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释社会差异和独特发展路径时，如不把思想当作原因，便无法打造政治发展的理论。在社会科学的术语中，思想是独立的变数；在龟的术语中，思想处在龟群的下层，它的底下绝对没有经济或自然环境的龟。
所有的社会都制造现实的心智模型。这些心智模型在不同因素中——时常是无形的——寻找因果关系，为了使世界更清晰、更可预言、更容易操纵。在早期社会，这些无形因素是精神、魔鬼、上帝、自然，时至今日则演变成抽象概念，像地心吸力、辐射、经济自利、社会阶级等。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现实的心智模型，都把观察到的现象归因于无法或很难观察的力量。至少从大卫·休谟起，我们懂得，单靠实证资料是无法核实因果关系的。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改用新的因果理论以控制实验或统计分析，至少可以证伪。有了测试因果的更好办法，人类得以更有效地操纵环境。例如，改用肥料和灌溉来增加粮食产量，而不是牺牲者的血液。每个已知的人类社会都制造现实的心智模型。这表明，这种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学的。
共享的心智模型，尤其是宗教，在促进大规模集体行动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建立在理性自利上的集体行动，解释不了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社会合作和利他主义。 [3] 宗教信仰激发人们所做的事，只对财富感兴趣的人通常是不做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伊斯兰教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的崛起。信念和文化的分享会增进合作，因为有共同目标，还有应付类似难题的协调。 [4]
很多人看到当代世界的宗教冲突，从而反对宗教，认为它们是暴力和心胸狭隘的来源。 [5] 这在重叠宗教和多样宗教的世界，可能是千真万确的，但他们忽视了宗教的历史作用。它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允许超越亲友的合作，成为社会关系的来源。此外，世俗的意识形态，如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已在很多当代社会取代宗教信仰，呈现出不相上下的破坏能量，也能激发强烈的信念。
心智模型和规则紧密相连，因为它往往明确指出社会必须遵循的规则。宗教不只是理论，而且是道德规范的处方，要求追随者严格遵守。宗教，就像其颁布的教规，都被注入深厚的情感；信教是为了它的固有价值，不是为了它的准确或有用。宗教信仰，既不能确认，也很难证伪。所有这一切加深了人类社会的保守性。现实的心智模型一经采纳就很难变更，即使出现不利的新证据。
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都有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这表明，宗教很可能植根于人的天性。就像语言和遵循规则，宗教信仰的内容是传统的，因社会而异，但建立宗教原则的能力却是先天的。 [6] 我的叙述与宗教的政治影响有关，但不以“宗教基因”的存在与否为前提。即使宗教是后学的，它对政治行为仍施加巨大影响。
像马克思和涂尔干那样的思想家，看到宗教信仰在联合群体上的高效率（或是社区整体，或是阶级整体），从而相信宗教是故意为此打造的。如我们所见，宗教思想与政治经济一起发展，从萨满教（shamanism）和巫术，到祖先崇拜，再到拥有成熟原则的多神论和一神论宗教。 [7] 宗教信仰与信徒团体的生存条件，必须发生明显的关联。自杀教派，或禁止其成员繁衍的教派，如震教徒（Shakers），就不会存活太久。所以很容易产生一种倾向，以物质条件来解说宗教，并视宗教为它的产物。
然而，这是一个大错。既存的物质条件永远解释不了宗教。最明显的案例是中国和印度的对照。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终止时，两个社会的社会结构非常相似，都有父系血统的家族和由此产生的政治模式。之后，印度社会转入弯路，唯一的解释是婆罗门宗教的兴起。该教形而上学的主张是非常复杂的，但要把它与当时印度北部的经济和环境条件挂起钩来，却是徒劳无益的。
我描绘的众多案例中，宗教思想都在塑造政治结果方面扮演了独立角色。例如，在欧洲两个重要制度的形成中，天主教会曾发挥主要作用。6世纪以来，日耳曼野蛮部落逐渐征服罗马帝国；但在颠覆日耳曼的亲戚团体产权结构上，天主教会是关键，更削弱了部落制本身。欧洲由此走出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用的是社会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与中国、印度和中东截然不同。在11世纪，天主教会宣告独立自主，不受世俗政府的管辖，并将自己组织成现代的等级制度，推动全欧洲的法治。相似的独立宗教机构，也存在于在印度、中东和拜占庭帝国，但在促使独立法律的制度化上，都比不上西方教会。没有叙任权斗争及其后果，法治绝不可能在西方落地生根。
没有案例显示，宗教价值是超越物质利益的。像印度的婆罗门和穆斯林社会的乌里玛，天主教会也是拥有物质利益的社会团体。教宗格里高利一世所颁布的遗产新法，似乎不是为了教义，而是为了私利；它鼓励把土地转让给教会，而不必留给亲戚团体。尽管如此，教会不只是简单的政治参与者，像当时支配欧洲的各式军阀。它无法将资源转换成军事力量，没有世俗政府的帮助，也无法从事掠夺。另一方面，它却可将合法性授予世俗的政治参与者。这件事，后者光凭自己是做不到的。经济学家有时谈起政治参与者如何“投资”于合法性，好像合法性是生产工具，像土地或机器。 [8] 如要理解合法性，就一定要投入它的特殊语境，即人们对上帝、正义、人生、社会、财富、美德等的观念。
人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平等的承认——发生于本卷所涵盖时期的结尾，可以说正是这一观念定义了现代世界。人类平等思想有很深的根源：学者如黑格尔、托克维尔和尼采，把现代的平等思想追溯到圣经中以上帝形象造人的说法。然而，享有同等尊严的人类小圆圈，其扩张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要到17世纪之后，才开始包括社会较低阶层、女性、种族、宗教等少数人群体等。
从族团和部落层次的社会迈入国家层次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人类自由的一大挫折。与基于亲戚关系的前任相比，国家更为富饶，更为强大。但这财富和力量，却铸造了悬殊的等级差别，有的变成主人，更多的变成奴隶。黑格尔会说，在如此不平等的社会中，统治者获得的承认是有缺陷的，最终连自己也不满意，因为它来自缺乏尊严的人。现代民主的兴起为所有人提供自决机会，以承认相互的尊严和权利为基础。因此，它只是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里，恢复当初迈入国家时所失去的。
负责制政府出现，与相关思想的传播是分不开的。我们在英国议会的案例中看到，对英国人民权利的信仰是议会团结的根本，洛克式的天赋人权塑造了光荣革命。这些思想进而推动美国革命。我在此书呈现的负责制兴起的历史原因，似乎植根于政治参与者的物质利益，但我们必须同时考虑，确定政治参与者和集体行动范围的相关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