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关于制度起源、气候和地理影响的理论，及其现代的对应物；最近几年，经济学家复活这些辩论；地理对制度的性质产生明显的影响；理解三个将讨论的地区的框架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在财富上出现巨大差异。在1500年，欧洲、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中国和中东地区的人均财富没有很大差别。在过去两百年中，世界部分地区在经济上出现突飞猛进。图12显示的就是这个“大分叉”。
至少自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家的当务之急是，解释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为何能够超越世界上其他地区。西方不但是首先工业化的，而且在过去两百年中，始终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只有在20世纪下半叶，东亚的部分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才迎头赶上，缩小差距。在21世纪，另一组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即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似乎也将要加入富国俱乐部。即使这终将发生，但还是有一个待解之谜，为何要花费这么长时间？
经济成果的差异相当于政治制度的差异，人均计算的最富国家与最强大制度的国家有很大关联。后者的标准是：相对廉洁的高效国家、透明且可执行的法规、开放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尼日利亚的情况表明，经济成果和政治成果之间也有联系。如果掌管国家的是以掠夺公共资源为主要目标的精英；如果产权得不到尊重；如果国家不能设定统一政策，或教育自己的百姓；那么，即使拥有像石油那样的宝贵资源，也无法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式民主制度的存在不足以保证良好效果，国家和法治是这个混合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12. 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
来源：Gregory Clark，《告别救济》（A Farewell to Alms ）
那么，世界不同地区的制度为何有差异？西方为何有巨大的先发优势？如果制度对财富和增长非常重要，为何不选择最好的，以求一劳永逸呢？
《论法的精神》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最闻名于世的，也许是他以分权来遏制暴政的主张，以及商业会软化道德和政治的观察。在一定意义上，孟德斯鸠是第一个现代比较政治学家。他对政治的看法既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经验，包括英国和他的家乡法国；也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如中国和土耳其。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 ）第14章至第19章，广泛讨论气候和地理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可通过几种途径对制度的性质发生影响，第一条途径是，它得以塑造以后被称作民族性格的东西。他在第14章中认为，气候对性格有直接的影响：
置人于一个封闭且温暖的地方……他就会感到非常晕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向他推荐一个大胆举措，我相信，你会发现，他对此不抱好感。他现时的软弱让他感到绝望，他处于完全丧失能力的境界之中，变得惧怕一切。温暖国家的人胆怯，像老人一样……寒冷国家的人勇敢，像小伙子一样。北方人迁到南方之后，就做不出故乡同胞在从事的功业。而故乡同胞，因为在自己的气候中作战，则拥有充沛的活力和勇气。
孟德斯鸠继续指出：“在寒冷国家，他们对欢乐仅有些微的感受；在温带国家，他们有更多；在温暖国家，他们的感受变得细腻考究。”他的观察会得到很多今人的肯定：“我去英国和意大利的歌剧院，观赏同样的作品和演员。同样的音乐在这两个国家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一个如此凛然冷淡，另一个如此眉飞色舞。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地理影响制度的第二条途径是对权力的影响。他在第15章中讨论奴隶制，提及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奴役的理论，但怀疑自然奴隶的存在。他还拒绝这样一种观念：非洲奴隶制的基础在于黑人在生物学上的固有低劣。他认为，奴隶制是人类约定和胁迫的产物。谁胁迫谁成为奴隶，不是生物学的产物，而是自然地理的产物。孟德斯鸠在第17章作出以下结论，值得在此全文引用：
在亚洲，他们一直有庞大帝国；在欧洲，这些帝国根本就无法生存。亚洲有大平原，被山脉和海洋割成广阔的分隔。它更接近南部，它的泉水更易干涸，它的山上只有少量积雪，它的河流并不宽广，只构成小小的障碍。
亚洲的强权应该永远是专制的，如果它们的奴役不严厉，就会造成与国家性质不一致的分隔。
在欧洲，自然分隔造就中等规模的众多民族；它们中的依法治理，不是不符合国家的保全，恰恰相反，而是如此有利。如果没有这个局面，国家反而会陷入衰败，成为邻国的猎物。
正是这一点塑造了向往自由的天才，使外国势力对每一局部的征服和管辖都异常艰难，除非是法律或商业上的优势。
相反，在亚洲盛行的是卑躬屈膝的精神，他们从来都未能将之抛弃。在那个国家所有的历史中，都无法找到一段发现自由精神的篇章。除了过度的奴役，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从亚里士多德到卢梭的政治理论家都认为，气候和地理帮助塑造政治制度的性质。到20世纪下半叶，欧洲殖民帝国分崩离析，发展中世界国家纷纷宣告独立，这种推理开始失宠，尤其是气候影响民族性格乃至发展的论点。孟德斯鸠的北方居民勇敢和南方人享乐懒惰的观点，被驳斥为粗糙的刻板见解或种族主义的偏见。这些以及文化决定发展的相关论点，均被攻击为“对受害者的谴责”。
南部有色人和欧洲人之间有内在差异的观点，到19世纪后期被视作生物学理论。其时，庞大的殖民帝国正在瓜分亚洲、非洲和中东。欧洲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为基础，相信自己固有的种族优越感，来辩解对世界各地的征服。殖民地人民被视为尚不适合民主和自主，因为仍处于较低的进化阶段，还需要数百年的监护，才能自行操作现代的制度。以雅利安种族优越主义为基础的纳粹，编造出这一观点的最极端最怪诞的版本，以此来辩护对波兰和俄罗斯等邻国的征服。可以理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对生物学决定论的反击，更兴起补偿性信念，倡导个人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固有平等。 [1]
孟德斯鸠从未将南北方之间的行为差异归因于人类生物学。相反，他似乎认为，全世界人类在根本上都是相似的。不同的只是气候和地理的条件，影响生物学上难以区分的个体，从而在政治行为上造成系统性差异。对他来说，奴隶制不是自然的，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些社会比较善于组织起来从事战争和征服。北欧人享有的政治自由，不是内在自然特征乃至文化特征的产物。他们像他人一样，也想征服彼此，并且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错。在孟德斯鸠看来，自然地理把欧洲国家分为均衡数量的竞争性政治体，谁也无法实现大一统，欧洲自由成了这一现实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波斯和土耳其等庞大亚洲帝国，因所处地域的开阔和平整而获得便利，更容易实现军事集权。
经济学家进场
近年来又出现复苏的辩论，称气候和地理是现代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2] 并不奇怪，提出这种论点的主要是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能够对行为做出唯物主义解释的是第二天性。例如，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地理和当代发展水平之间有很强的关联，工业化国家大多地处温带，而大部分贫穷国家都在热带。他认为，地理在两个重要方面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首先，享有水路等运输手段是国家从贸易中获益的关键，如亚当·斯密在欧洲早期贸易和商业中看到的。非洲和中亚的内陆国家，与那些拥有港口和通航河流的国家相比，在出口产品上处于巨大劣势。其次，热带居民要比温带居民承受更多疾病。萨克斯估计，光是密集的疟疾发病率，就把热带国家潜在的人均增长率削去1.3%。 [3] 从某种意义上说，萨克斯的论点重复的是孟德斯鸠地理影响的第一个途径，只是穿上了现代外衣：炎热的南方气候直接影响经济表现，不是让他们变得享乐懒惰，而是让慢性疾病折磨他们，从而妨碍他们的工作和兴旺。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元历史（meta-historical）著作《枪炮、病菌和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也指出发展道路上的物质障碍，大体上是地理气候的产物。欧洲之所以能主宰世界，有好几个地理因素。例如，连接欧亚大陆的是一条东西向交通线，而南美洲的南北轴，却要跨越不同的气候地带，给交通带来很大不便。它使相应的技术在欧亚相似的气候地带横向蔓延；而西半球的气候差异阻止了类似的蔓延。欧洲人成功培育出小麦和黑麦，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还驯服与流动性休戚相关的马匹。更大的流动性推动种族之间的通婚，造就遗传基因的多样化，从而对多种疾病产生免疫能力。相比之下，新大陆相对同质的基因，让那里的居民特别容易罹患从外部引入的疾病。根据戴蒙德的研究，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解释了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陆为何几乎毫不费力。 [4]
无论是萨克斯还是戴蒙德，在他们有关发展成果的原始叙述中，都没有重视制度问题。相比之下，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将拉丁美洲表现劣于北美，归因于两者在产权和法治上的制度差异。这与殖民者的身份有关，开发北美殖民地的是带来普通法和议会政府的英国人，开发南美殖民地的是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西班牙或葡萄牙。 [5]
经济历史学家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和肯尼斯·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以类似的口吻指出，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其本身又是殖民者在新大陆遇上的地理和气候的产物。他们注意到，拉丁美洲有连续不断的威权等级政府，外加剥削性的经济制度，与北美的民主政府和开放市场形成鲜明对比。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未将这些制度上差异归因于殖民者的身份，而是追溯到经济学家所谓的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即在美洲各样气候和地理中能种植的作物或能开采的矿物。他们指出，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由于雇用奴隶的大型种植业相对高效，古巴和巴巴多斯已是富有殖民地。像马萨诸塞和纽约一样，巴巴多斯也是英国殖民地，却出现高剥削社会，让少数种植主精英管辖一大批奴隶人口。
同样，西班牙殖民地新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的建成，与黄金和白银的开采有关。这些殖民地并未从非洲进口奴隶，但迫使广大原住民成为非自愿劳动力的来源。集中于采矿业的经济实力蔓延到土地所有权，导致大庄园在未来几个世纪持续增长，与北美特点的家庭农场形成鲜明对比。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也把不同政治制度的起源——一边是专制和寡头，另一边是民主和平等——追溯到气候和地理的原始条件。 [6]
这些制度长期保持稳定，即使当初造就它们的条件发生变化。受惠于这些制度的精英，利用手中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持最初的优势。所以，拉丁美洲的克里奥尔（Creole，编按：指生于美洲的西班牙白种人 ）精英在以后岁月中成功阻止新移民，从而防止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他们也限制选举权，直到19世纪晚期，比美国迟了很久。结果是，整个拉丁美洲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尽管它今天的政治制度大体上是民主的。
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在一份经常被引用的论文中，对此作出修改。他们认为，早期制度的差异与其说是由于要素禀赋，倒不如说是由于疾病引起的早期定居者的夭折。在可以安全定居的地方，欧洲人就会要求自己的权利，以及限制国家随意侵犯私产的制度。在疾病使得定居成本太高的地方，殖民列强建立所谓的“榨取性”经济制度，辅以“专制”的政治结构。这些早期的制度结构证明非常耐用，因为既定掌权者在之后几世纪中，得以继续限制他人进入经济和政治体系。 [7]
有些经济史学家指出，从1500年到如今的“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已否定了简单的地理决定论，即萨克斯和戴蒙德的论点的变种，让富裕与北部温带气候挂钩，让贫困与南部热带气候挂钩。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最富有最高效的地区往往是在南方。这是真实的，首先就发生在欧洲。罗马帝国围绕地中海，北非是主要产粮区，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是贫困边缘，供野蛮部落居住。中华帝国始于偏北的黄河流域，然后扩大至南部和西南部，而不是北部；寒冷地区——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显著落后。在美洲，最富有的文明阿兹特克（Aztec）和玛雅（Maya），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墨西哥和秘鲁兴旺起来。北美和南美的温带地区人烟稀少，只有相对贫困的狩猎采集或游牧的社会。这种模式在欧洲征服西半球后仍然延续。西班牙人在原住民文明所在地建立殖民帝国；基于奴隶的富饶种植园经济，兴起于加勒比海和巴西东北部（亚热带）。在17世纪初，巴巴多斯蔗糖岛（sugar island of Barbados）的人均收入超过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超额估计是三分之二。在美国大革命时期，古巴的富庶远远超过马萨诸塞。 [8]
萨克斯和其他学者的模式，即世界上最富有国家均处于北温带气候地区，只是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模式。经济理论在通常情况下会预测，富裕乡村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走上工业化道路上应该享有优势，因为它们拥有最多的劳动力和资金。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和约翰逊认为，由于制度的原因，这没有发生。欧洲殖民者受到吸引，赶到拥有密集人口的旧富裕地区，奴役当地居民，创造榨取性制度，阻止工业发展必需的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兴起。相比之下，人烟稀少的贫穷地区无需背负不良的制度遗产，允许更包容的制度出现。
所有这些论点的共同之处是，它们把政治制度的起源追溯到大体上是经济的因素，包括气候和自然地理，但并不局限于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批评所谓的地理决定论，即萨克斯和戴蒙德的，认为良好制度是发展的起因，但还是把制度的起源追溯到气候和地理的条件。地理与要素禀赋仍是决定性的，只要它们塑造的政治制度此后一直延续下去。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因技术革新而发生变化。如果没有大西洋航运，加勒比海的蔗糖贸易不可能发生；由于开发像甜菜那样的替代品，蔗糖的竞争力又急剧下降。然而，所有遵循这种传统的作家都同意，如地理、气候和疾病那样的经济条件，如劳动力、贵金属和雨量那样的资源可用性，以及种植园农业的可行性，都是制度性质的最终决定因素。他们明确指出，非物质的因素——观念或意识形态、文化和殖民者社会的特殊传统——在解释当代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时并不重要。
一元、二元、三元以至多元决定论
经济学家这种广泛的立论，正因为显而易见的决定论，而遇上大量批评。像杰弗里·萨克斯那样的学者似乎在说，无法改变的因素使某些国家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如热带的位置，或水路交通的缺乏。批评者以经济成功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表明过往不一定能预测未来，因为它们均位于热带，都有榨取性殖民制度的历史。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喜欢这一类论点，因为它们似乎在否认，人类可以有能动性，可以掌控自己生存的处境。
我们在摈斥气候和地理对制度很重要的论点之前，应该考虑一下表明它们确实重要的宏大史实。地理与气候对早期国家的形成至关紧要。如本书第1卷指出的，世界上第一批国家出现于非常特殊的地理条件之中。大多数出现在冲积河谷，包括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黄河和墨西哥谷，那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高产量的农业和高密度的人口。此外，这些冲积河谷需要不大也不小。如果太小，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南亚高地，就不能支撑有能力支配自己所在地区的足够多的人口，在创建国家层次的制度时，便无法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另一方面，如果过大且开放，就无法阻止奴隶和其他屈从人口逃离国家权威。部落社会是平等的，能在辽阔领土上生存下来。国家是强制性的，通常需要强迫公民的服从。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认为，某种程度的地理界限是必需的，以允许创建最早的国家。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指出，文明崛起于彼此远隔的地方，却分享相同的环境条件（他所谓的“幸运纬度”），如欧洲和中国。 [9]
这些地理条件颇能解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层次的政治组织。今天仍有少数幸存的部落和族团层次的社会，不愿被纳入国家，存活于非常特殊的环境：山脉（阿富汗和东南亚高地）、沙漠（阿拉伯半岛贝都因人、撒哈拉沙漠牧民和喀拉哈里沙漠昆申人）、丛林（印度和非洲的部落）、北极（爱斯基摩人和加拿大因纽特人）。他们存活下来，只是由于国家难以将武力延伸到这些地区。巴布亚新几内亚没有本土国家，尽管现代人类已在那里居住了四千年。这似乎与地理有关，那里只有似乎没有尽头的一系列小山谷，却没有足以支撑较大文明的大冲积河谷。几千年来，阿富汗是位于十字路口的定居地，迄今未能巩固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有一系列侵略者的努力，包括希腊、波斯、英国、苏联和北约。它地形多山，地处内陆，四周邻国又是强大的伊朗、俄罗斯和印度，似乎解释了这一结局。 [10]
在专制与民主的存在与否上，自然地理也发挥一定作用，但运作机制不是像经济学家讨论的那样，而是如孟德斯鸠指出的，跟某些地形不适宜军事征服和防御有关。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政治权力来源于经济实力，并为经济利益服务。但政治权力往往依靠卓越的军事组织，而军事组织又是领导、士气、意志、战略、后勤和技术的产物。资源是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济实力无法简单转化成军事力量。在将近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部落组织的骑兵驰骋出中亚，征服定居的农业文明，尽管农业文明更富裕，组织更复杂。这些群体中最有名的就是蒙古人。他们在13世纪初，杀出亚洲内陆的本国领土，征服当今的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波斯、整个宋朝中国、地中海东部和印度北部。
两项重大因素使这些征服成为可能：第一，马匹的驯化，如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的，新大陆对此闻所未闻，直至西班牙的引进。第二，欧亚大陆的大部是相对平坦开阔的平原。蒙古人非凡的机动性，源自没有辎重队，主要以掠夺为生，掠夺对象是他们袭击的富有文明。游牧入侵者征服农业文化，导致文明反复循环于昌盛和衰败，成了中东、中国和与中亚接壤的其他地区的特点，如阿拉伯大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观察到的。
自然条件给这些和其他部落骑兵的扩张设限。在欧洲，蒙古人终于遇上一系列山脉，更重要的是，还遇上阻止马匹快速移动的茂密森林。在印度，他们的弓在恒河平原的温度和湿度中开裂。以马匹和骆驼为坐骑的阿拉伯人，在西非的征服受到孑孓蝇的阻碍；他们的马匹在森林地带因孑孓蝇而纷纷死去。这解释了穆斯林北部和基督教/万物有灵教南部之间的分界线，属于前者的西非国家是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加纳和科特迪瓦。 [11] 中亚野蛮人的征服时期走到尽头，是因为欧洲人采用火药和大炮，身处防御阵地，就可在远距离消灭敌方骑兵。
从俄罗斯、波罗的海和东欧政治体走过的不同政治途径，也可看出地理和技术条件对政治的影响。俄罗斯是蒙古指挥官拔都和速不台在13世纪30年代征服的，所谓的“鞑靼轭”持续了整整二百五十年。蒙古人对俄罗斯臣民的福祉没有特别兴趣，先设立掠夺型国家，再通过一系列俄罗斯代理人来榨取贡物。蒙古人摧毁成形于基辅罗斯的新生国家，切断俄罗斯与拜占庭、中东和欧洲的学术交流和贸易，破坏俄罗斯的拜占庭—罗马法律传统。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时钟，在蒙古人入侵后的所谓的封禄期（appanage period）出现倒退；其时，权力分授给数百个小公国。结果是，在西欧提供有效地方政府的封建主义，无法在俄罗斯获得发展和巩固，甚至没有时间建造对捍卫封建权力来说至关重要的城堡。
地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帮助巩固强大的专制俄罗斯国家。在俄罗斯，国家享有的对社会的权威和权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西欧专制政治体。莫斯科留里克王朝的伊凡三世（1440—1505）实施中央集权，后续的沙皇又投身于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俄罗斯草原的开放性，加上自由贵族的相对弱势，给了莫斯科公国巨大的先发优势。沙皇组织以服役贵族为基础的蒙古式轻骑兵，只碰上很少天然防御屏障，直到遇上波兰和立陶宛等组织良好的共同体，以及南部的土耳其人。像诺夫哥罗德那样的独立商业城市，在西欧的政治自由发展中非常重要，但在军事上绝不是对手，只得臣服于莫斯科的中央集权。
在地理影响欧洲政治自由的发展上，孟德斯鸠具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他说：“自然分隔造就中等规模的众多民族。”不同于非洲，欧洲的地理促进强大国家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竞争，需要有良好法律的强大国家的兴起。如果没有这个局面，“国家反而会陷入衰败，成为邻国的猎物”。另一方面，欧洲的大山、大河和森林，又使任何一个国家难以取得绝对优势。结果是，没有一个征服者能以中国皇帝或俄罗斯沙皇那样的方式制服整个欧洲，使之臣服于单一的政治权威，欧洲地理中，有助于自由的另一偶然特征是有一座难以征服的邻近大岛，并且它积聚了大量财富和海上力量，足以抗衡企图主宰整个欧洲的其他国家。此事屡屡发生：英国在15世纪末顶住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17世纪顶住路易十四的扩张计划，在19世纪早期顶住了拿破仑，在20世纪顶住了希特勒。
三个地区
在下面章节中，我将追踪发展中世界三个地区的政治制度的发展：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
东亚当然是今日的大明星，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已成功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国也在赶超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最贫穷的地区，尽管在21世纪初，那里的部分国家也有出色的表现。拉丁美洲介于中间，充斥世界银行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它们似乎不会在短期内达到欧洲、北美和东北亚的高收入水平；不过，智利可能是一个例外。
如经济学家指出的，这些经济增长的成果，确实与殖民主义的制度遗产有关。地理和气候对殖民地当局当初能建立起来的制度产生很大影响。但地理不是宿命，每个地区都有很多挣脱邻国命运的显著案例，由于意识形态、政策和领袖的选择等其他因素，表现得更好或更坏，最终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一般来讲，有关殖民主义的文献过分强调殖民主义的遗产。当代的制度成果，乃至当代的发展成果，不但受殖民列强政策的影响，而且受早前本土制度性质的影响。特别是东亚近代的卓越表现，原因在于许多东亚国家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就已发展出强大的现代国家。这在中国和日本防止了外国势力的全盘征服和统辖。相比之下，在欧洲人征服之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半地区还是部落组织，剩下的“国家”也非常原始脆弱。所以，没有强大的本土国家传统，可作为殖民列强的发展基础。拉丁美洲再一次介于中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遇上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帝国。但这些政治体外强中干，以中国的标准看，一点儿也不现代。它们甚至在疾病施虐之前，差不多即刻就崩溃，留下几乎一片空白的制度遗迹，让新殖民国家在新大陆随心构建自己的封建制度。
[1]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述和生物学在理解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章。
[2]有关将地理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最近研究，参见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华盛顿：世界银行，2008）。
[3]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热带的欠发达》（Tropical Underdevelopment）（马萨诸塞州剑桥：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8119号，2001年）；John L. Gallup和杰弗里·萨克斯，《疟疾的经济负担》（The Economic Burden of Malaria），载《美国热带医药卫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第64卷，第1—2期（2001年）：85—96页。
[4]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纽约：诺顿出版社，1997年）。
[5]例如，参见North和Thomas，《西方世界的崛起》。
[6]Stanley L. Engerman和Kenneth L. Sokoloff，《新世界经济中的要素禀赋、制度和不同的增长道路：从美国经济史学家的角度看》（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载Stephen Haber编，《拉丁美洲何以变得落后：巴西和墨西哥经济史论文，1800—1914》（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ies of Brazil and Mexico, 1800-1914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Engerman和Sokoloff，《新世界经济的要素禀赋、不平等和发展道路》（Factor Endowments, Inequality,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载《经济》（Economia ，英国会计师协会杂志）第3卷，第1期（2002年）：41—101页。Stephen Haber也作出基于平均降雨量的推测，认为适当降雨量的地区较能产生民主政府，因为这样的气候条件往往鼓励小农经济、较公平的土地分配乃至较分散的政治权力。无论是降雨量有限的沙漠地区，还是强降雨的热带地区，都比较不可能支持这一类农业。Stephen Haber，《降雨和民主：气候、技术乃至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演变》（Rainfall and Democracy: Climate, Techn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未发表的论文，2012年8月24日）。
[7]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比较发展中的殖民地起源：实证调查》（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91卷，第5期（2001年）：1369—1401页。这些研究结果已纳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
[8]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命运的逆转：现代世界收入分配形成中的地理和制度》（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载《经济学季刊》第107卷（2002年）：1231—1294页；David Eltis，Frank D. Lewis和Kenneth L. Sokoloff合编，《美洲发展中的奴隶制》（Slave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s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1—27页；Eric E. Williams，《资本主义和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 ）（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4年），51—84页。
[9]有关这种理论和其他理论的讨论，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5章；Robert L. Carneiro，《国家起源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载《科学》第159卷（1970年）：733—738页；Ian Morris，《为什么是西方占据了统治地位——至今为止》（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纽约：FSG出版社，2010年）。
[10]关于东南亚国家无法制服其腹地，参见James C. Scott，《不受统治的技艺：东南亚山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Jack Goody，《非洲的技术、传统和国家》（Technology, Tradition,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Jeffrey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39—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