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零和的马尔萨斯世界，人的生存对政治发展有巨大的意义，也与今日的发展大相径庭。马尔萨斯式世界的人们虽有资源，但只有很少的投资机会，譬如促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工厂、科学研究或教育。如想增加财富，最好走政治途径来从事掠夺，即强夺他人资源。掠夺有两种：享有强制权力的人，可通过征税或赤裸裸的偷窃，夺走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源；或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去攻击和偷窃邻近社会。为掠夺而组织起来，增强自己的军事或行政能力，往往比投资于生产能力更为有效。
图8. 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认识到战争是限制人口的因素，但马尔萨斯的经典模式可能低估了战争在限制人口过剩中的重要性。它作为人口的控制机制，与饥荒和疾病互为表里，因为饥荒和疾病通常由战争引起。跟饥荒和疾病不同，掠夺是一种可以由人有意掌控、用以应付马尔萨斯式压力的手段之一。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指出，史前社会中的战争和暴力不断，原因就在于人口老是超越环境的支撑能力。换言之，多数人宁可打仗，也不愿挨饿。 [19]
图9. 马尔萨斯条件下的发展
马尔萨斯模式加以扩充后，看去就像图8。像新作物或农具那样的技术进步，会暂时提高人均产量。但假以时日，这个增产会被人口增加或环境破坏所抵消，人均产量再一次降低。阻止贫穷的蔓延有四种主要机制：他们忍饥挨饿，体型变小；死于疾病；从事内部掠夺；向其他社群发起进攻（外部掠夺）。然后，人均产量又会上升，因为土地和粮食变得更为充沛，或因掠夺他人而致富。
在没有持续技术革新的马尔萨斯式世界中，千万不要高估零和思想所占的主导地位。除了掠夺，还有很多大家都可得益的合作机会。农民和城镇居民开展贸易，便可增加大家的福利；政府提倡公共服务，如治安和互相防卫，会使政府本身和百姓都得到好处。事实上，掠夺要求紧密合作，这一事实又是发展政治组织的最重要动机之一。
图9表明工业革命之前，马尔萨斯式世界中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集约型经济增长单独处于左上方，没有任何箭头指向它。集约型增长全靠技术进步，但这些进步不可预测，发生时间的前后往往又有很大间隔。对整个制度来说，那时的技术革新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因素，独立发生，与发展的其他任何方面无关。（博塞鲁普假设，与日俱增的人口密集周期性刺激技术革新，又使技术革新成为内在因素。但它和人口增长之间，又找不到预测或正比的关系。）所以，所发生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这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总体的人口和资源有所增长，但不在人均基础上。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它是取得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强制能力——军队和警察——是开展外部掠夺（战争和征服）的资源，又可用于国内居民以保障统治者的掌权。反过来，通过征服或征税而获得的资源，又可转换成强制能力。于是，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安全和产权，可提高经济生产力，但仅得一次——即奥尔森所解释的从流寇变成坐寇——但它无法促使生产力持续增长。
国家权力受合法性的影响，法治和社会动员如要影响政治，全凭作为传送带的合法性。在大多数马尔萨斯式社会，合法性以宗教形式出现。中国、拜占庭帝国和其他政教合一的国家，从其控制的宗教权威那里获得合法性。在基于宗教的法治社会中，宗教将合法性赋予独立的法律秩序，后者再向国家颁发或拒绝法律上的批准。
在马尔萨斯社会中动员新的社会群体，会比在当代世界遇上更多限制。在动员惰性社会参与者方面，宗教合法性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例如7世纪的阿拉伯部落和唐朝的佛道两教。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在动员新兴精英上发挥了类似作用。在农业社会，宗教经常成为抗议的载体，以反对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它不仅能提供合法性，还能制造不稳定。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政治发展的可能性体现在两条主要途径上。第一条围绕国家建设的内部逻辑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政治权力创造经济资源，后者回过来又创造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这个过程自作循环，直到一个极点：对外扩张的政治体遇上物质上的极限，如地理或技术的；或碰上另外一个政治体；或两种情形的组合。这就是在中国和欧洲出现的建国和战争的逻辑。
政治变化的第二条途径与合法性有关。它或者建立法治，或者授权给新兴的社会参与者，以影响国家权力。我所谓的印度弯路，其根源就是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它削弱了印度统治者仿照中国方式集中权力的能力。新兴的社会参与者一旦获得宗教授权，既可对国家权力作出贡献，如阿拉伯人；又可约束君主集权的尝试，如英国议会。
在马尔萨斯式世界，变化的来源相对有限。国家建设的过程非常缓慢，在中国和欧洲都持续了好多世纪。它也避不开政治衰败，政体回到低层次的发展阶段，不得不再从头开始。新兴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不时出现，但像技术革新一样，有点靠不住，无法向现存制度提供持续的活力。此外，技术限制了人们和思想在世界上的迁徙和传播。中国秦始皇发明国家的消息，从没传到罗马共和国领袖的耳朵。只有佛教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其他制度大多困顿于自己的出生地。基督教欧洲、中东和印度的法律传统都自我发展，很少相互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