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拉丁美洲制度的唯物主义叙事的例外；哥斯达黎加没变成“香蕉共和国”；阿根廷本来应该像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一样，却出现倒退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来新大陆开发资源，随身带来威权政治制度，留下不平等和糟糕政府的遗产，直至今日。有关地理、气候和资源与该地区政治结果的关系，可编织出一个大故事，但这一模式也有重要的例外和限制。有些国家做得很好，超越了自己物质禀赋所能给出的结果，有些国家则反是。所有这一切表明，物质条件并不是解释21世纪现状的唯一因素。人类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政治选择，促使自己的社会走上非常不同的轨迹，不管是好还是坏。换句话说，尽管面临的选择会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人类仍是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动者。
“贫穷海岸”
摆脱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一个好榜样是哥斯达黎加。它是中美洲小国，人口不到五百万，却比大多数邻国富裕。它在2011年的人均收入超过一万二千美元，远远高于邻国危地马拉（低于五千美元）、洪都拉斯（四千美元）和尼加拉瓜（三千美元）。 [1] 许多外国人知道它是生态旅游的目的地，以茂密的热带雨林著称，但可能不清楚，像英特尔和波士顿科学那样的跨国公司，也在那里设有组装工厂。也许没在哥斯达黎加发生的东西，更让人吃惊。不同于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它在过去六十年中既没有军事政变、独裁、血腥内战和死刑执行队，也没有美国、古巴和其他境外势力的干预。自1948年以来，它一直是稳定的民主国家，竞争性的选举和政党的上下台定期发生。就是在主要依靠热带农产品咖啡和香蕉、气候和资源禀赋也与邻国不相上下的条件下，哥斯达黎加走到了今天这种程度。 [2]
哥斯达黎加迥然不同于中美洲其他地区，这个事实引出不少有关成因的理论和神话。哥斯达黎加人自己认为，他们一直有平等和民主的文化，而没有标志西班牙美洲特色的土地寡头；人种和种族上的同质，也有助于政治稳定。甚至有文化上的假设，将它的成功追溯到早期定居者是西班牙犹太人（Marrano，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的事实。 [3]
至少第一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与16世纪初即是帝国高等法院所在地的危地马拉相比，哥斯达黎加好比一潭停滞的死水，孤立而缺乏吸引力，因为它既无贵金属，又无可被利用的本土人口。哥伦布努力在1502年来到哥斯达黎加，后来的欧洲人嫌太偏远，大体是避开的。所以有了这个家喻户晓的笑话：它应被命名为“贫穷海岸”（Costa Pobre），而不是富饶海岸（Costa Rica）。随着咖啡工业在19世纪的增长，它的大庄园更趋向远少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政治权力因此没有集中在保守派土地寡头之手。 [4] 非洲奴隶在1800年占人口的六分之一，但没多久就和原住民一起，或死去，或融入更广泛的黄白混血儿中。在这方面，它与拥有大量印第安人口和严重不平等的危地马拉大相径庭。 [5]
犹如所有的国家叙事，这个历史遗产还没开始对20世纪下半叶的成功作出解释。在1948年之前，哥斯达黎加经历了与邻国相似的政治功能障碍。虽然它的家庭农业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但咖啡和香蕉的出口增长仍造成富裕种植主的寡头政治。这个寡头政治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证明是愿意诉诸暴力的。哥斯达黎加在1821年独立时通过民主宪法，但在19世纪仍受一系列独裁者的统治，还陷入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不断争斗。保守派乐于使用选举欺诈和武力，以夺取和维持政权。哥斯达黎加人将自己的民主政体追溯到1889年选举，但1914年还有一次军事政变。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治两极分化。与其他地方一样，保守精英怀着恐惧心情注视着工会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涌现。所有这一切导致1948年的内战，一边是选举失败后仍试图保持权力的左翼政府，以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Rafael ángel Calderón）为首，另一边是反对派联盟，以社会民主党的何塞·菲格雷斯（José Figueres）和赢得大选的反共斗士奥蒂略·乌拉特·布兰科（Otilio Ulate Blanco）为首。 [6]
其时，掌控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是保守派地主寡头，但已面临日益增长的挑战，来自新动员起来的参与者，如工会、基督教社会活动家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在这三个国家中，旧精英越来越求助于军队来镇压左翼，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左翼的回应变得更加激进，寻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开展武装斗争。在萨尔瓦多，以法拉本多·马蒂（Farabundo Martí）为首的农民起义，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残酷镇压。受其启发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自称为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又在20世纪70年代向政府提出挑战。在尼加拉瓜，桑地诺运动（Sandinista）武装反对阿纳斯塔·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独裁政权，1979年在古巴和苏联的帮助下上台执政，结果引发里根政府对当地反革命运动的资助。在危地马拉，美国资助的政变在1954年推翻左翼的雅各布·阿本斯，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挑起漫长且血腥的内战。这些冲突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解决，至今还留下两极分化和不信任的遗产。
哥斯达黎加的内战为何没有引发不信任和暴力的恶性循环？这很难解释，只能说跟当时个别领袖作出的选择有关。卡尔德隆的左翼联盟包括共产党人，但并不追求特别激进的议程，甚至在遭到窃取选举的指控后，还成立新的选举法院，以便更公平地主持未来的选举。以菲格雷斯为首的保守派叛军，武力推翻卡尔德隆政府，继续推行与前任相似的社会民主议程，将权力交还给1948年选举的合法获胜者，即保守的布兰科。作为回报，新政府接受新的制宪会议，加强无党派的选举法庭，向女性开放选举权。 [7]
更重要的是，1949年宪法废除了常备军，这在拉丁美洲来说相当独特。对当地其他寡头政权来说，这一强制性工具是掌权的基础，至此却被这个保守派的广泛联盟放弃。这一选择影响哥斯达黎加左翼的后续发展，他们也发誓放弃武装斗争和马克思主义，转向改良派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重要的政治竞争者，决定使用宪法规则来限制对手和自己，在拉丁美洲是非常罕见的。这类似于确立宪政原则的英国光荣革命。换句话说，英国革命党人没有夺取政权，利用国家来偏袒自己的狭隘利益；而是接受具约束力的规则，就因为这些规则是普遍有效的。
非洲国家博茨瓦纳突破限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远比邻国成功的业绩，哥斯达黎加也是如此。跟博茨瓦纳一样，如果想把哥斯达黎加纳入解释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现有理论结构，却又非常困难。它的气候、地理、人口、20世纪中叶之前的政治历史等赤裸裸的事实，根本不会让人想到它的表现将大大不同于中美洲其他地区。这个当代的结果似乎是历史上一系列幸运事件的产物，包括早期独裁者托马斯·加迪亚（Tomás Guardia），他比同时代人开明得多，大力推广教育，削减咖啡业精英的权力。政治领袖作出的好选择，如菲格雷斯在1948年危机中做的，也深受早期选择的影响。譬如，哥斯达黎加的反共右派相对温和，它的共产党本身也少激进主义色彩。 [8] 哥斯达黎加的经验显示，地理和气候的物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可通过优秀领袖和当事人的选择而得以抵消。
清洁的石板
地理、气候和人口只能影响当代发展的结果，而不能最终决定它。如果有人还不相信，可以考虑阿根廷的案例。在某种意义上，它与哥斯达黎加截然相反。哥斯达黎加成功摆脱种植园农业、阶级和种族分裂的普遍模式，而阿根廷却反其道而行之。它享有地理优势，原本可以促进北美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屈从于阶级分化和起伏波动的经济表现。这些本来是西班牙帝国旧中心的特色，如秘鲁和墨西哥。阿根廷没有成为南美洲加拿大的事实表明，纯粹基于经济的发展理论都有局限性。
墨西哥和秘鲁在前哥伦布时代拥有大量原住民。相比之下，阿根廷创建于曾被称为“新定居地”的区域，犹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形。当然，这实际上并不是新定居地，而是人烟稀少，住的是狩猎采集的原住民，有些地方分布着一些农业社区，如佩文切人（Pehuenche）、特维尔切人（Tehuelche）、佩尔切人（Puelche），他们的亲属同时还散居在智利的南部。这些群体往往对欧洲定居社区作出顽强抵抗，但最终都像在北美一样被边缘化。至此，定居者可能会认为，他们占领无主空地（terra nullis），可自由创建自己的制度。
在拉丁美洲，阿根廷人口是最欧化的。它不同于墨西哥和秘鲁，没有分成一边是白人定居者阶级，另一边是印第安人和黄白混血儿的大众。奴隶制存在于殖民地晚期，黑人数量曾高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它的奴隶制很早就被取消，黑人逐渐被纳入欧洲人口。 [9] 19世纪末发生一次大迁移，来自欧洲的大量移民，使阿根廷人口从1869年的一百七十万增至1914年的七百九十万，这让它在事实上经历了一场大规模“漂白”。这些新移民中，46%来自意大利，32%来自西班牙。阿根廷有区域的分隔，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市和乡村腹地之间的鸿沟，但没有种族与人种的政治问题。 [10]
阿根廷是发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命运逆转”的经典案例：在16世纪仍相当富庶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开始变穷，被先前是边缘地的温带地区所取代（见第16章）。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阿根廷在西班牙新大陆帝国中只是落后的乡下，但从18世纪后期起，开始迅速赶超老牌的殖民中心。甚至，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被认为是经济奇迹，不亚于今天的中国和新加坡，曾引发嫉妒、惊愕和欧洲的踊跃投资。从1870年到1913年，阿根廷的出口量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增速达到每年6%。到19世纪末，它的人均GDP大致等同于德国、荷兰和比利时，高于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典。 [11] 它在19世纪末期的经济增长备受关注，但詹姆斯·马奥尼指出，其产值的加速可追溯到更早时期，因为阿根廷的人均GDP在1800年就已略高于美国。所以它初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昙花一现，足足持续一百多年，从独立日起，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 [12]
这段时期的阿根廷充分融入全球经济，以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为基地，所生产的不是黄金和白银，而是输向欧洲市场的牛肉、羊毛、小麦和其他大宗商品。温和的气候和广袤的潘帕斯草原（pampas），为种植各种食物提供了理想条件，加上像冷藏船那样的新式运输技术，能抵达遥远的市场。作为回报，它获得来自以英国为主的较发达国家的大量投资，用以扩建铁路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大大刺激了生产力的增长。
阿根廷19世纪的成功原因相当简单。它的定居始于比较自由的西班牙殖民主义波旁时期，从来没有受困于限制性的贸易惯例、垄断和法规，即哈布斯堡王朝重商主义的保护措施。墨西哥和秘鲁的商人和地主精英，即使在自由改革到位之后仍在支配经济，而阿根廷就没有如此的社会遗产。借用历史学家图略·霍尔珀林·唐吉（Tulio Halperin Donghi）的话，阿根廷“生来就是自由的”。 [13]
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个命运逆转本身又发生颠倒，阿根廷经济开始持久的停滞和衰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中等收入攀升到高收入地位，阿根廷却大大落后。它一度等同于或富过瑞士、意大利和加拿大，到1978年人均GDP跌至瑞士的六分之一、意大利的一半、加拿大的五分之一。 [14]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中，阿根廷成为拖欠主权债务的拉丁美洲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年增长率在1989年高达5000%。20世纪90年代，它通过国家货币局让比索与美元挂钩，短暂回到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从2000年到2001年，阿根廷又被经济大危机压垮，放弃比索与美元的挂钩，就此陷入经济大衰退。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在又一个民粹主义政府的领导下，经济增长借助全球大宗商品的热潮重又出现；政府鼓励短期的经济扩张，却以长期可持续性为代价。阿根廷，尽管有这么多优势，已回归到拉丁美洲早期的平均值。
阿根廷的糟糕表现已经促成了一项小小的产业，专门致力于研究社会学家卡洛斯·魏斯曼（Carlos Waisman）所谓的“阿根廷之谜”，即发展的逆转。 [15] 最方便的答案是，几代官员和政治领袖实施的恶劣经济政策。国际货币政策或金融危机的教科书都会列上阿根廷，因为它多次经历快速增长、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经济崩溃的周期。它也是经济民族主义之弊的教科书案例：在20世纪50年代，鼓励国内制造以替代进口的措施——保护缺乏竞争力的国内工业——导致极大的低效，包括未能在国外找到市场的国产汽车迪·特拉（Di Tella）。这些坏政策还在继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民粹支出政策，导致拉丁美洲第二高的通货膨胀率；政府还一直在国家统计上做手脚，试图予以掩饰。
如果说阿根廷糟糕的经济记录是坏政策的结果，就会引发更多疑问：一开始为什么采用坏政策？对阿根廷精英来说，从早期错误中学得教训，让阿根廷有个健全的经济基础，为什么这么步履维艰？答案当然是政治。阿根廷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似乎有机会建立基于广大中产阶级的自由包容的政治秩序。但一系列糟糕的政治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把它引向类似于秘鲁和墨西哥的旧式两极化政治。它没有继承的深刻的阶级分层，却自行开发出来，再加上阿根廷式的人治政治和依附式动员，一直在扭曲政策选择，至今不衰。
如果想找出20世纪逆转更深刻的历史原因，有两个比较突出。第一是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周围的农业地区。自19世纪20年代始，阿根廷国家出租大片土地，最终被少数家庭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手。迟至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五十个家庭拥有一千一百万英亩的土地，占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13%。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六个最大地主的收入高于阿根廷国家主要部委的预算。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发生于雨量充沛的温带农业区，本来是非常适宜家庭农业的。
民主不会在有利氛围中自动兴起，而是有关资源分配的精心政治选择的结果。这些选择的本身，反过来，又受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驱动。在美国历史上，个体家庭要求西部联邦土地的平均分配，大土地投机商和企业要求巩固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这场战斗发生在国会，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胜出，功劳全在那些有意鼓励小农场的法案，如1787年《西北条例》（Northwest Ordinance）和1862年《宅地法》（Homestead Act）。 [16] 不同于美国，独立后的早期阿根廷政府采纳截然不同的政策，允许土地所有权集中。由此产生的土地寡头控制了阿根廷的政治，直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出一个选择，阿根廷作出另外一个，气候地理与这些结果毫不相干。 [17]
第二个历史原因是领导风格，以及阿根廷对待制度的矛盾态度。开国领袖之一是独裁军阀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从1835年到1852年，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他自己是富有大地主，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分派给追随者，从而奠定政治基础。他在这样做的同时，建立了自己阶级对阿根廷政治的支配。他还善于团结周围支持者，以反对各式敌人，如邻国的巴西、巴拉圭、欧洲列强和支持强大集权政府的反对派统一党（Unitarios）。除了其他手段，他还下令所有的官方文件都印上“杀死卑鄙、肮脏和野蛮的统一党”。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罗萨斯在独裁统治时期，将成千上万的对手置于死地，其中3 765人被割喉。他肯定不是乔治·华盛顿。 [18]
罗萨斯不是制度建设者，他的独裁政权很少制定法律，甚至都没有全国政府可依循的宪法。他建立忠于他本人而不是思想或制度的支持者群体，这个先例后来被其他领袖模仿。阿根廷直到1853年才有宪法，并且直到1880年，才肃清最后的地方叛乱和印第安人的起义，定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19]
阿根廷由此背负两个不良的历史遗产：强大的土地寡头和人治的专制传统。全国权力巩固之后的数十年显示，这些历史遗产不一定就会决定新兴共和国的经济衰退或政治衰败。事实上恰恰相反，它的经济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腾飞，到20世纪初，政治体系也变得愈益开放。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要想在现代化过程中维持政治秩序，制度必须适应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从1880年至1930年，这实际上正在阿根廷发生。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政治体制，像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一样，以设有严格财产资格的男性选举权为基础，允许地主精英在体制中占据支配地位。但很快，这个寡头共和国就受到挑战。经济增长、初期工业化和大批外国新移民，促成新兴社会群体，在政治体制中寻求代表权。首先是中产阶级——像律师和医生那样的职业人、官员和不以农业为生的有文化者。在19世纪90年代，这批人士成了支持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ivica Radical）的基础。一开始，由于土地寡头的普遍欺诈和选票操纵，激进公民联盟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激起后者几次发动武装起义夺权。在总统罗克·萨恩斯·佩尼亚（Roque Sáenz Pe?a）领导下，保守党开明派在1911年上台执政，向所有成年男性开放选举权。这大大扩展了选民队伍（仍不包括移民），导致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在1916年的当选。他的激进党在之后的十四年中继续掌权。
激进党事实上并不激进，无意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和商品出口经济，其领导包括土地寡头的成员。它的表现犹如美国、希腊和意大利早期民主政党，向支持者作公共职位的依附式分配，以建立广泛政治基础，设置由专业政客运行的现代政治机器。激进党运用这些手段，成为阿根廷第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党。此外，伊里戈延强化罗萨斯的人治风格，大搞对自己个人的崇拜，而不是对自己政党的思想纲领。激进党也引导完成从传统寡头庇护政治到现代依附主义的过渡，就像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 [20]
至此为止，还没有理由认为，阿根廷不能以美国和英国的方式取得政治发展。工业化导致新社会群体的动员——首先是中产阶级，然后是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政治体制正在适应这些群体对参与的要求，扩展公民权，放开代表相关利益的新政党。每个新兴群体在追求代表权时，都遇上了暴力。但美国和英国在工业发展的相应时期，也有大量暴力。旧地主寡头能感觉到，自己的影响力在渐渐溜走。但20世纪20年代涌现出的政治力量，还无人能从根本上挑战旧地主寡头的地位。阿根廷之所以不同于秘鲁和墨西哥，是因为它没有组织起来要求土地改革的贫困农民。
哥斯达黎加精英在1948年作出好的政治选择，阿根廷精英却作出非常坏的政治选择，首先就是1930年9月的军事政变，推翻伊里戈延的激进党政府。这次政变是旧地主寡头与军方合作的结果。纽约股市1929年的狂泻和大萧条的开始，减少了对阿根廷出口的需求，从而带来经济危机。阿根廷所受挫折并没有西半球其他国家大，但仍引起旧精英的极大担忧，害怕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受到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队是阿根廷国家中唯一经历现代化的部门。政府向德国军方寻求建议，俾使自己的军队专业化，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军队变得更加自主，能控制内部的晋升，还能保护自己利益不受政客侵犯。军队中许多人对伊里戈延干涉军队颇为不满，还萌生自己的理念，想照希特勒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的做法，组建新阿根廷国家准法西斯社团组织。所以，军队已做好准备，与旧寡头联手，拒绝新社会参与者进入体制。 [21]
阿根廷土地寡头即使失去政治权力，本来还可像英国地主贵族一样，继续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财富。这次政变阻止不了阿根廷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大变动，土地寡头不管如何，都会在一代人时间内失去权力。假如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于十年之后，事情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但精英拙于判断自己的利益，对民主规范的承诺也非常脆弱。
1930年政变之后的时期，被称为阿根廷“臭名昭著的十年”。一连串从政的军人试图通过选举舞弊、镇压和公然非法来行使统治。保守寡头没有达到政变策划者定出的目标，十年的权力争夺为1943年第二次军事政变打下基础，转而又为胡安·庇隆的崛起铺平道路。身为军官的他，利用自己在军政府担任劳工部长一职，建立起自己的政党和权力基础。 [22]
详细说明庇隆和庇隆主义的后续历史，以及1943年至1983年的军事政变和回归民主，不是我的意图。1983年之后，军队退出政治，民主在阿根廷得到恢复。让外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斗争并不完全符合通常用以解释20世纪欧洲政治的意识形态范畴。庇隆和他第一任妻子伊娃，可被视为左翼人士，因为他们在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中建立权力基础，追求有利于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再分配。另一方面，庇隆是一名军官，他的动员方法借鉴于法西斯主义用以组织国家的社团方式。他很少用到马克思主义，而是利用民族和阿根廷爱国主义。他所建立的不是纪律严格的列宁主义政党和思想性强的干部，而是向支持者分派依附式恩惠的民粹主义大众政党。他继承罗萨斯和伊里戈延的传统，建立高度人治的支持者群体，他们只效忠于魅力型的个别领袖而不是提出明确纲领的政党。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尤甚。在庇隆离去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错位仍在持续。上世纪90年代，庇隆党在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的领导下，追随保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基什内尔夫妇（Néstor and Cristina Kirchner）的领导下，追随左倾的民粹主义纲领。
庇隆发明一个延续至今的民粹主义传统，那就是所采纳的社会政策可在短期内赢得选票，但从长远看，在经济上却是灾难性和不可持续的。他试图通过海关关税和进口限制，来维持充分就业；他让比索升值，使进口商品变得便宜；他向农产品出口征税，为慷慨的社会政策买单。这些措施让一系列扭曲渗入经济，需要相当复杂的外汇管制来行使管理，最终导致生产效率的长期下降和庞大赤字，只得求助于印钞机。在庇隆的治下，阿根廷工人阶级成了超政治化的政治基础，上面是颇有争议的单独一人。 [23]
从另一个角度看，造成真正伤害的是1930年首次军事政变。它让军队进入政界，并发出信号：阿根廷精英不愿遵守政治游戏的自由民主规则。政变破坏法治：新政府设法让自己的成员充斥阿根廷最高法院，从而让它追认批准原本应该受到谴责的违宪夺权。以自己人充实法院这种做法——富兰克林·罗斯福1937年也想如法炮制，却遭到美国公众的强烈抵制——为几乎所有后续的阿根廷总统所仿效，给法治带来可怕后果。 [24]
阿根廷出生时拥有清洁的石板。它不同于墨西哥和秘鲁，所继承的社会没有阶级或种族的高度分层。它在成立初期表现不错，正因为它能像英国殖民地一样，采用鼓励创业和增长的自由经济政策。阿根廷政治精英所做的，就是使它变成阶级差别缠身的两极化国家，由此而起的分裂，又使它在经济增长的合理政策上无法达成共识。这些精英包括，害怕失去权力和地位的旧寡头、试图以国家为代价来保住自主性的军队、很快需要保护既得利益的工人阶级领袖、基于人身关系而非政策以行交易的政治阶级。
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遵循唯物主义的预定论，即当代成功的经济发展或政治制度建设，取决于早期殖民地制度或自然资源禀赋。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必然是错的；只意味着，它们不足以充分解释具体情况中的政治发展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涉及多方面的因素，除了气候和地理之外，还包括领导能力、国际影响和意识形态。
这些偏离的案例显示，人类能动性在制度发展中非常重要。假如它的领袖没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作出好的政治选择，哥斯达黎加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萨尔瓦多或尼加拉瓜。相比之下，由于精英对社会变化的过分担忧，以及早期领袖的人品操行，阿根廷浪费了诸多天然优势。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假设的历史是非常容易想象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是欧洲列强殖民地中最古老的非西方社会。我们现在将眼光投向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的殖民主义始于数世纪之后，没有在制度上留下类似的烙印。如果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制度留下威权政府、不平等和阶级分化；那么非洲的问题是，殖民当局想以廉价方式行使统治，根本没留下什么制度遗产。如果拉丁美洲的国家是软弱的，发展不出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系；那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往往压根就不存在。
[1]以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为常量。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Step=3＆id=4.
[2]有关哥斯达黎加1948年以来的经济概述，参见Helen L. Jacobstein，《哥斯达黎加经济发展过程，1948—1970：政治因素》（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sta Rica, 1948-1970: Some Political Factors ）（纽约：Garland出版社，1987年）。
[3]Lawrence E. Harrison，《不发达的是心态：拉丁美洲案例》（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马里兰州拉纳姆：国际事务中心，1985年），49页。
[4]参见See Jeffery M. Paige，《咖啡和权力：中美洲的革命和民主兴起》（Coffee and Pow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Central America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16—19页，24—25页。
[5]John A. Booth，《哥斯达黎加：争取民主》（Costa Rica: Quest for Democracy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方视点出版社，1998），32—35页。
[6]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371—372页；Booth，《哥斯达黎加：争取民主》，42—50页。
[7]Paige，《咖啡和权力》，141—152页。
[8]Paige，《咖啡和权力》，127—140页。
[9]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30—131页；Bushnell和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224页。
[10]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72—73页；Carlos Newland，《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阿根廷，1810—1870》（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Change: Argentina, 1810-1870），载Coatsworth和Taylor编，《拉丁美洲和世界经济》（Lat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Economy ），210—213页。
[11] Carlos Waisman，《阿根廷发展的逆转：战后的反革命政策和结构性后果》（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Postwar Counterrevolutionary Policies and their Structural Consequences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5页。
[12]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29页，211页。
[13]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31页。
[14]Waisman，《阿根廷发展的逆转》，9页。
[15]参见V. S. Naipaul，《伊娃·庇隆归来，以及特立尼达的杀戮》（The Return of Eva Perón, with The Killings in Trinidad ）（纽约：Knopf出版社，1980年）。
[16]Paul W. Gates，《宅地法：1862—1935年免费土地政策的实施》（The Homestead Act: Free Land Policy in Operation, 1862-1935），载Gates编，《杰斐逊的梦想：美国土地政策和发展的历史研究》（The Jeffersonian Dream: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and Policy and Development ）（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Harold M. Hyman，《美国的特异性：1787年西北条例、1862年宅地法和莫里尔法、1944年退伍军人法》（American Singularity: The 1787 Northwest Ordinance, the 1862 Homestead and Morrill Acts, and the 1944 G. I. Bill ）（雅典：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
[17]Mouzelis，《半边缘地区的政治》，16—17页。
[18]Bushnell和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128—129页。
[19]Bushnell和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227—232页。
[20]与希腊的比较见Mouzelis，《半边缘地区的政治》，21—22页。另参见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80—81页。
[21]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82—86页。
[22]Mouzelis，《半边缘地区的政治》，2—27页。
[23]Roberto Cortés Condé，《20世纪阿根廷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gent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125—144页。
[24]这个问题在庇隆手中变得更糟，他弹劾最高法院五名法官中的四个。Matlas Iaryczower, Pablo T. Spiller和Mariano Tommasi，《不稳定环境中的司法独立，1935—1998年的阿根廷》（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Unstable Environments, Argentina 1935-1998 ），《美国政治学杂志》第46卷，第4期（2002年）：699—7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