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的专制主义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早先章节所描述的各种结果。
相对软弱的国家遇上组织良好的社会，但前者仍得以掌控后者，这就是法国和西班牙，遂出现弱的专制主义。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的权力基础依靠有限的领土，包含皇家领地和国家直接征税地区——对法国君主政体来说，即巴黎周围的财政区省（编按：原文误为三级会议省[pays d ’ é tats]，据前文第23章改正 ）；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来说，即卡斯提尔区域。它们都想通过拉拢收买、王朝阴谋和直接征服来取得更多领土，但西欧的地理，以及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军事技术，尚不允许快速的武力扩张——应该还记得，星状要塞使围攻战争变得既昂贵又必不可少——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很快发现，自己因军事开支和帝国扩张而深陷财政危机。
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之外还有强大的地方参与者，竭力抵制中央集权。他们包括拥有土地和资源的古老血缘贵族、广大的士绅阶层、城市资产阶级，已经组成正式的等级——法国的高等法院和西班牙的议会。法国和西班牙国家一步步收买这些群体，开始时好像不是国家建设的战略计划，只是防止破产的绝望革新。最初，法国在财政区省以免税和特权来购买地方精英的忠诚。它在1557年对“大借款”赖债不还，引发破产。这之后，它开始向富有个人出售公职，到17世纪早期又摇身变为世袭财产。公职的出售和再出售，一直持续到世纪末的路易十四年代。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持久王朝战争，使西班牙国家早早陷入破产。来自新世界的收入使之维持到16世纪末。到17世纪，它也只好诉诸拍卖国家的部分职能。
法国和西班牙君主的集权能力，受到两国既存法治的严格限制，他们觉得必须尊重封建权利和臣民的特权。但他们试图抓住每一次机会，以扩充征税和征兵的权力，一有可能就想方设法扭曲、违反或规避有关法律。他们鼓励知识分子传播专制和主权的教条，以支持自己是法律最终来源的宣称，但没有设法废除或忽略法律。到最后，他们仍受规范化的遏制，无法从事中国皇帝式的随心所欲，像血腥清洗贵族对手的武则天，或像任意没收豪族土地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对精英的一步步收买，意味着一再扩展寻租联合体，先是传统的贵族精英，再是新动员起来的社会参与者，如城市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与其联合起来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这些精英宁愿以政治权力来交换社会地位和部分国家职能——不是议会的代表权，而是国家征税权的分享。用托克维尔的话说，自由被理解为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自治。这导致弱的专制主义，一方面，国家权力不受正式宪法的约束，另一方面，它又将自己前途抵押给了自己很难掌控的大批强势个人。
对法国和西班牙来说，国家的软弱最终证明是致命的。因为国家建设以精英免税为基础，税收负担都落到农民和普通商贩的头上。两个国家都无法征集足够收入，以满足统治者的帝国野心。法国竞争不过更小的英国，后者的税收基础因议会负责制的原则而获得保证。西班牙进入持续一世纪的军事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国家都丧失了合法性，因为其组成方式本身就是腐败的，法国改革的失败为大革命铺平道路。
强大的专制主义
俄罗斯建立了更接近中国的强大专制主义国家。只要将它的发展与法国或西班牙作一对比，个中原因显而易见，其间重大差异至少有五项。
第一，俄罗斯的地理——广阔大草原，只有很少自然障碍来应对基于骑兵的军队——使之易受来自西南、东南和西北的入侵，且经常是同时发生的。军事动员因此而变得非常重要。这还意味着，与对手相比，先发制人的军阀享有规模上的极大优势。莫斯科国家的权力基于对服役贵族——相当于士绅——的军事招聘。它能这样做，因为它仍是边界不定的边境国家。跟奥斯曼帝国西帕希骑士的情形一样，该阶层成员所获的奖励就是新土地，这些骑兵变成了国王的直接受养人。（最相似的西欧做法就是西班牙国王，将新大陆的托管权作为服务的报酬赠与征服者，导致了同样的政治等级制度。）莫斯科公国凭借对鞑靼的早期军事成功而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因此享有比其他封地领主更多的合法性。
第二，从卸下鞑靼轭到莫斯科投入国家建设，其间只有很短时期。封建主义在西欧扎根八百年，孕育了骄傲的血缘贵族，坚守在散布四野的险固城堡。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封地时期仅持续两个世纪，贵族成员组织松弛，根本无法抵制中央君主的权力，也没有城堡可住。与西欧相比，他们以及像诺夫哥罗德那样的独立城市，较少受到地理上的保护。
第三，俄罗斯没有可与西欧媲美的法治传统。指派俄罗斯牧首的拜占庭东正教，本身没有经历类似叙任权斗争的冲突，始终是政教合一，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失陷。拜占庭帝国的法律也没变成综合法典，受西方那样法律专业自治团体的保护。俄罗斯东正教是拜占庭教会的精神继承人，虽然时有偏离莫斯科统治者的政治独立，但也从国家赞助那里收获重大好处。天主教会可在分裂的西欧政治舞台中合纵连横，俄罗斯教会没有选择，只好去莫斯科，通常成为国家的顺从拥护者。没有独立的教会权威来监看一套教会法规，这意味着，接受训练的法律专家没有属于自己的机构来培养集团身份。教会官僚担任早期西欧国家的行政官员，在俄罗斯，管理国家机构的是军官和家族人选（经常是同一人）。最后，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统治者的榜样不是依法执政的君主，而是纯粹掠夺的蒙古征服者。
第四，地理环境使农奴所有者结成卡特尔成为必需，将贵族和士绅的利益与君主政体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因为没有地理界限，要维持像农奴制那样的制度，全靠农奴主在处罚和归还逃奴上的严格自律。沙皇只要支持对农奴实施越来越紧的限制，就可把精英拴在国家这一边。相比之下，西欧的自由城市是庇护所，逃离领主和庄园经济的农奴，为追求自由而来投奔城市。在俄罗斯，城市充任功能上的边境——最终都被封闭。明显不同于俄罗斯君主和其他东欧统治者，西欧的国王发现，自由城市在反对强势领主的斗争中于己有利，因此予以保护。
最后，有些思想在俄罗斯的渗透，达不到在西方国家那样的程度。首先是法治，再延伸到源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整套思想。丹麦王太后索菲亚·玛德莲娜（Sophie Magdalene）在皇家领地上释放农奴时，曾是伏尔泰朋友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却在对俄罗斯农奴的行动自由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当然，很多启蒙运动的思想被推行现代化的俄罗斯君主所采用，像彼得大帝。三代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方才解放农奴。与欧洲其他部分相比，现代思想对俄罗斯的影响更为缓慢、更为虚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