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0年在新大陆的西班牙行政机构，似乎比同时代的欧洲制度更为现代，但好景不长。西班牙政治制度的家族化要到17世纪才加大油门，卖官鬻爵之类的制度移植到新大陆也属无可避免。推动这个过程的基本动力，来自殖民地实际参与者的倡议。他们试图增加自己的租金和特权，而马德里的中央政府太软弱、太遥远，无法予以制止。
大地产或大庄园的铁律——富人将变得更富，除非遭到国家的遏制——既适用于像中国和土耳其那样的农业社会，也适用于拉丁美洲。移民阶层强烈抵制托管权仅维持一代的规定。一点也不奇怪，他们要求将自己的权利传给孩子，便在16世纪40年代公开违抗托管权自动回归国王的法律。拥有原住民的劳力，使部分托管权主人发财致富，并开始购买大片土地。不像托管权，土地可以遗传。到16世纪晚期，美洲面对本土居民濒临灭绝的危机。墨西哥的人口从2000万跌至160万。 [30] 这意味着许多人口稀少的土地突然进入市场。
新兴的克里奥尔（creole，编按：指生于美洲的西班牙白种人 ）精英大多住在城镇，雇用劳力开发土地，自己只是缺席地主。拉丁美洲惯例的土地所有制，与其他部落社会相比，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异。产权共有，并联系着扩展的血缘团体。剩下的印第安人，要么受骗售出自己的土地，要么被人赶走。共有土地变成私人地产，由于玉米和木薯等本地作物被欧洲经济作物所取代，周遭环境大变。很多农地转换成养牛牧场，对土壤肥力造成极大损害。马德里政府承诺保护原住民地主的权利，但天高皇帝远，无法控制实际局势。而地方上的西班牙当局往往与新兴的地主阶层狼狈为奸，帮助后者逃避有关规则。这就是拉丁美洲大庄园（hacienda）的起源，在后续年代里，成为不平等和持久冲突的根源。 [31]
少量精英却拥有大片土地，在西班牙长子继承权（mayorazgo）实践中找到支持。它防止土地的分割出售和大庄园的瓦解。17世纪见证了富人的大肆兼并，甚至是整座村庄和城镇。他们再借用长子继承权，以防遗产分配造成土地流失。长子继承权也已移植至新大陆。西班牙当局试图限制长子继承权的牌照，所依据的道理与他们要求收回托管权一样。地方上的克里奥尔或移民群体，转而使用改进继承权（mejora）。父母在遗产分配上可作偏袒，目的仍是维持宗族的实力和地位。 [32]
强大的地主阶层出现，但无法成为凝聚的政治参与者。像法兰西王国，税务制度帮助将个别移民与国家绑在一起，破坏了他们可能建起的与非欧洲同胞的团结。构成早期移民浪潮的有大批单身男子，结果与本土女子要么结婚，要么生孩子，造就了麦士蒂索混血阶层（mestizo）。愈来愈多的黑奴运来新大陆，与白人一起生下的后代叫穆拉托（mulatto），成为又一单独阶层。区别于这两个阶层，西班牙移民的后裔克里奥尔可以享受免税。这种待遇，如在西班牙，只属于贵族和士绅（hidalgo）。就像在北美，身为白人就能获得地位，截然不同于恭恭敬敬的印第安人和黑人。 [33]
考虑到国王在马德里的财政拮据，卖官鬻爵的欧洲制度最终越过大西洋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西班牙美洲的财政管理，在16世纪的大部都还不错。殖民地毕竟是贵金属的主要来源，再逐渐改为农产品。到世纪末，矿产开始下跌。随着三十年战争的进行，西班牙国王对税收的需求又有增加。君主政体防止新大陆出现贵族阶层的努力，因此而销声匿迹。艾略特如此描述这个转变：
城市的主要家庭借助与皇家管理机构的特殊关系，聚积资源，按自己需求建立继承权，巩固对城镇和内地的掌控。他们还利用国王日益恶化的财政困境，趁机购买公职。市政会职位（regimiento）的私人交易由来已久，从1591年起，更变成公开出售。从1559年起，公证官的职位上市。到1606年，几乎所有地方公职都跟进买卖。腓力二世和腓力三世反对出售财政部的公职，但到1633年，腓力四世开始放开买卖。最终，到17世纪下半叶，甚至最高级职位也上了市场。从1687年起，就系统性地出售高级法庭的职位。 [34]
像法国和西班牙，对商人阶层来说，购买公职成为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他们现在把自己当作绅士（caballero），将来再传给孩子。古老家庭更可购买西班牙贵族的爵位，以保护他们相对的优越地位。17世纪的西班牙君主敞开大门，允许数百名克里奥尔进入颇有声望的西班牙军事修道会（Military order），分封其余的为侯爵和伯爵。
到18世纪，平等和人权的原则开始向新大陆殖民地渗透，但西班牙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已在拉丁美洲获得再生。讽刺的是，家族制度的移植违背了马德里殖民当局的初衷。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尝试在殖民地建立更为现代的非人格化政治秩序，但这些计划均因国王日益恶化的财政而搁浅，使他们难以实施更为强硬的遥控。伊比利亚半岛上出现的公私不分，也在美洲发生。
在法国，寻租者和捐官者攫取国家，破坏国家权力，最终造成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爆炸。在西班牙，相同的政治演变造成国力的长期衰退。但类似的政治革命，从没光顾西班牙的母国或殖民地。19世纪早期的独立战争推崇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自由和平等，但其领袖是克里奥尔的精英——像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他们曾深深陷入旧政权的家族政制。
法国大革命得以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重新划定明确界限。它没收所有捐官者的世袭财产和特权，谁反抗就砍谁的头。新式的政治制度，其公职的招聘基于非人格化的选贤与能——中国人在将近两千年之前就已发明的——又由马背上的拿破仑带往欧洲其他国家。1806年，他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Jena-Auerstadt）两次击败普鲁士的家族化军队，从而说服新一代的改革家，像冯·施泰因男爵（Baron vom Stein）和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普鲁士国家必须以现代原则进行重建。 [35] 19世纪的德国官僚机构，成为韦伯现代合理政府的模型。它并不来自家族化官僚，而是与传统的刻意分手。 [36]
在拉丁美洲，独立成功之前从没发生社会革命，家族制仍然嵌入很多独立后的政权。虽然出售公职和贵族封号的做法遭到废除，正式的民主制度获得建立，但旧心态依旧长存。19世纪拉丁美洲的新国家中，很少强大到能直面自己的精英，或加以征税，或加以抑制。那些精英渗透和控制国家本身，并找到空隙，将自己社会和政治的特权传给孩子。直到20世纪晚期，西班牙旧政权的财政恶习，像持续赤字、过分借贷、债务重新谈判、隐性征税的通货膨胀，仍在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徘徊。正式的民主和宪政，并不基于社会各阶层的对抗和妥协，而是精英自上而下所施与的，如果不再符合自身利益，又可收回。这引发高度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在20世纪的涌现，并酿造了真正的社会革命力量——体现于墨西哥和古巴的革命。过去一世纪中，拉丁美洲国家定期遭遇骚乱，要求对整个社会契约进行重新谈判。
近来出现很多新兴的社会参与者，譬如工会、有密切国际关系的商业团体、城市知识分子、试图要回殖民者所夺走的地位和权力的原住民团体。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的对策，不管是民主的还是威权的，都趋于让他们一步步参与国家，从而收买他们，而不是政治权力真正的重新调整。例如在阿根廷，20世纪初的前数十年，工人阶级的兴起遇到传统地主精英的顽强抵抗。在欧洲，工人阶级加入广泛组合的社会民主党，提倡再分配政策，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基础。相比之下，代表阿根廷工人阶级的却是军事领袖胡安·庇隆（Juan Perón）。他的阿根廷正义党（Partido Justicialista），向拥护者网络提供选择性的好处。阿根廷在民粹狂热和军事独裁之间左右摇摆，并没开发出真正欧洲风格的福利国家。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治下的墨西哥也有类似情形，特别优惠只给选出的组织良好的拥护者。墨西哥比阿根廷更稳定，但同样无法解决社会隔绝和贫穷的难题。所以，西班牙旧政权的家族遗产仍在21世纪存活。
[1]在2009年，上中等收入是年度人均收入在3 856美元和11 905美元之间。属于这一级别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2]参见James Robinson，Adam Przeworski和Jorge Dominguez写的章节，载弗朗西斯·福山编，《愈加落后：解释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发展差距》（Falling Behind: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3]不管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开始之前，还是之后，拉丁美洲都比东亚更为民主。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和 Sanjay Marwah，《比较东亚和拉丁美洲：发展的各方面》（Comparing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载《民主杂志》第11卷，第4期（2000年）：80—94页。
[4]有关拉丁美洲不平等在21世纪的减少，参见 Luis Fehpe Lopez Calva和Nora Lustig编，《拉丁美洲不平等的减少：十年进步？》（Declining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 Decade of Progress?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10年）。
[5] 有关非正式领域的问题，参见Hernando De Soto，《其他路径：第三世界的无形革命》（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纽约：哈珀出版社，1989年）； Santiago Levy，《好意图，坏结果：社会政策、非正式领域与墨西哥的经济增长》（Good Intentions, Bad Outcomes: Social Policy, Inform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08年）。
[6]例如Albert O.Hirschman，《迈向进步的旅程：拉丁美洲经济决策的研究》中有关智利的章节，161—233页。
[7]“选举式威权”政权虽然通过选举来获得验证，但过程接受高度的操纵，并不允许真正公平的民主竞争。参见Andreas Schedler，《操纵的菜单》（The Menu of Manipulation），载《民主杂志》第13卷，第2期（2002年）：36—50页。
[8]引自Henry Kamen，《西班牙走向帝国的道路：世界强国的形成1493—1763年》（Spain ’s Road to Empire: The Making of a World Power 1493-1763 ）（伦敦：企鹅出版社，2003年），124页。
[9]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118—131页。
[10]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4—9页。
[11]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Castile: Polity, Fiscality, and Fiscal Crisis），载Philip T. Hoffman和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141页。
[12]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7页。
[13]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6页。
[14]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60页。
[15]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61页。
[16]Alec R. Myers，《1789年之前的欧洲议会和等级》（Parliaments and Estates in Europe to 1789 ）（纽约：Harcourt出版社，1975年），59—65页。
[17]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45—146页。阿拉贡议会却不如此，它很强大，以自由的城镇为靠山。然而，西班牙从没在整个半岛搞过全国的议会。
[18]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83—184页。
[19]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4—115页。
[20]Koenraad W. 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23页。
[21]有评论家说，“人们为何要……付数千枚金币（ducat）去买一个薪水仅两千至三千枚银币（maravedi）的议员公职（regidor）？”Koenraad W. 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26页。
[22]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8—119页。
[23]Henry Kamen，《西班牙走向帝国的道路》，28页。
[24]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第3章。
[25]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20。
[26]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48—149页。
[27]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20页。
[28]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40页。
[29]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127页。
[30]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纽约：诺顿出版社，1997年），210—212页。
[31]Henry Kamen，《西班牙走向帝国的道路》，273页。有关中美洲本土地主和拉丁语移民之间的冲突，以及西班牙政府试图保护前者，参见 David Browning，《萨尔瓦多：风景和社会》（El Salvador: Landscape and Society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1年），78—125页。
[32]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169页。
[33]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170页。
[34]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175页。
[35]它也使哲学家黑格尔信服，历史进程已达终点。
[36] 参见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与独裁：普鲁士经验，1660—1815年》（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Hans-Eberhard Mueller，《官僚、教育与垄断：普鲁士和英国的文官制度改革》（Bureaucracy, Education, and Monopoly: Civil Service Reforms in Prussia and England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
