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3世纪以来，英国议会开始定期开会，比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更为频繁。如上所述，它们的原始功能是司法，但久而久之，开始扮演更广阔的政治角色，成为国王的联合统治者。在批准税赋上，议会作用尤其重要，因为议会包括全国大多数地主，其资产和收入是国家征税的基础。到14世纪和15世纪，下议院与英国君主密切合作，以剔除不够格或腐败的官员，并定期监督议会拨款的具体花费。 [21] 图5显示的是内战前夕的1641年的英国社会力量。
查理一世在1629年解散议会，开始了十一年的“亲政”，试图以议会为代价来扩展国家权力。这导致查理一世与议会对手在好多问题上发生争执，有的已在前面篇幅介绍过。议会中很多人不喜欢大主教劳德的专制国教，怀疑查理一世同情天主教，因为他有兴趣与法国和西班牙建立外交关系。宗教问题和保卫法治互相交融，星室法庭、高级专员公署（High Commission）、北方政务会（Council of the North）起诉反主教制（anti-Episcopal）的清教徒。清教徒传教士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遭到星室法庭野蛮逮捕和残酷折磨，却得不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被认为是宗教和皇家权力肆无忌惮的滥用。
图5. 英国
其时还有两大问题，一是没有议会批准、国王擅自增税的权利。国王提出新关税，向地主施以任意的罚金，重新引进蓄意避开禁令的垄断专利，在和平时期为重整海军而征收“船舶筹款”。 [22] 英国税务制度的发展不同于法国，英国的贵族和士绅未以法国方式购买特权和免税，税收负担的最大部分都落到了议会所代表的富人头上。可能与紧密的地方团结有关，富人阶层没有与国王共谋，将税收负担推向农民、工匠和新近致富的中产阶级，反而认为自己与议会的权力和特权休戚相关。
第二个问题涉及政治腐败。与法国和西班牙一样，英国也躲不过家族化和买卖公职的做法。从都铎时期开始，皇家公职的获得愈益依靠政治赞助，晋升不是选贤与能，而是以各种荫庇关系圈子的圈内人资格为准。 [23] 公职待价而沽，又变成世袭财产。到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法国包税（关税）和内部财政（向国家官员借款）的做法获得引进。国王建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就像法国的司法堂，以私人腐败的借口敲诈富有官员。 [24]
1641年爆发的内战持续十年，最后在1649年，以议会的胜利和查理一世被砍头而告终。但国王和议会的长期斗争，其最终解决并不全然依靠武力，虽然暴力和暴力的威胁仍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25] 胜利的议会派因处决国王而抹黑了自己声誉；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护国公时期，又因追求愈益激进的政策而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所以，查理一世的儿子在1660年成功复辟，登位为查理二世，反而带来一种解脱。二十年的强烈政治冲突之后，国家得以返回常态。
复辟确实解决了当初引起内战的腐败问题。议会在内战和护国公时期推行很多政府改革，譬如建立严密的现代新模范军和清洗腐败的皇家官员。但查理二世的上台，又带回很多早期斯图亚特的腐败做法，包括出售公职和赞助任命。但是，多种因素聚合起来，在英国政府中建立了改革同盟，最终打退这些倒行逆施。
首先是第二次荷兰战争（1665—1667）爆发，加上瘟疫突发和伦敦大火，导致国防严重衰弱，以致荷兰船队溯泰晤士河而上，烧毁英国海军船坞。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也取得进步，以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威胁欧洲大陆的均势。显然，军费必须上涨。第二是查理二世希望量入为出，以避免向议会请求特别征税。第三是政府中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精明改革家，包括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爵士和喜记日记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他们关心日益增长的外国威胁，认识到财政制度和行政管理必须改革才能获得高效。 [26] 最后，告别内战和护国公时期的议会，对政府的浪费和腐败深感怀疑，其时政府将税收用于非公共的开支。
不同压力的汇合允许唐宁组织的第二财政委员会（Second Treasury Commission）推荐和实施重要的改革，使英国公共行政管理更为现代化，进一步脱离家族化。它取消从都铎时期起便是腐败温床的国库（exchequer）的权力，移交给总管所有政府开支的新财政部。它向公众发行遵守公共债券市场纪律的新债券（Treasury order），以取代内部财政。最后，它将私人拥有的公职改成“悉听尊便”（at pleasure）的职位，并取消新的公职出售。 [27]
1667年后发生的改革努力沉重打击了家族化实践，确保英国在管理公共资金上比法国或西班牙更为有效。反对腐败政府的斗争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唐宁在17世纪60年代发起的很多改革，其完全实施尚要等到18世纪早期。这些努力也没有排除后续稽查的需要，因为假以时日，家族制总是试图卷土重来。
17世纪晚期确实提供了扭转家族化的重要模式，对今天的反腐努力仍有意义。促使晚期斯图亚特王朝改革的所有因素依然重要：外部环境的压力迫使政府改善效率；首席执行官如果没有发挥带头作用，至少不拖后腿；政府内有人倡导改革，并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来付诸实行；最后，来自纳税人的强大政治压力，他们不愿看到浪费。
国际机构最近作出的很多反腐努力，比如世界银行或英国国际发展部，但却功亏一篑，就是因为上述因素之一的缺席。现代世界的问题在于，腐败政府经常无需向自己公民谋求税收，像查理二世所作的，因此没有议会或公民社会来监督它们的开支。它们的收入或者来自自然资源，或者来自并不要求财政负责制的国际捐赠人。亨廷顿建议，如果英国议会的呐喊是“无代表即不纳税”，今天口号应该是“不纳税即无代表”，因为最能激励政治参与的乃是后者。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