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是拱肩
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n Gould）和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在1979年的文章中，以建筑学上的拱肩（spandrel）来解释生物变异中的不可预知。 [13] 拱肩是支撑圆屋顶的拱门背线与相邻直角形成的弧形区域。它不是建筑师故意设计的，而是其他精心计划的零件组装后留下的副产品。尽管如此，拱肩开始获得装饰，并随时间的推移而自成一格。古尔德和列万廷主张，有机体身上为某个原因而进化的生物特征，到后来，却能为完全不同的原因，提供适应的优势。
拱肩（左上角）
我们在政治进化中看到不少类似拱肩的东西。公司——一个有着与其组成人员清晰可分的身份并可以永久存在的机构——最初是作为宗教组织出现的，没有任何商业目的。 [14] 天主教会支持女子的继承权，不是想增加女子权利——这在7世纪是不合时宜的——而是看上了强大家族手中的珍贵地产，认为这是很好的途径。如果说，教会领袖当时就预见，这将影响亲戚关系的整体，这是很可疑的。最后，忙于叙任权斗争的人，脑海中并没有浮现以独立司法限制政府的想法。当时，那只是一场道德和政治的斗争，为了争取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然而在西方，宗教组织赢得的独立自主，经过长期进化，变成了司法部门的独立自主。法律的宗教基础被世俗来源所取代，但它的结构仍保持原样。所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种拱肩。
实际上，不同制度的历史根源，往往是一长列历史意外事件的产品，没人能够预测。这看起来令人泄气，因为当代社会无法经历同样事件来获得类似制度。但这忽略了政治发展中拱肩的作用，与制度的历史来源相比，制度的功能更为重要。一旦发现，其他社会可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来模仿和采纳。
制度（机构） [15]
在本卷中，我一直使用亨廷顿对制度的定义，即“稳定、有价值、重复的行为模式”。 [16] 至于被称作国家的那个制度或机构（the institution called the state），我不仅使用韦伯的定义（在界定的领土上合法行使垄断暴力的组织），还使用他对现代国家的标准（按专门技术和技能合理地分工；使用非人格化的用人制度，对公民行使非人格化的权威）。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不管是建立还是维持，都很困难。家族化——基于亲戚关系和互惠利他的政治用人——是社会关系的自然形式，如果没有其他的规范和鼓励，人类就会回归。
现代组织还有其他特征。亨廷顿列出四条标准来测量国家制度（机构）的发展程度：适应和僵硬，复杂和简单，自主和从属，凝聚和松散。 [17] 这是指越善于适应、越复杂、越能自主和越凝聚的机构，其发展程度就越是成熟。善于适应的组织，可评估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再修改其内部程序来应对。环境总在变化，所以善于适应的机构活得长久。英国的普通法系统，其法官因应新情形，不断在重新解释和延伸有关法律，就是善于适应的样板。
成熟的机构更为复杂，因为它们有更大的分工和专业化。在酋邦或初期国家中，统治者可能同时又是军事长官、总教士、税务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这些功能由各自为政的组织承担，它们负有特别使命，需要高度的技术能力。汉朝时期，中国已在中央、郡、地方层次派驻无数官僚机构和部门；虽然比不上现代政府，但与犹如君主家庭简单延伸的早期政府相比，却是一大进步。
自主和凝聚是机构标准的最后两条，如亨廷顿指出的，它们密切相关。自主是指机构开发自觉的集团身份，不受社会其他力量的影响。在第17至19章讨论法治时，我们看到，法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庭所取得的制度性自治。这里的自治是指不受政治干涉，有权训练、雇用、晋升、惩罚律师和法官。 [18] 自主与专业化也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它适宜被看作比较成熟的机构的特征。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掌控自身内部升迁的军队，比将军是政治任命的军队，或将军是金钱买来的军队，更具战斗力。
另一方面，凝聚是指政治系统中，不同组织的职责和使命都有明确的界定并被遵从。松散的政治制度中，很多组织参与政府行为，如征税和公共安全，但弄不清到底谁在负责。众多自治机构组成的国家部门，比众多从属机构组成的更有可能是凝聚的。在家族化社会中，领袖的家庭或部落成员，在各政府功能上享有重叠或暧昧的权力，或干脆为特殊个人设立特殊官位。忠诚比公共管理能力更为重要，这种情况迄今仍存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少数发达国家）。国家部门中的官方权力分工，与权力的实际分配不符，导致机构的松散。
制度（机构）的四条标准隐含一个概念，即制度是规则，或是重复的行为模式，比任何掌管机构的个人，都要活得长久。先知穆罕默德，生前以自己的魅力使麦地那部落团结起来，但他没有为阿哈里发的继承留下任何制度。年轻的宗教勉强活过第二代的权力斗争，在很多方面仍在为当初的缺陷付出代价，那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大分裂。穆斯林世界中后来的成功政权，全都依靠制度的创建，像奥斯曼帝国的征募制，招募奴隶军，不依赖个人权力。在中国，皇帝实际上变成属下官僚和繁复规则的囚犯。领袖可塑造机构，而高度发达的机构，不仅比拙劣的领袖活得更长，更有训练和招募优秀领袖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