），载《法律和社会评论》（Law ＆ Society Review ）第40卷，第4期（2006年）：783—816页。
[32]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341—353页。
[33]最显著的弱产权问题与土地使用有关。地理学者邢幼田（You-tien Hsing）指出，中国不同层次的政府都拥有控制土地的权力。尤其是地方政府，向外开拓自己管辖的城乡界限，于己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土地冲突的解决往往不靠中立的法院系统，而靠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的行政机构。在胡锦涛当政的任期乃至当前，共产党非常注重稳定性。这往往意味着，向既有物业持有人作出让步。参见邢幼田，《都市大转型：中国土地与财产权的政治学》（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of Land and Property in China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戴慕珍（Jean C. Oi）和Andrew Walder合编，《中国的产权和经济改革》（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
[34]共产国家领导人的接班规则无法制度化，许多年前就有人指出过，Myron Rush，《共产国家如何更换统治者》（How Communist States Change Their Rulers ）（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年）。
[35]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211页；Melanie Manion，《革命者在中国的退休：公共政策、社会规范和私人利益》（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3—15页。
[36]这一点由黎安友提起，《中国的宪政选项》（China’s Constitutionalist Option），载《民主杂志》第7卷，第4期（1996年）：43—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