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负责制
如第1章所指出的，民主在世界各地未能得到巩固的原因，与其说是思想本身的呼吁不够，倒不如说是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缺席，无法促使负责制政府出现。成功的自由民主制，既要有强大统一、能在领土上执法的国家，又要有强大凝聚、能将负责制职责强加于国家的社会。强大国家和强大社会之间的平衡方能使民主生效，不管是在17世纪的英国，还是在当代的发达民主国家中。
欧洲早期现代的案例与21世纪初的情形之间有很多平行和对照。自第三波开始以来，欲巩固权力的未来威权领袖和希冀民主制度的社会群体，两者之间发生了频繁的斗争。
图12. 今天的政治权力
这是很多苏联继承国的情形，后共产主义的统治者——通常来自前任执政党——开始重建国家，集大权于己身。这也是委内瑞拉、伊朗、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的情形。有些地方，像2000年之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或2009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伊朗，这种做法得以成功，政治反对派联合不起来，无法阻止专制国家的建立。但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动员起来的政治反对派抵制国家权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胜利。在前南斯拉夫，国家彻底崩溃。
早期现代欧洲的情形显然与21世纪初大不相同，但仍有集权化和社会抵抗的相似场景。今天有工会、商业团体、学生、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其他社会参与者（参看图12），以取代贵族、士绅、第三等级、农民。当代社会所动员的社会参与者，与我们研究的农业社会相比，更为广泛，更加多样。相关的政治分析，必须弄清国内外不同参与者的性质和凝聚程度。公民社会是否齐心合力和众志成城，或同盟中已有分裂？军队和情报部门是否忠于政权，或存在愿意与反对派谈判的温和路线派？政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掌控怎样的合法性？
今天的国际体系，与我们所研究的早期现代案例相比，对这些斗争有着更大的影响。反对派群体可从国外获得资金、训练、甚至偶尔的武器，而当局也可向志趣相投的盟国呼吁支持。此外，经济全球化提供财政收入的其他来源，如自然资源的出租或外援，从而允许政府避开自己的公民。国王和议会的征税争执不会在石油丰富的国家发生，可能解释了它们中极少民主政体的原因。
未来会怎样
就未来的政治发展而言，我们可提出迄今尚无答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与中国有关。我从一开始就宣称，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所组成。拥有全部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境能否长久？没有法治或负责制，中国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动员，到底是受控于强大的威权国家，还是激起对民主负责制的强烈追求？国家和社会的平衡长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会能否出现民主？没有西式的产权或人身自由，中国能否拓展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
第二个与自由民主制的未来有关。考虑到政治衰败，在某一历史时刻取得成功的社会不会始终成功。自由民主制今天可能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政府，但其合法性仰赖自己的表现。而表现又取决于维持恰当的平衡，既要有必要时的强大国家行为，又要有个人自由。后者是民主合法性的基础，并孕育私营经济的增长。现代民主制的缺点有很多，呈现于21世纪早期的主要是国家的软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成为僵局，什么都是硬性规定，无法作出困难的决策，以确保自己经济和政治的长期生存。民主的印度发现，很难整修自己行将崩溃的公共基础设施——道路、机场、供水和排污系统等——因为既得利益者借用法律和选举制度横加阻挠。欧盟的重要成员发现，显然已负担不起自己的社会福利，但无法作出削减。日本累积了发达国家中最高水平的公债，仍然没有采取措施，以消除经济中阻碍未来增长的僵硬。
还有美国，它无法认真处理长期的财政难题，像健康、社会保障、能源等，似乎在政治上日益陷入功能失调的政治均衡。每个人都同意，必须解决长期的财政困境，但消弭赤字而必需的增税或削减开支，仍受到强大利益群体的阻挠。国家制度的设计基于相互制衡，使难题的解决变得尤其困难，加上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僵硬，使之束缚于既定的对策范围。尽管出现这些挑战，美国不太可能重蹈法兰西王国的覆辙，即公职家族化。但它可能也是只有短期的权宜之计，推迟而不是避免最终的危机，像法国政府那样。
现在回头看，制度的最初出现是为了历史上不确定的原因。其中某些存活并得以流传开来，因为它们能满足某种意义上的普遍需求。这就是为何制度在历史上得以互相结合，为何可以提供政治发展的概论。但制度的继续生存也涉及很多意外。一个人口中位年龄在二十几岁的迅速增长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卓有成效，但可能不适合三分之一公民已在退休年龄的停滞社会。如果制度无法适应，社会将面临危机或崩溃，可能被迫改用其他制度。不管是非民主政治制度，还是自由民主制度，它都一视同仁。
但有重要理由相信，政治负责制的社会将胜过没有政治负责制的。政治负责制为制度的改善提供和平途径。中国政治制度在王朝时期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坏皇帝”，像武则天或万历皇帝。英明领导下的威权制度，可能不时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为它可作出快速决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此制度取决于英明领袖的持续出现。如有坏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这仍是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其负责制只朝上，不朝下。
我在卷首指出，这里所提供的制度发展的历史介绍，必须对照工业革命后的不同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重新洗过牌，以便直接解说和修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问题。工业化发轫后，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取得极为迅速的进展，大大改变了政治秩序三个组件的发展前景。这将是我在第2卷解说政治发展时所用的架构。
[1]有关背景资料，参见 Nils Gilman，《未来的文官：美国冷战时期的现代化理论》（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章。另请参阅 Vernon Ruttan，《政治发展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to Political Development?），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第39卷，第2期（1991年）：265—292页。
[2]例如 David C. McClelland，《成就社会》（The Achieving Society ）（普林斯顿： Van Nostrand出版社，1961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A. Shils）编，《走向普遍的行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
[3]该论点的最新版本由亨廷顿的学生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提出，除了国家建设，他还强调法治作为政治秩序的组件。参见《自由的未来：美国内外的不自由民主）（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
[4]参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12—30页。Gregory Clark认为，从狩猎采集时期到1800年看不到生产力的增长。但这难以置信。Gregory Clark，《告别救济》（A Farewell to Alms ）。
[5]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
[6]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9页。
[7]例如David S. Landes，《松绑的普罗米修斯：技术变化和工业发展》（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David S. Landes，《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纽约：诺顿出版社，1998年）；Nathan Rosenberg和L. E. Birdzell，《西方如何变富》（How the West Grew Rich ）（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6年）；道格拉斯·诺斯和Robert P. Thomas，《西方世界的增长》（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Philippe Aghion和Steven N. Durlauf编，《经济增长手册》（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第1卷（阿姆斯特丹：Elsevier North Holland出版社，2005年），尤其参见Oded Galor的章节：《从停滞到增长：统一增长理论》（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 Unified Growth Theory）；Oded Galor和David N. Weil，《人口、技术与增长：从马尔萨斯式停滞到人口统计学过渡及更远》（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90卷（2000年）：806—828页。
[8] 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An Essay on European Demographic History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12页。
[9]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28页。
[10]参见Alan Macfarlane，《马尔萨斯式陷阱》（The Malthusian Trap），载William A. Darrity Jr.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第2版（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年）。
[11]Ester Boserup，《人口与技术变化》，63—65页。另请参阅Ester Boserup，《发展中经济和人口统计的关系》（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Relationships in Development ）（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
[12]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119页。
[13]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6页。
[14]参见 Marcus Noland和Stephan Haggard的《朝鲜的饥荒：市场、援助与改革》（Famine in North Korea: Markets, Aid, and Reform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这是Jared Diamond的主题，《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纽约：维京人出版社，2005年）。
[16]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1页；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7页。
[17]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1页。
[18]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20页；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人口与技术变化》，35—36页。
[19]Steven LeBlanc和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68—71页。
[20] 参见Paul Collier，《最底层的十亿人：为什么最贫穷的国家走向失败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21]Stephen Knack和Philip Keefer，《制度与经济表现：应用另类标准的全国测试》；Dani Rodrik和Arvind Subramanian，《制度的首要性（这究竟意味什么）》（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and what this does and does not mean]），载《财政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 ）第40卷，第2期（2003年）：31—34页；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Massimo Mastruzzi，《治理很重要》第4卷：《1996—2004年的治理指标》。
[22] Jeffrey Sachs，《终止贫穷：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行性》（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年）。
[23]参见Melissa Thomas，《高度期望：富有的捐赠者与穷国政府》（Great Expectations: Rich Donors and Poor Country Governments），载《社会科学研究网工作论文》（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working paper），2009年1月27日。
[24]Stephen Haber，Noel Maurer和Armando Razo，《产权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Rights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Mushtaq H. Khan和Jomo Kwame Sundaram编，《租金、寻租与经济发展：亚洲的理论和证据》（Rents, Rent-See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in Asia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25]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民主的一些社会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第53卷（1959年）：69—105页；有关文献，参见Jared Diamond，《经济发展与民主再思考》（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载《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第15卷，第4和第5期（1992年）：450—499页。
[26]Robert J. Barro，《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全国调查》（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urvey ）（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7年）。
[27] Adam Przeworskj等，《民主与发展：世界政治制度与和物质幸福，1950—1990年》（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Material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28]Ernest Gellner，《自由的条件：公民社会及其对手》（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纽约：企鹅出版社，1994年）。
[29]Ernest Gellner，《自由的条件：公民社会及其对手》（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纽约：企鹅出版社，1994年）。
[30]例如Sheri Berman，《公民社会与魏玛共和国的倒塌》（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载《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第49卷，第3期（1997年）：401—429页。
[31]George Gray Molina，《出生于1952年的孩子：贫穷、受排挤和大众参与的前途》（The Offspring of 1952: Poverty, Exclusion and the Promise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 ）；H. Klein，《1952年以来玻利维亚的社会变化》（Social Change in Bolivia since 1952），载Merilee S.Grindle编，《宣布革命：比较视角下的玻利维亚》（Proclaiming Revolution: Boliv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伦敦：拉丁美洲研究学院，2003年）。
[32]这一点由Thomas Carothers提出，《次序的谬误》（The “Sequencing” Fallacy），载《民主杂志》第18卷，第1期（2007年）：12—27页；Marc F. Plattner，《自由主义与民主》（Liberalism and Democracy），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第77卷，第2期（1998年）：171—180页。
[33]Juan J. Linz和Alfred Stepan编，《民主政权的崩溃：欧洲》（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Europe ）（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
[34]关于拉丁美洲的不平等，以及它与民主稳定性的关系，参见弗朗西斯·福山编，《愈加落后：解释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发展差距》。
[35]参见郑恩雨（Jung En Woo），《捷足者必先登：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财政》（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
[36]参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历史视角下的经济落后》（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37]Walter B. Wriston，《主权的黄昏》。
[38] 参见Moses Naim，《非法活动：走私犯、偷运客和仿冒者在如何劫持全球经济》（Illicit: How Smugglers, Traffickers, and Copycats Are Hijacking the Global Economy ）（纽约：双日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