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的进化，大致可与生物进化媲美。达尔文的进化论以两项简单的原则为基石：变异和选择。有机体的变异，源于基因的随意组合；能更好适应环境的变种，则获得较大的繁殖成功，适应力较差的就要付出代价。
以长远的历史观点看，政治发展遵照同一模式：不同人类群体所使用的政治组织发生了变异，较为成功的——能发展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得以取代较不成功的。在高层次的抽象中，很难想象政治发展还有他路可走。但先要弄清政治进化与生物进化的差异，其至少有三条。
首先，在政治进化中，选择对象是体现在制度身上的规则，而生物进化中的选择对象是基因。尽管人的天性促进规则的制订和遵循，但不能决定其内容，所以会有内容上的极大差别。制度以规则为基础，将优势授予其生存的社会；在人类代理人的互动中，获选的是优势制度，淘汰的是劣势制度。
其次，在人类社会中，制度的变异可按计划，可作商讨，不像基因变异那样随意。哈耶克强烈驳斥人类社会自觉设计制度的想法，将之追溯到后笛卡尔（post-Cartesian）的理性主义。 [9] 他认为，社会中多数信息其实是本地的，无法获得中央代理人的理解。 [10] 哈耶克论点的缺陷是，人类一直在社会各层次成功地设计制度。他不喜欢自上而下、集中的国家社会工程，但愿意接受自下向上、分散的制度革新，尽管后者仍是人为设计的。大规模设计的成功频率，可能低于小规模的，但确有发生。人类很难将意外结果和信息残缺纳入计划，但能作计划的事实表明，自觉建立的制度之变异，比简单的随机而变更有可能适应解决问题。不过，哈耶克仍是正确的，制度进化并不取决于人们设计制度的能力，单是变异和选择，便可取得适时应务的进化结果。 [11]
最后，被选择的特征——政治进化中是制度，生物进化中是基因——借文化而获得传递，不靠遗传。就适应性而言，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文化特征，如规范、习惯、法律、信念或价值，至少在理论上，可在一代人的时间获得迅速修改，如7世纪的伊斯兰教，或16世纪丹麦农民的扫盲。另一方面，人们偏爱将内在价值注入心智模型和由此建立的制度，导致制度的经久不衰。相比之下，生物有机体不会敬畏或膜拜自己的基因，如不能帮助生物的存活和繁殖，选择原则便会无情将之去掉。所以，制度进化既可快于也可慢于生物进化。
与生物进化不同，制度可通过模仿而获得扩散。衰弱制度的社会，被强大制度的社会打败了，或干脆消灭了，但也有采纳“防御性现代化”的 [12] ，从而引进竞争者的制度。17—19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治国的封建君主们从葡萄牙人和其他旅客处，很早就获悉火器的存在。但他们正处于长期的军火自我管制中，大家同意不引进火器，因为不想放弃传统的冷兵器战争形式。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和他的“黑船”在1853年的东京湾露脸时，执政的精英知道，如果不想成为第二个中国，他们必须终止这种舒适的自我管制来取得美国人所拥有的军事技术。1868年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引进的不只是军火，还有新式政府、中央官僚体制、新教育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制度，均借鉴于欧洲和美国。
生物进化既是特别的，又是普遍的。特别进化是指物种适应了特殊环境，并作调整，如著名的达尔文雀（Finches）。普遍进化是指成功的物种跨越本地环境，而向外扩散。所以有大规模的普遍进化，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的有机体，从无性繁殖到有性繁殖，从恐龙到哺乳动物等。政治发展也是如此。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离开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他们努力适应遇上的不同环境，开发了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制度。同时，某些社会凑巧碰上能提供优势的社会组织。于是，也发生了普遍进化，从族团层次，转到部落层次，再转到国家层次的社会。国家层次社会中，组织较为完善的又击败或吸收组织较差的，使自己的社会组织获得传播和扩散。所以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既有分流，也有汇集。
跟生物进化一样，竞争对政治发展至关重要。如没有竞争，就不会有对制度的选择压力，也不会有对制度革新、借鉴、改革的激励。导致制度革新的最重要竞争之一是暴力和战争。经济生产力的增长，使族团层次向部落层次的过渡得以实现，但直接动机则来自部落社会动员人力的优势。第5章中，我讨论了国家原生形成的不同理论，包括经济自利、灌溉、密集人口、地理界限、宗教权威、暴力。虽然，所有因素都发挥了作用；但从自由的部落社会到专制的国家社会，此项艰难的过渡，更像是由保全生命而不是经济利益的需要促成的。浏览诸如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等地国家形成的历史记录，我们看到暴力再一次成了主角。它鼓励国家形成，还鼓励与现代国家相关的特别制度的建立。本章后面还会讲到，合作中遇到的某种问题，除了暴力，没有其他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