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在发展中国家既重要，又存在诸多问题；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成功建立起民族认同，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却没有；民主或专制，哪个更有助于民族认同的建立
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强大民族认同的存在是欧洲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在当今发展中世界，软弱国家往往是副产品，源自民族认同的脆弱或根本不存在。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更成为特殊的问题，那里的独立国家是殖民当局的发明，边界是任意划定的，与单一种族、语言或文化的共同体不符。它们曾是庞大帝国的行政单位，居民习惯于生活在一起，但没有共通的文化感或认同感。像尼日利亚和肯尼亚那样的新独立国家，在殖民主义留下的真空中，没有作出努力来铸造新的民族认同，因此在以后年份中，备受高度种族冲突的困扰。相比之下，印尼和坦桑尼亚的建国领袖规划出促进民族团结的理念。印度尼西亚当然不是非洲国家，但与尼日利亚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第14章指出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也有许多共同的特性。当然，印尼和坦桑尼亚也面临巨大政治挑战，包括腐败和种族冲突，但相对水平也很有关系。由于早期对民族建设的投入，它们的政府更为连贯且稳定，作为结果，近年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石油与种族
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尼日利亚从来就不是历史上的国家，无论殖民当局还是独立后的新领袖，都没有认真地从事过国家建设。英国接管尼日利亚时，所征服的不是组织良好的中央集权大国，像他们征服印度莫卧儿帝国时遇到的那样。土著人口主要忠于部落层次的小单位。 [1] 现被称为尼日利亚的领土，由时任总督的弗雷德里克·卢吉，在1914年1月1日首次合并为单一政治单位。这同一个卢吉，当年曾使间接统治成为英国的殖民政策。尼日利亚由两块疆域合并而成，一块是北尼日利亚保护地，另一块是南尼日利亚殖民地兼保护地。而后者本身，又是1906年拉各斯殖民地和尼日尔三角洲保护地的合并。这些地区因宗教、种族和财富的差异，仅有很少的共同之点，尤其是在南北之间。南部在欧洲传教士的努力下逐渐皈依基督教，而北部信奉伊斯兰教。合并是为了行政上的便利——较穷的北部不断出现财政赤字，与南部合并之后，财政上的补贴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当然，这一计划的明智与否，殖民当局从来没有想过还要去请教当地人。 [2]
英国对在尼日利亚找不到的东西，也没有加以创建。它自17世纪以来一直待在印度，创建军队、全国官僚机构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以及推行能统一次大陆不同种族、宗教和种姓的共同语（英语）。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印度”作为政治单位的想法首创于殖民时代，围绕着渐渐引进的制度和民主理想建立起来。此外，印度作为帝国的支柱，在英国的战略计划中举足轻重。 [3]
英国来到尼日利亚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因全球帝国的负担而筋疲力尽。一旦他们决定不能以印度的方式在非洲投资，间接统治就是对策。所以，他们有意决定不植入强大国家结构，不努力发展经济，甚至对培养尼日利亚的有文化阶层，也兴趣索然。在独立前夕，北部的英语识字率是2%，全国仅有一千名大学毕业生。尼日利亚人不得进入官僚体系的高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职于各级政府的非洲人仅有七十五名。 [4]
如前所述，人们必须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是强大国家和廉洁行政的形成途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从未有过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或向英国统治提出挑战，或在自己上台后追求国家建设的战略。相反，英国人把主权放在盘子里，交给尼日利亚人，还写下新国家宪法，提早公布离开的时间表，最终在1960年兑现。独立后上台的尼日利亚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地区性和种族性的，相互之间的怀疑甚至超过对前殖民主人，缺乏尼日利亚民族概念，也不知如何给新国家的认同定位。民族认同的缺乏很快导致国家的崩溃，由此陷入内战。 [5]
在比夫拉湾（Gulf of Biafra）发现的大量石油储备，给尼日利亚相互竞争的种族群体带来争夺目标，也造就让未来政治保持稳定的机制。政府控制经济资源，将之分给精英，后者再将之（扣下自己的丰厚份额之后）分给追随者网络。如果有心怀不满的群体，以暴力威胁寻租联盟，就会受到更多补贴和现金的收买。政治腐败和依附主义，就是尼日利亚为稳定和民族认同的缺乏付出的代价。
印尼开始时像尼日利亚一样，但在随后几年中有非常不同的发展。20世纪之前，印尼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这个地域涵盖超过一万一千个岛屿的群岛，曾有各种不同名字，如印度群岛、东印度、热带荷兰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它包括各种各样的苏丹王国、部落和贸易站，以及说几百种不同语言的种族群体。很少原住民知道自己村庄之外的世界，或自己岛屿之外的世界。 [6]
这一切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发生改变。其时，荷兰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的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天的雅加达）之外扩展政治控制和贸易网络。定期的轮渡给人带来群岛是一个整体的感觉，更使朝觐麦加变得可行，让印尼穆斯林与更广大的穆斯林共同体相连。接触到欧洲教育的少量本土精英涌现出来，开始接纳西方概念，如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7]
到了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这个殖民地有了十分多样的认同定义。由于大部分人是穆斯林，他们可把自己当作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尼共产党要发动阶级革命，让自己与共产国际挂钩，就像中国和越南共产党已经做的那样。还有很多区域和地方的认同，本来是可以支持当地的单独政治体的，特别是在较大岛屿的爪哇和苏门答腊。
相反，名叫印度尼西亚的单一国家的全新理念，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其时，印尼全国协会、印尼全国政治协会代表大会和青年印尼（Young Indonesia，民族主义的青年团体）先后成立。 [8] 1928年10月在巴达维亚召开的第二次印尼青年大会，通过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第一次公开使用“印度尼西亚”一词），并宣布印尼语为民族语言。
对新生国家来说，采用印尼语为民族语言是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印尼语是经典马来语的标准化版本，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群岛的贸易商和旅行者的通用语。但把它当作第一语言的印尼人很少，绝大多数继续使用爪哇语（Javanese）、巽他语（Sundanese）和荷兰语（受过教育的精英）。爪哇语是殖民地中掌握政治优势的种族群体的语言。相比之下，印尼语更平等，也没有反映讲话者和听话者相对地位的复杂标志。许多早期的青年民族主义者不会说印尼语，或说得不好。采纳印尼语，提倡多民族的印尼，合在一起就战胜了20世纪初流行的其他认同概念。区域性的独立运动，曾在爪哇、苏门答腊和西里伯斯（Celebes）出现，在更广泛的印尼团体成立之后，决定自行解散。由于荷兰耍弄分而治之的伎俩，许多新民族主义精英认识到，形成最广泛的联盟是赢得独立的关键。
在印尼的理念背后，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是印尼独立后的首位总统苏加诺。1927年，他出版名叫《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讨论当时的三大思潮，认为当中不存在根本矛盾，不会阻碍反荷兰统治的广泛政治战线的成立。苏加诺声称，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反对高利贷。他批评追求神权国家的“狂热”穆斯林，理由是他们会引起与印尼其他宗教团体的冲突。同样，他反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敌视宗教。苏加诺不愿将西方自由主义纳入到他的综论里面，因为这种学说没有为强大国家提供理由。在他看来，强大国家在塑造民族认同和实施再分配上，将发挥整合作用；而为了取得“社会正义”，再分配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思想后来被苏加诺在1945年的讲话中阐述为“五大支柱”，成为支撑印尼独立国家的“潘查希拉学说”（Pancasila）的基础。 [9] 苏加诺是个极其混乱的理论家，想把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各种思想综合起来。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哲学，而是实用。他想创建综合性的民族认同，可以让自己把盛行于印尼的各种政治潮流汇合在一起，同时又能予以牵制。他以尽可能宽泛的术语来为印尼民族下定义，不提及其中任何一个种族。他接受宗教，但是使之中性化，只字不提伊斯兰教，只提泛指的一神教。 [10]
苏加诺的民族综合，只能在日益专制的国家的框架内获得实施。1950年独立后的原本宪法规定，印尼是多党制的民主政体，苏加诺总统只是装饰性首脑。在1955年的第一次大选后，苏加诺开始向现行的议会民主政体发起攻击。由于少数种族的叛乱在外岛爆发， 1957年3月颁布了戒严令。苏加诺在军队和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下粉碎了自由反对派，又以纳沙贡（Nasakom）为基础建起全国阵线。纳沙贡是一个缩写，代表他小册子中的三股势力，即民族主义者、穆斯林和共产党人。他越来越依赖共产党的支持，以及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外援。他还利用国家机器，在潘查希拉思想的基础上，调动广大群众的支持。 [11]
苏加诺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因为他事实上无法综合这三大支柱，尤其是其中的两个，即以军队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和以印尼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支持来源，对彼此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在苏加诺总统警卫队发动政变未遂之后，一些将领被谋杀，这导致军队在苏哈托将军领导下的反扑，苏加诺被迫下台，随后引发血腥清洗，印尼共产党因此遭到摧毁，丧生人数高达五十万到八十万。 [12]
由此产生的苏哈托将军的新秩序，放弃苏加诺纲领中的马克思主义，仍依靠中央集权的强国作为民族团结的保障，还依仗潘查希拉思想作为民族认同的来源。印尼的华人少数民族，曾是印尼共产党的主要发展对象，现被迫改用印尼名字，融入广泛的大众中去。这场危机暴露了穆斯林多数民族和华人少数民族之间的激烈对抗，而印尼共产党的失败又使穆斯林组织得以加强。但新秩序政权继续使用潘查希拉思想，抵制使印尼国家更伊斯兰化的要求。甚至，苏哈托越来越依靠华人商界，视他们为政权的支持者。 [13]
文化同化的机制是教育，印尼语从一开始就是公立学校的教学语言。国家推出培训教师的方案，让他们去自己省份之外的地方工作（常常也在那里结婚）。印尼复制的这个行政体系，类似于中国皇帝和奥斯曼帝国用来治理行省的方式。在苏哈托新秩序时期，比较重要的成就是小学教育的扩展，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971年的55.6%增至1985年的87.6%。学校体系使用印尼语已有两代多人的时间，说印尼语的人日益增多，今天已接近人口的100%。 [14]
印尼的民族认同变得根深蒂固，所用方式是尼日利亚永远也无法借鉴的——综合思想的明确阐述、民族语言的确立、基于全国军队的专制政权的支持。然而，这一综合过程的极限在东帝汶（前印尼属东帝汶）、西巴布亚（原西新几内亚）、安汶（Ambon）和亚齐（Aceh）等地暴露无遗，它们从未接受出自雅加达的民族叙事。 [15] 西巴布亚和东帝汶分别在1963年和1976年被印尼正式吞并，其种族大体上是非穆斯林的美拉尼西亚人。苏加诺在1927年的小册子中引用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认为民族是享有共同历史、以同一共同体的方式行事的群体。根据这个标准，这两个地方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印尼民族的一部分。它们不属于印尼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满者伯夷（Majapahit）印度教王国，即现代民族主义者想象为印尼认同源泉的历史时期。它们自有与美拉尼西亚之根更近的认同源泉；在东帝汶的情况中，还存在葡萄牙宗主国的历史。当早期印尼民族主义者访问群岛的东部时，发现那里是全然陌生的部落居住地，有人甚至称当地人为“食人族”。 [16] 印尼政府将爪哇和其他地区的移民迁入这两个地方，以改变种族平衡；推广印尼语的教学；通过学校促进潘查希拉思想的传播；依靠武力对付当地武装叛乱，以维持主权。尽管有亲印尼民兵的可怕暴行，东帝汶仍在1999年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独立，在2002年成为独立国家。西巴布亚留在印尼中，只是仍有低水平的持续叛乱和独立运动。
尽管印尼国家实施的民族认同仍然有局限，但在这个百年之前远远不是单一国家的区域，政府已取得相当了不起的民族融合。事实上，印尼认同在20世纪90年代已变得非常安全。在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整个国家过渡到民主政体，向各省和地区大幅下放权力，无须担心分裂倾向。印尼仍是个断裂国家，针对华人、基督教社群和其他少数民族社群的暴力仍在继续。腐败程度仍然很高，但所有的成功都是相对的。考虑到印尼建国初的种族、宗教和区域的分裂，它的国家建设成就还是相当出色的，印尼本来可以看起来更像尼日利亚。 [17]
尽管有区域、宗教和人种上的明显差异，坦桑尼亚在民族建设中的记录非常类似于印尼。坦桑尼亚在种族上高度多样化，分为一百二十个不同族群。像印尼一样，多年来执掌统治的是强大的一党制国家，把民族建设定为明确目标，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成功。它采用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像印尼一样。
最适合与坦桑尼亚相比的国家是它北面的肯尼亚。两个都是英国殖民地或托管地，在气候和文化上也非常相似。事实上，两国之间的边界是殖民当局划定的直线，从西部的维多利亚湖一直到印度洋，人为地分开散居于边界地区的当地居民。
在冷战期间，两国经常被拿来做比较，因为肯尼亚采纳乔尔·巴坎（Joel Barkan）所谓的“庇护—依附（patron-client）资本主义”，而坦桑尼亚采纳“一党制社会主义”。 [18] 在1963年独立后的二十年中，肯尼亚的增长大大超过坦桑尼亚，据说是展示了市场经济的优势。（见表4）
表4. GDP增长率，1965—1990年
来源：世界银行
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两个国家的位置颠倒过来。相对于坦桑尼亚，肯尼亚遭遇急剧的经济衰退（见图16）。最近，坦桑尼亚分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强劲增长，从1999年到2011年，取得约6%的年增长率。相比之下，肯尼亚遭受种族群体暴力的折磨，特别是自2007年总统大选以来。它的GDP增长率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直偏低，而且有很大波动，受到持续的政治冲突的影响。相比之下，坦桑尼亚一直保持稳定。原因最终可追溯到：坦桑尼亚的一党专政实施民族建设的政策，而较为自由的肯尼亚没有这样做。
图16. GDP增长率，1989—2011年
来源：世界银行
与肯尼亚相比，坦桑尼亚在塑造民族认同上享有现存的优势，它的一百二十个种族群体中没有一个大得足以支配整个国家。而肯尼亚有五个主要的族群，占人口的70%。 [19] 这些较大族群——基库尤、卡伦津、卢奥、马赛、卡姆巴（Kamba）和卢希亚（Luhya）——中的任意两个，一旦组成联盟，就足以控制政府。同样重要的是，斯瓦希里语（Swahili）在坦桑尼亚充当民族语言。斯瓦希里语是一种班图语（Bantu），从桑给巴尔等沿海地区的商人那里借用了不少阿拉伯词汇，是东非许多国家的口语。它是殖民时代的通用语，也是商人的语言，所起的作用与印尼语非常相似。19世纪晚期的坦噶尼喀是德国控制的，与在肯尼亚的英国相比，德国殖民当局作出更加协调一致的努力，使之成为民族语言。所以在独立时，使用它的坦桑尼亚人大大超过肯尼亚人。 [20]
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发挥了与印尼苏加诺相似的作用。他以自己的乌贾马学说（ujamaa），建立起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非基于种族的民族认同。他的乌贾马学说就是非洲社会主义，在他的文章以及像《1967年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那样的文件中，获得清晰详尽的阐述。 [21] 他认为，种族分裂是对社会主义项目的严重威胁，所以极力抑制他所谓的“部落制”。跟苏加诺一样，他对西方多元化的自由观念没有耐心，希望实施一党专政，从而改造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创建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后来又演变成坦桑尼亚革命党（Chama Cha Mapinduzi）。这个政党坚持列宁主义纪律，对全国各地的干部实施集中的控制。不同于许多非洲新统治者，尼雷尔不但关注城市，而且力求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渗透乡村。 [22] 在这个过程中，尼雷尔的政府比乔莫·肯雅塔做出更大努力，把斯瓦希里语当作民族语言，使之在1965年成为所有中学的必修课。借用亨利·比嫩（Henry Bienen）的话：“斯瓦希里语是坦噶尼喀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同于坦噶尼喀的本色。” [23]
肯尼亚的情形非常不同。大种族群体基库尤人，凭借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在独立后扮演支配角色。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茅茅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库尤人领导的，他们还为国家贡献了开国总统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成立自己的民族主义政党，即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但根据构思，它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组织，而是庇护式分配体系。在人们眼中，国家不是站在不同种族群体上面的中立仲裁者，而是等待攫取的奖金。所以，当肯雅塔的继任者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在1978年上台时，庇护政治突然从基库尤转向支持莫伊的卡伦津和其他种族群体。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追求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而肯尼亚政府追求从一个种族到另一个种族的再分配。抓到政治权力的种族群体对庇护政治的公然利用，用记者米歇拉·朗（Michela Wrong）一针见血的评语说就是：“轮到我们吃了。” [24]
肯尼亚的经济衰退能直接追溯到莫伊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庇护政治和腐败的水涨船高。从那时起，肯尼亚的政治以各种族群体抢夺总统和国家资源的零和游戏为中心。它的高潮是2007年总统大选后的大杀戮，其中一名候选人是基库尤的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他的对手是卢奥的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 [25] 开国总统的儿子乌呼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在2013年被选为总统，但由于他在2007年群体暴力中扮演的角色，而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
坦桑尼亚推动民族语言，努力杜绝地域主义和种族认同。这一切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群体在坦桑尼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远远低于肯尼亚和没有把民族建设当作明确目标的其他国家。经济学家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发现，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种族多样性非常相似，但前者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物品，表明那里的种族色彩比较不明显。 [26]
强烈的民族认同本身并不能创造良好效果，必须与明智的政策关联起来。从独立日到90年代初，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建立非洲社会主义的努力，除了民族建设，在其他方面都是大灾难。在经济政策上，坦桑尼亚占据经济制高点，把生产者的财富再分配给他人，从而摧毁了经济奖励。它破坏作为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农业部门，提倡替代进口的工业，从长远看却是不可持续的。它阻拦外国的私人投资，主张“自给自足”。在政治领域，坦桑尼亚犯了许多严重的早期错误。它宣布自己为一党制国家，让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干部监管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不单是其他政党，公民社会组织也被禁止或受到严格控制；新闻自由非常有限。社会主义时期最糟糕的政策，也许发生于1973年至1976年之间；那时，80%的乡村人口被迫参加乌贾马集体农庄。它在大规模社会工程上的努力，跟苏联和中国一样，给经济和个人自由带来可预见的负面影响。 [27]
坦桑尼亚债务危机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自那以后，糟糕的经济政策宣告结束，改成更为明智的市场经济。这种变革，加上它避免尼日利亚式或肯尼亚式的种族冲突，让它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速度。也像印尼一样，这并不意味着，种族（或宗教）不再是冲突和不稳定的潜在来源。桑给巴尔的穆斯林获得日益增长的动员，赞成另外组建独立的国家。印尼和坦桑尼亚成功创造的，都是更为有效的政治秩序。
我曾说过，成功的民主国家受益于历史上以暴力和非民主手段完成的民族建设。在欧洲发生的情形，也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如印尼和坦桑尼亚。今天，这两个国家都是相当成功的民主政权。2013年自由之家给印尼的自由度评级是2.5（最好是1，最糟是7），坦桑尼亚是3.0。当年在建立民族认同时，这两个国家都比现在专制得多。反过来，鉴于现存的分裂和国家权力的局限，很难想象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今天会投入民族建设的项目。在这两个国家中，无人有足够的权威，来书写民族叙事或颁布新的民族语言。所以，就共享的认同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而言，先后次序和历史都很重要。
当我们转向东亚国家时，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至少是世界上种族最同质的社会之一，很早就有基于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民族认同。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中国文明在古代从黄河流域扩张出去，征服南部、东南部和西部，吸收无数非汉族人口，本身又遭受北部和西北的突厥野蛮人的入侵。第1卷已经指出，中国发明的不只是第一个国家，而且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它的建立围绕一种共同的文献语言，其中的古典著作一直是历代官僚的教育基础。从中国历史的一开始，民族认同和国家建设就相互关联。中国边界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其他社会——韩国、日本和越南——也是如此。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它们与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观念有深入接触之前。这个事实对当代发展成果有强大影响：不同于尼日利亚和印尼，所有这些亚洲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只需建立现代国家，无须同时从事民族建设。像同时代的欧洲一样，它们的民族已经井然成型。
[1]历史学家谈及，尼日利亚的西部和东南部曾存在国家和王国层次的社会，但其中只有很少政治体超越酋邦层次而变成真正国家，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仍是部落。在奥约（Oyo）王国的治下，使用约鲁巴语（Yoruba）的人民曾获得统一，集居于伊费城（Ife）和近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贝宁（不要与当今国家的贝宁混淆）。大批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晚期来到时，这些政治体已因自相残杀而分崩瓦解。尼日利亚北部有更大的政治结构，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教的组织能力。它通过跨撒哈拉贸易路线一直与中东挂钩，促使豪萨（Hausa）政治体和博尔诺（Borno）在11世纪后期改信伊斯兰教。索科托哈里发（Caliphate of Sokoto）是19世纪初形成的，在魅力领袖奥斯曼·丹·福迪奥（Usman dan Fodio）的带领下，发动圣战，征服豪萨王朝。如Atul Kohli指出的，索科托哈里发虽是西非最大政治体之一，仍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它没有集中的军队和官僚机构，无法在明确领土上强制执行命令，与其说是国家，倒不如说是酋邦或部落联盟的中心。参见Falola和Heaton，《尼日利亚史》，23、29—34、62—73页；Atul Kohli，《国家主导的发展：全球边缘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297页。
[2]Osaghae，《瘸腿巨人：独立以来的尼日利亚》，1—4页。
[3]Sunil Khilnani，《印度概念》（The Idea of India ）（纽约：FSG出版社，1998年）。
[4]Atul Kohli，《国家主导的发展》，313、318页。
[5]有关概述，参见Osaghae，《瘸腿巨人》，54—69页。
[6]Robert E. Elson，《印尼概念》（The Idea of Indonesia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1—4页。
[7]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Indonesia: Peoples and Histories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238—239页。
[8]Robert E. Elson，《印尼概念》，64—65页。
[9]苏加诺（Soekarno），《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Nationalism, Islam, and Marxism ）（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东南亚计划，1969年）；Bernhard 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Sukarno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9年），340—341页。
[10]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336—343页：Eka Darmaputera，《潘查希拉和在印尼社会探寻身份和现代化》（Pancasila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Indonesian Society ）（纽约：E. J. Brill出版社，1988年），147—164页。
[11]Dahm，《苏加诺以及为印尼独立的奋斗》，331—335页。
[12]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356—360页；John Hughes，《印尼剧变》（Indonesian Upheaval ）（纽约：David McKay出版社，1967年）。
[13]Benjamin Fleming Intan，《“公共宗教”和基于潘查希拉的印尼国家》（“Public Religion” and the Pancasila-Based State of Indonesia ）（纽约：Peter Lang出版社，2006年），50—68页。
[14]Taufik Abdullah，《印尼：走向民主》（Indonesia: Towards Democracy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215、434页；Elson，《印尼概念》，65页。
[15]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整合像安汶、亚齐和苏拉威西那样的地区，参见Taufik Abdullah，《印尼：走向民主》，221—240页。
[16]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350—352页；Elson，《印尼概念》，69页；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179页，作者描述了苏加诺1934年流亡至弗洛雷斯岛时的孤寂。
[17]有关后威权的印尼，参见Donald K. Emmerson，《印尼将临的选举: 危险投票的一年》（Indonesia’s Approaching Elections: A Year of Voting Dangerously），载《民主杂志》第15卷，第1期（2004年）：94—108页；《东南亚：注意民主与治理之间的差距》（Southeast Asia: Minding the Gap between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载《民主杂志》第23卷，第2期（2012年）：62—73页。
[18]Joel D. Barkan编，《超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Beyond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n Kenya and Tanzania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4年），xiii页。
[19]Joel D. 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叉和融合：改革的压力》（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in Kenya and Tanzania: Pressures for Reform），见Joel D. Barkan编，《超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Beyond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n Kenya and Tanzania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4年），10页。又参见Barkan，《责备或不责备？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的种族分裂、发展不平衡和冲突倾向》（To Fault or Not to Fault? Ethnic Fractionalisation,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Propensity for Conflict in Tanzania, Uganda and Kenya），载Jeffrey Herbst，Terence McNamee和 Greg Mills合编，《断层线上：在社会中管理紧张和分裂》（On the Fault Line: Managing Tensions and Divisions Within Societies ）（伦敦：Profile图书公司，2012年）。
[20]Julius Nyerere认为，德国严苛的压制促成坦桑尼亚的统一，让当地部落团结起来，投入民族主义的抵抗。Henry S. Bienen， 《坦桑尼亚：政党转型与经济发展》（Tanzania 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36页。
[21]Goran Hyden， 《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欠发达与未被捕获的农民》（Beyond Ujamaa in Tanzania ：Underdevelopment and an Uncaptured Peasantry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0年），98—105页。
[22]Cranford Pratt， 《坦桑尼亚1945—1968年的关键阶段：尼雷尔和社会主义战略的兴起》（The Critical Phase in Tanzania 1945-1968 ：Nyerer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Socialist Strategy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64—77页；Bismarck U. Mwansasu和 Cranford Pratt合编，《坦桑尼亚走向社会主义》（Towards Socialism in Tanzania ）（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9年）：3—15页。
[23]Bienen，《坦桑尼亚：政党转型与经济发展》，43页。
[24]Michela Wrong，《轮到我们吃了：肯尼亚告密者的故事》（It’s Our Turn to Eat: The Story of a Kenyan Whistle Blower ）（纽约：哈珀出版社，2010年），52页；参见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岔和融合：改革的压力》，23—28页；Goran Hyden，《政党、国家和公民社会：控制和开放》（Part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Control versus Openness），载Hyden，《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81—82页。
[25]Maina Kiai，《肯尼亚的危机》（The Crisis in Kenya），载《民主杂志》第19卷，第3期（2008年）：162—168页；Michael Chege，《肯尼亚：脱离危险边缘？》（Kenya: Back from the Brink?），载《民主杂志》第19卷，第4期（2008年）：125—139页。
[26]Edward Miguel，《部落或民族？肯尼亚与坦桑尼亚各自的民族建设和公共物品》（Tribe or Nation? Nation Building and Public Goods in Kenya versus Tanzania），载《世界政治》第56卷，第3期（2004年）：327—362页。又参见Goran Hyden，《坦桑尼亚农村的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ural Tanzania ）（瑞典隆德：大学出版社，1968年），150—153页。
[27]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岔和融合：改革的压力》，5页，20页；Scott，《国家的视角》，223—261页；Hyden，《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129—1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