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发展的不同方面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如何互动。最重要的变化是持续性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出现，从而影响了发展的几乎所有方面。粗放型经济增长继续出现，但在促进政治变化上，其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人均产量。此外，民主加入国家建设和法治的行列，成为政治发展的组件。这在图10中获得说明。
这些不同方面在当代世界的客观关联已有实质性的研究，可在下列关系中得到总结。
图10. 发展的诸方面
国家建设和经济增长之间
国家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示范了该命题的反面，即国家崩溃、内战、国际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20] 20世纪晚期，非洲的大部分贫穷都得归罪于国家的薄弱，以及不时发生的瘫痪和动乱。除了建立国家以提供基本秩序外，强大的行政能力与经济增长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绝对低水平时（少于1 000美元），国家变得尤其重要。到了较高水平的收入，国家仍然重要，但其影响可能会发生不成比例的改变。已有很多文献，把良好统治与经济增长联在一起。“良好统治”的定义，因不同作者而各有差异，有时包括政治发展的三大组件。 [21]
强大凝聚的国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早已确定，但相互的因果关系却并不很清楚。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良好统治是内生的，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它的成果。 [22] 这听起来很有逻辑，因为政府是大开支。穷国腐败泛滥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付不起好薪水，以致它们的公务员很难负担家用，所以趋于受贿。政府方面的开支，包括军队、通向学校的道路、街上的警察，在2008年的美国大约是人均17 000美元，在阿富汗却只有19美元。 [23]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阿富汗的国家远远比不上美国，或者，对之大笔援助只会制造腐败。
另一方面，既有经济增长没能促成良好统治的案例，也有良好统治促成经济增长的案例。举韩国和尼日利亚为例。朝鲜战争之后的韩国，1954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尼日利亚，后者在1960年从英国手中赢得独立自主。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尼日利亚的石油收入超过三千亿美元。然而，其人均收入却在1975年和1995年之间出现下跌。相比之下，同期的韩国经济每年增长7%到9%，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已成为世界上第12大经济体。这表现上的差异，几乎完全归功于韩国政府，它的治理成绩远远超过尼日利亚。
法治和增长之间
在学术文献中，法治有时被认作统治的组件，有时被认作发展的方面（我在本书的做法）。如第17章所指出的，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法治，涉及产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有大量文献显示，这个关联确实存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视之为理所当然，但不清楚，对经济增长来说，普遍和平等的产权是否必不可少。在很多社会中，稳定的产权只为精英而存在，也足以推动经济增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24] 此外，像当代中国那样的社会，拥有“足够好”的产权，虽然缺乏传统法治，仍能取得很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和稳定民主之间
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注意发展和民主的关联。自那以后，出现了很多将发展与民主连在一起的研究。 [25] 经济增长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即更多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产生更多的民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显示，低水平收入时的关联较强，中等水平收入时的关联较弱。 [26] 有关发展和民主的最完整研究之一显示，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可在发展的任何阶段发生，如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遇上逆转的机会较小。 [27]
经济增长似乎有助于民主的稳定，但逆向的因果关系却不大明显。这似乎很有道理，只要数数近年来取得经济增长惊人纪录的威权政治体——当初仍处于独裁统治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新加坡、苏哈托（Suharto）治下的印尼、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治下的智利。因此，凝聚的国家和良好的统治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民主是否发挥同样的正面作用，就有点含混不清。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或公民社会发展）之间
很多古典社会理论将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与经济发展联在一起。 [28]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增长与社会上的分工有关：市场一旦扩展，公司充分利用规模上的经济效益，社会专业更加精益求精，新兴的社会群体（如工人阶级）得以涌现。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流动性和开放途径，打破了很多传统形式的社会权威，代之以更有弹性的自愿组合。分工愈细所造成的转型效果是19世纪思想家著作的中心思想，例如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
社会动员和自由民主制之间
自托克维尔开始，大量的民主理论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参与的公民社会，现代的自由民主制无法生存。 [29] 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允许形单影只的个人汇集各自利益，投身政治领域。即使不追求政治目标，志愿组织也会有意外效用，帮助培养在新奇环境中彼此合作的能力——通常被称为社会资本。
上述的经济增长有助于自由民主，恐怕要通过社会动员的途径来生效。经济增长促使社会新参与者出现，随之，他们要求在更为公开的政治制度中获得代表权，从而推动向民主的过渡。如果政治系统已有很好的制度化，便可容纳这些新参与者，然后可有迈向全面民主的成功过渡。这就是20世纪的前几十年，随着农民运动和社会党的兴起，在英国和瑞典所发生的。这也是1987年军事独裁垮台后，在韩国所发生的。
高度发展的公民社会也能成为民主的危险，甚至可以导致政治衰败。基于民族或种族的沙文主义群体会散播不容忍的偏见；利益群体会尽力追求零和的租金；经济冲突和社会冲突的极度政治化会使社会瘫痪，并破坏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30] 社会动员也可导致政治衰败。政治制度拒绝社会新参与者的要求，即所谓的亨廷顿式过程，就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一再罢免获选的总统。 [31]
民主和法治之间
民主的兴起和自由主义法治的兴起在历史上一直有密切关联。 [32] 如我们在第27章所看到的，负责制政府在英国的兴起与保卫普通法不可分。越来越多的公民受到法治保护，这一向被视作民主本身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关联在1975年之后的第三波民主化中继续有效，共产主义专政的垮台导致了代议民主制的兴起和立宪政府的建立，以保护个人权利。
思想、合法性和发展的其他方面
有关合法性的思想，其发展有自己的逻辑，但也受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如果没有在大英图书馆奋笔疾书的马克思，20世纪的历史可能会相当不同，他对早期资本主义作了系统性的批判。同样，共产主义在1989年的垮台，多半是因为很少人继续信奉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
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影响了人们对思想合法性的认同。对法国人来说，人权的思想顺理成章，因为法国阶级结构已发生变化，还有18世纪晚期新兴中产阶级高涨的期待。1929—1931年的金融大危机和经济受挫，破坏了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使国家干涉经济获得合法性。后来，大福利国家的兴起、经济停滞、由此而生的通货膨胀，为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的里根—撒切尔（Reagan-Thatcher）革命打下基础。同样，社会主义无法兑现关于现代化和平等的诺言，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居民眼中，反使自己名誉扫地。
如果政府成功推动经济增长，也可获得合法性。很多迅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即使没有自由民主制，也广受民众支持。相反，经济危机或管理不善所引起的经济倒退，可能动摇政府的稳定，如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印尼独裁政府。 [33]
合法性也有赖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分配。如果好处只给处于社会顶端的寡头小集团，没有得到广泛的分享，反而会动员社会群体奋起反对既有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专政下的墨西哥。从1876年到1880年，再从1884年到1911年，他治下的国民收入得到迅速增长，但产权只适用于富裕精英，为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和长期内战创造了条件。其时，弱势群体为争取份内的国民收入而奋斗。最近，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受到民粹领袖的挑战，后者的政治基础是穷人和先前遭到边缘化的群体。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