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社会中组织自己行为时，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们共享一种生物本性。考虑到非洲之外的多数当代人，都可认祖归宗到大约五万年前的小群体，这种本性在全世界都是统一的。共享的本性不能决定政治行为，但可限定可能的制度性质。这表示，人类政治取决于人类重复的行为模式，既横跨文化又纵越时间。共享的本性将在下述论点中获得说明：
人类从未在无社会状态中生存。 据称，人类曾是隔离的，要么在无政府暴力中与他人互动（霍布斯），要么在和平中对他人一无所知（卢梭），但这却是错的。人类及其灵长目祖先，一直生活在基于亲戚关系的大小社会群体中。生活得如此长久，以至社会合作所需要的认知和情感，都已进化成人类的天性。这表明，有关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即他们核算合作的利弊，大大低估了人类社会既存的合作，也误读了其中的动机。 [1]
人类天生的社会交往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 亲戚选择原则，又称包容适存性原则，是指人类会大致根据共享的基因比例，对跟自己有遗传关系的亲属（或被认为有遗传关系的个体）做出利他行为。互惠利他原则是指，随着与其他个体的长时间互动，人类会发展出共同的利害关系。跟亲戚选择不同，互惠利他不依赖遗传关系，而是依赖重复、直接的人际互动，以及从这类互动中产生的信任关系。在缺乏其他更为非人格化制度激励的情况下，这些形式的社会合作是人类互动的预设模式。一旦非人格化制度出现衰败，这两种合作又会重现，因为这是人类的本性。我所谓的家族化，就是指基于这两项原则的政治用人。所以，当中国汉朝末年皇亲国戚充塞朝廷，当土耳其禁卫军让自己的儿子入伍接班，当法兰西王国卖官鬻爵制造世袭产业，只不过是自然的家族制原则复辟了。
人类天生喜欢制定和遵循规范或规则。 从根本上说，制度就是限制个人选择的规则，由此类推，可以说人类天生喜欢建立制度。人们核算如何可获最大私利，从而制定理性规则，与他人一起履行社会契约。人类天生具有认知能力，知道如何解答“囚徒困境”类的合作问题。他们记住过去行为以作未来合作的指南；他们通过闲聊和其他分享，传播和获悉他人的可信度；他们有敏锐的知觉，通过察言观色以侦测谎言和不可信赖的行为；他们掌握分享信息的共同模式，不管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在某种意义上，制定和遵循规则是在走捷径，可大大减少社交成本，允许高效率的集体行动。
人类遵循规则的本能，往往基于情感，而非理性。像罪过、可耻、骄傲、愤怒、困窘和赞美，都不是学来的，都不是洛克所谓的出生后、与外界互动时获得的。它们在小孩身上表现得非常自然，小孩依照这基于遗传但寓于文化的规则来组织自己的行为。我们制定和遵循规则的能力很像我们的语言能力：规则的内容是传统的，因社会而异；但规则的“内在结构”和我们的接受能力却是天生的。
人类倾向于将内在价值注入规则，这有助于说明社会的保守和顽固。规则的产生是为了因应特殊情形；之后，情形本身有了变化；久而久之，规则变得过时，甚至严重失调，但社会仍然拽住不放。欧洲人示范了枪械的卓有成效，但马穆鲁克仍予以拒绝，因为他们已向骑士征战注入了特殊情感，这直接导致了他们惨败于应时而变的奥斯曼帝国。因此，各社会都有竭力保留现存制度的普遍倾向。
人类天生具有暴力倾向。 从存在的第一瞬间，人类就对其同类行使暴力，就像他们的灵长目祖先。尽管我敬仰卢梭，但暴力倾向不是人类在历史某时某刻学来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控制和转移暴力。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调控暴力出现的层面。
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承认。 承认是指对他人尊严或价值的承认，又可称作地位。追求承认或地位的奋斗，往往不同于为物质的奋斗；地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即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所称的“地位性物品”（positional good）。 [2] 换言之，只有他人都处于低级地位时，你才算拥有了高级地位。像自由贸易的合作游戏是正和，允许大家都赢；然而，追求承认或地位的斗争却是零和，你的增益一定是对方的损失。
人类政治活动的大部分都以寻求承认为中心。不管是寻求天命的中国未来君主，打黄巾或赤眉旗号的卑微农民，还是法国红便帽起义军，他们都在追求承认。阿拉伯部落平息相互纠纷，征服北非和中东的大部，这是在为伊斯兰教寻求承认。欧洲战士征服新大陆，打的是基督教的旗帜。近代民主政体的兴起，如避而不谈其内核的平等承认，也是无法理解的。在英国，追求承认的性质循序渐进，从部落或村庄的权利，到英国人民的权利，再到洛克式的天赋人权。
抵制人类只追求物质利益的讲法是很重要的。人类历史中的施暴者，往往不在寻求财富，而在追求承认。冲突的长期持续，远远超过其经济意义。承认有时与财富有关，有时又以财富为牺牲品；如把承认视作另类的“功用”（utility），那就偏于简单，于事无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