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除了指出制度长存的自然倾向，还可精确解释制度在适应环境时的姗姗来迟。任何一个制度或制度系统，即便在整体上提供诸如内部和平和产权等的公共服务，也一定会惠顾社会上某些群体，并以其他群体为代价。受惠顾的群体，可能在人身和财产方面感到更加安全，可能因靠近权力而收取租金，可能获得特别的承认和社会地位。这些精英组织在现存制度安排中享有既得利益，会尽力保护现状，除非自我分裂。使全社会获益的制度性变化，如征集土地税以应付外来威胁，仍会遭到组织良好的群体的否决，因为对他们而言，净得仍然是负数。
经济学家很熟悉此种集体行动的失败。博弈理论家称之为稳定的均衡（stable equilibrium），因为没有一名参与者能从现存制度安排的变更中得到个人的好处。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这个均衡是失调的。曼瑟尔·奥尔森认为，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群体，经过长年的累积，为保护其狭隘的特权，会组成寻租联合体（rent-seeking coalition）。 [20] 他们的组织能力远胜过人民大众，所以后者的利益往往在政治制度中得不到代表。失调的政治均衡可借民主而获缓和。民主允许非精英，至少在理论上，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但通常，精英和非精英的组织能力有云泥之别，从而阻止了后者的任何果断行动。
寻租联合体阻止必要的制度变革，从而激发政治衰败；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其经典案例就是法兰西王国，也是租金一词的发源地。其时，法兰西君主在两个世纪中，招诱大部分精英，而逐渐强大。招诱的形式是出卖国家功能的一小部分，之后变成世袭产业。像莫普和杜尔哥这样的改革部长，力图废除卖官鬻爵，却遭到既得利益者强有力的阻挠。卖官问题的解决，最终只有通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力。
功能失调的均衡（dysfunctional equilibria）很早就出现在人类历史上。考古证据显示，族团层次社会早已掌握农业技术，但持续几代仍坚持狩猎采集。个中原因似乎又是既得利益者。平等的族团层次社会中，分享食物相当普遍，一旦出现农业和私人财产，就难以为继。定居下来的第一户，其生产的粮食必须与族团其他成员分享，反过来摧毁了转向农业的奖励。农业的生产效率，高于狩猎采集。所以，改变生产方式将使全社会更加丰裕，但会剥夺部分成员的免费享用。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认为，部分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之所以缓慢，就是因为无法解决此类合作问题。 [21]
所以，社会能否实施制度变革，取决于能否分化手握否决权的既得利益群体。有时，经济变化削弱现存精英，加强赞成改制的新精英。17世纪的英国，与商业或制造业相比，地产的回报逐渐降低，从而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获益，吃亏的是旧贵族。有时，新兴的社会参与者因新宗教的涌现而赢得权力，像印度的佛教和耆那教。宗教改革后，由于扫盲和圣经的广泛传播，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一盘散沙。还有的时候，促成变化的是领袖意志和凝聚各无权群体的能力，像叙任权斗争中格里高利七世所组织的教皇派。实际上，这就是政治的精髓：领袖们能否借助权威、合法性、恐吓、谈判、魅力、思想和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功能失调的均衡可持续很久，由此说明，暴力为何在制度革新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经典的看法认为，政治就是为了解决暴力问题。 [22] 但有时，要把阻挡制度变革的既得利益者赶走，唯一办法却是暴力。人类对暴毙的害怕强于获利的欲望，由此激发在行为上的深远变化。我们已在第5章提到，很难同意经济动机（如实施大型水利工程）是国家原生形成的原因。相比之下，无休止的战争，或害怕较强群体前来征服，促使自由骄傲的部落成员走进集权国家，倒是入情入理的解释。
中国历史上，家族化精英一直是现代国家制度形成的障碍，无论是在秦朝兴起时，还是在隋唐时的复辟期。秦朝方兴的战国时期，贵族带头的无休止战争，摧毁了自己阶层，为非精英军人进入政权打开大门。女皇帝武则天崛起于唐朝早期，清洗传统贵族家庭，促使较为广泛的精英阶层涌现。两次世界大战为1945年后走向民主化的德国提供了类似的帮助。它们清除容克贵族阶层（Junker），制度变革遂再无阻挡。
尚不清楚，民主社会能否和平地解决此类难题。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少数美国人试图竭力保留他们的“特有制度”——奴隶制。只要在美国的西部扩张中，没有足够的自由新州加入以推翻南方的否决权，当时的宪法规则就允许奴隶制的存在。最终，冲突无法在宪政框架内得到解决，战争遂成为必须的选择，六十多万美国人因此而丧生。
现代世界的规范和制度，在很多方面，已把暴力解决政治僵局的大门紧紧关上。没人期望或希望，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国家为建立强大巩固的国家，也经历如中国和欧洲所体验的数世纪坎坷。这意味着，制度革新的责任将落在前述的非暴力机制上。不然，社会仍将遇上政治衰败。
幸运的是，国家、法治、负责制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得以锻造成功的旧世界，十分不同于当代世界。美国和法国革命以来的两个多世纪，世界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大幅提高社会交往的技术革新。如今，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组件在发展中的互动，大大不同于1806年之前。怎样的互动呢？那是本卷最后一章的主题。
[1]关于这一点，参见 John J. DiIullio, Jr.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评论，《坚持原则的代理人：联邦官僚机构中行为的文化基础》（Principled Agents: The Cultural Bases of Behavior in a Federal Government Bureaucracy），载《公共管理研究与理论杂志》（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第4卷，第3期（1994年）：277—320页。
[2]Robert Frank，《选择正确的池塘；追求奢侈》（Choosing the Right Pond; and Luxury Fever ）（纽约：自由出版社，1999年）。
[3]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化》，45—58页；道格拉斯·诺斯和Arthur Denzau，《分享的心智模型：意识形态与制度》（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载《循环》（Kyklos ）第47卷，第1期（1994年）：3—31页。
[4]哈耶克可能比其他任何社会学家更为清楚，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原因就是它的复杂性，使之不能成为在预测能力中接近物理学或化学的确定科学。参见Bruce Caldwell，《哈耶克的挑战：哈耶克评传》（Hayek ’s Challeng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 A. Hayek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
[5]例如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幻觉》；Christopher Hitchens，《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
[6]Nicholas Wade，《信仰本能：宗教的演变与持续》，43—45页。
[7]对社会人类学中的宗教发展作经典分析的是James G. Frazer，《金枝：巫术和宗教的研究》（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8]例如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化》，44页。
[9]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9—11页。
[10]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
[11]这一点也被Armen A. Aichian提及，《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载《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58期（1950年）：211—221页。
[12]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23页。
[13]Steven Gould和Richard Lewontin，《圣马可和潘葛洛斯范例的拱肩：对适应主义方案的批评》（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rogra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载《伦敦皇家学会论文集》205号（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05 ）（1979年）：581—598页。
[14]Oscar Handlin和Mary Handlin，《美国商业公司的起源》（Origins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载《经济史杂志》第5卷，第1期（1945年）：1—23页。
[15]编者按：此处小标题原文为institutions，可译为“制度”或“机构”，在本书中，该术语既指规范政治运作的一整套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其相当于本书标题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又指落实这套规则和秩序的组织性机构；有时兼有上述二意，如本节。译者毛俊杰先生全部译为“机构”，编者认为，作者福山在本书中更多强调的是规则、秩序这个层面的institution，所以编辑时大都将该术语改译为“制度”，只在确有必要时保留“机构”的译法，有时也用“建制”的译法。同一术语未能对应同一译文，这种做法是学术翻译上的一个妥协，也希望读者阅读时能够在思维中建立起“institution—制度—机构—建制”这样的联想关联。
[16]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2页。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斯，将制度定为“塑造人们互动的人为约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他的制度（institution）不同于体现特定人群规则的组织（organization）。问题在于，诺斯对制度的定义太广泛。它所包括的，上自美国宪法，下至我选择熟橙的习惯。最重要的是它忽略了，传统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之间的重大差别，前者如宪法和法律制度，后者属于文化领域。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对重要性而言，社会学理论界发生很多重大的辩论。但对诺斯和其追随者来说，它们都是“制度”。此外，他并不提供测试制度化程度的标准，像复杂性、适应性、自治和凝聚力。诺斯，《制度、制度变化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3页。
[17]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2—24页。
[18]在现代组织中，日本财政部是个精英团体，只从日本最有名望的大学招募新式官员。该部对如何管理日本经济有自己的见解，不单是服从命令，有时甚至操纵它的政治上级，经常被视作自主机构的范例。参见Peter B. Evans，《嵌入式自主：国家与工业转型》（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
[19]Leon Festinger，《认知失调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另请参阅Carol Tavris，《错不在我：为什么我们要为愚蠢信念、糟糕决定和有害行动辩解》（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 Why We Justify Foolish Beliefs, Bad Decisions, and Hurtful Acts ）（纽约：Mariner Books出版社，2008年）。
[20]这是奥尔森有关20世纪英国的论点，《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该书基于他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简述的集体行动的普遍理论写成。
[21]与斯蒂芬·勒布朗的私人对话。
[22]例如罗伯特·贝茨，《繁荣与暴力》；罗伯特·贝茨，Avner Greif和Smita Singh，《组织暴力》；诺斯，温加斯特和沃利斯，《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