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
国王与议会争斗的结果是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詹姆士二世被迫退位。奥兰治公国的威廉从荷兰赶来，登基为国王威廉三世。直接原因是天主教徒的詹姆士二世试图扩军，并配以天主教军官。这即刻引起怀疑，他是否打算利用军队实施专制，并与法国和其他天主教势力结成同盟。更大原因则与议会当初反对国王导致内战的原因相同：合法性最终应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得不到同意，国王无权强加于人。危机中达成的和解，涉及宪法、宗教、财政、军事等重要方面。在宪法上，它建立了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建军的原则；议会还通过议案，罗列国家不得侵犯的国民权利。在财政上，它确立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新税的原则。在宗教上，它禁止天主教徒成为国王或王后，还添上增加异见新教徒权利的容忍议案（但排除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索齐尼派教徒）。 [29] 最后，它允许政府发行更多债券，使国家机构的大大扩展成为可能。议会主权的原则要在数年后才得到最后确认，光荣革命不愧为现代民主发展的主要分水岭。 [30]
光荣革命导致了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大改变。作为这些事件的评论家和参与者，哲学家约翰·洛克扩充了霍布斯的观点，即国家源于为保障天赋权利而签署的社会契约。 [31] 其《政府论》上篇攻击罗伯特·菲尔麦（Robert Filmer）爵士为君主政体辩护的君权神授；其《政府论》下篇力辩，与霍布斯相悖，侵犯臣民天赋权利的暴君可被撤换。这些原则使用普世性的论述，对1689年的宪政和解至关重要。光荣革命不是某个统治者或一群精英从他人手中夺得国家和租金，而是定出如何选择后续统治者的原则。从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到美国革命和美国创始人的宪法理论，其间距离很短。尽管现代民主有复杂的方方面面，但1688—1689年的事件，牢固建立了政府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本原则。
光荣革命使政治负责制和代议政府的原则制度化，但还没引进民主。此时的英国议会，只由很小比例的人口选出。出席议会的有高级阶层、议员和士绅。后者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阶级，根据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它代表了大约总人口的4%到5%。 [32] 更为广泛的民众参与地方统治，或参加陪审团，或协助百户区和县政府的工作，包括大部分条件较好的自耕农（yeoman）。如把这个团体也包括在内，政治参与者会接近男性成人总人口的20%。 [33] 我们今天理解的民主——无论性别、种族、社会地位，所有成年人都享有选举权——要到20世纪的英国或美国，方才得到实施。跟美国独立宣言一样，光荣革命建立了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让后人再去拓宽政治意义中的“人民”的范围。
有些人认为，光荣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标志了英国安全产权的开始，其实非也。 [34] 数世纪之前，健全产权即已建立。包括女子在内的个人早在13世纪就行使买卖财产的权利（参看第14章）。普通法、国王法庭、县法庭和百户法庭，允许非精英地主在领主司法范围之外，提出产权争执的诉讼。到17世纪晚期，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参与反斯图亚特专制的中产阶级，都已出现。光荣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强大可靠产权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它的结果。英国有产阶层觉得有重要东西需要保护。
光荣革命也未给新近壮大的纳税人减税的借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提示的。 [35] 恰恰相反，政府开销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689—1697年的11%，涨至1741—1748年的17%，再涨至1778—1783年的将近24%。 [36] 在18世纪的高峰时期，英国征税高达30%。
光荣革命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使征税合法，从此以后，征税全凭同意。民主政体的公众并不一定反对高税，只要知道这是为了重要的公共目标，比如国防。他们所不喜欢的是非法征税、税款被浪费或掉进贪官污吏的荷包。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投入两场与路易十四法国的昂贵战争，即九年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继位战争（1702—1713）。二十年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证明是非常昂贵的。从1688年到1697年，英国舰艇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纳税人愿意支持这些及后来的战争，因为他们在战争得失上得到咨询，被要求批准新的税收。不用多作解说，英国较高的征税并没有遏制资本主义革命。 [37]
与专制法国的对照是很醒目的。法国没有接受同意的原则，征税必须依赖强力。政府在同一时期从没能征收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到15%，真正到手的往往更低。法国社会中最负担得起的精英却在购买免税和特权，这意味着税收负担落到社会最弱成员的身上。所以，在路易十四过世的1715年，人口几乎是英国四倍的法国发现自己已经破产。
光荣革命和随之发生的财政和银行改革，如1694年建立的英国银行，确实使公共财政经历了革命性的变更。它们允许政府在透明的公共债务市场上借贷资金，而法国或西班牙是无法企及的。因此，英国政府借贷在18世纪激增，使得国家愈加壮大。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本卷对政治发展的介绍到此结束，时值18世纪末，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在此停下有逻辑上的原因。黑格尔的伟大注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出生于俄罗斯，后来长住法国）认为，众所周知的历史终结于1806年，其时，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击败普鲁士君主政体，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带到黑格尔的欧洲。科耶夫以他通常的讽刺和顽皮说明，1806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包括间杂世界大战和革命的20世纪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只是在填平历史所留下的坑坑洼洼。也就是说，现代政府的基本原则在耶拿战役时已获建立，后续任务不是发现新的原则和更高级的政治秩序，而是将之推至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 [38]
我相信，科耶夫的声明仍值得认真考虑。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组件——强大且有能力的国家、国家从属于法治、政府对所有公民负责——已在18世纪末世界上的某地获得确立。中国很早就开发了强大国家；法治存在于印度、中东、欧洲；负责制政府首次出现于英国。耶拿战役之后的政治发展，只涉及这些制度在全世界的复制，而没有看到全新制度的补充。20世纪的共产主义曾有如此的雄心壮志，到了21世纪，却又在世界舞台上几近消失。
英国是三大组件聚合在一起的第一个大国。这三者互相之间高度倚靠。没有强大的早期国家，就没有法治，以及对合法产权的广泛认识。没有健全的法治和合法产权，平民绝不可能群起奋争，将负责制强加给英国君主政体。没有负责制的原则，英国绝不可能在法国大革命时成为强大国家。
其他欧洲国家，包括荷兰、丹麦和瑞典，也在19世纪建立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的整套制度。它们所走的途径与英国有实质上的不同。但要承认，整套制度一旦到位，它所创建的国家如此强大，如此合法，对经济增长如此友善，以至成为推向全世界的模式。 [39] 在缺乏英国式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国家，这个模式将有怎样的遭遇，那将是第2卷的主题。
[1]参见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Wilfred L. Warren，《诺曼和安茹的英国统治，1086—1272年》，1—9页；Richard Hodges，《盎格鲁—萨克逊的成就：考古学和英国社会的起源》（The Anglo-Saxon Achievement: Archaeology and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Society ）（绮色佳：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9年），186—202页。
[2]感谢J?rgen M?ller帮助指出这一点。
[3]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年），40页。
[4]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年），42页。
[5]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43页。
[6]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43页。
[7]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46页。
[8]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49—50页。
[9]Yoram Barzel提出英国产权的不同起源。他认为，英国国王一开始只是绝对独裁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省悟到，如果通过独立执法的第三方来树立国家信誉，可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这就是信奉理性选择的经济学家的例子。他们无视实际的历史事实，只是将基于现代行为的假设，投射到过去。Yoram Barzel，《产权和国家的演变》（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e），载《统治经济学》（Economics of Governance ）第1期（2000年）：25—51页。
[10]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载Philip T. Hoffman和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16页。
[11]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262—263页。
[12]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269页。
[13] 例如Christopher Hifi，《清教主义与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的解释》（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Studies 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纽约：Schocken出版社，1958年）；Lawrence Stone，《英国革命的原因，1529—1642年》（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纽约：Harper出版社，1972年）。
[14]G. E. Aylmer，《反抗或革命？1640—1660年的英国》（Rebellion or Revolution? England, 1640-1660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28—32页。
[15]马克斯·韦伯，《城市》；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贸易复兴》。
[16]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这样每发展一步，都伴随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它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面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对马克思来说，政治权力只是该阶级经济力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17]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1章。
[18]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2章。
[19]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3章。
[20]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5章。
[21]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76—177页。
[22]G. E. Aylmer，《反抗或革命？1640—1660年的英国》，5—6页。
[23]Joel Hurstfield，《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时的自由、腐败与政府》（Freedom,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in Elizabethan England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137—162页。
[24]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84页。
[25]就像所有其他的战争，对峙双方的时来运转往往取决于意外事故，牵涉到个人的英勇事迹、错误判断、怯懦、无能。该战争可与几乎同期发生的法国投石党起义互作比较，后者对峙双方是路易十四和法国高等法院的拥护者。法国君主政体赢得了斗争，而英国的却输了。由于军事结果的偶然性，很容易想象它们的反面。法国会采用议会政府吗？英国君主政体会巩固专制国家吗？
即便知道，事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事件当初却是意外事件，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如果议会败于内战，也不会导致英国代议政府的终止。内战中，议会派更为凝聚。其比投石党代表远广泛得多的英国社会。事实上，投石党起义本身分为两段，即高等法院拥护者的投石党和贵族的投石党。从一开始，两派就没有投入行之有效的合作。法国的高等法院拥护者是争吵不断的个人，试图保护自己家庭的特权，丝毫没有英国议会人士的集团意识和内部纪律。此外，奥立佛·克伦威尔死后不久，护国公政府在1660年分崩离析，议会派实际上已被打败。但复辟后的君主政体仅持续十八年，在光荣革命中又遭推翻。这表明，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并不取决于战争的运气。
[26]G. E. Aylmer，《皇冠的仆人：查理二世治下的政府和文官，1660—1685年》（The Crown’s Servants: Government and Civil Service Under Charles Ⅱ,1660-1685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213—219页。
[27]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96—197页。
[28]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65页。
[29]该危机的宗教因素很复杂。这段时期，英国的基本分歧不在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而在国教高层派—以内战前的大主教劳德为代表—和异见新教徒之间，包括公理会和贵格会的信徒。后者经常怀疑，前者同情天主教的做法和利益。复辟之后，异见者的权利受到限制。两个团体之间的平衡，随着加尔文派的威廉即位，又有所变动。国教高层派变弱，异见者的地位获得加强。威廉当初寻求英国王位，其动机之一就是终止反对荷兰的英法同盟的可能。
[30]参见John Miller，《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 ）第2版（纽约：朗文出版社，1997）；Eveline Cruickshanks，《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0年）。
[31]1683年后，洛克流亡荷兰，到1689年与奥兰治的威廉之妻一起返回英国。他的两篇论文出版于1689年晚期，其创作可能更早。
[32]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33页。
[33]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34—35页。
[34]道格拉斯·诺斯和巴里·温加斯特认为，光荣革命解决了政府问题，它设立机构性的制度，有效承诺牢靠的产权，如打退堂鼓，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利。诺斯和温加斯特，《宪法与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制度的演变》（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载《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49卷，第4期（1989年），803—832页。诺斯和温加斯特引用大量统计数字，为了证明光荣革命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帮助，但实际上只是公债的增长。他们将经济增长直接追踪到宪政和解的实证证据，尚嫌不足。
[35]我已提及曼瑟尔·奥尔森的“坐寇”理论，在传统社会中寻求尽可能多的税收，直到得不偿失。奥尔森进一步认为，光荣革命和民主出现之后，税率应该降低，因为对人口总体负责的统治者会受限制，无法征收高额的税赋。奥尔森，《专政、民主与发展》。
[36]该数字引自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20页。另请参阅 John Brewer，《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国家，1688—1783年》（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
[37]诺斯和温加斯特认为，1688—1689年的宪政和解锁定了牢靠的产权，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平衡，双方—国王和议会—如要偏离，只会严重损害自身的利益。支撑它的持久，与其说是和解的形式，倒不如说是签约双方的相对力量和凝聚性。任何国家都可采用英国式宪政，将征税和立法的权力授予议会，让它与行政长官分享大权。但这并不能阻止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事后违反协议，侵占公民的产权。使英国和解经久不衰的是平民团结，并有强大国家来平衡之。如上所述，该团结得归功于更早的先例，像地方政府、社会结构和法律。
[38]亚历山大·科耶夫，James H. Nichols Jr.译，《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9年）。
[39] 参见 Walter Russell Mead，《上帝和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创建》（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纽约：Knopf出版社，2007年）；Michael Mandelbaum，《征服世界的思想：21世纪的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