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史观的问题之一在于，它将英国的经历当作宪政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兴起的范例。然而，欧洲其他国家走上不同路径，最后抵达与英国相同的目的地。我们开始解说冗长的政治发展史时，曾提出丹麦如何变成今日丹麦的问题——守法、民主、繁荣、执政清廉的政体，其政治腐败处于世界最低水平——我们需要时间来解释这个结果。
在1500年，还看不出丹麦（或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将会不同于中世纪晚期的其他欧洲社会。有些评论家尝试将今日的丹麦一直追溯到当初定居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 [3] 除了他们不骑马，驾长艇远行，很难想象这一掠夺部落，如何将自己从来自罗马帝国之后定居欧洲的日耳曼野蛮人中彻底区分出来。
丹麦的君主政体具有很古老的血统，从13世纪起变得相对软弱。国王被迫签署宪章，允诺向贵族议会征求咨询，向教会提供特权。 [4] 像欧洲的其他国家，丹麦的经济仍以庄园为基础。丹麦地处波罗的海的进口，邻近汉萨同盟的港口城市，使国际贸易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5] 卡尔马联盟（Kalmar Union）在15世纪中期曾短暂地统一大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解散后，丹麦仍是相当重要的多民族政权，控制着挪威、冰岛、说德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Schleswig ＆ Holstein），以及现是海湾对面的瑞典西部省份。
如果说有一个事件，促使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走上独特发展道路，那就是宗教改革。跟在欧洲其他地区一样，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思想证明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催化了大众对天主教会的长期不满。在丹麦，短暂内战导致新教徒的胜利，以及1536年路德派丹麦国教的建立。 [6] 促成这个结果的，既有道德因素，也有物质因素，丹麦国王视之为攫取教会资产的良机。当时，教会拥有相当多的财富，大约占有丹麦土地的30%。 [7]
宗教改革在丹麦的持久政治影响是鼓励农民脱盲。路德教会坚信，普通老百姓要与上帝沟通，需要阅读圣经，或至少要读路德教的简易问答集（Lesser Catechism）。始于16世纪，路德教会在丹麦每一座村庄设立学校，让教士向农民传授基本的读写技能。结果在18世纪，丹麦农民（还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地区）已成为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日益组织起来的社会阶层。 [8]
当代社会的社会动员通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也是中世纪英国所走的道路。普通法的产权扩展，促使英国农民的最高层进化成政治上活跃的自耕农。相比之下，在前现代16世纪的丹麦，促进社会动员的是宗教。脱盲允许农民改善经济条件，还帮助他们互相交流，并作为政治行动者组织起来。到19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乡村，彼此之间的悬殊是无法想象的，尽管两者的地理相近，气候相似。
跟英国的情形不同，这里的代议民主制并不来自组织良好、足以抵抗中央国家的封建残余机构（议会）。丹麦在1660年败于瑞典，遂建立了专制国家，其官僚机构变得愈益精明。 [9] 丹麦议会已被废除，没有基于社会等级的政治结构，可供君主前去要求增税。
从1760年到1792年，丹麦发生了重大的政治革命。开明君主开始逐渐废除农奴制（Stavnsb?nd），先在皇家领地，再扩展到所有地主，并限制地主处罚下人的权利，譬如不能再将农民放在木马上鞭打。 [10] 农民仍然没有选举权，但可以拥有土地，并能在同等的基础上从商。 [11]
丹麦君主将农民自由视作遏制贵族地主的良机，遂遭到了地主的顽强抵抗。他又可将获得自由的农民，直接征募进国家军队。思想也很重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他认为，自耕农的生产效率将远远超过农奴。同样重要的是农民本身得到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动员，充分利用自由经济的机会，投入到盈利较多的增值生意，例如食物加工。
使丹麦现代民主成为可能的第二个重大事件来自外国。到18世纪末，丹麦仍是欧洲中等的多民族政权。在1814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失去挪威。19世纪前几十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传播促成复杂的政治后果。它刺激了基于阶级的两项需求，一项来自资产阶级和农民，跟政治参与有关；另一项来自说德语的少数民族，与国家认可有关。
普鲁士解决了第二项需求，通过一场短暂但决定性的战争，在1864年兼并了主要说德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只过一个晚上，丹麦就变成基本上讲丹麦语的整齐划一的小国。它知道自己别无他法，只好接受小国寡民的处境。
丹麦的民主出现于19世纪后期，社会民主主义出现于20世纪早期，这就是它们的来龙去脉。教士兼教育家的葛隆维（N. F. S. Grundtvig）所激发的农民政治运动，最初只装扮成宗教复兴运动。它摆脱官方的路德教会，在全国各地大办学校。 [12] 等到立宪君主政体在1848年当政，农民运动和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开始要求直接的政治参与，并在翌年获得选举权。丹麦在20世纪成为福利国家，这已超越本卷的范围。当它最终来到时，并不完全依靠新兴的工人阶级，还需要农民阶级的帮助。在关键时刻，促使农民动员起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宗教。
民主和现代市场经济在丹麦的发展，比在英国经历了少得多的冲突和狂暴，更不用提相比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了。为了到达现代丹麦，丹麦人确实与邻国打了好几仗，包括瑞典和普鲁士，也在17世纪和19世纪发生了激烈的国内冲突。但没有持久的内战，没有圈地运动，没有专制暴政，没有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赤贫，所留下的阶级斗争遗产非常薄弱。就丹麦的故事而言，思想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指路德教会和葛隆维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有18世纪和19世纪一系列丹麦君主所接受的关于权利和宪政的启蒙思想。
丹麦的民主兴起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不能在别处复制。丹麦抵达现代自由民主制的途径完全不同于英国，但最终都抵达非常相似的目的地。它们都发展了强大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这似乎显示，“达到丹麦”可有多种途径。
[1]广泛政治参与所激起的国家整体感，反映在大宪章和金玺诏书的对照之中。促成金玺诏书的，不是男爵，而是皇家和城堡要塞的军人。他们想要国王来保护自己免遭男爵的掌控。英国男爵宣称代表国家整体，包括教会和普通百姓，索求保护他们权利的宪法保障。相比之下，促成金玺诏书的匈牙利贵族，主要是想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像法国和俄国的贵族，他们懂得自由只是特权，而不是公民的普遍权利。他们把自己照顾好，在保护他人权利方面便兴趣索然。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15页。
[2] 有关这段时期，参见Ronald Hutton，《复辟：英格兰、威尔士的政治与宗教史，1658—1667年》（The Restoration: A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1658-1667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
[3]参见 Gert和Gunnar Svendsen，《社会资本和福利国家》（Social Capital and the Welfare State），载Michael Boss编，《转变中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 in Transformation ）（丹麦奥胡斯[Aarhus]：奥胡斯大学出版社，2010年）。
[4]Kenneth E. Miller，《丹麦的政府与政治》（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Denmark ）（波士顿： Houghton Muffin出版社，1968年），23页。
[5]有关邻国瑞典的中世纪农民经济，参见Eli F. Heckscher，《瑞典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25—29页。
[6]Thomas K. Derry，《斯堪的纳维亚史：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A History of Scandinavia: Norway, Sweden, Denmark, Finland and Iceland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79年），90—91页。
[7]参见Richard Bonney，《收入》，452页。
[8]Ove Korsgaard，《为人民的斗争：丹麦五百年简史》（The Struggle for the People: Five Hundred Years of Danish History in Short ）（哥本哈根：丹麦教育学院出版社（Danish School of Education Press），2008年），21—26页。
[9]Kenneth E. Miller，《丹麦的政府与政治》，26页；Nils Andren，《北欧国家的政府与政治》（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斯德哥尔摩：Almqvist and Wiksell出版社，1964年），29页。
[10]Uffe ?sterg?rd，《强大的小国丹麦：丹麦现代性的农民之根》（Denmark: A Big Small State： The Peasant Roots of Danish Modernity），载John Campbell，John A. Hall和Ove K. Pedersen编，《国民身份与资本主义变种：丹麦经验》（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Danish Experience ）（安大略省金斯顿：麦吉尔大学与皇后大学联合出版社，2006年）。
[11]Harald Westergaard，《丹麦的经济发展：世界大战之前和之间》（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nmark: Before and During the World War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22年），5—6页。
[12]Uffe ?sterg?rd，《强大的小国丹麦：丹麦现代性的农民之根》，76—81页；Ove Korsgaard，《为人民的斗争：丹麦五百年简史》，6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