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之后
彼得大帝是推行现代化的伟大人物，在很多方面促使俄罗斯“欧洲化”，并使之成为欧洲政坛中的主要角色。但他从上到下的强行改革，遇上了俄罗斯社会本质上的局限。例如，他试图创立省和地区的两级制度，以及新式的市政规则，以改造省、市和地方的政府，到最后都不了了之。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字眼来说，原因在于“能力缺乏”。那是指，地方上受过训练的行政人员不够，现存的又缺乏热情。中央颁布的法令得不到实施，政权也无法铲除既有的腐败和独断专行。 [26]
彼得大帝在军队和中央官僚机构中，推行选贤与能的现代晋升制度。他死后，便难以为继。他的很多革新全靠自己的监督和精力，例如，他曾旁听政府招聘干部的考试。他去世后，宫廷内外的强大家族使行政机构重趋家族化。他的继位者软弱。想要晋升到文武官职的最高等级，全得倚靠豪门巨室的赞助，像多尔戈鲁科夫（Dolgorukov，俄语 Долгоруков）、拉雷斯金（Naryshkin，俄语 Нарышкин）、戈利岑（Golitsyn，俄语 Голицын）、萨尔蒂科夫（Saltykov，俄语 Салтыков）。日益掌控国家政策的贵族在1762年废除自己的服务义务，并获得更多针对农民的权利，如随意迁徙和驱逐农民的权利。 [27] 豪门家庭及其赞助网络的相互竞争，甚至延伸到军队，战斗力因此而受损。
贵族家庭的兴起分散了俄罗斯制度的权力，并软化伊凡四世和彼得大帝所遗留下的专制传统，再加上法国文化在俄罗斯精英中所享有的主导地位，这一切使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所描述的19世纪早期的贵族社会，看来酷像欧洲的贵族社会。如在两百年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但这种权力分散与西方现代行政国家的兴起，不可混为一谈。历史学家约翰·勒多内（John LeDonne）说：“全国范围家族和依附者的网络，无不在嘲弄立法文件所建立的严格等级制度。此类立法努力，一直在寻找行政秩序和‘规范化’。它解释了为何俄罗斯政府，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是人的政府，而不是法的政府。” [28]
专制主义完成
有关俄罗斯的解说，以18世纪晚期稳固专制国家的出现而告结束。显而易见，之后又有很多新的发展，包括19世纪的自由派实验和20世纪极权国家的兴起。到法国大革命时，俄罗斯统治的特征已昭然若揭，它既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弱的专制主义，也不同于中国和奥斯曼的国家。
在若干方面，俄罗斯的国家比法国或西班牙更为强大。至少在与精英打交道时，后者受到约束，必须尊重法治，这在俄罗斯却是闻所未闻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政府，以债务违约和货币操纵来蚕食产权，甚至捏造指控，通过法律程序来勒索钱财。但至少，他们觉得必须运用现有的法律机构。相比之下，俄罗斯政府无需法律借口来没收私人财产，逼迫贵族为政府服务，处置敌人和叛徒时，漠视正当的法律程序。伊凡四世的特辖制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意外，之后也没有相似的复制，直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政府。但它的曾经发生，为后来俄罗斯统治者创立了重要的先例。他们很清楚，他们手中针对精英的极端措施是西方主权国家所没有的。在这一方面，俄罗斯政府更接近帝制中国，更远离西方。俄罗斯政府发展了类似奥斯曼的专制制度，譬如作为骑兵报酬的封地。奥斯曼和马穆鲁克，即使在最兴盛时期，也比俄罗斯统治者更加尊重法治。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专制主义更为家族化，远远超过中国或奥斯曼的版本。如我们所见，中国人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和非人格化的中央统治。大体上，中国历史是国家与家族制复辟的斗争史。早在中国统一之前的公元前3世纪，非人格化和选贤与能的政府的理想就已问世。奥斯曼的军事奴役制建立任人唯才的行政制度，不受家族影响，在其全盛时期，不乏来访欧洲人的赞美。彼得大帝想在俄罗斯创建同样制度，只取得部分的成功。俄罗斯的家族力量随后轻易夺回政府，以不透明的方式在幕后制定政策。
当代俄罗斯，与彼得大帝死后的百年社会有惊人的相似。尽管有现代的正式宪法和书面法律，俄罗斯国家仍受灰色精英网络的掌控，很像曾经控制帝制俄罗斯的萨尔蒂科夫和拉雷斯金家族。这些精英行使权力的方式，不是法律或规范程序所能定义的。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得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为己着想。
俄罗斯没有陷入历史的泥潭。伊凡四世、彼得大帝、斯大林开下专制先例，但接踵而至的却是自由化。今日社会已被动员起来，其方式不同于旧政权时期，资本主义的引进允许精英的组成定期更换。今日腐败和紊乱的选举式威权主义，不再是俄罗斯人曾承受的残酷独裁。俄罗斯历史提供很多通向较多自由的其他选择，可作为将来改革的先例。
[1]参见 Andreas Schedler，《选举式威权主义：不公平竞争的动态》（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Lynne Rienner出版社，2006年）。
[2]这些排名来自2008年的腐败感受指数，参见：http://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
[3]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A History of Russia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79页。
[4]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的俄罗斯》（La Russie en 1893 ）（巴黎：Amyot出版社，1843年）。
[5]在蒙古本土，成吉思汗今天仍被敬作国家英雄。甚至在俄罗斯，对自己真正根源的搜索，也给蒙古时期涂上比较鲜艳的色彩。例如Jack Weatherford，《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塑造》（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纽约：皇冠出版社，2004年）。
[6]有关简易的裁决，参见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78—83页。
[7]有关简易的裁决，参见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16页；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History of Russia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部，1964年），101—124页。
[8]参见Richard Hellie，《莫斯科公国的农奴制与军事变革》，第2章；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俄国政治秩序的形成，1700—1825年》（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 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Political Order 1700-1825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6页；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170—171页。
[9]和往常一样，很多苏联历史学家采用广泛经济定义的封建主义，主张它的存在上至基辅时期下至19世纪晚期。如用马克·布洛赫对封建主义的定义，既有类似，又有明显差异。“俄罗斯的社会形式经常像是低层次的，与西方模式相比，至少是更为简单和更为粗糙的版本。”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27—128页。
[10]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64页。
[11]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57页。
[12]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144—146页。
[13]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64—170页。英国旅客Giles Fletcher在伊凡四世死后访问莫斯科，该“政策和暴政（尽管现已停止）如此扰乱那个国家，使之始终充满怨怼和刻骨仇恨，以至不会自行熄灭（现在似乎如此），直到再次燃起国内的熊熊大火”。引自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动乱时期：16世纪和17世纪莫斯科公国内部危机和社会斗争的历史研究》（The Time of Trouble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ternal Crises and Social Struggle in 16th-and 17th-Century Muscovy ）（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0年），25页。
[14]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在《伊凡雷帝》电影中作出这一联想，斯大林自己也有同一联想。感谢Donna Orwin指出这一点。
[15]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88—93页；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62—63页。
[16]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09—210页。
[17]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100—101页。
[18]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132页。
[19]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64页。
[20]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12—213页。
[21]“1822年对若干省份的调研显示，军队的内部结构已被移植到省行政机构。元帅、法官、警长、治安官代表第一线（stroi），文官财务长和会计代表非战斗人员（nestroevoi）。”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19页。
[22]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02—203页。
[23]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05—206页。
[24]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47—268页。
[25]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6页。
[26]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56—258页。
[27]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03页。
[28]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