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比其他国家政府更为有效；政治改革如何发生；就改革而言，现代化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大有裨益；局外人在推动改革中的作用
现在可以对国家建设过程和公共部门现代化作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了。本章的目的是解释，为何有些发达国家进入21世纪时拥有相对有效廉洁的政府，而其他国家却受困于依附主义、腐败、低效、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不信任。这种解释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启发，让当代发展中国家制定适当的对策，以应对当今的腐败和依附主义。
所有社会都始于韦伯所谓的家族制国家，政府官员不是统治者的亲友，就是控制社会的精英的亲友。这些国家仅向统治者偏爱的个人提供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很少以普遍适用的规则，在非人格化的基础上对待公民。 [1] 现代政府——非人格化和普遍性的国家官僚体系——是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展起来的，在许多情况中又根本无法产生。
我选取了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有成败的几个不同案例。德国在19世纪的早期几十年中发展出现代国家的核心。我们将在第23章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开放时期，几乎从零开始，不久就建立了现代官僚体系。相比之下，意大利和希腊没有发展出强大的现代国家，今天仍在继续着依附式的做法。英国和美国是居中的案例，在19世纪上半叶仍有庇护式官僚体系，在美国更演变成全面的依附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之后，英国对自己的体制实施了相当果断的改革。而美国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30年代，才对公共部门作出渐进的改革。
家族制国家可以是高度稳定的。它是用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组件建造起来的，即人类偏爱家人和有互惠关系的朋友的生物学倾向。精英通过庇护式锁链来营造权力基础，即让依附者为求自身好处来追随庇护人。所有这一切，因仪式和宗教，以及令精英统治合法化的思想，而获得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特别是农业社会中分散的贫困农民——相比，这些精英组织得更好，更容易获得武器和暴力使用的训练。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非正式的庇护网络转换成正式的依附等级。但政治的基本组织原则——互惠利他——保持不变。控制这种体系的精英一旦取得政治权力，很少被从属于他们的非精英所取代，只会被组织得更好的其他精英群体所取代。若干世纪以来，这类前现代国家持续取得成功，直至当前仍继续存在于世界各地。
通向现代政府的途径
那么，如何从家族制国家成功过渡到现代国家？这里选择的有限案例表明，至少有两条重要途径。
第一条是军事竞争。古代中国、普鲁士和日本都觉得，它们在从事与邻国的长期斗争，而有效的政府组织是民族生存的关键。军事竞争所创造的激励，远远超过任何经济激励。毕竟，如果我和我的全部家人有可能在战后遭到屠杀，任何其他东西都会失去价值。建立军队的需要，使因才录用变得紧迫，使新税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成为必需。此外，它要求官僚组织统筹税收、财政和后勤，以补给战场上的部队；还被迫招募非精英进入行政系统乃至统率军队，从而打乱精英的内部关系。
民族建设是成功的国家建设的关键，在这方面，战争也在发挥关键作用。一旦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成为广为接受的原则，民族认同也获得锻造，就往往要通过调整政治边界，以便对应现有的文化、种族或语言的共同体。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看到，这通常需要以暴力重新划分边界，或杀戮，或流放，或迫使当地人口同化。
我们在第1卷看到通过战争取得国家现代化的案例，尤其是中国，即我所说的建立连贯、普遍和非人格化的国家的第一个社会。中国人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任人唯才和文官考试制度，这一做法要到19世纪才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实施。无论是马穆鲁克还是奥斯曼帝国，都通过今天看来是相当离奇的军事奴隶制——到外国捕获年轻男子，使之与家人隔绝，再将之培养成将士和行政官员——来获得比较现代的公共管理。
普鲁士也感受到了军事竞争的压力，遂逐步引进现代自主官僚体系并一直存活至今。它始于大选帝侯在1660年《奥利瓦和约》之后拒绝解散军队，而常备军的军费开支又使整个行政机构的重组成为必需。普鲁士1806年败于拿破仑，迫使官僚机构在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中向中产阶级开放。择优精英官僚体系的建立，造成一个专制的政治联盟，支持了官僚机构的持续自主。此后，任何政客或政党试图安插政治任命的官员，就会遭到官僚机构的极大反对，而被迫打退堂鼓。在普鲁士，这种自主性走得太远，民主选举产生的领袖发现，很难让官僚体系的军队就范。俾斯麦通过战争缔造现代的德意志民族，释放出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所以说，普鲁士为取得现代国家与民族认同，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
国家现代化的第二条途径是，有志于高效廉洁政府的社会群体组成联盟，推行和平的政治改革。形成这样联盟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如第2章的发展总框架指出的，经济增长往往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而带动社会动员。工业化引发城市化、高水平教育、专业化和一系列其他变化，产生出旧农业社会所没有的新兴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在现存的家族制体系中没有重大利害关系。他们可以加入现存体系，也可组织局外人的联盟，改变体系的运作规则。
英国和美国属于后一种情况。它们都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其新近形成的中产阶级促成官僚体系的改革，体现于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和《彭德尔顿法》。英国改革进程的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原因有好多：第一，英国的精英更为团结，对改革进程享有相当的控制权。第二，与美国复杂的制衡制度相比，威斯敏斯特体制在采纳决定性政治行动时较少遇上障碍。减缓美国改革进程的是法院、州一级的反对和取得立法多数的难度，而这些在英国都是无足轻重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改革开始之前，依附主义就已在美国政治中深深扎根，难以铲除。
我们因此要面对依附主义的问题，在有些国家，它为何显得如此强大且普遍？本书所选案例昭示的答案基本上就是马丁·谢夫特所说的：它与引进现代制度的先后次序有关，特别是民主选举权的首次开放时间。 [2] 我给依附主义下的定义是，以个人好处而不是纲领性政策，来换取选票和政治支持。我又把它与精英的庇护体系区别开来，后者也有依附性招聘，但范围更为有限，组织更为松散。如果民主的降临，是在现代国家巩固成拥有政治联盟的自主制度之前，就会出现依附主义。在收入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社会，依附主义是政治动员的有效形式，所以可被理解为民主的早期形式。在美国、希腊和意大利，选举权开放于现代国家的建成之前：美国是在19世纪30年代，希腊是在1844年至1864年，意大利是在1946年之后。在这三个国家中，政党把公共官僚机构当作向政治依附者提供好处的源泉，对国家能力带来可预见的灾难性影响。有效政府的原则是任人唯才，民主的原则是大众参与，两个原则可一块起作用，但总有潜在的紧张。
图8. 普鲁士/德国的发展道路
发展的不同方面的互动当然要比这更为复杂，可以用图示来加以说明。
图8显示普鲁士/德国的发展道路。普鲁士开始建设强大的国家，与经济发展无关，而是民族生存的需要。（国家建设和负责制之间的虚线表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负面的。）国家建设发生在专制政府的治理下，如我们看到的，确实会对法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官僚机构通过法律实施统治；即使国家并不接受民主负责制的原则，官僚机构是公共利益守护者的概念，也愈益成为主权的基础。
现代国家和法治相结合，为始于19世纪中期的经济腾飞提供了舞台。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指出，后发的德国在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拥有高能力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比英国发挥了更大作用。 [3] 经济增长随即导致工人阶级的出现及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旗帜下的动员。德国通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历经20世纪初的战争、革命和镇压。强大自主国家的过早发展，对民主负责制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它先是将德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又破坏了魏玛民主政体。完全制度化的自由民主还要等待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诞生。
图9. 美国道路
美国沿着非常不同的道路走向政治现代化（见图9）。它从英国那里继承得来的强大法治，即普通法，在民主来临之前已遍布整个殖民地。法治凭借对私人产权的坚强保护，为19世纪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过早引进白人男性普遍选举权，造就了几乎遍及各级政府的依附主义（图9中的虚线），对国家建设造成决定性的负面影响。新兴的社会群体因经济增长而涌现出来，在公民社会中获得动员，成为现存政党中的新派别。之后，改革联盟推动国家的现代化。
最后，图10显示希腊/意大利南部的途径。发展的切入点既不是国家建设，也不是经济增长。相反，它是社会动员（即前文所述的无发展的现代化）和早期的民主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软弱和机会的缺乏，使国家成为遭到攫取的早期目标，攫取者首先是社会精英群体，随着民主的深化又有大众政党。广泛的依附主义削弱了国家能力，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增长的前景（虚线）。
图10. 希腊/意大利南部的道路
腐败和中产阶级
在英国和美国，经济现代化带动社会动员，反过来又为铲除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创造条件。在这两个国家，寻求终结庇护体系的是新兴中产阶级。这可能会导致人们相信，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和中产阶级的诞生，会自行创建现代政府。但这种观点在希腊和意大利的案例中失灵。它们拥有富裕的现代社会，但还在实行依附主义。并没有建立廉洁现代政府的自动机制，因为还有一大堆其他因素共同影响着结果。
其中一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看到，工业化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起步较晚，早前的城市化进程又非常不同于英国和美国。在英国和美国，工业化创造出新的职业群体和社会关系。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乡村人口只是搬进城市，随身带来乡村生活的习惯和方式。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推进个人利益的最好途径往往是广泛的公共政策，如低税率、各式监管和国内外贸易的统一标准。相比之下，如果礼俗因城市的农村化而获得完好保存，就很容易保留依附式社会组织。作为依附本质的个人好处，就会显得比政策更为重要。 [4]
其次，不能保证中产阶级的成员会支持反依附主义的改革联盟。即使在美国，工业化催生的新兴社会参与者中，并不是所有成员都参加了进步运动。如我们看到的，铁路公司想出点子，利用现存的庇护体系来促进自己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冲锋陷阵的是铁路公司的顾客——商人、运货人和农民——来反对他们认为的铁路公司和政客之间的惬意关系。新组织起来的中产阶级反对依附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与现存城市政治机器进行一场竞赛，都在争取像新移民那样的新社会群体。
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招揽中产阶级进入改革联盟的竞争，在开始之前几乎就已告失败。在意大利北部已有强大的改革派中产阶级，原可领导一个联盟，来改变南部政治的性质。但这些群体发现，由于现存国家的软弱，这份工作显得太过雄心勃勃，倒不如转而利用本地精英及其手下的依附者，更容易保住和平与稳定。在这两个地方，最少依附主义的团体是最左的共产党。但他们都以推翻整个民主政治体制作为自己议程，所以受到英国和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强烈反对。（在意大利，共产党成功赢得都灵和博洛尼亚的地方政权，以运行比较廉洁有效的市政府而著称。） 美国的进步势力往往也是左翼的，但对它们来说，保留现存美国体制有重大利害关系，因而有更好机会在全国范围赢得政权。
第三，可以文化因素来解释结果的差异，一方面是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另一方面是希腊和意大利的。推动改革的有不同社会群体，自利仅仅解释了部分原因，但捕捉不到经常伴随此类运动的高度道德主义。在每个国家，改革运动的领袖均有个人的宗教动机，包括普鲁士的大选帝侯和腓特烈·威廉一世。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倾向促成从国外引进自己的教友，并为自己描绘出严守纪律的愿景：正直国家领导的朴素的道德社会。荷兰国家也受加尔文主义的渗透，从天主教西班牙的手中赢得独立之后，在17世纪已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5] 早在英国内战之前，清教主义就是英国改革的重要动力，在19世纪继续影响新兴中产阶级的行为。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进步时代的上层改革者也是如此。他们不只是认为，政治老板和依附政治在妨碍他们赚钱，而是出于道德原因，对公共机构变成私人工具感到义愤。美国人可能不信任国家权威，但相信自己的民主政府非常合法，也相信金钱利益和腐败政客对民主进程的操纵违反了民主原则。像吉福德·平肖那样的领袖个体，受新教信仰的虔诚所驱动，这种虔诚性在很大程度上已在美国当代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有了覆盖广泛的信任半径和社会资本，对国家的忠诚才能占据首位，超越对家庭、地区和部落的忠诚。传统上，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得以享有这两种禀赋，至少在与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相比时是如此。人们如不主动参与公民社会组织，就不可能发起社会运动；要想得到激励，还要看同胞是否也有愿为广大共同体承担公民责任的理想。
英国和美国社会资本的来源多种多样，其中之一与如上所述的新教派别形式有关。它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很深的根基，鼓励基层组织的宗教生活，无须依赖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第二个来源与强烈的民族认同有关，以制度为中心——在英国是普通法、议会和君主；在美国是相似的普通法传统和源自宪法的民主制度。到19世纪，两国政府都被视作民族主权的合法体现，享有相当广泛的忠诚。
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一直在民族认同上感到困扰。希腊社会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非常同质，但国家经常被视作外国势力的工具，从而变得不合法。所以，忠诚仅局限于直系亲属的狭隘小圈子，国家反而被视为怀疑对象。外国势力曾在意大利特别是南部相互竞争，挑起意大利人的内斗。1861年以后出现的统一国家，将文化和发展水平迥异的地区扭在一起，但从未建立起让南部同化于北部的中央集权政权。迄今，区域忠诚往往超越民族认同，如北方联盟的存在所表明的。也有英勇的个人，如阿尔贝托·基耶萨（Alberto dalla Chiesa）和乔瓦尼·法尔科内（Giovanni Falcone），表现出强烈的公民责任感；在北部城市，还保留着共和主义的强大公民传统。但在南部，合法国家制度的缺席让信任半径仅局限于亲友，这一倾向又通过像黑手党那样的组织而变得制度化。
家族制复辟
在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自我满足于自己的政治体制之前，有必要在此指出，在任何政治体制中，家族化的问题从未得到最终解决。我在本书第1卷中指明，依靠亲友是人类社交的预设模式，如果没有严厉的惩罚，始终会以不同的形式卷土重来。非人格化现代国家迫使我们采取有悖于本性的行为，而它们随时都有遭到侵蚀和扭转的风险。在任何一个社会，精英都在设法利用已有优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和亲友的地位，除非遇上政治体制中其他势力的明确制止。在这点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和其他政治秩序没什么两样，以致人们可以认为，家族制复辟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只消除了依附主义的一种，即政党分配联邦、州和地方的政府工作以换取支持，但没有终止政党向政治支持者分派的其他恩惠，如补贴、税收减免和其他福利。近年来，困扰美国政治的大问题之一，就是利益集团通过捐款和游说有效买通政客。此类活动的大多数完全合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发明了一种新形式的依附主义，只不过规模更大、金额更高。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再做论述。
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如前所述，日本有强大自主的官僚体系的传统，体系中的职位从来不是贪污的交换货币。另一方面，几十年来，预算津贴却一直是日本所谓的金权政治的交换货币。自民党巧妙分派政治好处，几十年得以维持霸权地位。像电力工业那样的日本利益集团，其攫取政府监管的能力，在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和福岛核灾难之后笼罩日本的危机中，昭然在目。
给战争一个机会？
在所列案例中，军事竞争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但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充要条件。我们的样本故意偏向于成功的案例；有些评论家指出，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军事竞争并没有创造出现代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其他美拉尼西亚地区的部落就是如此，彼此厮杀已有四万年，但是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这里甚至还未有国家层次的组织形式。拉丁美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其战争结束时，家族制精英仍在掌权（见第17章）。在亚洲和欧洲，显然还有其他因素，如自然地理、社会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与战争一起帮助创建了现代国家，在其他地方则未见这种情况。
反过来，其他国家虽没有经历军事竞争，却也创建出了非依附式的现代政府。瑞典和丹麦在现代早期打了很多仗，邻国挪威、芬兰和冰岛却没有，今天都有非常相似的廉洁政府。从19世纪后期起到朝鲜战争结束，韩国一直是外来侵略、占领和暴力的受害者，但它的官僚体系在质量上可与日本媲美。英国前殖民地新加坡也是如此。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拥有非依附式的现代国家，但与军国主义从未沾边。
在许多情形下，高质量的政府是直接殖民的遗产（挪威和冰岛分别在1813年和1874年独立于丹麦；加拿大1867年与英国分手）；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则要归功于对他国模式有意的照抄。为了应对东南亚动员起来的左派势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几乎从零开始，凭借当初非常靠不住的条件，创建了有效的现代政府。 [6]
这些观察对目前有重要意义。军事分析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曾以半认真的口吻建议，在软弱国家的区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社会需要“给战争一个机会”。 [7] 他认为，现代国家在欧洲的诞生通过数世纪的不懈战争，而非洲仅有殖民时代留下的非理性国界，未能以类似方式获得自行整合，那里的国家既没有强大的官僚体系，也没有总体的民族认同。
且不说没有人希望像欧洲那样的暴力经验降临于他人身上，何况尚不清楚几个世纪的冲突是否真的会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为何如此？非洲的国家建设还有何种替代的方法？这些问题将在本书有关殖民主义遗产的部分得到阐述。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没有经历战争也获得了现代政府，这一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今天也可选择类似的和平道路。
过早引进民主会助长依附主义，今天的强大国家，往往是在引进民主之前就打造完成的。这些事实也许进一步表明了，当代发展中国家应尽量遵循相同的次序。这实际上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得出的结论——各式社会在需要民主之前先需要秩序，最好在过渡的专制时期，先行转向完全现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体系，而不是试图直接跃入民主。他在书中，不但称赞现存共产党政权在扩大政治参与和加快经济增长上的能力，还赞许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建立的那种政权。从20世纪40年代到2000年，革命制度党一直在统治墨西哥，2013年该党重返权力中心。它以民主和经济活力为代价，建立起异常稳定的政治秩序，一扫墨西哥独立后第一个世纪中的政变、独裁军阀（caudillo）和社会暴力冲突。 [8] 亨廷顿的学生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先后次序的重要性上有类似的观点，只不过他把引进民主之前的必要步骤，从政治秩序换成了自由法治。 [9]
这种说法似乎与本书案例的逻辑相符，但实际上，却不是今天良好的指导方针。 [10] 这样说没错，社会应先建立韦伯式的强大自主的官僚体系，或基于独立法院和受过良好训练的法官的自由法治。但问题在于，这两种制度的建设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制度往往是历史遗产预定的，或是外部势力塑造的。在发展中世界，许多贫穷社会创建威权国家，借助镇压和拉拢的某种组合，得以持续掌权。由于我们已看到的原因，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创建像中国文官或普鲁士法治国那样的体系。在那种体系中，专制权力体现于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其运行严格遵守清晰明确的规则。当代许多威权国家，充斥着庇护政治和严重腐败。在当代世界中，唯一类似的体系是某些波斯湾君主政权和新加坡，但由于它们的特殊情况，外人很难效仿。在这种情况下，拖延民主化，代之以无情、腐败和无能的独裁政权，又有什么意义呢？
刻意安排政治制度的引进次序大有问题，其最后一个原因与道德或规范有关。基于自由和公正的定期选举的负责制，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此外，它还可对政府质量或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政治参与权是对公民道德人格的承认，行使这个权利让他对共同体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主体感。公民可能会做出不当或错误的决定，但作出政治选择本身，是人类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世界各地的广大群众正在动员起来，以捍卫政治参与权。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是民主思想吸引力的最新展示，而且它发生在许多人认定那里原本是文化上愿意接受独裁政权的地方。
在有过按次序引进现代政治制度经验的国家，如普鲁士和英国，非民主的旧政权是传统君主制，其自有合法性的来源。20世纪中叶，即殖民主义退潮之后，涌现出的绝大多数威权国家就不同。它们建立于军事政变或精英的权力争夺。其中最稳定的是新加坡和中国，它们凭借良好的经济表现来维护合法性，但还是无法像霍亨索伦王朝一样，享有明明白白的支持源泉。
不管是好还是坏，现代发展中国家在先后次序上并无现实可行的选择，必须像美国一样，在民主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建设强大国家。这就是为何进步时代的美国经验异常重要。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切实模仿，经一个半世纪军事斗争建成强大国家的普鲁士。另一方面，完全能够想象民主国家的民间团体和政治领袖，会组织改革派联盟，要求改革公共部门和终止腐败。从美国经验得出的最重要教训是，国家建设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现代国家的结构需要遵循某些正式规则（譬如，择优选用官员，而不是靠关系），实施这些规则，不可避免地一定会伤害受益于现状的政治参与者。所以，改革需要赶走这些参与者或绕过他们，动员组织将受益于廉洁有效政府的新社会力量。
国家建设是件艰苦的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从《彭德尔顿法》到罗斯福新政，足足花了四十多年，才在联邦政府消除了庇护政治。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政治机器和依附主义一直存活到20世纪60年代。我指出过，美国政治体制对改革一事壁垒高筑，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通常情况下，国家能利用外部危机，如金融崩溃、灾难和武力威胁，来加速这一进程。在极少数历史先例中，这种政治现代化在一夜之间发生。
我们看到，希腊的国家建设因外部势力而变得尤为艰难。几个世纪以来，希腊受到土耳其的统治。外部势力帮助希腊赢得独立，但安插巴伐利亚的奥托作为新独立国家的首位国王。它们试图让希腊政治体制迅速现代化，通过支持或反对像希腊共产党那样的国内团体，继续实施干涉。所有这一切削弱了希腊政府的合法性，增加了民众对国家的不信任，最终未能建成完全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希腊政府，在21世纪初金融危机中的争斗，只是这个长篇故事的最新版本。
因此，希腊的故事预示了本书下一部分的主题，即如何把现代政治制度移植到他处。全球化进程发轫于15世纪欧洲的航海探索和殖民主义的兴起，让世界各地一下子发生接触。各地本土社会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发生碰撞，后果是深刻的，又往往是致命的。这意味着，政治发展不再局限于单个区域或社会。外国模式或被强加，或被当地人自行接纳，制度发展因此而面对非常不同的情境。这个过程为何在世界某些地方顺水顺风，在其他地方又坎坷重重，将是本书下一部分的主题。
[1]“有限准入”来自North，Wallis和Weingast，《暴力与社会秩序》。这本书在有限准入和开放准入的秩序之间作出区别，非常有助于思考从家族制到现代国家的过渡，但没有提供如何从一个秩序过渡到另一个秩序的动态理论。它列出过渡中的“门阶条件”，如应用于精英的法治和文官对军队的控制，会引出如何满足这些条件的疑问，以及为何过渡的关键是这些条件，而不是看上去也非常重要的其他条件。
[2]Conor O’Dwyer研究共产主义垮台后东欧的国有部门的增长，在马丁·谢夫特的框架外增加了另一项因素: 政党竞争的性质。当竞争强劲有力时，政党互相监督，阻止庇护式任命的扩展；当政党微弱分散，庇护式任命趋于增加。这解释了，为何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国家迅速扩展，而捷克的没有。参见Conor O’Dwyer，《失控的国家建设：庇护政治与民主发展》（Runaway State-Building: Patronage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
[3]Alexander Gerschenkron，《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4]这一点见于Khan，《市场、国家和民主：发展中国家的庇护人—依附者网络和民主案例》。
[5]Gorski，《纪律革命：加尔文主义和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的兴起》，39—77页。
[6] 有关该地区的国家建设，参见Dan Slater，《订购权力：东南亚的抗争性政治与威权利维坦》（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135—163页。
[7]Edward N. Luttwak，《给战争一个机会》（Give War a Chance ），载《外交事务》第78卷，第4期（1999年）：36—44页。
[8]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15—324页。
[9] Fareed Zakaria，《自由的未来：美国内外的非自由民主》（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
[10]参见Thomas Carothers，《“次序”谬误》（The ‘Sequencing’ Fallacy），载《民主杂志》第18卷，第1期（2007年）：13—27页；Robert Kagan，《阳春白雪的洁净人士：民主为何必须继续是美国的海外目标》（The Ungreat Washed: Why Democracy Must Remain America’s Goal Abroad），载《新共和》（New Republic ）2003年7月7日至14日，27—37页；福山，《民主过渡是否有适当顺序？》（Is There a Proper Sequence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载《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 ）第110卷，第739期（2011年）：308—3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